一般而言，思想和知識是通過一係列語言符號進入人們的認知係統的，當人們用語言符號傳遞一種思想時，這種思想就進入了生活。“我們的語言承載著符號，這些符號使得我們去麵對我們與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關係，使得我們去麵對那些我們不能夠控製的內在和外在的一些方式，使得我們很大程度上認識到導致世界反抗的真理和我們各種各樣超越自我的召喚。”[40]當我們要設定某一符號時，總希望它能夠比較清晰地界定範圍、表達內涵和體現特色。在理想的情況下，語言符號所表達的內容與其內在含義是一致的，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語言是一個自足的、創造性的符號組織，它不僅指無需借助語言而獲得的經驗，而且實際上界定我們的經驗；憑借其結構、憑借我們接受語言影響我們的經驗的能力，語言為我們形塑符號的意義。”[41]就是說，語言符號和生活實踐有密切關聯。在溝通中使用文化符號時，人們總希望占據盡可能多的語言共相，以便獲得更多的擁躉。這種共相化的目標與一般的結構主義綱要也是琴瑟和諧的，它們同處在自然與文化的交界處。因此，對語言符號的歸納，就是通過邏輯結構和實際內容提升它的分辨力和解釋力。“人利用語言、符號、儀式的方式無窮無盡。耐人尋味的結果是，他是民族、階級、部族或種族的一員，或這個那個群體的一員；然而，人沒有共同的語言，且罕有共同的符號，根本就沒有普世同一的儀式；吊詭的是，他竟然是人類這個物種的一員。”[42]如果話語或符號選擇不當，會成為攻擊或質疑的把柄，如質疑文化話語或符號中某一概念的適當性，質疑某一文化話語或符號所體現的重要結論的有效性，質疑某一文化話語或符號所表達的原理的實用性，都會對已經形成的文化符號或話語造成威脅，促使它改變原來的形式。這是文化符號變遷的一種動力。質疑的結果，引起概念內涵或外延的變化，經常性地發生如下的情況：“用一個相等的概念置換，用一個較不普遍的概念去替代（特殊化），或用一個更為普遍的概念去取代（普遍化）。”[43]在這裏，語境構成敘事的氛圍，不論是描述性的語言，還是解釋性語言，都以提高話語免疫力、說服力和適應力為目標。因此，話語和符號的選擇取舍，不是一個直線演進的路徑，而是一個複雜的選擇過程，“各種話語通過一係列的分支發展起來，其中選擇進步的各種可能性是顯而易見的，被遺忘的方式（‘逝去的分支’）在這裏可以被重新引入，迄今相互分離的平行線在這裏可以結合起來”[44]。在任何環境中都不存在可以普遍接受、能夠強製決定一種話語的正確和錯誤的真理標準，為了提高文化認同，話語符號的選擇必須在使用者心中沒有矛盾，必須是在接近客觀事實基礎上的邏輯一致。語言差異和符號差異代表的意義和邏輯與生活環境的關係很密切，現代社會中多樣化的詞匯和語義，它的分層和象征作用，體現著語言之外的力量。現代景觀社會中，各種標誌都有自己的意義表達，商品符號、行業符號、階層符號、流行符號、性別符號都在人們的生活中發揮作用。表麵上看，語言本身沒有權力，但實質上它們所象征的群體卻掌握著權力。
語言在本質上是一個參與複雜表意過程的符號係統，隨著語言遊戲規則的變化，所表達的事物及語言的意義也會變化。在文化史中，一種或另一種經驗模式總是作為觀念源泉而處於主導地位的。利奧塔在談到這一問題時說：“當維特根斯坦（wittgensbein）重新回過頭來做語言研究時，他將研究焦點集中在遊戲規則說法模式的效果上；按照這種方式（有些我在上麵已經提及），他區分各種說法的不同形式，並稱之為語言遊戲規則（Language games）。他啟用這一術語所要表示的是，在各種不同性質的說法中，都可用說明其特質和用處的規則來定義。”[45]按照利奧塔的說法，遊戲規則是一種元敘事，所有的話語和符號都是元敘事之下的表達，以後的話語延續則是對元敘事的破除。但是，他把語言符號的選擇看成遊戲規則影響下的遊戲活動，既包含著對學術的褻瀆和輕視，更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語係及其合理性的裂解和否定。“對於利奧塔來說，那些我們矢誌不渝為之奮鬥的革命目標不過是一種語言遊戲規則下的元敘事，而共產主義之類的許諾始終是這種元敘事營造出來的美麗的幻影，在這個美麗的肥皂泡下，人們如同飛蛾撲火般地撲向這個幻影，而他們最終隻能得到幻象的破滅。”[46]果真如此的話，那麽，革命有什麽意義？創造有什麽意義？未來有什麽意義？
通常情況下，文化符號的選擇要注重簡化文本和轉化文本，以便使不同階層的人獲得大體一致的解讀效果。其方法主要是借用曆史人物、古典思想、曆史口號、社會標誌等，使用的策略有“建構”或“解構”。“解構”是將整體分解成不同的要件，然後用通俗化的符號連接起來，這意味著分離或割裂；“建構”是采取預設的方式將不同的模塊以符號形式結合起來，但可能出現意義散落。就是說，不論是“建構”還是“解構”，經過多次處理後，文化含義都會發生很大變化。結構主義文化研究的重點，就是辨明文化中類似語言的成分（符號、概念），並研究它們組織起來的傳遞信息的方式。“我們通過行動，以及根據符號和召喚所做出的回應來建構自身和世界，而不僅僅依靠自然的力量——信念也是一樣，都屬於認識論的範疇。”[47]符號又是曆史地生成和傳承的，那些積澱下來的傳統和知識經常在現實需要和活動中再現出來。人們“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曆史的新的一幕”。[48]在中外革命史上都有事例，西方資產階級在1848年革命時，時而模仿1789年的革命傳統，時而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傳統，而在1789—1814年革命時，又穿上了羅馬共和國的服裝，舊的法國革命時的黨派和群眾都講著羅馬的語言來實現當代的任務。但是，“就像一個剛學會一種新語言的人總是把它翻譯成本國語言一樣；隻有當他能夠不必在心裏把新語言翻譯成本國語言，能夠忘掉本國語言而運用新語言的時候，他才算領會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是運用自如”[49]。符號和話語的構建不應是拙劣的模仿，“召喚亡靈”或使“死人複生”可以找到某種精神，但不是讓這種精神歸於幽靈，在實際活動中，內容比辭藻更重要。
很多時候，人們追求的是符號背後的意義和方法，但官方需要的符號意義和民間使用的符號意義並不完全一致。民間形式依附官方形式是常見的現象，官方也會經常從民間意義中汲取營養。拿文字在文學中的寄托與應用來說，可以用於吟詩作賦、記述事實等，但對統治階級來說，政治表述功能是第一位的。這在中國古代科舉製度中表現也非常明顯。“唐代科舉，所重者專在一種文字的考驗。其先亦曾注重考驗其對於實際政治問題之理論方麵，亦曾考驗其對於古代經籍之義解方麵，但這兩種考驗，皆易陳腐落套，皆易抄襲雷同，因此以後考試，遂專偏重於‘詩賦’一項。一則詩賦可以層出無窮。杏花柳葉，酒樓旅店，凡天地間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可命題。二則詩賦可以薄物短篇，又規定為種種韻律上的限製，而應試者可以不即不離的將其胸襟抱負，理解趣味，運用古書成語及古史成典，婉轉曲折在毫不相幹的題目下表達。無論國家大政事人生大理論，一樣在風花雪月的吐屬中逗露宣洩。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學必兼有品。否則才盡高，學盡博，而情不深，品不潔的，依然不能成為詩賦之上乘。唐代以詩賦取士，正符合於中國傳統文化一向注重的幾點，並非漫然的。”[50]因此，文化符號作為觀念係統的轉換形式，每一種語言文字都以獨特的方式描述和劃分宇宙，使生活在這個話語體係中的人能在學會這些語言文字時自然地接受它所表達的意義。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的創造性活動已經形成一個複雜的符號，各階層、各行業也充斥著不同類型的文化符號。文化模式最早是國外文化人類學家提出的，國內學者的研究多以此為基礎。有學者在結合國內外有關研究的基礎上把文化模式描述為：“若幹變體文化中所共同具有的那些穩定的構成要素和穩定的結構方式，它應該在變體文化中保持著某種大體相同的特征和功能，以維持一個民族或群族的綿延不斷的基本的文化傳統，憑此傳統應足以認定不同民族或群族的不同特征。”[51]這些變體是通過符號顯示出來的，不同符號具有不同的含義和特征。文化模式通過文化符號的表達代表著民族活動和生活特征。盡管研究者對文化模式、文化符號、民族特征有不同的解說，卻都是表達文化應寄托民族情感和心理因素的。理解一種文化及其模式，要考慮曆史因素、民族特征、個體和群體活動方式、文化內容等。文化模式表達了特定形式的信仰、習俗和文化實踐，也包含著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當不同文化接觸時，新的因素會被吸收改造而適應時變的要求。
文化符號和文化話語是互為表裏互為注釋的方麵，二者的發生和功能都受到社會多種因素的影響，如何構建、如何使用、如何發展文化符號和文化話語，與主客觀因素有很大聯係，不能把它看成主觀的自發的起作用的因素，也不能靜態地片麵地看待文化符號和文化話語。在這方麵，要注意以下關係及影響。
一是文化符號涉及的主客體關係及其影響。主體的思想影響著符號的選擇方式，在尋找符號的過程中，他不能脫離價值內涵。符號選擇意味著思想模式的定格，每一個敘述都反映了作者的知識結構、環境和興趣，並被他生活和行動於其中的世界的觀念和目標所塑造。當主體的價值意向變遷時，“一個長期以來被尊重的、廣泛共享的合理性觀念開始被取代；一種組織社會生活的傳統方式不再具有信服力。共同的實踐——對傳統領袖的忠或對宗教信仰的追求——不再是不可抗拒的了”[52]。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及其關係是當時社會的基本關係，雇傭勞動是這種關係的基本表現形式，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展開的基礎，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構成馬克思主義文化敘事的基礎。盡管當今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語立場有不少異議，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生產形式強化了作為生產力語言的革命話語。“沒有任何革命能夠以其他符號代替生產力的革命。生產的話語成為普遍的公式。”[53]因為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語代表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代表了當時階級鬥爭的方向，使無產階級這個革命主體在資產階級社會客體中發生了曆史性作用。“共產主義的話語支配一切，不管這種生產力具有客觀目的還是為了自身而發展，它都構成了自身的價值形式。”[54]文化符號和文化話語的選擇，在馬克思那裏沒有離開市民社會及其主體，在葛蘭西那裏指向有機知識分子，在毛澤東那裏服務於勞苦大眾，在拉克勞那裏是理解社會的關鍵，他們都沒有脫離社會的主體力量和客體環境。同樣，在這些主體力量及客體環境的影響下，文化符號也在不斷地變化著。
二是文化符號的價值寄托及其影響。符號的價值是在符號差異中凸顯出來的，不同符號之間經常存在著對比和交換。恰當的文化符號有助於價值觀的維護和宣傳，它以嚴肅的語言為價值觀辯護，顯示出明確的思想意向。不同文化符號也提供了具有不同價值內涵的工具材料，而價值觀提供了符號表達所需要的修辭材料，人們在這種雙向選擇中構建著文化的意義係統。現代社會中，廣告已經成為一大景觀，社會對這種文化符號評說不一，有人認為，廣告婉說強勸，無異於惡魔迷人，“時時投人所好，其流毒所及，則道德戒律，為之破壞；令人失本來剛健篤實卓然獨立之意想，天性日漓，所思所行，悉受其指使；惟知盡力享受，盡力浪費矣”[55]。有人認為，廣告不僅是一種無序的符號表現，它更有助於降低報紙雜誌的價格，使更多的民眾享受社會信息，使人脫開心境，得益不淺。“顧報紙雖日日有史事，然誰肯研究無間；其經過尋常讀者目中，亦正如水珠瀉下鴨背耳。惟報紙記載之中，人固各有篤嗜之處，閱覽之時，如鴨入春水，其樂無涯？”[56]因此，報紙在刊登廣告的同時，也在傳播文化和知識方麵大有裨益。符號可以比較深奧，也可以比較淺顯，那些以小見大、以近明遠、由此及彼、由淺入深的符號體係往往具有較強的輻射功能。正如一些數字符號一樣，“那種有別於平常生活的意識，並非單純的遊戲設計者意識，而是玩家與設計者視閾融合的結果，它隱藏於遊戲文本並在遊戲角色的激發中逐漸生成”[57]。《聖經》和《論語》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話語係統，前者表現為超自然性和比喻性特征，其長期性影響表現在地中海文明中神話學傳統的持續性；後者是東方區域的日常經驗和話語體係，其持久性作用表現在儒學秉持的不變信仰。相比之下，《論語》中的文化取向和倫理要求更直觀，它用古今一體的語言係統表達可以直接感受的生活經驗，而《聖經》的天國意念卻極為虛妄。文化符號在現實生活中影響很大，現代消費主義的崛起有不少是符號價值影響的結果，因為一定程度上符號就是品牌，就是地位和象征，符號消費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潮流，人們不再全力傾注於商品的價值，而是把目光放在能夠體現自身地位和尊嚴的事項上。從價值之物到符號之物，標誌著人們審美觀念和消費意誌的變遷，對社會價值觀構成不小的衝擊，甚至一些虛妄的價值想象也寄寓其中。生活中，利用各種記號手段來表情傳意是一回事，對記號表達及其效果進行係統的反思和考察則是另一回事。選擇一種符號並不意味著一定能順利表達某種思想，還要有一係列的配套解釋工作。語言是最常見的符號形式，很多文化內容是借助語言來表現的，但是，如果僅僅靠術語兜圈子，是難以完全表達文化的真意的。馬克思在批評“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格律恩時，曾說他使用了“一種經典的、美文學式的、意識形態語言”，而這種語言符號的價值寄托卻很少。中國早期儒學價值觀具有明顯的經驗化生活化特征，後來被注入較多的哲理內容，在經曆儒學家改造後，深入政治生活並發生廣泛影響，這也是運用語言符號來表達價值內涵的過程。
三是文化符號的環境依賴及其影響。就語符產生的共性看，“語言不是一個社會內部這一種或那一種舊的或新的基礎所產生，而是千百年來社會曆史全部進程和基礎曆史全部進程所產生的。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全社會、社會所有各個階級、幾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語言的創造不是為了滿足某一個階級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全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所有各個階級的需要”[58]。但是，語言所聯係的文化形式，有其特定的社會特征及階級屬性，恩格斯在論及英國狀況時指出，工人說一套方言，資本家說一套方言，它們是有本質區別的。因此，盡管處在同一個社會中，不同主體的文化語匯是不完全一樣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後，“俄羅斯語言的詞匯有了某種程度上的變化，這就是說，由於發生了新的社會主義生產，出現了新的國家、新的社會主義文化、新的社會精神、新的道德，以及由於技術和科學的發展，添加了一大批新的詞和語；許多詞和語的意思改變了，獲得了新的意思；有一些陳舊了的詞在詞匯中看不見了”[59]。在那時，標誌新社會製度的新詞匯是很多的，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文化革命、星期六義務勞動等。但是，語言的傳統性和繼承性也是不能忽視的。“至於說到組成語言基礎的俄羅斯語言基本詞匯和文法構造，那末在資本主義基礎消滅後，不僅沒有被消滅和被新的基本詞匯和新的文法構造所代替，相反地，它們是完全保存下來了，沒有什麽嚴重的變化，這就是說，保存下來成了現代俄羅斯語言。”[60]斯大林認為，這裏的關鍵是看語言符號為哪一個階級服務，十月革命以前，俄語為資產階級服務得很好，十月革命後，它為無產階級也服務得很好，不能簡單地以階級性質劃分語言性質。但是，在同樣的語言素材被不同階級使用時，卻可以形成無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因為文化和語言是兩回事。現代社會中景觀表象和文化櫥窗，展示出一係列的消費文化符號，肯德基、阿迪達斯、可口可樂、好萊塢、搖滾夜、星巴克、牛仔褲等，差不多都是西方文化符號的象征，展示了消費文化的現代欲望。網絡符號也不甘寂寞，“網紅”“粉絲”“微信”“微博”“追星族”之類的詞語，也希望成為流行的話語符號並進入現實社會。這些內容受到社會發展程度、人類交往方式的影響以及人的心理狀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