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層麵上，需要認識文化原生態、衍生態或複合態，曆史上的埃及文化、赫梯文化、蘇美爾文化、中華文化等，是不同國度的文化或文明形式，也代表著不同文化或文明的發生機理和變遷機製。如果進一步追問，文明可以從中認識到為什麽不同的文化能夠源遠流長，並且在今天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為什麽一些文化從盛世走向平庸，為什麽一些文化從鼎盛走向寂滅；為什麽一些文化被異族接受而為其一部分，為什麽一些文化能夠從不起眼的形式變為今天的強勢形式。民族融合與分離對文化變遷的影響顯然是多方麵的，在此過程中的文化裂變和聚變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脫離了國家與民族的大環境，就失去了最根本的研究範圍。很多時候，文化變遷與民族變遷是一致的。中國曆史上，中原民族與北方民族、南方民族的文化交流，最終促成大中華文化的整體結構。古希臘時期，北方民族入侵傳入的印歐語言以及對國土的開拓，造成本土文化空前絕後的發展，對希臘文化乃至歐洲文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如果我們關注到不同國度的文化內涵，不難體會到不同的文化各具特色，如“埃及人思想，似受其文字之畫意所拘束，偏於描寫實物，而無抽象詞之詞語”[26]。但是，我們的文化研究不能就此打住，而要分析其原因，因為那時的圖形，“不僅使吾人所見之物，複顯於目前，且使吾人所說者，所思者及他人所述說之思想，皆得複顯，遂有表音之圖畫符號矣。就吾人所知語言而論，其用符號寫出者，以埃及象形文字（Egyptian hieroglyphic）為最古，其自畫式符號發展為記錄符號，早已頗有進步”[27]。其他類型文化或文明各有自身的特色，不能一概而論，這是文化研究所不能忽視的。
在民族層麵上，由於不同的民族心理、不同的民族語言、不同的生活習慣和不同的交往方式，使得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拿中華民族來說，雖有華夏夷狄之別，但主要是天下一家的文化情懷，天下的邊界就是文化的邊界，夷狄華夏並不妨礙各民族的親密交往，甚至那些傳說中的帝王就是夷狄之人。“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裏，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28]禮儀文化與宗廟製度一直是中華民族關注的重要方麵，這是中國文化研究中要注意的。相比而言，美國多民族文化的特征與中國有很大不同，研究美國文化的思路也會有所不同。美利堅民族與漢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有很大差異，文化力量所依賴的內容也有很大差別。在美國，亨廷頓認為：“隻有當他們移居美國，參加美國社會的生活，學習美國的語言、曆史和習俗，吸收美國的盎格魯—新教文化，主要認同於美國而不是認同於原籍之國，他們才會成為美國人。”[29]而在中國，漢族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這種凝聚力與凝聚核心的形成，既與漢民族所處的優越地理環境、穩定的共同地域、擁有強大的國家政權、發達的社會經濟、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有關，也與漢族人民善於同各族人民相處，彼此間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相互依存，共同反對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與掠奪，結成難以分割的血肉聯係有著密切關係”[30]。認識文化範疇時，必須關注一般與特殊的關係，認識民族文化的共性和個性。
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有關論述，我們可以從漁獵經濟、農牧經濟、工商經濟和全球化經濟等方麵來認識。漁獵經濟時期由血緣和氏族關係決定的文化形式，使最遠古的文化源頭和形式具有原始宗教和神話特征，它很簡單，但很基礎；它很樸實，也很神秘，是研究文化範疇要關注的最初形式。農牧經濟時期由農牧業發展水平決定的文化形式，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形式，逐步形成了相對固定的生活區域和生活方式，由五方之民共同創造的民族文化性格、文化心理和文化特征，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對工商經濟的研究不能蹈襲成法，因為工業經濟的動**性和躁動性，技術推動下的文化發展帶有更多的綜合性因素。這時的文化範疇已經不能再用過去的名詞來概括，確立新的研究方式是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務。在全球化的文化氛圍中，學術研究也在追求全球化的足跡，跨學科知識的應用為文化範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文化研究轉型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對象化及其活動的泛化，是研究範疇變化的重要原因。早期人類活動的個體性越來越向集體性發展，分工更明確，合作更多樣，每一種文化都不再是單個人的活動創造，而是包含社會意向和集體意誌的活動結果。這樣的情況下，要認識文化含義和範疇，需要從現代視角進行分析，把握文化的傳統性與現代性的關係，把握文化的現代轉向與生活的實際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