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麵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研究中的誤區是多方麵的，而走出這些誤區或消除有關悖論，需要有認識上的祛魅，不迷信某些權威或神話；需要在心理上解蔽，不糾結於個別論斷或拘泥於個別事實；需要在方法上開新，不抱殘守缺或固守成例。司馬雲傑把文化悖論的表現描述為：“它首先是指文化價值、功能上的自我相關的矛盾性和不合理性；其次是指文化價值、功能上的矛盾運動法則；其三是指文化建構的人的價值思維方式上的悖謬；最後是指文化創造對於它的主體（人）的悖謬，或者說人在文化世界中的自我悖謬。”[31]這四個方麵的悖謬是造成文化研究誤區的重要根源。要走出誤區，需要在文化主體、文化客體、文化邏輯、文化研究方法等方麵進行反思和檢討。
（一）走出非此即彼的“決定論”迷局，確立辯證的思維範式
列寧曾經說過：“形而上學的化學家還不善於實際研究化學過程時，就臆造什麽是化學親和力的理論。形而上學的生物學家談論什麽是生命，什麽是生命力。形而上學的心理學家議論什麽是靈魂。這種方法是很荒謬的。不分別說明各種心理過程，就不能談論靈魂：在這裏要想有所進步，就必須拋棄那些什麽是靈魂的一般理論和哲學議論，並且能夠把說明這種或那種心理過程的事實的研究放在科學的基礎上。”[32]根據曆史研究和經驗研究的情況，對有關爭論做出科學的判斷是很有必要的，文化概念認識中的悖論或偏差不是人為臆造出來的問題，也不是單純文化表述上的爭議。從人類社會發展看，它已經超出了經驗認識和社會實踐所引起的問題和爭論的範圍，而且也是人們進一步認識和解決文化問題的契機。前已述及，在文化概念認識上的“非此即彼”思維，可能會產生機械化的理解或形而上學式的解讀，簡單地認為文化是由某個方麵完全決定的觀點是難以說明文化的複雜現象的，認為文化可以用一些數學參數精確描述的觀點也是靠不住的。比較有效的辦法大體上可以是這樣的：一是區分某些參數的作用或某些認識工具的作用，理解它們在文化研究中的影響，消除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的片麵理解，回歸到價值理性的合理規範中；二是區分理性思維和虛幻想象的差異，克服文化認識上的虛無論，回歸到對文化概念的較為全麵的語境分析中；三是區分文化成分的量與質的差異，克服關於文化意蘊和文化形成上的認識誤區，實現對文化漸變與飛躍的認識上的統一；四是把握文化的整體規範，體現各種文化價值力量運動的一致性和相關性，說明各種價值力量交互作用構成的客觀情勢和運行趨勢。這些方麵的辯證思考，有利於消除單一的認識模式，有助於全麵把握文化研究之情勢，有利於發揮概念的尺度作用和顯示其方法論意義。我們可以列出許多片麵性的觀點，如文化研究上的“直線論”觀點，過分追求文化的單進性而忽視了文化發展中的往複性和退化現象；片麵的價值主義觀點，僅僅以“進步性”來說明文化的發展的具體過程，在認識論上的障礙也是極其明顯的。文化研究中的辯證思維不僅是針對科學認識而言的，更是針對勞動者的實踐而言的，創造性地深入研究文化範疇的基本前提，是辯證認識文化的結構和體係。毫無疑問，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運用於文化研究，是體現文化概念係統性和完整性的基本方法。
（二）走出刻意求全的“一統論”迷局，確立科學的邏輯範式
文化認識中的邏輯悖論經常出現，在狀態上有動與靜之間的悖論，在對象上有人本與物本之間的悖論，在地位上有中心與邊緣之間的悖論。這樣的環境中，文化研究範疇的確定，還要走出刻意求全的邏輯誤區，不少學者極力尋找能夠囊括一切、包容萬象的文化概念並能夠推廣到各個領域或各個學科，但實際上成效有限。因為主客體存在差異，環境不同、認識不同、視角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這是很正常的現象。用一個“一統天下”的概念來囊括所有文化的含義，不符合事物的邏輯。通常情況下，思想和事實的矛盾是無法回避的問題，思想力求貼近現實，現實需要實踐思想，二者的結合效果在於能否體現科學性和邏輯性。文化範疇上的“物心二象性”，要求全麵理解文化的結構和功能，將活動主體、活動目的和活動方式放在曆史的和邏輯的層麵來考察，客觀認識人類個體與其他群眾的聯係和關係，認識人的能動性與各種不同的附加部分的聯係和關係，認識各種非物質的生產手段與人的活動機製之間的聯係與關係，認識決定著人的活動的特殊方式及多種多樣的文化聯係和關係。文化範疇研究中，在邏輯上分析“意識”的地位和作用也很重要，一方麵，意識表現為人的活動的特殊方式，是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麵，意識本身的所有要素都表現為實現這一過程的手段或機製。就是說，意識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引導著文化的發生和生成，這也使得科學意識範式在文化研究中極其重要。有研究者根據人類活動的結構形成的“手段”和“機製”，將其描述為結構—功能方法，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科學研究中的結構分析和歸納演繹，是文化範疇研究中的方法論之一，但這種方法在對社會係統進行曆史考察時也會遭遇特有的缺陷，因為文化要素在曆史發展中是彼此交錯的，如果人為地劃出界線而沒有高度的整合，其綜合性和有機性還是不夠的。解決悖論的辦法是，認清社會係統的主觀意圖和客觀狀況的差別，理解真實活動的主體的意誌，使主觀思想符合客觀事物業已形成的秩序。
（三）走出缺少內涵的“截語式”迷局，確立係統的抽象範式
文化觀是研究文化的出發點，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研究的性質和結果，因此，決定文化理論麵貌和內容的最終因素是對象本身，而由此出發的理論觀點決定著這種對象的“視覺”方式。就目前的情況看，文化研究的係統性要求已經是學術界普遍接受的原則，製定這個研究模式的出發點是“一般社會活動”概念，必須把行業領域、特殊行為、特定主體中的“特殊性”上升為“一般性”，走出用一個部門、一個行業來界定文化範疇的片麵做法，克服“截語式”表述和“斷崖式”思維，從整體論、係統論認識文化研究範疇。在這裏，我們要注意以下基本要素：一是考察抽象的社會活動對象和結果，分析其價值規定性及其對再生產和社會形態的影響；二是認識活動方式的差異及本質，理解不同活動在價值創造中的統一性；三是分析活動的主體，認識它們在社會關係中的地位和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退一步說，借助文化概念來反映的社會現實無論如何片麵，都應當製定一些與此相應的概念和範疇，以便在自己的體係中和在指定的反映層次上完整地反映社會現實。從文化界定者的立場看，任何一個片麵的文化定義都可以用試圖駁倒它的那種方式來證明它正確，對任何一種文化定義的評價，不論其包含多少正確性，也不論它的定義方式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是特殊主義的還是普遍主義的，隻要用片麵的角度來看待文化，其結論就有可能是站不住腳的。克服局限性的方法不僅是確定唯物主義觀點，把事物和現實看成人的感性活動，把人的活動看成客觀的活動，還在於把社會關係的總和視為人的本質。在社會文化研究中，那些最有可能說明活動原則的內容和要素，是不能忽視的，通過對社會關係的一般抽象，來分析文化現象，是能夠在社會形態理論上對文化範疇加以闡釋的。抽象範式在文化研究中有其自身的特殊要求，為何“抽象”，“抽象”什麽，如何“抽象”，都是要解決的問題。顯然，抽出無關緊要的內容或抽出部分要點，均難以說明全部問題。文化研究中的抽象範式，是研究者借助已有工具和知識所進行的反映文化本質的思維創造。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化，也要結合經典著作的曆史語境，在前後文中找關係，在曆史節點中找啟示，把線索和脈絡串接起來。
（四）走出盲目追風的“趕潮式”迷局，確立穩態的結構範式
穩態研究範式包含著一套研究機製，既然文化的發生、發展有其機理和機製，如果把這些機理機製看成自我運動的規律性內容，那麽文化研究應該以尋找內部規律為基礎。文化是穩態和動態的結合形式，在一定時期，內容上的穩定性使人們有一些可以捉摸的方麵，人們能夠在較為具體的層麵上給出一個意義界定；形式上的變動性使人們產生一些靈活性解讀，人們能夠在動態平衡中賦予文化多種模式。文化變動的機遇帶給文化研究者的挑戰有兩個方麵，一方麵激起學者的研究欲望，另一方麵造成研究者競鶩新奇。主要表現有：一是方法上標新立異，運用所謂的前衛思維追趕“學術潮流”，甚至借新潮名詞故弄玄虛。一些研究者借助網絡詞匯和學術名詞對文化範疇進行所謂的全方位立體式包裝，卻沒有結合現實環境展開分析，得出的結論自然有失公允。二是觀念上主觀臆斷，以弘揚現代文化學科為名，在創新的名義下編造一些邏輯不通的構思內容，把一些不相幹的跨學科材料嫁接到文化研究中，名為理論借鑒，實為生搬硬套。三是應景式的文化研究，一些研究者隻是看到了當下的文化熱才加入文化研究隊伍，缺少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研究底氣不夠，也難以真正洞悉文化意蘊。這些非理性的觀念不僅表現在日常生活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也表現在不同的價值理念和運思模式上。如果說虛假的理論假設僅僅是從某種主觀觀念或純粹的思維形式、邏輯範疇出發的，那麽，非理性的理念化則大都帶有社會、階層、集團及個人的特殊心理和動機。消除這些不良現象，需要在提升學術研究隊伍的素質上下功夫，建立穩定的文化研究梯隊，尤其要有塑造精品力作的良好學術氛圍；要建立常態化的研究機構，實現溝通中西、連接內外，以及優秀內容的互補發展。在文化研究方法上，要確立穩態研究範式，構建研究模型，編訂研究參數，對已有研究保持經常地跟蹤分析，體現研究者的學術擔當。要超越自我和局限，追求自覺的理性思維，克服急功近利式的研究方式，不為瑣碎末節困擾，不為偶然的憤青話語掛懷，在大視野中全景透視文化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