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規律為自身運行預設了一套邏輯規則，在這個邏輯規律的支配下，社會各個子係統的運行也表現出一定的邏輯。不難理解，曆史的東西經常熔鑄在現實之中，現實的東西經常沉積在曆史之中，那些記載社會進程的文明形式，於變遷之中傳承人類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麵的創造能力；那些寄寓社會群體或個體行為的價值追求，於社會生活中體現著人類思想的寄托和價值追索。曆史長河中，促使文明演變的內因和外因經常表現為曆史進程中的邏輯關聯，各種要素對文明進程的影響大體可以有三個形式：一是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而形成積極的推動力；二是沿著相反的方向起作用而形成消極的阻滯力；三是偏離文明的發展軌道而造成二象性的影響力。在多數情況下，文明進程並不是沿著精確的或預先設定的路徑演進，它在社會中的運行狀況是一種合力結果。
（一）差序與遞進中的層次性和相對性
“曆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隻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曆史狀態都隻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79]馬克思曾用“文明的果實”來描述已經獲得的生產力，用生產力的層次性體現文明的階梯性，他所講的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也是相對於不同的生產力水平而言的。就是說，文明具有明顯的相對性，不存在精確的“文明”起點和絕對的“文明”標準，它表示的是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價值判斷，是一定時期的社會縮影和創造結晶。文明的層次性揭示了社會在不同質態上的遞進和形態上的差異，從蒙昧時期到野蠻時期以及更高生產力水平的時代，文明的進展程度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是以那個時期的社會存在狀況為基礎表現出來的。文明的層次性對社會發展是一個動力，當人類文明達到一定的高度時，總希望再上一個台階，由此激勵的探索精神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文明的階段性提供了跨越式發展的可能性，使一個特定社會按照特定形態並在特定時期有可能以特定的方式超越低層次文明而直接進入高層次文明。在這個層次上需要加以區別的不僅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內涵，文明的發生既包含著某些一般規律又包含著不可重複的特殊性，其表象之後隱含的是社會規律的作用方式。
因此，文明的象征性和潛隱性傳達的是不同曆史時期的運行軌跡，它不僅在曆時的空間中反映當時人類存在和發展的程度，也在共時的環境中表達人類生活和發展狀況。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文明時代”“文明時期”“文明國家”“文明社會”“文明民族”“文明世界”“文明人”“資產階級文明”“半文明”等詞匯，不是隨意的語言遣詞，而是相對於一定的參照係和時空而言的，其發展程度、理解標準、存在狀態都是相對的，一旦條件發生變化，它的形式和內涵也會發生變化。文明的層次性和相對性與文明的同化及習得狀況有關，“相繼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蠻的征服者，按照一條永恒的曆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顛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於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他們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崇高的一切，從而毀滅了印度的文明”[80]。文明的相對性還在於包含的元素不同，古老文明與現代文明是有區別的，居住在洞穴中的原始人、生活在澳洲的土著人以及美洲的印第安人曾經持有的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也不是一個等級的，這種相對性包含著“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影響。
文明是開放的，它總是不斷地在解構與建構中被推向遠方。“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製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曆史直至現在（反穀物法同盟）。”[81]新觀念的植入深刻影響著社會的文化、道德、藝術和風俗等，其在社會中的融合狀況與社會發展願景密切聯係。在資產階級利益欲望的推動下，“傳統的中世紀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籬，同舊日的狹隘的故鄉藩籬一樣崩潰了。在人的外在的眼睛和內心的眼睛前麵，都展開了無比廣大的視野”[82]。所謂的魯濱孫之類的人物不僅僅是對“過度文明的反動”，也代表著當時一些人對喧囂世界的回應，內心視像和外在視覺的反差引起人們對文明的不同判斷，“是野蠻人具有能被使用於一切的素質，還是文明人自動去從事一切，是大有區別的”[83]。
（二）創造與變異中的進步性和局限性
資產階級實現了現代文明所需要的大部分的基礎性要求，使生產關係、物質聯係、精神追求、社會生活、價值選擇都被打上現代活動的印記。“新的工業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以及“未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國家”，這一切都是資本主義文明的重要標誌。“資產階級曆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麵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麵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支配。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創造了地球表層一樣。”[84]然而，資本主義文明絕不是“童貞和白璧無瑕的狀態”，它在經濟上的發展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工場手工業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成過程中必要的發展因素，也是文明的精巧的剝削手段，在走向機器大工業的過程中，“一切‘有教養的等級’都為各式各樣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麵性所奴役，為他們自己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短視所奴役，為他們的由於接受專門教育和終身從事一個專業而造成的畸形發展所奴役”[85]。城鄉關係是體現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方麵，不良觀念、舊式習俗以及從農村帶來的落後慣製，和現代文明是不協調的，舊的思想體係會因新觀念的植入而被取代，其過程並不是完全自發生成的，尤其是在大量注入資本主義的功利性欲望時，自然演進著的文明過程會在利益的刺激下發生畸變。因此，文明進程中有很多可褒可貶、可抑可揚的內容，那些攪擾社會秩序且與文明格格不入的社會遺存，以及在文明的發生中作為不良產物滋生的東西，都是需要逐步清理的，“文明在大城市中給我們留下了一種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遺產。但是這種遺產必須被消除而且必將被消除，即使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86]。此種情景使資本主義社會經常麵臨著文明理念和野蠻行為共存的悖論，發展中的思想羈絆和整治社會問題時不可避免的利益矛盾纏繞在一起，“文明時代是在‘惡性循環’中運動，是在它不斷地重新製造出來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中運動，因此，它所達到的結果總是同它希望達到或者佯言希望達到的相反”[87]。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造成了兩套關於文明的話語體係——資本家的文明是一回事，工人的文明是另一回事，經濟對立基礎上的階級對立延伸為思想對立基礎上的社會對立，文明的“外部形式”與社會進步所需要的“內在神韻”沒有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文明的“原則”沒有能夠完全地文明地體現出來。
資本主義文明的核心要素經常受到社會基本矛盾規律、價值規律和剩餘價值規律的影響，它在社會領域中直接地表現為人的道德狀況、文化體認和行為表達。表麵上看資本主義社會造就了更加“文明”的生產方式和交往形式，社會的強製內容因製度形態的變化而被削減，它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氛圍中給社會塗抹了很多文明色彩，並在一定程度上對不良行為起著抑製作用。資本主義將自己的文明觀念推向世界各地的過程中，極度的利益欲望迫使它撕下了各種偽裝的麵孔，“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裸地呈現在我們麵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麵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88]。不論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羊吃人”的圈地運動中，還是在原始積累時期販賣黑人的活動中；不論是在國內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過程中，還是在對外殖民擴張中，都表現出類似的理念。“在這裏，對人的蔑視，表現為狂妄放肆，表現為對那可以維持成百人生活的東西的任意糟蹋，又表現為一種卑鄙的幻覺，即仿佛他的無節製的揮霍浪費和放縱無度的非生產性消費決定著別人的勞動，從而決定著別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質力量的實現，僅僅看做自己無度的要求、自己突發的怪想和任意的奇想的實現。”[89]人類曆史的維度中，世界文明史的核心問題不僅僅是資本主義活動造成的悖論事項，因為資本主義文明隻是人類曆史的一個過渡時期；世界文明史的核心也不僅僅是對過去業績的慨歎和留戀，因為任何精神上的自娛都無助於人類文明的發展；世界文明史的核心問題是對過去的揚棄、對現實的構建以及對未來的規劃。
就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的勞動狀況看，“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90]，社會的諸種異化導致文明內容與文明形式之間的錯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以自己的勞動和意識判斷在精神以及文明的表現上使自己二重化了，“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是這種狀態的形象比喻。為了擺脫表麵上的不協調，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就用自我麻痹式的語言體現虛假的滿足，把包容在粗陋之中的“文明”當成一種享受。可以看到，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拓展是西方文明傳播的重要動力，“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係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做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裏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餘各國”[91]。英國的殖民運動使剛果河岸的黑人受到現代文明的衝擊而表現出一定的順應傾向，東方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而表現出相應的心理應激。1818—1829年，蘇格蘭山地居民接受外來文明後，不僅生活方式改變了，蓋爾—凱爾特的習俗和語言也很快消失了，類似的例子在今天也能見到。“在這裏，美好的舊時代的習俗和關係最徹底地被摧毀；在這裏，人們已經走得這樣遠，以致連美好的老英國這個名稱也變得無法想象了，因為老英國甚至在祖父母的回憶和故事中也聽不到了。”[92]在分析了這些事例之後，馬克思恩格斯對文明的融合狀態做了大致的總結：文明的發生過程中，光明與黑暗並存、偉大與卑劣共生，有時候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曆史走著奇怪的路，預設的不一定能實現，實現的不一定是預設的，文明經常在人的能動創造中具體地演進著。
資產階級統治手段的兩麵性是它所標榜的“現代文明”策略的重要表現方式，資本主義文明的過渡性根源於其內部矛盾造成的諸多局限性，而這些局限性又是在資本主義體係中不能完全消除或自行解決的。既然這個體係的主導者不能體現整個工人階級對社會文明發展的願望，既然資產階級本身沒有有效的辦法解決社會中的諸多問題，它在社會中的主導性與合法性必然會遇到質疑和挑戰。當它所標榜的秩序和文明遇到被剝削階級的反對時，就會拋下偽裝而露出凶殘的本質，這時候對工人階級的鎮壓和殺戮成了“光輝燦爛的文明”，野蠻慣例也被當作“文明的一個進步”。資本主義文明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先進的生產力狀況，但帶給社會和民眾的並非全是福祉，“資本的文明的勝利恰恰在於，資本發現並促使人的勞動代替死的物而成為財富的源泉”，它“像高利貸一樣剝削現代文明的一切利益”，[93]它所創造的一切教育手段又反對它自己的文明。在極度異化之中，無產階級開始意識到把自己同他人聯係起來的認同感並產生了聯合的社會運動。
（三）繼承與超越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東方社會和西方社會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更高的文明階段，俄國社會發展和西方社會發展可以“相互補充”，中國革命和西方革命可以“兩極相聯”。俄國農村公社式的文明形態，不僅有可能走向資本主義，也可能走向社會主義，“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麽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製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94]。關於這一思想的根據，恩格斯認為，“當西歐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和生產資料轉歸公有之後，那些剛剛踏上資本主義生產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民族製度或民族製度殘餘的國家，可以利用這些公社所有製的殘餘和與之相適應的人民風尚作為強大的手段，來大大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95]。資本主義在故鄉的充分繁榮，讓落後國家從實例中看到了“這是怎麽回事”，看到了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財富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樣板，從而縮短資本主義過程而加速了社會主義文明進程，因此這種“互補”在於西方文明的榜樣和示範作用。中國革命和西方革命的“兩極相聯”，既是對社會文明共性的承認，也是對文明進程中世界聯係的認識。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文明進程多樣性和聯係發展的理論，是對相關問題的總體的、宏觀的認識，是對文明發展趨勢的預見性分析，東方的農業文明與西方“私人企業家結成的自願的聯合”的文明形態，構成極大的社會反差。東方各民族沒有達到完整的土地私有製狀態，甚至沒有達到西歐式的土地私有製狀態，以至於走向文明的道路發生很大變化。“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幹預。所以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96]東方的村社製度是特殊的社會製度形式，閉關自守的方式也和西方社會的進取意識大有不同，走上社會文明的動因差異構成了發展道路的差異。上述因素與農村公社基礎上的東方專製製度結合在一起而造就一種社會惰性，“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曆史首創精神”[97]。與西方社會中的公民意識和社會**明顯不同，東方民眾在社會政治領域的不同影響是造成東西方文明進路差異的重要原因。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亞洲的土地公有製和村社製度不僅是了解史前社會的一個線索，也是文明進程中的一種表現。亞細亞所有製、古代所有製和日耳曼所有製，不僅是土地所有製由公有製向私有製演變的不同階段，也反映了生產力發展造就的不同文明程度和演進路徑。就共性而言，“在實行土地公有製的氏族公社或農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這種公社一起或帶著它的非常明顯的殘餘進入曆史的）”[98]。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也把“亞細亞生產方式”上升為帶有普遍性的人類曆史各民族都必然要經曆的形式，規定為人類社會最初的文明形態，揭示了文明進程中的一般規律以及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統一。在“半文明製度”的中國與西方“文明販子們”的衝突中，“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99]，那些擺著基督教偽善麵孔、標榜西方文明國家的人做著不文明的惡行，“文明戰爭”代替了“文明商業”。東方社會的“非資本主義”性質以及走向現代文明道路的方式，是西方先進的生產力、發達的科學技術、廉價的商品和自由貿易政策共同影響的結果，諸多因素迫使東方社會在經濟上被卷入世界交往的狂潮和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體係，新的生產方式通過資本主義的殖民侵略而對舊的社會組織、社會結構形成衝擊。東方社會的曆史現狀表明了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走向社會主義文明的可能性，在多樣性與統一性相交錯的人類文明道路上，馬克思偏向於用統一性進程的辯證發展尺度來考察，他在研究落後國家發展狀況以及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問題時，曾提出三種可能的發展路向，即跨越式、殖民式和自發式。他認為“跨越式”演進要比“殖民式”演進優越得多，而漸進方式應該根據現有的社會機構、社會組織來實施，並且需要參照世界先進民族的特殊經驗來完善。
上述三種方式提供了未來社會文明變遷的三種參照係：其一，西方社會中封建社會文明向資本主義文明轉變的形式，是一種私有製代替另一種私有製；其二，東方農村公社的文明解體和進化形式，這在當時的情況下不是使人民前進而是使他們倒退；其三，俄國公社文明進化形式，它可能以曆史聯係的方式走向高級的文明。走向文明的具體途徑是多樣的，不同的文明具有特殊的道路、特殊的發展方向和特殊的演化趨勢。社會文明的進程不排斥各個國家和各個民族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差異性，但也不能是離開世界文明大道、脫離社會約束的無秩序的發展，它總是在一般規律的支配下並在具體的製度、風俗和傳統中演進的。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主義及其文明成果和東西方獨特性質等條件形成的多維坐標係統中考察和分析文明多樣性的思維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明觀的認識，不能因為當今資本主義社會變化而否定其基本立場，也不能不顧現實環境按圖索驥地理解文明問題。
在對文明的認識上存在著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傾向，“國家的唯心主義的完成同時就是市民社會的唯物主義的完成”[100]，政治活動中的思想桎梏和社會活動中的利益枷鎖捆束在一起。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以後，隨著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和爭取自身權利的發展，普選權作為製度文明的一種形式成了被壓迫階層追求的重要目標，“在普選製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麽辦了”[101]。在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和社會實踐中，在社會諸要素的聯合發展中，人類文明會走向更高的發展階段。在這裏，沒有理由將“市民社會”與“資產階級社會”完全等同起來或完全對立起來，馬克思曾經使用過“舊的市民社會”“中世紀的市民社會”“先前的市民社會”等詞匯，“在政治國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僅在思想中，在意識中，而且在現實中，在生活中，都過著雙重的生活——天國的生活和塵世的生活。前一種是政治共同體中的生活，在這個共同體中，人把自己看做社會存在物；後一種是市民社會中的生活，在這個社會中，人作為私人進行活動，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為工具，並成為異己力量的玩物”[102]。隨著人的社會存在與自身存在日益割裂，人的社會性與個體性也日益割裂，社會文明在個體層麵上的要求與在集體層麵的要求日益背離，當社會分裂為兩個明顯的對立階級時，工人階級對新文明的要求不再是原有的舊水平之下的文明了。在這裏，政治解放是人類文明的巨大躍進，它作為人類解放進程中的一個驛站，其局限性的存在實屬常理，它把社會成員變成公民和法人的同時也把人變成了利己的獨立的人。克服市民社會和超越政治解放是一個自然曆史過程，其在時間維度上的辯證法預示著文明延伸的不可避免性，其在空間維度上的辯證法包含著實現這一趨勢的內在理據。作為超越政治解放並以人類解放為標誌的文明，不再局限於某個階級或某個層麵的抽象詞句的理論構造，而是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為旨趣的自覺運動。
共產主義文明“是以現代文明社會的一般情況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結論”，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有條件走向共產主義文明道路的是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這些國家共產主義革命發展的快慢，要看它們的工業狀況、財富狀況、生產力的積累狀況以及革命形勢的發展狀況。“不同的文明國度中的不同的國家，不管它們的形式如何紛繁，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建立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隻是這種社會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不同罷了。所以，它們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談‘現代國家製度’，而未來就不同了，到那時，‘現代國家製度’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消亡了。”[103]資產階級所創造的現代大工業是共產主義文明的物質前提，“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一步發展”[104]。代替資本主義文明的共產主義文明，將在主體上消除人的異化狀態，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歸還給人自己，將人們生動的精神世界和複雜的現實關係歸還給人自己，人以自己的全麵發展和自由精神克服舊文明中的異化現象，然後構建出新的文明形態。共產主義文明要同落後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要同傳統的落後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但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在經濟、道德、精神方麵都保留著舊社會的痕跡，這是未來文明建設必須麵對的問題。差序性促成了文明變遷中的追升局麵，階梯性造成了文明進程中的力量積累，多樣性是文明存在的活力因素。人類文明猶如一個不歇的永動機，不斷打磨出新的式樣，社會主義文明的出現盡管充滿磨難和曲折，它在理論上的邏輯浮現和在實踐中的創生，都要遵循人類曆史的基本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