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馬克思恩格斯闡釋文明問題的方式方法，是理解其敘事結構和演進邏輯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不讚成用抽象的推理來把握曆史和現實，不主張對問題做臨時性的應景描述，而是致力於尋求合乎規律的言說形式，在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和時空關係變化中揭示文明變遷的動力機製。
（一）唯物史觀決定的闡釋基礎
盡管馬克思恩格斯探索文明問題的方式不完全一致，他們揭示“曆史之謎”的哲學基礎卻是同質的。文明作為社會曆史的積澱或思想升華，以寄托人們的審美內涵、創造精神以及價值取向為特征。文明的發生和存在與一定的物質基礎有關，“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開化的野蠻人一樣，必須先保證自己有食物，然後才能考慮去獲取別的東西；財富的增長和文明的進步，通常都與生產食品所需要的勞動和費用的減少成相等的比例”[57]。理解社會文明與物質生產之間的聯係，需要結合當時的曆史環境和交往形式來考察，充分認識與物質生產相適應的精神活動及其成果的特征。馬克思很讚賞施托爾希的“文明就是內在財富”的判斷，也欣賞他提出的“財富生產是增進文明的有力手段”的觀點。“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曆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麵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麵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58]這一論斷為我們提供了洞悉社會文明、家庭文明以及個人行為文明的重要思路。
從現實的物質生產方式出發考察文明的發生與變遷，其思路迥異於唯心主義文明觀，它不是從觀念出發解釋文明範疇，而是通過現實的物質實踐認識文明的形式及其內涵。“在曆史上出現的一切社會關係和國家關係，一切宗教製度和法律製度，一切理論觀點，隻有理解了每一個與之相應的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且從這些物質條件中被引申出來的時候，才能理解。”[59]文明的發生既不是因為某些宗教教義的預言，也不是因為某個家庭生活或某種思想情結的懸想，而是這些方麵賴以存在的社會關係。但是，社會文明的形成總是一個積小成大的過程，它從氏族、部族到民族，然後上升到國家層麵，把人的創造思維、人的活動狀況以及人的主觀意誌注入社會並留下印痕。馬克思恩格斯對文明的論述是宏大敘事與微觀透視的結合，他們從諸多社會關係抽出占據支配地位的物質關係，從物質關係中說明交往的內在動力和技術條件，結合分工和所有製關係及其曆史聯係，區分出自然關係和社會關係及其結合方式。從物質生產理解人類世界，把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和能量交換作為文明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在動態基礎上理解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和觀念結構影響下的文明形態，是馬克思恩格斯文明觀的基本維度。
不能否認的是，在生產方式支撐的社會係統中，文明的曆程經常表現為社會生產力的增長，與手推磨相聯係的生產方式代表著封建時代的社會文明，與蒸汽磨相聯係的生產方式代表著工業時代的社會文明，每一種文化都是一定時代的生產力及其表現。隨著現有生產方式的改變，文明的積澱和積聚方式也在改變，盡管其中的思想、政治、製度等因素極其重要，但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濟條件及社會實踐是貫穿於文明進程以及理解文明變遷的一根紅線。文明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私有製和階級的產生一方麵給文明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另一方麵使文明在生產方式的影響下有了更明確的價值取向。對生產方式演進形式的研究，促使馬克思恩格斯沿著遞進關係認識文明進路，恩格斯曾把專偶製家庭作為文明時代的開端，把個體婚製看成社會文明進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把群婚製看成文明的雙重表現。曆史演進中逐步生成的市民社會是承載社會基本矛盾的場所，世界曆史**往是引起不同文明衝突與融合的重要原因。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運動是文明演變的機理和動因，一般而言，人類文明的進程就是在社會形態更替中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符合曆史發展潮流的文明進程就是社會進步的過程，交往的擴大過程就是消除地域局限和社會局限的過程，生產力—交往形式—思想觀念—文明形態之間的銜接在社會的基本結構中互為遞進，使文明的自然規定性和社會規定性表現為人們同自然界的關係以及人們之間的關係，物質形態與精神形態的統一構成他們在生產、交往以及社會組織中有意識的思想內涵。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分析方式包含深刻的曆史向度、主體向度和客體向度，他們把社會文明嵌置於生產力發展之中，將經濟、政治、文化等放在社會的大框架中來理解，從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中尋找社會的矛盾症結，用人類解放的意境彰顯無產階級的價值追求，避免了抽象化、空泛化和超驗性的價值懸設。
（二）由辯證思維決定的闡釋路徑
一些人在審視文明問題並追蹤文明的演進軌跡時，經常帶有經驗主義和唯心主義傾向，而曆史領域中的“非曆史觀點”同樣束縛著人們的眼界。對於當時社會認識中存在的偏差，恩格斯這樣描述，“到處依然存在著下述前提：唯物主義不抨擊基督教對人的輕視和侮辱，隻是把自然界當做一種絕對的東西來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與人相對立；政治學沒有想去檢驗國家的各個前提本身；經濟學沒有想去過問私有製的合理性的問題”[60]。客觀地說，文明與野蠻都是人類社會之樹上的不同果實，“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61]。文明與不文明在社會中的交織形式構成社會進程中的常態現象，盡管很多人希望摒棄不良而選擇進步，但實際上美好的願望與邪惡的事實並生共存，以至於“文明每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一步。隨著文明而產生的社會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機構，都轉變為它們原來的目的的反麵”[62]。這一觀點具有明顯的二分法特征。事實上，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躁動著文明氣息卻又經常分化的社會，一個充滿文明願望卻又盛行卑劣的社會，一個渴望有序運行卻又混亂自身的社會。從這樣的思維出發，馬克思恩格斯對文明問題的闡釋依照三條主要路徑展開。
其一是對文明進程中社會主體能動創造的闡釋。社會主體關於現實問題的內在矛盾的感知以及解決矛盾的欲望，曾經是家族部落發展的動力，曾經是社會形態演變的動力，也曾經是英國人殖民活動的動力，這種雙重影響不可避免地造成資本主義製度的缺陷與舊社會遺存的野蠻行為共存的狀況。闡釋文明問題必須把握現實的人而不是離群索居的人，即可以觀察到的並在一定條件下發展著的人。馬克思把曆史主體看成理解“真正曆史的鑰匙”，他通過透析人的自我意識在希臘社會沒落時期的存在狀況，分析了這種意識在曆史發展中的雙重影響。觀念形態的文明產生於人們的現實生活，是按照人們的想象和設計而形成的精神產品；物質形態的文明本身就是主體創造的結果，經常表現為建築、藝術以及人們在自然和社會中留下的可視內容。文明的發生過程就是社會主體的實踐過程，當人在價值選擇中定位自己的活動方式時，就預設了創造文明的方法和所要創造的內容。而且，人的活動不同於動物行為，“動物隻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於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63]。社會發展是人類創造能力的多維度展開，在廣度和深度結合中改造自然、塑造自我和創造曆史的力度，就是人類社會的文明程度。“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64]循著這一思路，馬克思恩格斯把現實的人作為認識社會文明的前提而不是采用唯心主義者的主觀臆想，把文明的創造過程看成能動的過程而不是歸諸經驗論者描述的僵死的事實匯集。
根據社會實踐判識文明的發生狀況，是馬克思恩格斯文明觀的著眼點。文明的進程不是“從思維到思維”的事情，而是實踐——認識——再實踐的過程，“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65]，“迅速前進的文明完全被歸功於頭腦，歸功於腦的發展和活動”[66]，是唯心史觀支配下的思想想象。就群體而論，勞動作為社會實踐的重要形式，賦予文明以創造性特征，“隨著勞動的社會性的發展，以及由此而來的勞動之成為財富和文化的源泉，勞動者方麵的貧窮和愚昧、非勞動者方麵的財富和文化也發展起來”[67]。勞動對文明的創生不是在孤立的環境中表現出來的，社會成員的協同作用和集體意識是社會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條件。就個體的發展看，如果“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68]，其創造能力的發揮就會打折扣。勞動實踐能增強文明意識，使一些動物性的本能退隱到共同的社會舞台背後，逐漸生長起來的覺悟通過代際傳承植入人們的頭腦，定格為普遍認同的文明形態。在網格化立體化的社會結構中，“文明”的生長點或發生源不止一個，其外在影響的方式是放射狀的，經過“點源輻射”和“麵源輻射”掃描過的界麵會留下不同的印記。
其二是對文明進程中技術關聯的闡釋。馬克思恩格斯反對把文明進程看成幾條科學原理推動的事情，因為文明程度的提高是社會中一切改進的結果，“這種無法估量的生產能力，一旦被自覺地運用並為大眾造福，人類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69]。就文明形態看，技術更新造成舊文明的沉積和新文明的發生，那些與時代扞格的內容不得不在新技術傳播中淡出生活，那些追蹤時代潮流的文明會有更多的話語空間。技術加強了東西方的聯係，“使社會各階級的一切舊有關係和生活條件發生了變革；它把農奴變成了自由民，把小農變成了工業工人；它摧毀了舊的封建手工業行會，消滅了許多這種行會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業居民與舊的封建製度到處發生衝突。因業務關係日益頻繁地去國外旅行的資產階級，把關於帝國關稅壁壘以外的各文明國家的某些神話般的知識介紹給國內；最後，鐵路的建設加速了國內工業和智力的發展”[70]。由科學技術引起的大工業是文明進程中不可估量的力量，工業社會所造成的人的對象性存在，是文明進程中的重要標誌，但它的外部表現與人的內在本質的聯係還沒有完全合理地確立起來，不少人是從它的有用性來判斷工業社會的後果的，體現人的創造性的心理學還沒有充分表達技術文明的全部意蘊。
科學技術所引起的文明變遷以拋棄純粹的抽象理念或唯心主義方法論為主要特征，盡管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異化現象，卻日益彰顯著真正的人的本質。“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71]很多時候，追求物質享受變成了科技進步的直接動力，這種非直接的人文關懷使文明形態的局限性明顯存在。馬克思恩格斯不支持平均主義派和巴貝夫派關於文明問題的粗陋觀點，認為純粹的精神想象不是出於空想就是源於無知。文明發展的社會動力並非源於精神之中的自我意識，而是物質技術、人的活動、社會環境等方麵構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狀況，當技術成果能夠使人的“存在”與人的“本質”一致的時候，當文明自身的形式與它的內涵協調一致的時候，技術進步的真正意蘊才會充分顯示出來。
其三是對文明進程中文化表征和道德向度的闡釋。文化和文明都源於社會生活，它們借助自身的內聚力和身份認同而對社會發生作用，由文化意蘊差異造成的文明內涵和文明形式的差異廣泛存在於社會中。恩格斯認為，德國人因其信仰基督教唯靈論而走向哲學革命，法國人因信仰唯物主義而選擇政治革命，前者的文化基礎是宗教和教會，後者的文化基礎是政治和國家，日耳曼唯心主義的自由欲望，與羅曼唯物主義的抽象語境形成較大的反差，而英國人因具有上述雙重特征而選擇社會革命。隨著社會生活的變遷，文明的形態也發生多樣化和多角化的變異，人際關係的異化、價值觀念的異化以及人的本質的異化，構成文明演進中的重要具象。社會習俗是文明和文化中留存的具有明顯繼承性的內容，它不僅以行為慣常影響著日常生活，還作為傳統的道德規範以約定俗成的形式影響著人們的言行。文明和文化的多樣性是由長期以來形成的個人、民族和國家的存續方式造成的，“文化自產生以來就一直是確定人類生存的最大意義、嚐試和比較各種生活方式及文明製度的種種形式的場所和平台”[72]。文化經常以自身的活力和**表達對文明存在和發展的內在憂慮，文化水平影響著文明的普遍意義和存留狀況，文明的生發狀況取決於優秀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人類一係列價值動機的變換。文明和文化包含著人們的價值選擇，但若將人類文明歸結為無所不包和四海皆準的普世形式，無疑是對多樣化內涵的否定，現實生活中，人類在時空聯係上的可能性以及超越文明差異的信心和能力，尤其重要和必要。
文明與道德的遞進關係是在主體行為中表現出來的，其發展的直接源泉是社會的深層矛盾和主體的價值選擇。馬克思認為，由於資產階級在有關的領域經常用不同的標準來衡量，在道德上用一種尺度，在國民經濟學中用另一種尺度，其實用主義的傾向中帶有很多功利色彩。文明的代際傳承與成果積累需要在文化教育中實現，知識接力是人類社會的常見現象，其中的道德延續體現在生活的多個方麵，封建社會的道德、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共產主義社會的道德都是在不斷地揚棄中發展的，而且無產階級道德“肯定擁有最多的能夠長久保持的因素”。相似或相近的經濟發展階段會有相似或相近的道德狀況，在一個發展時期，具有共性的道德積澱而形成的文明和具有個性的區域發展而產生的文明，都是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下的精神造物。當道德判斷產生偏差而引起精神偏失時，社會對有關事項的判斷也會失衡。資本主義社會中，不論是充滿商業冒險的精神，或是帶有道德色彩的個人傾向，抑或是包含倫理色彩的官方態度，它所表達的文明取向經常在實際行為中被割裂分化，“不僅道德上的不平等，而且精神上的不平等也足以排除兩個意誌的‘完全平等’，並樹立這樣一種道德，按照這種道德，各文明掠奪國對落後民族所幹的一切可恥行徑，直到俄國人在突厥斯坦的暴行，都可以認為是正當的”[73]。這種體係中，“抽象的人的意誌”與“現實的個人的意誌”在思維中是統一的，在生活中卻是背離的，它一方麵顯示出對真理和科學的洞察能力，另一方麵又充滿偏執和迷狂，思想吊詭造成的行為悖論，雖是文明進程中的不文明現象，卻也給文明進化提供了推動力。
（三）由社會生活提供的闡釋內容
人的社會關係是把他的社會品質陶冶成型的“規範”，生活實踐是人的社會關係成長和發展的源泉，但是，類似的實踐在不同環境中會引起截然不同的結果，“它所固有的內在規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這種偶然性中去實現自身”[74]。對於這一事實，馬克思恩格斯主張用曆史分析和創新思維來認識，“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後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75]。真實曆史中的文明內容必然是具體的，文明的發生方式受到生產力發展規律、商品經濟規律、思想認識規律的影響和支配，“商品生產的這些經濟規律，隨這個生產形式的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是總的說來，整個文明期都處在這些規律的支配之下”[76]。文明作為社會發展的一種狀態，經常性地影響著現有的社會形態，由多種社會因素凝成的文明形態和內涵，也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織中表現出來。馬克思恩格斯不讚成把文明截然區分為“理性”產物或“非理性”產物的觀點，也不讚成文明是“盲目運作起來的”或“線性發展起來的”觀點。雅典時期和羅馬時期的國家都有自己的文明內涵，這些類型國家是作為解決一定時期社會矛盾和經濟衝突的工具而居於社會之上的，是社會個體或社會組織相互依賴產生的獨特的社會秩序中所形成的物質實體或精神體係。
一定意義上說，一種社會形態就是一種類型的社會文明，“人的依賴關係”的社會、“物的依賴關係”的社會以及“個人全麵發展”的社會是文明進程中的邏輯承續和客觀事實。以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為載體的社會環境是馬克思恩格斯文明觀的現實基礎，氏族社會發展中塑造和成長起來的文明，社會分工中形成的文明，以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主導下的文明，都是同曆史階段相聯係並表征各個時期創造成果的形態。《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勾勒的文明圖景與那時的社會主題共生和共存，其線索是：（1）血緣關係、氏族關係以及族群關係狀況；（2）社會分工引起的生活方式變化以及工具的作用狀況；（3）各個時期製度變遷與文明進程的關係狀況；（4）文化與文明的關係狀況及社會的道德狀況。人們跨進文明時代的門檻是以分工方麵的新進步為開端的，但是社會分工並沒有把文明與邪惡截然分開，追求文明的願望與追求享受的欲望共同締造了“文明的階級社會”，“一個這樣的社會，隻能或者存在於這些階級相互間連續不斷的公開鬥爭中，或者存在於第三種力量的統治下，這第三種力量似乎站在相互鬥爭著的各階級之上，壓製它們的公開的衝突，頂多容許階級鬥爭在經濟領域內以所謂合法形式決出結果來”[77]，衝突的結果使氏族層麵上的文明上升為國家層麵上的文明。因而，“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並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78]。大工業引起的城鄉分離破壞了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身心發展的基礎，真正的畸形發展達到了完善程度，這種文明中混雜的不文明也是明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