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運動表現出兩種方式，一種是文化形式的延續，主要表現為量的擴張；另一種是文化內容的變化，表現為質的更移。前一種方式通常是文化習俗、文化傳統和文化方式的延續，表現出反濡化的力量；後一種方式通常要吸收外來文化，進行文化整合，並在經濟行為、製度內容中注入新的文化因素，文化革命是重要的表現形式。在中外曆史上，這樣的文化運動有無數次，它不僅在實踐上形成波瀾壯闊的文化變革，也在理論上形成一個具有新內容的思想譜係。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文化革命的意義，列寧斯大林直接領導了蘇維埃俄國的文化革命，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引導著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文化革命賦予更多的詮釋內容，這些方麵構成的譜係對文化理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文化革命”是很多思想家和統治階級所鍾情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兩個決裂”包括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列寧提出“文化革命”希望通過文化的能動作用推進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葛蘭西提出文化霸權，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闡釋的文化革命及霸權語係，都表明了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巨大能量。人們關注“文化革命”和“文化霸權”的原因可能有以下方麵：第一，文化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麵或環節，文化素質的高低決定著人的世界觀和思想總開關。有了文化，就有了推動社會發展的高素質的主體，就有了使社會健康發展的思想保證。第二，文化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又對社會的經濟、政治發展起著能動的反作用，其中被作為上層價值的部分，代表著統治階級的意誌。第三，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代言者，是國家形象的宣誓者，是國民素質的承載者，我們所說的文化軟實力是由自身的文化自信和價值自覺決定的。第四，文化革命是社會現實的需要，在當時，無論是新生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在新中國，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相對較低，他們缺乏參與管理國家事務所必要的文化素質，也難以有效地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很多事實表明，隻有物質變革難以起到教化作用，隻有經濟手段難以起到長期效果，很多時候，社會問題的出現，不是由於物質資料的匱乏，而是由於人的思想出了問題，是由於社會的價值觀出了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采用那種不流血的、非暴力的、造成很小的社會動**的方式，就是開展思想上的文化革命。第五，關注文化革命，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有關於改造主觀世界與改造客觀世界結合的教誨；在列寧斯大林那裏，有關於清除“奧吉亞斯牛圈”的設想；在葛蘭西那裏，有關於有機知識分子作用的認識；在毛澤東等人那裏，有關於思想與政治關係的認識。文化成了走向強大的工具，成了追求美學的手段，成了寄托思想情感的寓所。
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思想有著承前啟後的影響，其表現是：第一，領導權首先體現在文化或意識形態上。葛蘭西使用的是狹義的領導權，即文化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工人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前，必須首先奪取文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52]。社會主義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須取得文化領導權；而且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也不能忽視文化領導權，革命成功並不意味著“領導權”一勞永逸地掌握在自己手裏，它仍處在認同的過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險。第二，過程性和階段性是領導權的一個重要特點。葛蘭西認為，領導權是一個過程。從靜態意義上說，領導權是政治、精神、道德等的綜合體；從動態意義上看，領導權是一定階級及其發展過程中的一定階段。這個過程包括經濟—團體階段、領導權階段和統治階段。領導權階段表明該階級的運動及認識的自覺和成熟，表明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一階段，就是破壞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確立革命階級的領導權的階段。第三，領導權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無產階級革命是一個總體過程，不僅包括經濟、政治方麵，而且也包括思想文化方麵，後者是一個重要前提。在西方國家，工人階級應該首先爭取自己精神上的解放，用自己獨立的文化價值觀吸引其他受壓迫的社會階層，為最終奪取政權創造條件。先奪取文化或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然後取得經濟和政治上的領導權，這是領導權的層次性。第四，思想上的一致性是領導權的實現方式，換句話說，領導權的實現是通過同意和意見一致體現出來的。在葛蘭西看來，“領導權的特征是廣大人民群眾自發地同意主要的統治集團對社會生活作總的指導”。它不是靠強製手段來實現的，而是同工人階級的同意和平等聯係在一起的。領導權隻能通過“同意”和“意見一致”的方式獲得，但這並不意味著排斥必要的思想鬥爭而實行無原則的妥協。第五，領導權的主要載體是市民社會。葛蘭西認為，市民社會是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政權結構的重要方麵。他提出一個著名公式：“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53]，按照他的觀點，市民社會就是上層建築的思想文化領域，涉及市民的世界觀、行為準則、道德觀念等；市民社會也涉及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不同的利益集團可以通過不同的意識形態在市民社會中表達其利益需求，統治階級則是通過對意識形態的論證和建設，把自己裝扮成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用輿論來說服市民社會，從而贏得被統治階級的擁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