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濡化是文化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引起的形態和結構變遷，其中蘊含著文化變遷的動因和機理，包括自動濡化、被動濡化、應激濡化等形式。有研究者認為，濡化是指分屬不同文化群的個體之間進行持續性的直接接觸、因而導致文化形態改變的現象，“濡化”和“文化變化”是不同的，文化變化隻是濡化的一個方麵，而“同化”是濡化的一個階段。認識濡化現象，“首先要對接觸它的群體進行分類、對產生它的環境進行了解、對它的過程進行分析。結果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接受即同化，從行為方式到文化價值觀，這裏包含失去或忘卻原有文化；二是適應，原有文化和新文化特征相結合，使兩種文化特征和諧並存或對立衝突；三是反抗，由於壓迫或不可預見的因不斷接受新文化方式而產生的對立情緒，給自身造成心裏壓力，感覺自身處於弱勢，便以強迫確定對方為弱勢作為自己心裏的補償；或通過標誌回歸傳統作為自以為是的優勢。”[47]文化濡化或由內部原因促成，或由客體文化的擴散刺激而成，這是內外部動因造成的文化基線的變化。當不同的文化基線相近或相交時，會在時空或理念上形成一個文化邊界和價值邊界，一方對另一方的吸收或排異會造成兩種文化在接觸麵上共性內容的增多。不同國家邊界處的居民有很多相同的風俗和語言就是一個事例，而不同民族交往中認可度以及接受空間的增大，也和文化濡化有關。一定程度上說，濡化是文化之間相互作用的表現，也是文化生命力的表達方式。“文化接觸時文化分子的團體之大小，接觸時是出於被動抑或自動，文化分子的相對地位，雙方的態度是友好或是懷敵意，彼此的風俗習慣是否相同，這等等因素決定濡化的類型之差異。”[48]濡化也是文化擴散的重要動因，經常給文化注入新的內容，也可能會使文化結構受到影響，不論是哪一種情況，都會給文化發展提供一種契機。濡化的發生在於是否接受自身價值觀的變遷，同質與異質、共識與異端、認可與不認可，是主要的影響因素。“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一種價值堅守，這種排拒性文化不易濡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也是一種價值堅守，其文化是剛性的；貞潔烈婦、忠臣孝子，也是一種價值堅守，其文化也具有很強的抵禦力。寧折不彎的態度、無欲則剛的心思，以及諸多類型的堅守邊界的態度，都對濡化產生一種阻滯力。相反，“好死不如賴活著”、“人窮誌短”、折節取利等心態下，是容易濡化的。抵製力的強弱取決於對文化變異忍受度的大小，一般說來，當文化接受者感到外來文化不會和自己的價值觀發生衝突的時候，這種文化容易被接受。我們現在講維護文化安全、捍衛主流價值觀，也表明了對文化濡化的容忍界限，不論古代還是現代，文化發展中的民族情結是難以割舍的。按照殷海光的觀點，這種抗拒力在通體社會中表現得很頑固，在聯體社會裏社會分子結構卻有很大鬆動，老一代與青年一代的權威形態發生很大變化，社會的彈性和多樣性增多，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能力較強。總體上看，核心價值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容易產生濡化現象。如果缺少共同的基礎，則往往有一個傳播或學習的過程，在“新文化”與“舊文化”的比較中，那些風雲人物起著代表作用，他們對文化濡化有著極大的抑製或促進作用。
濡化不是同化，濡化是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的雙向過程，同化是一方主動傳播而另一方被動接受，濡化既要“保持文化和身份”，又要體現“接觸和參與”。中西方文化的早期接觸的衝突，其中的濡化過程是很明顯的。明清之際，耶穌會士來華傳播西方文化，也是中國思想傳入歐洲之際。“中國思想在歐美所發生之影響，於十七八世紀頗有風靡之勢。如自由思想家Freethinker之自然神教（Deisn）提倡理性哲學之啟明運動，主張唯物無神論之民主思想，羅柯柯藝術，重農主義派，以及美國之‘獨立宣言’，殆無不由於中國文化之影響而來。”[49]利瑪竇初來中國，“衣僧衣，服儒服，研究中國文字思想”，頗知中國先聖之學，他認為養親敬天與基督教義並不矛盾，信仰天主耶穌並不妨礙祀孔祭祖。徐光啟認為耶穌教與中國聖賢之教，“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史蒂芬認為，基督教在中國的濡化是可能的，“基督教徒以為能知教義者，可以上天堂，享永恒之生命；否則下地獄，受無窮之痛苦。中國三萬萬人，根本即不知此種教義，基督教無論在地球或月球，與之毫不相幹，而中國人皆需下地獄受苦乎？實際不然，中國人與基督徒，同樣的快樂純良，全未吃苦。是以基督教義，在中國人之情形下，無論如何是講不通的”[50]。不少西方學者指出，孔子之書對西方影響很大，其中的精純道德對於國民修齊治平具有極大功效，甚至有人認為，“若是中國的法律變為各民族的法律，地球上就成光華燦爛的世界”[51]。還可以看到，耶穌教來華之初，商賈與教士聯袂，前者負販而來是為了獲利，後者布道為業是為了傳教。彼西洋技藝之巧，天文曆象之學，地理堪輿之說，對中國文化影響極大。而傳教士們把“調和方法”作為基本策略，他們對中國的習俗和信仰，不但模仿崇信，也經常以西洋教義進行牽合，以期尋求更大範圍的濡化效果。
涵化是文化變遷的另一種機製，不同群體相互接觸時，其文化必然會因相互影響而部分地發生變化，但總體上仍然保持自己的特點，還是各自的文化形式，這與濡化是有一些差別的。也有人用涵化一詞描述文化的變遷機製，是指由於群體之間直接接觸而產生的文化特點的交換，這種理解與濡化相近，隻是涵化強調人生涵養的變化，濡化強調不同文化類型接觸產生的變化，漢語“相濡以沫”和“涵養功夫”中的對應文字有助於理解其基本意義。
其實，兩種文化接觸就是兩套價值係統的接觸，如果一種價值觀接受了另一種價值觀，這種價值移接給另一種文化注入了新價值。如果兩種文化之間有貿易關係、戰爭關係或婚姻關係等，就有了直接傳播或擴散的機會。通常情況下，價值移接在風險較小時容易發生，而在風險較大時不易發生。尤其是現代社會中，當文化交流存在價值風險時，防禦心理會上升到主導地位，尤其是當危及國家政權和社會性質時，激烈的對抗會應時而生。在新技術的應用中，人們通常也會先估量其價值風險，這個時候利益考量可能會占上風，能否接受新技術文化並不是以“新”為標準的，當它不會對舊文化結構產生太多的幹擾時，或者能夠協調舊有風俗習慣時，也容易形成價值移接。文化發展中，其價值表現與生物邏輯的違離現象很嚴重。通常情況下，文化價值與生物邏輯具有關聯性，口腹之欲與請客之風可以遞進，男女之欲可以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推動。文化價值也可以和生物邏輯互不相幹，王位繼承通常是由血緣關係決定的，而不是由文化水平決定的。文化價值也可能與生物邏輯互不相容，“舍生取義”“貧者不食嗟來之食”“誌士不飲盜泉之水”等即為此類，這是道德律令與個人欲望的矛盾。但是，在“天理”與“人欲”之間，生物界層和道德界層之間如何規避或推進，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文化價值與生物邏輯違離是一個悖論，價值上的堅守和行為上的越軌，是人們經常麵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