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影響是長期而持續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具有經常性的影響，它通過具體的話語把思想的力量表達出來，從而顯示出文本的現實影響。文藝是另一種具體的文本，它的力量蘊含在藝術語言中。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對文本、術語力量的分析，展示出一個新思維和新天地。
“後馬克思主義”的多元主義話語理論，是拉克勞和墨菲建構其激進民主的主要理論基礎。話語理論主要有三個基本觀點：在可能的客體建構中存在著一種基本的語法，這個語法促成了和現實的聯係，圍繞著持續的話語現實化，在反抗的語境中進行社會認同的建構。這是話語力量的內在因素；這一話語概念不僅包含講話和寫作，因此不能把它歸類於語言學。話語總是表現為語詞和行動的結合。對語言行為來說，這種表現維度是本質的內在的，因此一個行為在本質上是一種操作，是完全由話語建構的東西。這是話語力量的表達機理；為了表達話語理論的曆史性和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他們把事物的存在和實體做了區分，認為一個事物的存在和事物本身的實體不是同一個東西。事物的存在是曆史的變化的，而實體則是不變的。這體現著話語力量的特殊本質，表明了差異性的關係而不是整體性的關係，是話語理論關注的核心。拉克勞認為，專有名詞起到了“縫合點”的作用，它構建了話語，或者控製了意義的滑動，有效地促成了意義和論斷的生成。而且，某一名詞的依附作為對某種政治的轉喻性表達具有雙重地位。盡管這種依附是偶然的或任意的，它仍然對投射活動起到了導向性的作用。就是說，對某一專有名詞的依附也發揮了一種“主導”作用。據此，一些學者認為，在拉克勞與墨菲的眼裏，“階級鬥爭已經成為硝煙散盡的古戰場”。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剝削與階級壓迫問題已經被文化與社會認同問題所代替。有研究者認為，拉克勞和墨菲的話語理論帶有悲觀意向，“馬克思主義話語被宣布為很少或幹脆無助於說明社會，甚至或許成了改造社會的一種障礙”[54]。西蒙指責“後馬克思主義”“掏空了所有真正的希望”。這些觀點多少有些偏激，因為拉克勞和墨菲都曾持這樣一種觀點：“如果沒有烏托邦……就根本不會有構造一種激進民主想象的可能性——不管是民主的還是其它的形式。每一種激進的民主政治應該避免由極權主義的理想國神話和改良主義者沒有計劃的、實證主義的實用主義所代表的兩個極端。”[55]按照拉克勞和墨菲的觀點，資本主義是一個上演霸權鬥爭的舞台，在這個舞台可以上演政治鬥爭、民主話語、左派策略等霸權鬥爭與霸權反抗，這些政治鬥爭隻是希望資本主義更民主、更寬容、更平等，而不是對資本主義製度進行批判與顛覆。拉克勞和墨菲強調無產階級話語權的增殖效應，他們從葛蘭西的霸權概念中提煉並“萃取”出“接合”這一概念來表達意識形態要素的連接形式。這種“連接”的力量不在於強力排除異己，也不是強製性灌輸，而是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它通過“有效的語言表達”讓“外在”因素不自覺地成為“內在”因素，至少不感到它是疏離的東西。
在後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中，任何結構、係統、認同或製度的構成或構造從嚴格意義上以及“基本的邏輯理性”來說，都預設了一種原初的“暴力性”排斥，都立足於這樣一種排斥。齊澤克在描述資本主義的無情動力時這樣說：“標準的德裏達式術語”是“內在障礙或對抗式”的結構特征。“話語隱喻”是馬克思主義話語理論的中心，在生活中異常豐富，具有“廣泛的政治影響”，“它影響了我們的實踐”。霍爾甚至說：“如果必須讓我指出是什麽構成了我們時代的理論革命的話，那就是這一隱喻。”[56]在霍爾看來，話語和製度相互影響，不同的製度代表著不同的話語隱喻，形成不同的“理論革命”，製度內涵變化也會帶來話語隱喻的變化，這種方向的調整也會影響到與它結合在一起的或通過各種方式聯係在一起的其他場景與製度，這是話語的邏輯，它表現為各種聯係、撞擊作用、反應模式等，在結構上起著主導作用。正因為如此，德裏達認為，語言問題對我們所討論的一切問題而言至關重要，“如果我們之間有分歧，那麽這主要是來自語言問題”。
德裏達的解構主義被約翰·穆維特稱為文本理論，他通過追蹤製度和闡釋之間的關係，對文化力量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在德裏達看來，文本的內容和樣式影響著製度模式，它的普遍法則可以描述為：“（對任何事物的）闡釋隻有在同時提出了一種製度模式時才能產生，不管它是結合了一種現有模式，還是創造出了一種與它自身相符的新模式。”[57]現代化媒體力量實施著公共空間的分割與宰製，深刻向人們滲透著資本主義市場的話語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排擠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解放的話語和意識形態，還大眾化了、模糊化了左翼激進力量的視線，以至於把馬克思主義擠向社會邊緣，在日常生活中被人譏諷為“糟踐人的話”。現實的狀況是：馬克思主義極力實現在場化，而這種在場化的努力很難對抗主流話語依靠壟斷傳媒技術而實現的非在場化。因此，德裏達認為，所指與能指的在場都隻是幻覺或暫時的。對文本的解構或者說縝密的文字碰撞可能出現兩種效果：一是在場隻是幻象、虛假和暫時的力量表現，二是隻要在場發生，對能指的壓抑就在所難免。
按照解構主義觀點，在文本和製度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關係。穆維特認為，“文本的出現是為了給他者命名，這個他者同時構建和推翻了學科理性語境”[58]。他強調了“教育在構建文化霸權中所起的作用”，認為知識分子應當努力“使教育成為一種公開的反抗行為，打破以職業或專業為取向的學科在大學與社會的勾結中所占據的主導地位”[59]。他認為，一些研究者關於話語的論述“模糊了話語和文本之間的張力”，“話語這一概念遮蔽了它與一種能動的範式之間的關係——我認為，這一範式來自於作為一種跨學科對象的文本性的製度化”[60]。拉克勞有時把話語看得很神秘，對於預設的一些聯係和轉變未能實現的原因，他感到在理論上難以接受，認為“一些可能性的萌芽夭折了，這不是出於任何邏輯上的限製，而是再現機製在其中發揮作用的曆史語境的結果”。後馬克思主義文本解構的話語範式對文化研究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它把文本直接地簡化了。在一些場合，社會主義被簡約成一個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問題，以及“新價值”分配的文化添加。這意味著一些有機地隱含在其中的連貫的內容有可能被忽視，從而造成文本理論的力量偏差。文本理論還可能導致一種政治化移植（或“學科化”）。在文化力量的表達上，文本解構中的話語分析所表露的傾向是對文本的依賴，其創新動力可能因此被削弱；文本理論的簡化傾向，可能會忽視製度框架和政治框架，也會影響政治文化和製度文化的現實影響力。在對馬克思主義文本的認識中，德裏達反複強調幽靈的悖論：越要驅逐它，就越被它糾纏。即使革命精神得到實踐，幽靈也無法驅逐。人們的每一次革命行動似乎在同時對著過去的鏡子照自己，而從鏡子裏就飛出各種各樣的幽靈，當下的革命行動注定要糾纏過去的革命，與過去革命中的幽靈打交道。德裏達提供了一個視角，馬克思主義對全球化意識形態的解構能力來自多樣化的馬克思主義麵孔。因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無孔不入，馬克思主義也不能以一種麵貌示人，否則就等於把自己擺在明處任人攻擊，這自然會遭受主流意識形態的圍攻和封鎖，從而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和戰鬥力。
傑姆遜不僅強調經濟的重要作用，也強調文化的社會功能。在後現代社會中，文化的真實作用在於把現實世界裏的諸多現象以鏡映的形式反射在自身之上，文化的威力在於使社會生活裏的一切生活充滿文化意義，似乎一切都具有了文化意義，任何東西都可以貼上文化的標簽。這樣的變化中，人人都麵臨新的文本，人們隻承認文字，隻承認文本，整個世界就是一堆作品、文本，就連時髦、時裝等也成了文本，人和人的行動也成了文本。文本的作用也在現實社會的各個角落顯示出來，社會力量的顯示在很大程度上轉變成了文本力量的表達。顯然，後現代主義就像一個很大的磁場，它吸引著來自四麵八方的各種各樣的文化動力，形成了一個聚合不同力量的文化中樞。傑姆遜描述了這些之後，提出了實現“文化主導”的任務，目的是通過文化主導來掌握後現代主義，把握這一曆史時期的文化特質。
馬爾庫塞對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貢獻體現在《愛欲與文明》等著作中，他認為，文明進步的動力不再是階級鬥爭，也不是生產力的發展，而是原始的生存競爭，這是曆史發展的心理原動力。按照馬爾庫塞的觀點，文明的力量表現為對人的必要壓抑和剩餘壓抑，前者是在人於文明中持續生存下來對人的本能所做的必要變更，後者是為了維護對世界的統治對人的本能所做的必要的約束。馬爾庫塞也讚揚藝術勞動的力量，因為隻有藝術勞動基礎上的文明才是非壓抑的文明。在他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文化失去了批判和超越的精神，“它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與現實世界迥異的幻想性的目迷五色的精神世界，社會內部的否定傾向與反叛力量被麻醉在光怪陸離的景觀之中”[61]。在這個環境中，馬爾庫塞對藝術寄予厚望，認為單向度的社會中僅存在的現實的否定性的吉光片羽隻剩下了審美和藝術。藝術對現實的肯定性和保守性顯示出一種力量，藝術的否定性和超越性顯示出另一種力量。馬爾庫塞指出，藝術具有革命性，藝術就是異化，藝術就是形式，藝術就是反抗。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藝術推動了單麵人的形成，美學形式背後隱匿著被壓抑的心態。在未來發展中，藝術成為反抗現存社會關係的力量，它批判和抵製資本邏輯宰製下的操作原則，從而顛覆維持現狀的意識形態。馬爾庫塞認為，消費主義是遏製革命潛能和社會批判的邪惡力量，他提出了對資本主義文化“大拒絕”的口號，通過自由知識和覺悟的傳播，“拒絕使用富裕社會的死氣沉沉的語言，拒絕穿戴整潔的服裝，拒絕享用富裕社會的精巧物品，拒絕接受為富裕社會服務的教育”[62]。“大拒絕”的內容集中在文學、音樂和風俗習慣等文化生活方麵，這種文化革命已經超出藝術的作用範圍，直接攪動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層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