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文藝隊伍建設實際上是爭取黨的文化工作的領導權問題。不同文藝的服務方向是不一致的，而且一些文藝工作者和群眾對於不同文藝主體的認識也是不一樣的，甚至存在模糊觀念和淡化成分的傾向。“我們有許多同誌還不大清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區別。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頭腦裏還裝著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麽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麽是共產主義，什麽是黨。他們想：什麽無產階級思想，還不是那一套？他們哪裏知道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隻有離開黨完事。因此我們的黨，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純潔的，但是為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延安文藝界現在已經展開了思想鬥爭，這是很必要的……中國是向前的，不是向後的，領導中國前進的是革命的根據地，不是任何落後倒退的地方。同誌們在整風中間，首先要認識這一個根本問題。既然必須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徹底解決個人和群眾的關係問題。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裏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麽凶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裏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知識分子要和群眾結合，要為群眾服務，需要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隻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91]毛澤東的文藝動力觀形成於中國社會的風雲變幻之際，充滿鬥爭色彩的文藝觀是“結合實踐”構建的一整套文藝發展方略，其“民族形式”意在顯示文藝的民族性和凝聚力，“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意在表達文藝力量的方向，“文學批評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意在凸顯文藝的政治力量。毛澤東不僅重視文藝的審美性的把握，也重視對藝術規律的探索，其中涉及的藝術美和生活美的關係，文藝源和流的關係，文學黨性和個性的關係，藝術的民族保守性和革新性的關係，都與文藝力量的表達有關；他提出的藝術的典型化原則，中西結合原則，新詩歌創作原則，都是對文藝力量的有益探索；他提出的藝術的形象思維問題，美的階級性與共同美感問題，優秀“民主文學”的“人民性”問題，反映了他對文藝力量作用方式的基本態度。在中國共產黨文藝史上，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對馬克思主義文藝動力思想的發揮是多方麵的。
在實際工作中，“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把人民滿意作為最高標準，把服務群眾作為基點和歸宿，站穩群眾立場，增進群眾感情，立誌做人民喜愛的作家藝術家，不斷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把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要把人民作為文藝的表現主體，著力歌頌人民生動實踐、展示人民精神風貌，走到生活深處，走進人民心中，把藝術才幹的增長、藝術表現能力的增強深深植根於生活、植根於人民，用人民創造曆史的奮發精神哺育自己，從社會生活中汲取營養、挖掘素材、提煉主題，在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中進行藝術創造、實現藝術進步”[92]。這樣的活動中，藝術經常性地為人民群眾提供了精神食糧，也經常性地吸引廣大群眾參與其中，也給藝術創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文藝創作方麵，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麽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93]麵對當下文藝發展中的不良現象，麵對一些藝術工作者眼光隻“向錢看”的現象，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端正創作態度，瞄準服務對象，“文藝工作者要自覺堅守藝術理想，不斷提高學養、涵養、修養，加強思想積累、知識儲備、文化修養、藝術訓練，努力做到‘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認真嚴肅地考慮作品的社會效果，講品位，重藝德，為曆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職業操守、良好的社會形象、文質兼美的優秀作品贏得人民喜愛和歡迎”[94]。爭取多出謳歌人民群眾的成果，爭取多出歌頌改革開放成就的成果，爭取多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成果。習近平的文藝動力觀貫穿著人民主體性思想，他提出“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95]，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創造主體，把人民生活作為文藝作品的唯一源泉。他要求文藝工作者關心人民生活、關注人民情感，提高感染力和生命力；他把人民群眾視為文藝審美的鑒賞主體，要求尊重人民作為鑒賞者與批評者的心理預期，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評判者是創造最佳審美價值的標尺。
文藝的戰鬥唯物主義性質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是必要的，無產階級文藝必須與生產聯係在一起，這是發揮文藝力量的重要方式，脫離了這一點就可能蛻變為形式主義。“有時人們用各種‘動聽的’理由來為我們這種軟弱無力、無所作為和笨拙無能進行辯護，例如說18世紀無神論的舊文獻已經過時、不科學、很幼稚等等。這種不是掩蓋學究氣就是掩蓋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的冒充博學的詭辯，是再壞不過了。”[96]這不是戰鬥唯物主義精神，而是妥協的唯心主義精神，或者是幼稚的無神論者。列寧認為，戰鬥唯物主義雜誌首先是一個戰鬥的刊物，它不能隻是轉述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不能隻是口頭上的無神論者，而要善於喚醒群眾自覺地對待宗教問題和自覺地批判宗教。斯大林誇讚高爾基的《死與女郎》是比歌德的《浮士德》更有力的作品，“愛戰勝死”，而且他的作品經常使工人階級的敵人恐懼，具有不可戰勝的“高爾基精神和偉大的意誌力”，將戰勝沉重的磨難。在談到電影的作用時，斯大林說，電影是一個新的意識領域，是一種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能夠鼓勵群眾為社會主義奮鬥，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和戰鬥性，黨的機關和宣傳人員要抓住這個工具。戰鬥唯物主義刊物必須堅持真理與宣傳無神論，唯物主義雜誌要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聯盟，與自然科學家結成聯盟，戰鬥唯物主義本身就是戰鬥的和唯物的，它“反對盛行於所謂‘有教養社會’的唯心主義和懷疑論的時髦的哲學傾向”[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