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藝力量的黨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視文藝的傾向性，密切關注和熱情支持無產階級生活與鬥爭的文藝作品以及無產者本身的文藝創作。列寧在這方麵所做的一個重大貢獻是提出了文藝的黨性學說，他把文藝作為一項事業來看待，反對“著書隻為稻粱謀”的態度；他提出文藝的人民性，反對“為文藝而文藝”的思想傾向。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指出，文藝寫作要有黨性，寫作事業不是個人的事，它“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並接受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監督；寫作事業是一個特殊的部分，不應同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來”，“無可爭論，寫作事業最不能作機械劃一，強求一律，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75]。這裏的兩個“無可爭論”要求人們重視文藝事業的規律性和寫作事業的特殊性。寫作事業是人民的事業，“隨著人們曆史創造活動的擴大和深入，作為自覺的曆史活動家的人民群眾在數量上也必定增多起來”[76]，要“用真正自由的、公開同無產階級相聯係的寫作，去對抗偽裝自由的、事實上同資產階級相聯係的寫作”，無產階級的寫作應該“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文藝工作者要把“千千萬萬勞動人民”作為服務對象。針對當時有人借出版自由攻擊和歪曲社會主義的現象，列寧提出了“藝術屬於人民”的思想，“出版自由會助長世界資產階級的力量。這是事實。‘出版自由’不會用來祛除俄國共產黨的許多弱點、錯誤、偏差、毛病（毫無疑問，毛病有的是），因為這是世界資產階級所不願意的”[77]。無產階級的藝術必須深深紮根於廣大勞動群眾中間，它必須為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從群眾的感情、思想和願望方麵把他們團結起來並使他們得到提高，它必須喚醒群眾中的藝術家並使之發展。這既是藝術發展的根基，又是為群眾服務的要求。
革命的文藝，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隻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78]但是，文藝和文學能否嚴格對應，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進行誇張，在多大程度上以先驗理想和政治烏托邦**來改寫現實，誇張的結果是什麽，過度誇張對群眾產生的不良影響是什麽，是需要認真思考的。還有一個問題，對於文藝來說，如果充分發揮其政治功用和社會效應，僅僅靠對真實生活的描寫能否實現，也是需要認真思考的。“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麽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曆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麵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麵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著，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79]這裏的“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是對文藝活力、動力和感染力的要求，是用“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話語表述的。“文藝為政治服務”是總綱，“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是表現形式，因此，“提高”了的文藝不一定表現在藝術水準上，不一定表現在技巧發展上，而是表現在以昂揚向上的姿態謳歌主流意識形態和用現實生活典型激勵廣大群眾。
（二）文藝力量的戰鬥性
黨的報刊的說服力和戰鬥力不能靠妥協退讓來實現。無論是合法報刊，還是非法報刊都會傾向於某一個政黨，那些“畸形的聯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虛假的掩飾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沒有成熟到具有黨的觀點，實際上還不是黨的人，他們認識膚淺或者思想畏縮，另一些人想表達黨的觀點，出於無奈而吞吞吐吐，這兩種情況混雜在一起了”[80]。由於這些缺陷，報刊中出現魚龍混雜的思想是難以避免的，懷舊與開新，柔弱與剛強，正義和邪念，都必然會削弱報刊的戰鬥力。資產階級出版物與無產階級出版物是兩個不同方向上的力量，“與資產階級的習氣相反，與資產階級企業主的即商人的報刊相反，與資產階級寫作上的名位主義和個人主義、‘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和唯利是圖相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出版物的原則，發展這個原則，並且盡可能以完備和完整的形式實現這個原則”[81]。盡管列寧感到把寫作事業比作螺絲釘，把生氣勃勃的運動比作機器是有局限性的，但他仍然以此嚴正告誡：“無黨性的寫作者滾開!超人的寫作者滾開!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社會民主黨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82]在這裏，列寧提出和要求的思想一致性，並不是機械劃一、強求一律，“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這一切隻證明，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中寫作事業這一部分，不能同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來”[83]。在給高爾基的信中，列寧指出了高爾基關於“中立”“和解”言論的幻想性和一廂情願，別爾嘉耶夫主義加僧侶主義都是必須加以批判的，無產階級作家應該立場鮮明地反對不良傾向。針對高爾基用造神說代替尋神說的觀點，列寧認為，尋神說與造神說的差別絲毫不比黃鬼同藍鬼的差別大，宣揚這種從精神上創造出來的神的觀念，就是用甜蜜的糖衣和各種色彩包裹著的毒藥**人們的心靈，這不是文藝力量戰鬥性的表現。
（三）文藝力量的革命性
列寧認為，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因為他用文藝客觀的現實的力量表達了現實問題。但是，俄國的一些合法報刊卻不是從革命的性質、革命的動力方麵看待托爾斯泰的作品，而是通過“裝腔作勢的言論和冠冕堂皇的空言”來淹沒人們要求對問題本質答複的呼聲。在列寧看來，托爾斯泰文學及其本人所表現的兩麵性，正是那個社會矛盾和張力的體現。在積極影響上，托爾斯泰創造了世界一流的文學作品，他用現實主義表達了對社會虛偽性的強烈抗議，無情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暴政及國家機關中的滑稽相，描述了社會財富的增加與工人群眾痛苦的加劇形成的現實反差。在消極影響上，他是一個“發狂的基督教地主”，是一個頹唐的“托爾斯泰主義者”，瘋狂鼓吹不要用暴力抵抗邪惡，通過有道德觀念的神父培養最精致的僧侶主義。這樣的特征也使托爾斯泰文學的影響力不是徹底的革命性的，內心認識上的矛盾決定了他的作品的二重影響。身處這樣的矛盾中，“絕對不能理解工人運動和工人運動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絕對不能理解俄國的革命，這是不言而喻的”[84]。托爾斯泰的作品，反映出對新生活的追求，這種追求的內在動力不是自覺生成的，而是帶有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態度表現出來的。但是，“正在‘形成’新俄國和消除現代社會災難的那些社會力量的活動愈發展，它們的活動愈具有確定的性質，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會愈迅速地‘失去任何實踐意義和任何理論根據’”[85]。列寧認為：“藝術家托爾斯泰的作品，思想家托爾斯泰的觀點反映的正是舊俄國的一切舊‘基礎’的這種迅速、激烈而急劇地被摧毀。”[86]托爾斯泰對現實生活的描繪，拋棄了本階層的一切傳統觀念，對現存國家製度、教會製度、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進行激烈批判，是反對舊堡壘的思想表現，他把農民心理表現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清新和真誠的方式探究貧苦的根源，把千百萬農民的抗議和絕望情緒融為一體。
列寧還認為，赫爾岑的作品在俄國革命準備方麵起到了偉大作用，“《北極星》發揚了十二月黨人的傳統。《鍾聲》雜誌（1857—1867年）極力鼓吹農民的解放。奴隸般的沉默被打破了”[87]。赫爾岑開展的革命鼓動，又由車爾尼雪夫斯基以及民意黨鞏固、擴大和加強，他們作為“未來風暴中的年輕航海長”，在推動群眾運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無產階級紀念赫爾岑時，以他為榜樣來學習了解革命理論的偉大意義；學習了解，對革命的無限忠心和向人民進行的革命宣傳，即使在播種與收獲相隔幾十年的時候也決不會白費；學習判定各階級在俄國革命和國際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這些教訓的無產階級，一定會給自己開拓一條與全世界社會主義工人自由聯合的道路，粉碎沙皇君主製惡棍，而赫爾岑就是通過向群眾發表自由的俄羅斯言論，舉起偉大的鬥爭旗幟來反對這個惡棍的第一人。”[88]列寧認為，《國際歌》的力量一直被無產階級稱頌，歐仁·鮑狄埃用自己的戰鬥歌曲，鞭笞法國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政府，號召工人團結一致。“這首歌已經譯成歐洲各種文字，而且不僅僅是歐洲文字。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裏，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誌和朋友。”[89]在列寧看來，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等的一些刊物，散發著濃烈的不良氣味，使人感覺是“置身在奴才的下房裏”。“奴才們把一朵朵的假花裝飾起來，借以‘安慰’被雇傭奴隸製的鎖鏈束縛著的雇傭奴隸。主張解放雇傭奴隸的人，則從鎖鏈上摘下裝飾它的假花，使奴隸們更加自覺、更加強烈地憎恨他們身上的鎖鏈，盡快地掙脫鎖鏈並伸手摘取新鮮的花朵。”[90]他們指責“無產階級群眾”，他們說群眾自己“不相信舊道德舊政治的價值”，他們把自己的背叛歸咎於群眾。這是對文藝革命性力量的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