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當時的諷刺作品、粗俗文學等的負麵影響。“浮誇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和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勢力同墨守成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表麵上的和諧同社會各個成分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38]宗教改革時期的粗俗文學，在鑒賞力不高的人那裏產生不良共鳴並引起一些人在美學上的反感，其藝術影響幾乎全部是負麵的，或者談不上藝術。一些偷梁換柱、混淆視聽的觀點，不僅表現出“有曲解本人的天才”，“還有被人曲解的天才”。馬克思對雨果的觀點及話語多有指責，認為他的高談闊論和無聊言辭，是對巴黎公社的無端攻擊，對盧格的可憎語言，陶森瑙、梅茵之流的誹謗言論，馬克思也予以揭露和剖析。
舊思想、舊文獻的影響是保守勢力經常關注並竭力維護的，但這種力量的影響是有限的。馬克思恩格斯在論及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時指出：“德國的哲學家、半哲學家和美文學家，貪婪地抓住了這種文獻，不過他們忘記了：在這種著作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隻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39]1848年革命中，《法蘭西報》和反動派的報紙都起過鼓動作用，因為歐洲的一個講壇道出了“無產階級解放”的秘密，“《通報》在不得不正式宣傳一些‘荒誕囈語’時臉紅了，這些‘荒誕囈語’原先埋藏在社會主義者的偽經裏，隻是間或作為一種又可怕又可笑的遙遠的奇談傳進資產階級的耳鼓”[40]。在革命中，代表各種思想願望的報刊或宣傳機構，都希望一顯身手。當巴黎戒嚴解除和報刊恢複時，“在社會民主主義報紙停刊期間，在實行鎮壓措施與保皇主義囂張期間，立憲君主派小資產者的老的代言者《世紀報》共和主義化了；資產階級改革派的老的喉舌《新聞報》民主主義化了，而共和派資產者的老的典型機關報《國民報》則社會主義化了”[41]，那時在經濟上無所作為的工人協會，在政治上卻對無產階級起著紐帶作用，這與一些媒體的宣傳作用分不開。為了強化自己的輿論力量，秩序黨希望以自己的喇叭聲驅走自己的恐懼，有刊物高喊“劍是神聖的”，有刊物要求對“紅黨發起進攻”，有刊物聲明“要消滅社會主義”，最後這些刊物無一例外地幫助秩序黨重彈“加強鎮壓”舊調。在《德國革命與反革命》中，針對德國文壇鼓吹不成熟的立憲主義和不成熟的共和主義的傾向，恩格斯這樣寫道：“用一些定能引起公眾注意的政治暗喻來彌補自己作品中才華的不足，越來越成為一種習慣，特別是低等文人的習慣。在詩歌、小說、評論、戲劇中，在一切文學作品中，都充滿所謂的‘傾向’，即反政府情緒的羞羞答答的流露。”[42]為了迎合當局的新聞出版政策，青年德意誌或現代派散布著雜亂的思想，把曲解了的聖西門主義的隻言片語摻入其中，“用來表達這些思想的晦澀的哲學語言，既把作者和讀者都弄得昏頭昏腦，同樣也把檢察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爾派’的作家便享有文壇的其他任何一個分支都不能享有的新聞出版自由”[43]。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把杜林標榜的“具有偉大風格的曆史作品”斥為“最流行的東拚西湊的教科書”和“白水似的作品”，是“老生常談”和“施給乞丐的稀湯”，“他的語言教學上就隻剩下一種老式的、完全按照舊的古典語文學仿造的技術語法了，這種語法由於缺乏曆史的基礎而帶有自己的全部的詭辯性和任意性”[44]。這種教育技術脫離了以後的實際運用，失去了生活的本義。馬克思剛去世，《最新集萃》雜誌就發表文章，包括錯誤百出的傳記、社會活動、政治活動和寫作活動方麵的批評，阿基爾·洛裏亞極力詆毀馬克思主義理論，其消極作用在當時影響很大。“在那裏，他以一種自信態度偽造和歪曲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曆史觀，這種態度讓人推測出他抱有一個巨大的目的。”[45]這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思想的公然詆毀和反叛。
對於民族文化不良內容的負麵影響，列寧認為，它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滋生產物，不僅不能保護異族人，反而是“惡棍和暴徒的侵害”，大民族主義“在曆史的實踐中幾乎從來都是過錯的”，比如：對異族人的蔑視，“把波蘭人都叫做‘波蘭佬’，嘲笑韃靼人為‘王爺’，烏克蘭人為‘一撮毛’，格魯吉亞和其他高加索異族人為‘蠻子’”[46]。這些惡俗陋俗是不良傳統文化的遺存，對民族團結而言是一個消極因素。也有一部分人沉溺於舊的傳統文化而無視不良影響，“在蘇維埃的和蘇維埃化了的工人中，會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沒在這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垃圾的大海裏，就像蒼蠅沉沒在牛奶裏一樣”[47]。即使是接受了蘇維埃思想的工人中，即使是被蘇維埃社會主義思想感染的工人群眾，也沒有完全肅清頭腦中的落後意識，也經常受到傳統遺留的不良思想的影響。
在列寧看來，我們的機關仍然具有舊社會的痕跡，而且這種舊的機關時刻試圖顯示出保守的力量，舊官吏的不良意識，舊社會的思維慣性，舊製度的不良內容，都會在現實生活中存在並影響著蘇維埃社會主義思想和實踐，“我們要在這裏考驗一下自己的力量，要證明我們不是隻會死背昨天學到的東西和重複過去的老一套”[48]。由於舊東西客觀存在，它也不會自動退出曆史舞台，而且舊東西中並不完全都是不可接受的，它是客觀存在的內容，“舊東西我們不應該拒絕”[49]，舊社會的有價值的發展方式、管理方式，都是需要借鑒和利用的。在新生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中，官僚主義是一種不良文化遺存，起著消極作用，不能隱瞞它，而要揭露它，這是無產階級對待不良文化遺產的基本策略。
斯大林在《論〈紅色青年〉雜誌的任務》中指出：要看到一些刊物的不良作用。列寧說：“盧·喬·的文章左得很，糟得很。文章中的馬克思主義純粹是口頭上的；‘防禦’策略和‘進攻’策略的區分是臆想出來的；對十分明確的曆史情況缺乏具體分析；沒有注意到最本質的東西（即必須奪取和學會奪取資產階級借以影響群眾的一切工作部門和機關等等）。”[50]一些文學作品的創作思路、內容表現都顯示極左思維，把革命形象打扮成完人，把不良現象完全歸結為資產階級立場，在反右的同時又走向左的方麵，“作者在摒棄‘工團主義的抵製’、摒棄‘消極的’抵製的同時，臆想出一種特殊的‘積極的’（哦，多麽‘左’呀!……）抵製，這就異常清楚地表明他的論斷的錯誤極其嚴重”[51]。這些“左”的做法，使西方國家那些不懷好意的人有了攻擊的把柄和口實，他們利用各種手段來詆毀和汙蔑社會主義國家。“在最富有的國家內，花數千萬金錢推銷數千萬份來散布資產階級謊言和帝國主義政策的最富有的報紙，沒有一個不在重複這種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基本論據和責難，說美國、英國和瑞士是以民權製度為基礎的先進國家，布爾什維克的共和國卻是強盜國家，沒有自由，布爾什維克破壞民權思想，甚至解散了立憲會議。”[52]還有一些文學作品吹得很，實際上是平常的小資產階級崇拜的“英雄”，在吹噓中被讚揚成“世界上最偉大的獵人”“世界上最偉大的爬山家”“世界上最偉大殖民家”，這種吹牛最終使他的朋友喪失體麵、羞愧無地。
一些雜誌，如《自由》雜誌，因為矯揉造作，不使用“民間的”比喻和“民間的”詞匯等群眾易於理解和需要的方式，“作者就是用這種畸形的語言，翻來複去地談論那被有意庸俗化了的、陳腐的社會主義思想，而不引用新的材料、新的例證，也不進行新的加工”[53]。在群眾中的影響也是極其糟糕的，它不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刊物。在列寧看來，通俗作家不是庸俗作家，通俗作家要引導讀者深入思考和研究，經常從最簡單的、眾所周知的材料出發，用簡單的推論、恰當的例子或通俗的話語來說明自己的觀點，並且以不同的方式引導讀者獨立思考。“在庸俗作家的眼裏，讀者是不動腦筋和不會動腦筋的，他不是引導讀者去了解嚴肅的科學的初步原理，而是通過一種畸形簡化的充滿玩笑和俏皮話的形式，把某一學說的全部結論‘現成地’奉獻給讀者，讀者連咀嚼也用不著，隻要囫圇吞下去就行了。”[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