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資產階級文化遺產及其影響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和生產力的推動下，由於世界曆史**往的擴大，藝術成了各民族的公共財產，這種情況下，保存已經創造出來的生產力及文明成果，就成為各民族共同的任務。但是，由於資本主義勞動的壓抑性和異化現象，社會的創造精神被禁錮在一定範圍內，充分的自由的藝術創造也發生畸變，資本主義生產成了同藝術詩歌等精神生產相對立的方麵。馬克思曾對施托爾希的有關論點做過分析和批判，施托爾希認為，不發達的國家從外國吸取精神資本，就像物質上不發達的國家從外國吸取物質資本一樣。馬克思認為，他看到了市場經濟下物質和精神流動的主要方向，卻無視精神產品、藝術產品發展的不同步性。在施托爾希看來，醫生生產健康，教授和作家生產文化，詩人和畫家生產趣味，道德家生產道德，傳教士生產宗教，君主生產勞動安全，但反過來，疾病生產醫生，蒙昧生產教授和作家，乏味生產詩人和畫家，不道德生產道德家，迷信生產傳教士，普遍不安全生產君主，這些觀點看到了一些事物發生的表象而忽視了本質的內容，因為以上諸多門類的“專家”都是實踐中產生的，實踐的需要推動了認識的發展。
對待資產階級文化遺產需要有辯證的態度，對它的存在不能一概否定，對它的力量不能視而不見。列寧指出：“對那些過多地、過於輕率地侈談什麽‘無產階級’文化的人，我們就不禁要抱這種態度，因為在開始的時候，我們能夠有真正的資產階級文化也就夠了，在開始的時候，我們能夠拋掉資產階級製度以前的糟糕之極的文化，即官僚或農奴製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錯了。”[55]沙俄時期的文化並不是一無是處，甚至蘇維埃還沒有能夠達到資產階級文化水平，盡管它不是無產階級的先進文化，但是對於我們反對官僚文化是有積極意義的。輕率地談論無產階級文化甚至僅僅把它作為口頭上的事情，輕率地否定舊文化的現實影響甚至不加分析地接受或拒絕，都是急躁冒進的態度。在遺產問題上，我們對根源於舊機構、舊文化的缺點還沒有認真的思考，對社會製度的精華沒有仔細的審視，當然對舊文化遺產的陳跡還沒有清楚的認識。“這些缺點根源於過去，過去的東西雖已被打翻，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退到早已成為陳跡的舊文化的階段去。我在這裏提出的正是文化問題，因為在這種事情上，隻有那些已經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為習慣的東西，才能算作已達到的成就。”[56]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為社會主義奮鬥的工人，需要有知識的和受過教育訓練的人，前一個方麵所缺少的就是文化，靠蠻幹或突擊、機敏或毅力、優秀品質或革命精神，是難以解決這個問題的；後一個方麵大多是資產階級培養出來的舊知識分子，利用他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關鍵是在思想上改造他們。人才培養與改造是耐心艱苦的工作。毫無疑問，在蘇維埃經濟政策的實施中，耐普曼的出現是必然的，這與資本主義文化意識具有密切聯係，但不能就此認為耐普曼的出現完全是消極的力量，也不能把它在政治上上綱上線。在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中，沒有必要為舊傳統和舊思想影響下的商販隊伍感到驚慌，他們也可以是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和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不能按照“正統”的思維定式看待經濟成分的變化及其影響。
對於資本主義文化遺產及其影響，要分析其在政治上的消極作用和在經濟上的兩麵性，蘇維埃在經濟上的退卻和迂回不是政治上原則上的妥協讓步，而是一個經濟策略。“你比資本家占優勢，因為你手中有國家政權，有許多經濟手段，隻是你不善於利用這些東西，觀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華而不實的東西，脫去華麗的共產主義外衣，老老實實地學著做些平凡的工作，這樣我們就能戰勝私人資本家。”[57]要同舊習慣、舊風氣、舊思想決裂，如果文化工作者照搬了資本主義文化遺產，就會沾染這些文化的缺點，就不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的文化工作者。“隻有掌握教師從資產階級那裏繼承來的一切知識，才能做到。否則，共產主義就不可能有任何技術成就，在這方麵的一切理想就要落空。可是這些工作人員都不習慣於聯係政治，特別是聯係對我們有用的政治，即共產主義所必需的政治來進行工作，因此就出現一個問題，如何使他們從組織上聯係起來。”[58]因此，對待舊知識分子，是不能完全將其視為無用的或反動的群體的，他們掌握的自然科學知識是中性的，他們掌握的管理方式也是中性的，任何社會製度下都可以使用，隻要不是反對社會主義的，為什麽要拋棄呢？因此，“每一個鼓動員和宣傳員都是我們所需要的，他們在執行任務時，要嚴格地按照黨的精神進行工作，但又不能隻局限於黨的範圍內，應該記住他們的任務是領導幾十萬教師，激發他們的興趣，戰勝舊的資產階級偏見，吸引他們來參加我們正在進行的事業，使他們意識到我們的工作十分重大，隻有進行這項工作，我們才能把這些受資本主義壓迫的、資本主義與我們爭奪過的群眾引上正路”[59]。在思想上，蘇維埃的政權是紅色的，蘇維埃的宣傳和鼓動員也應該是紅色的，蘇維埃宣傳任務和宣傳內容是由這兩個方麵決定的。“教育工作者和共產黨這個鬥爭的先鋒隊的基本任務，就是幫助培養和教育勞動群眾，使他們克服舊製度遺留下來的舊習慣、舊風氣，那些在群眾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習慣和風氣。”[60]這個目標任重道遠，共產黨人要不斷地學習、學習、再學習，要不斷地工作、工作、再工作，把共產黨人的高尚熱情和苦幹精神結合起來，通過長期不懈的工作推動實現事業的發展。
（二）無產階級文化遺產及其影響
列寧批判了無產階級文化派否定文化遺產、臆造“無產階級文化”和擺脫黨的領導的思想行為，為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端正了方向。“當我們談到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候，就必須注意這一點。應當明確地認識到，隻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隻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沒有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能完成這項任務。”[61]列寧認為，要區分“遺產”的內容和性質，“雖然民粹派比啟蒙者的‘遺產’前進了一大步”，但是，“把民粹主義歸入我國啟蒙者的遺產和傳統，歸根到底是不好的：改革後的俄國經濟發展向俄國社會思想界所提出的那些新問題，民粹派並沒有解決，而僅僅在這些問題上發出了一些感傷的和反動的悲歎，至於那些還是由啟蒙者所提出來的舊問題，民粹派卻用自己的浪漫主義堵塞了解決的道路，從而拖延了這些問題的徹底解決”[62]。堅持無產階級文化，不是要隔斷曆史文化，不是無視傳統文化的力量，否則就會產生因資產階級傾向而變質。“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得了世界曆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並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隻有在這個基礎上，按照這個方向，在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無產階級反對一切剝削的最後的鬥爭）的實際經驗的鼓舞下繼續進行工作，才能認為是發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63]不能臆造新的無產階級文化，而要根據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時代特點，發揚現有文化的優秀的典範、傳統和成果；不能離開教育人民委員部，因為無產階級文化不是特殊的思想，而是馬克思主義，俄國共產黨+教育人民委員部=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總和。“如果說，學習共產主義隻限於領會共產主義著作、書本和小冊子裏的東西，那我們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產主義的書呆子或吹牛家，而這往往會使我們受到損害，因為這種人雖然把共產主義書本和小冊子上的東西讀得爛熟，卻不善於把所有這些知識融會貫通，也不會按共產主義的真正要求去行動。”[64]學習和實踐是推動無產階級文化發展的基本途徑，這種學習不是單單關注幾本小冊子，不能僅僅背誦幾段經典語句，而應該是知識和思想的融會貫通。這種實踐不是盲人摸象，不是漫無目標，而是思想理論指導下的具體過程。
（三）辯證地看待民族文化遺產的力量
民族文化作為一種存活的並有現實影響的遺產和力量，具有持久性的作用。“每個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即使是不發達的文化成分，因為每個民族都有被剝削勞動群眾，他們的生活條件必然會產生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每個民族也都有資產階級的文化（大多數還是黑幫的和教權派的），而且這不僅表現為一些‘成分’，而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文化。”[65]舊的民族文化主要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盡管民族文化遺產的多數內容不具有階級性質，或者在產生之時不具有階級意識，但當它被賦予資本主義色彩並成為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力量時，就有了階級性質。如果從民族文化中抽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成分，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就會成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力量。“我們提出‘民主主義的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這個口號，隻是從每一個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成分，我們抽出這些成分隻是並且絕對是為了對抗每個民族的資產階級文化、資產階級民族主義。”[66]在列寧看來，民族文化作為一種遺產，它的力量取決於我們怎麽看待和怎麽利用它。“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們誕生的時候就已經具備的一定的現成條件。偉大人物隻有善於正確地認識這些條件，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才有一些價值。如果他們不認識這些條件而想憑自己的幻想去改變這些條件，那末他們這些人就會陷於唐·吉訶德的境地。”[67]如果從發展的眼光、揚棄的眼光、符合社會潮流的眼光看待和利用它，就會產生積極的力量；如果從保守的眼光、片麵的眼光以及有悖於社會潮流的眼光來看待和使用它，就會產生消極的力量。
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是建立在已經發展起來的基礎之上的，摧毀舊的東西，摧毀舊的基礎，並不是要將舊社會全部推倒重來，這是任何一個新社會必須麵對的事實，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的製度變遷是這樣維係發展的，統一製度下朝代更迭也是這樣維係發展的，即使是異族入主政權也不可能對前朝的發展事實棄之不顧。“我們從實例中看到：資產階級剛勝利時，它是起用另一個階級即封建階級出身的人做管理工作的，否則它就無人可用。要清醒地觀察事物：資產階級曾起用先前那個階級的人才，而我們現在也有同樣的任務——善於吸取、掌握、利用先前那個階級的知識和素養，為本階級的勝利而運用這一切。所以我們說，獲得勝利的階級應當是成熟的階級，可是成熟性不是用文字或證書所能證明的，而是要由經驗和實踐來證明的。”[68]事實上，任何統治階級在上台之初都是一個新手，像一個兒童，走路的樣子、說話的方式、表達的思想，都受到老人的影響，即使他宣布一切都是新的，即使他已經有了新的思想和製度，即使他不想接受舊事物，他也要在執政形式和執政方法等方麵向舊社會尋求經驗和借鑒。“資產者獲得了勝利，但當時還不會管理，他們是這樣保障自己的勝利的：宣布新憲法，從本階級中征募管理人員，開始學習，同時利用先前那個階級的管理人員，並且開始訓練和培養自己的新人去做管理工作，為此而運用了全部國家機構，取締舊的封建機關，讓富人進學校，這樣經過許多年，經過幾十年，他們就把本階級的管理人員培養出來了。現時在按統治階級的模樣組成的國家中，也應采取過去所有的國家都用過的辦法。如果我們不願立足於純粹的空想和空談，那我們就要說，我們應當考慮過去年代的經驗，我們應當保障革命所爭得的憲法，但是要管理，要進行國家建設，就應當有掌握管理技術、具有管理國家和管理經濟經驗的人才，而這樣的人才我們隻有從先前那個階級中才能找到。”[69]資產階級獲得統治地位後，也知道要培養自己的管理人才，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後，同樣遵守這樣的規律，同樣要從前代社會中尋找管理人才，人類知識和經驗就是這樣積澱和聚集起來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不是“莊嚴色彩畫成的聖像”，而是現實社會合乎邏輯的結果，是對優秀曆史的繼承和發展，也是需要通過實踐檢驗的新製度，需要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力量，也需要以現實的實踐表達自己的理想。列寧非常讚賞馬克思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馬克思不僅關注傳統文化的內在聯係，也注重這種聯係的內在機理，“如果你們要問，為什麽馬克思的學說能夠掌握最革命階級的千百萬人的心靈，那你們隻能得到一個回答：這是因為馬克思依靠了人類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所獲得的全部知識的堅固基礎；馬克思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導致共產主義，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據對資本主義社會所作的最確切、最縝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於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學所提供的全部知識而證實了這個結論。凡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討，任何一點也沒有忽略過去。凡是人類思想所建樹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運動中檢驗過，重新加以探討，加以批判，從而得出了那些被資產階級狹隘性所限製或被資產階級偏見束縛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70]。正因為馬克思從整體的視角用聯係的觀點看待傳統文化，才對傳統文化有詳細的把握和客觀的認識；正因為馬克思在資本主義文化方式曆史大背景中進行考察，才對這種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較為充分的認識。
在這樣的方法論引導下，列寧要求通過共產主義教育掃除文盲，以便增強國民素質和提高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他在《青年團的任務》中指出：“青年的訓練、培養和教育應當以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材料為出發點。我們隻能利用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全部知識、組織和機關，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人力和物力的條件下建設共產主義。”[71]在青年與老年之間，在現在和過去之間，存在著一種文化聯係和結合紐帶，斬斷了聯係就等於隔斷了曆史，曆史的接力和思想的傳承總是在代際變遷中體現出來的。但是，實現這種聯係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在俄國，“貫穿著階級精神的舊學校，也就隻能向資產階級的子女傳授知識。這種學校裏的每一句話，都是根據資產階級的利益捏造出來的。在這樣的學校裏，與其說是教育工農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說是對他們進行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的訓練。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和悠閑。因此在否定舊學校的時候，我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從這種學校中隻吸取我們實行真正共產主義教育所必需的東西”[72]。繼承文化傳統的方法及路徑是不一樣的，也可以在社會實踐中實現，可以在家風傳承中實現，可以在學校教育中實現，可以在社會交際中實現。對於舊學校的死讀書問題、強迫紀律問題，要有清醒的認識，“要善於把舊學校中的壞東西同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區別開來，要善於從舊學校中挑選出共產主義所必需的東西”[73]。區分的原則是看其是否有利於堅持無產階級的育人方向，是否有利於推動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是否服務於現實社會的發展。由於製度不同和發展目標不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所需要的人才是不完全一樣的，除了必要的知識儲備和技能培養外，兩個社會的人才在政治方向上的要求截然不同。因此，“如果你們試圖從這裏得出結論說，不掌握人類積累起來的知識就能成為共產主義者，那你們就犯了極大的錯誤。如果以為不必領會共產主義本身借以產生的全部知識，隻要領會共產主義的口號，領會共產主義科學的結論就足夠了，那是錯誤的。共產主義是從人類知識的總和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方麵的典範”[74]。我們說的全部知識是共產主義賴以產生的思想文化基礎，這些知識之所以成為知識是從其積極作用上講的，或者說是從全部優秀文化知識方麵說的，馬克思主義在總結這些優秀知識的基礎上，構造了共產主義的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