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優秀文藝的正能量

馬克思恩格斯要求無產階級與革命的文藝運動結合，他們期待“一個新的但丁來宣告這個無產階級新紀元的誕生”；列寧認為“藝術屬於人民”，它“必須深深地紮根於廣大勞動群眾中間”；斯大林要求作家和詩人“把自己提高到能夠擔負起先進無產階級的歌手的任務”，他認為，在蘇維埃政權手裏，電影是一種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夏伯陽》等好電影，顯示了蘇維埃為工農政權鬥爭的偉大性，也提醒人們有關社會主義鬥爭和建設的困難，蘇維埃政權期待影視工作者深入最主要的意識領域中。斯大林重視無產階級世界觀與文藝創作的關係，他讚賞蘇聯文藝界提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要求把馬克思主義精神同無產階級的創作原則結合起來。毛澤東在前人的基礎上論述了文藝與生活、文藝與革命、內容與形式、普及與提高、作家世界與立場感情的關係，他認為，文藝為什麽人服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蘊含著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因為“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24]，文藝工作不能離開這個出發點和核心。不同的文藝有不同的服務方向，封建文藝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文藝是為資本家階級服務的，社會主義文藝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毛澤東根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武裝鬥爭的主要形式、階級力量的消長狀況以及文藝戰線的實際情況，把文藝的對象概括為“最廣大的人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主要是“工人、農民、士兵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按照這一理解，中國工人階級徹底的革命性和農民的天然聯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確性及其領導作用，城市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參與作用和協作精神，是發揮無產階級文藝力量的條件和基礎。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動力觀，不但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文藝的工農兵方向，而且把一切從人民大眾出發作為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要求文藝應當按人民的願望歌頌光明揭露黑暗，要求文藝成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的工具。這是毛澤東文藝動力思想的新意。

文藝的政治方向涉及“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因此，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反對這種擺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或多元論，而其實質就像托洛茨基那樣：‘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產階級的。’我們不讚成把文藝的重要性過分強調到錯誤的程度，但也不讚成把文藝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和別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較起來，自然有輕重緩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對於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對於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連最廣義最普通的文學藝術也沒有，那革命運動就不能進行，就不能勝利。不認識這一點，是不對的。還有，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革命的思想鬥爭和藝術鬥爭，必須服從於政治的鬥爭，因為隻有經過政治，階級和群眾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隻是千千萬萬的群眾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於把群眾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隻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正因為這樣，我們的文藝的政治性和真實性才能夠完全一致。不認識這一點，把無產階級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對的”。[25]在這裏，毛澤東將1927年以來的文學階級論進一步地發揮，把1927年之後中國左翼文藝理論特質概括為階級性，認為無產階級文學必須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正確的、進步的、革命的作家“必須”支持階級鬥爭、服從政治需要。毛澤東對“人性論”；“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和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隻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等一一分析[26]，這不僅是思想上的規整，也是對文藝力量規範表達的重要方式。

鄧小平強調尊重文藝規律，通過文化作品的感染力體現文學的人民性，認為“我們的文藝屬於人民”；“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27]他要求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堅持‘雙百’方針和‘三不主義’，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幹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28]。新時期的文藝工作要以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有利還是有害作為衡量的根本標準，“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要通過有血有肉、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們在各種社會關係中的本質，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曆史發展的趨勢，並且努力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民，給他們以積極進取、奮發圖強的精神”[29]。因此，“要教育人民，必須自己先受教育。要給人民以營養，必須自己先吸收營養。由誰來教育文藝工作者，給他們以營養呢？馬克思主義的回答隻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就在於他們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係。忘記、忽略或是割斷這種聯係，藝術生命就會枯竭。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自覺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題材、主題、情節、語言、詩情和畫意，用人民創造曆史的奮發精神來哺育自己”[30]。社會主義文藝必須始終堅持這一根本原則，廣大文化工作者要走出去、走下去，從人民群眾改革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汲取豐富的思想營養。“社會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深入生活是繁榮文藝的重要途徑”，隻有真正投身人民群眾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深入體驗當代中國發展和進步的曆史進程，才能認識社會發展的客觀進程，認識人民群眾的利益所在，認識人民群眾的曆史創造性和精神生活的進步。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是億萬群眾演出的曆史活劇，文藝要謳歌英雄的時代，深刻地生動地表現人民群眾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偉大實踐和豐富的精神世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偉事業，需要文藝工作者描繪、反映和加以詩情畫意的表現，這為廣大文藝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闊舞台。“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體力量，他們的勞動實踐、工作實踐是我國社會生活的主流。我們的精神產品應該著力去反映他們從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生動實踐，反映他們創造美好生活的聰明才智和精神風貌，為他們創作和生產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31]社會主義文藝，要通過有血有肉、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們在各種社會關係中的本質，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曆史發展的趨勢，並且努力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民，給他們以積極進取、奮發圖強的精神。文藝工作者要運用文藝創作，同意識形態領域的其他工作緊密配合，造成全社會範圍的強大輿論，引導人民提高覺悟。要堅持深入生活、貼近群眾，努力向生活學習、向群眾學習，了解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體驗人民群眾的曆史性創造活動，把握社會發展和藝術發展的規律，創作出更多的無愧於人民和時代的優秀作品，用藝術給人們以歡樂，提高人們的思想境界。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範疇越來越廣。能否抓住事物發展的主要矛盾，能否堅持弘揚主旋律，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能不能團結人民、鼓舞人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重要衡量標準。弘揚主旋律的優秀作品，會起到積極的正麵引導作用。文藝工作者創作出更多的優秀的、健康的、催人奮進的文藝作品，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好的文學藝術作品，對陶冶人們的思想情操，堅定追求美好事物的信念，培養良好的道德風尚，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往往能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反映主旋律的精神產品不僅思想內容健康向上，藝術表現多種多樣，而且要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這樣的產品在文化市場競爭中才會有極大優勢。“廣大文藝工作者要認清時代和人民賦予的神聖使命，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響時代前進號角，創作生產更多無愧於曆史、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的優秀作品，奮力開創文藝發展新局麵，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貢獻智慧和力量。”[32]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對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中國化做了新的表述，並結合當下的時代課題、曆史使命和文藝形式，賦予文藝觀念以現實性和時代感。他指出：“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33]，這是新形勢下對文藝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的新理解。他提出運用曆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標準的內涵和意蘊；他強調了中國優秀文藝傳統和遺產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明確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國化的底色、根基和取向，使我們的文藝理論充滿了中國文化的色彩和成分。

經典作家一貫要求革命文藝工作者掌握先進世界觀和藝術方法論，要求係統認識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同作家藝術家的關係，全麵認識馬克思主義在文藝創作中的作用。毛澤東要求新聞活動“傍著活事件來討論”，他要求“深入實際，不尚空談”。那個時候，出於革命需要，毛澤東要求黨報和通訊社多傳播觀點和經驗，而不是偏重新聞功能。“報紙是很重要的一種方式。中央同誌要善於利用報紙，要有一半的時間用在報紙上。”[34]他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指出：“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夠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麵。”[35]毛澤東要求報紙要增強黨性，宣傳要符合黨的需要，能否正確把握政策，是衡量黨報黨性的重要尺度。在毛澤東看來，聯係群眾是顯示報刊文藝力量的重要方式，在當時就是要考慮農民的文化心理和接受水平，要善於通過典型報道和討論來達到說服人的目的。毛澤東還把報紙視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在階級消滅之前，不管通訊社或報紙的新聞，都有階級性”[36]。在這方麵，新聞傳播要注重“增強幹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文藝和報紙成功宣傳的標誌是，黨和人民利益一致。劉少奇曾把報紙文藝比作橋梁和導線，這是對黨媒作用的形象比喻。“我們黨要通過千百條線索和群眾聯係起來，而你們的工作、你們的事業，就是千百條線索中很重要的一條。報紙每天和群眾見麵，每天把黨的政策告訴群眾。軍隊是黨聯係群眾的橋梁，人民代表大會、合作社等也是黨聯係群眾的橋梁。沒有這些橋梁，黨和人民群眾的聯係就斷了，黨和人民之間就有了鴻溝，因此必須有這些橋梁。千座橋，萬條線，主要的一個就是報紙。”[37]如何把這個橋梁搭建得更牢固、更實用，是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因此，普及與提高的問題，就是怎麽做文藝的問題，在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大方向大思路大前提之後，怎樣開展文藝服務。毛澤東非常注重通過深入社會生活表現文學創作的巨大作用，他甚至認為社會生活是文藝的唯一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