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文藝是勞動的結晶，也是勞動者思想和智慧的匯集，它代表著自由個性的發展願望。從文藝不斷精致化的形式看，文藝是對粗陋生活的細化和打磨，由粗糙變為精致，由笨拙變為細膩，由原始變為現代，由空想走向理性，都是向著更自由更大膽的思維模式發展的結果。表達精神的力量，是文藝發展的重要向度，從遠古走來的任何一個時代，都寄托著一定的精神品質。人們希望通過代際傳承實現精神的接力，就要用一定方式和形式來表現，這就是文學或文藝。神話中的英雄精神，傳說中的民族精神，記憶中的創造精神，都有可能以文字的形式被記載下來。當然，其中的批判精神、針砭意味和諷刺效果也是明顯存在的，這在另外一個方麵起著教化社會的作用。生活的革命意義和創造精神給藝術發展提供了更多的素材，“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一步發展”[11]。如果說前兩個方麵是在個人層麵和現實層麵上展開的，那麽，文藝在未來層麵上的展望和期待，為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激勵。“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藝術家屈從於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現象無論如何會消失掉，個人局限於某一藝術領域，僅僅當一個畫家、雕刻家等等，因而隻用他的活動的一種稱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職業發展的局限性和他對分工的依賴這一現象，也會消失掉。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沒有單純的畫家，隻有把繪畫作為自己多種活動中的一項活動的人們。”[12]從對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描寫中，人們看到的是發展著的動態變遷的社會，而對未來社會的展望，既是充滿想象的藝術創造，又是在現實基礎上的豐富構想。
古代歌謠就是一種曆史敘說和編年史，是古代傳統藝術表現形式之一。艾哈因德在《查理大帝傳》中指出，查理大帝記錄了歌頌古代帝王的事業和戰爭的最古的蠻族的，即日耳曼人的歌謠，並要求他的子孫銘記在心。《哥特人的曆史》也有這樣的功能。曆史事件的記憶，是在代際傳承中實現的，敘說形式有口頭的、有文字的，基本目的是將本民族、本地區的英雄故事、曆史偉業、民間智慧、傳統美德、價值觀念等，作為民族財富和精神遺產以一定的方式傳遞給後代。用現代的眼光看，采用口述的形式傳遞文化內容，主要是社會的技術不發達的產物，文字尚未發明，更談不上印刷術了。也可以看到，隨著現代工業提供文化複製的可能性，中國一些傳統的文化或文藝傳承形式也受到很大衝擊。民間大鼓書、說書藝人基本上沒有了。在傳播效力上，相聲明顯不敵小品，傳統手工藝術亟待保護的呼聲不斷，這些方麵，都顯示現代技術影響下藝術傳承的尷尬局麵。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然而，文化工業卻使藝術創造變得淺薄，似乎一切都可以批量生產和複製，文藝的價值追思卻被擱置一邊，文化工業對大眾的主宰以及對文藝創造的壓抑普遍存在，文藝的真實魅力和本質被遮蔽了，這是現代文藝發展的巨大阻滯力。文藝具有揭露和傳揚社會事實的功能。馬克思認為，英國一些小說家，“他們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寫生動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13]。麵對當時共產主義傳播的事實，恩格斯對於一些作家的支持態度是非常讚同的，也清楚地認識到，“法國大部分優秀思想家對共產主義的成長都是表示歡迎的。哲學家比埃爾·勒魯、婦女權利的勇敢捍衛者喬治·桑、《信徒之言》一書的作者拉梅耐神甫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或多或少地傾向於工程主義學說”，這與當時文化、文學的發展有密切關係。在《大陸上的運動》中，恩格斯指出：“歐仁·蘇的著名小說《巴黎的秘密》給輿論界特別是德國的輿論界留下了一個強烈的印象；這本書以顯明的筆調描寫了大城市的‘下層等級’所遭受的貧困和道德敗壞，這種筆調不能不使社會關注所有無產者的狀況。”[14]這些關注社會命運的文藝作者，是時代的旗手，他們把下層民眾的生活和命運、歡樂和痛苦寫入作品，一定程度上成了貧苦階層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