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力量的大小在於品質的高低，在於其中包含的美的規律，這是文藝創造的真諦。“動物隻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物種的尺度和需要來進行塑造，而人則懂得按照任何物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隨時隨地都能用內在固有的尺度來衡量對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15]審美屬性是藝術力量表達的重要方式，馬克思在論及金銀等天然材料時說，他們的美學性質使它們成為滿足奢侈、裝飾、華麗、炫耀的材料，“它們可以說表現為從地下世界發掘出來的天然的光芒，銀反射出一切光線的自然的混合，金則專門反射出最強的色彩紅色。而色彩的感覺是一般美感中最大眾化的形式。”[16]在這裏，馬克思充分肯定了貨幣的積極作用，也預見了貨幣可能造成的不良方麵，按照上麵的規定，“貨幣就已經是個性的普遍顛倒：它把個性變成它們的對立物，賦予個性以與它們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17]。但是，如果轉換場景，如果改變認識方式，則產生另一種方麵的影響。當黃金作為貨幣時，就成了顛倒美醜的力量，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使醜的變成美的，使錯的變成對的，仿佛“有錢可以鬼推磨”，甚至“有錢可以磨推鬼”。折節屈膝、逢迎拍馬、投機鑽營，不外為錢；善惡不分、忠奸不辨、混淆是非，也是為錢；泯滅良心、喪失人倫、叛國背族，也是為錢。黃金曾經使人煥發出積極的想象力，也將其齷齪不齒的一麵推向社會。“依靠貨幣而對我存在的東西，我能為之付錢的東西，即貨幣能購買的東西，那是我——貨幣占有者本身。貨幣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貨幣的特性就是我的——貨幣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質力量。因此，我是什麽和我能夠做什麽，決不是由我的個人特征決定的。我是醜的，但我能給我買到最美的女人。可見，我並不醜，因為醜的作用，醜的嚇人的力量，被貨幣化為烏有了。”[18]這種顛倒黑白的力量，能夠消弭堅貞與背叛、愛與恨、德行與惡行、奴隸與主人、愚蠢與明智、勇敢與怯弱之間的界限，使人們對貨幣的尊重表現為對貨幣持有者的尊重，使人們對美醜、善惡、忠奸、賢愚的判斷方式轉化為對相應主體擁有貨幣量的判斷，這種思維中，原本純潔的中性的客觀的自然之物就被異化為帶有豐富主觀臆想的社會存在物。貨幣作為人的創造，其魅力和美感不言而喻，它在社會中的影響卻是雙向性的，既是離間的手段，又是化合的力量；既是化冰炭為膠漆的力量，也是化幹戈為玉帛的力量；既是千夫所指的“娼婦”，又是聯結社會關係的“紅娘”。這樣的情況下，藝術的美感也發生變化，藝術在表達美的規律方麵也大打折扣。藝術創造被金錢所腐蝕，為藝術而藝術的人越來越少，為金錢而藝術的人越來越多，藝術的評判標準被轉化為金錢的占有標準。在貨幣價值與技術價值顛倒的氛圍中，文藝的創作者、文藝的標準、文藝的價值也被異化了。
文學藝術的欣賞和陶冶功能在哲學上的發展是促進享樂哲學的出現，歐洲古老的享樂哲學源於希臘人，是享有特權的社會人士的說辭，其追求享樂的方式和內容是由社會製度決定的，當它把這種想法普遍化時，就成為道德說教並轉化為對現實世界的詭辯和粉飾，很多內容被以文學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那個時候，大部分描述的是貪圖安逸、揮霍無度的貴族生活，體現在以詩歌、小說、回憶錄等體裁描述的人生觀價值觀中。它一方麵用享樂主義代替禁欲主義，使人獲得某種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麵希望通過強化享樂意識而體現自身的存在和地位。資產階級的享樂理論就是脫離生活條件的道德說教，當他與無產階級發生衝突時，貴族變成了偽善的信教者，資產階級卻成了道貌岸然的衛道士。但是無論是禁欲主義道德還是享樂道德，都不是無產階級的生活願望，這也決定了無產階級文藝是新型的格調。在論及科學書籍的作用時，恩格斯高度讚揚《古代社會》的影響，“在論述社會的原始狀況方麵，現在有一本像達爾文的著作對於生物學那樣具有決定意義的書，這本書當然也是馬克思發現的，這就是摩爾根的《古代社會》（1877年版）”[19]。盡管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分別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著作，但他們的觀點對認識社會發展而言都具有啟蒙意義，在當時的德國，全部曆史科學幾乎墮落到無以複加的地步的情況下，這些觀點是給人們注入的興奮劑和強心針。
從社會發展看，“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20]。在由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過程中，為工人階級服務的文藝，必然要體現消滅私有製和實現人的精神發展的要求，按照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無產階級文藝應該描述和服務的未來狀況是：“任何人都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21]在這個時候，藝術表達的真正生活與社會的詩性生存是一體的。這個時候，藝術才真正地表達美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