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麵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比如，關於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關於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關於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關於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的思想，關於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關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思想，關於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思想，關於經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的思想，關於集思廣益、博施眾利、群策群力的思想，關於仁者愛人、以德立人的思想，關於以誠待人、講信修睦的思想，關於清廉從政、勤勉奉公的思想，關於儉約自守、力戒奢華的思想，關於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的思想，關於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對傳統文化中適合於調理社會關係和鼓勵人們向上向善的內容，我們要結合時代條件加以繼承和發揚，賦予其新的涵義。希望中國和各國學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這個課題研究好，讓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同世界各國優秀文化一道造福人類。”[34]這也給我們提供了辯證取舍傳統文化的方法。
中國傳統文化的取舍標準，主要看價值取向、思想導向、精神氣象、育人方向、道德考量、審美意象。“中華文化強調‘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強調‘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主張以德治國、以文化人；強調‘君子喻於義’、‘君子坦****’、‘君子義以為質’；強調‘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強調‘德不孤，必有鄰’、‘仁者愛人’、‘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貧濟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這樣的思想和理念，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這些思想和理念，既隨著時間推移和時代變遷而不斷與時俱進，又有其自身的連續性和穩定性。”[35]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象是我們必須關注的，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做人之道和致思方向，對於培養為公之心、憂患意識、自強精神都有積極作用。以“仁義”為主要內容的人格精神，由孔子啟端，由孟子承續，由程朱闡發，已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灌注到那個時期的士子心中，他們大多走著從讀書到求官的路，這使得其思想表現和行為方式具有二重性，就積極麵來看，發憤圖強的人格精神是可取的，報效國家的誌向是可取的，為民請命的意願是可取的；就消極麵來說，迂腐忠君的思想是不可取的，遠離民眾的心態是不可取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國家危難之際，“若皆有持危扶顛之心，抱冰握火之誌，則其國安於磐石，無能傾覆之者”，“廟堂旰食，乾惕震曆”的憂患之心，往往能激勵“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奮發精神。中和圓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風尚，“和”的觀念是處理人際關係、社會關係和國家關係的重要思路，它也內在地引領著社會發展理念，在文學上經常表現為“哀而不傷，樂而不**”，在很多方麵體現出結構美、意境美、藝術美、思想美的特征。拿審美價值來說，其意境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其表現“妙悟天開，從至理事實中領悟”，其效果“餘音繞梁”“三月不知肉味”。傳統文化中超越個人窮通而謀求家國幸福的人生觀，是以道德教化和慰勉人生的社會功能來啟發主體的自我創新的。傳統文化是塵封的記憶，但它在現實中經常發出誘人的醇香，若把它完全當作逝去的內容，可能會有割斷曆史之嫌，若把它完全繼承下來，也不符合我們的願望。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可取內容，包括堪為典範的物事、追求高尚的物事、冰清玉潔的物事、遵德守製的物事、提倡奉獻的物事、啟迪人生的物事等。這些寧靜致遠的物事，是一種意境、一種標杆、一種表率，起著“發乎情，止乎禮”的作用，起著“物昭晰而互進”的作用，體現了主體在自我意識上不斷覺醒的邏輯演進。通過這些物事，可以“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由“象外”轉化為意境，進而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信心。寧靜淡泊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價值表現，它對當下文化自信的培育具有積極意義。傳統文化認為“淵靜而百姓定”，以“靜”為治國方略，大體理解安民而不擾民，這對於獲得更廣泛的社會信心是有利的，《禮記·大學》中講：“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並不都是個人層麵上的涵養，也是社會層麵上的積累。與此相聯係的濟世之誌也表達了一種自信，屈原生活於激烈動**的時代，懷著鮮明的政治抱負，九死不悔；杜甫懷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自信，矢誌不渝；辛棄疾的“深仇積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李清照的“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都是一種社會責任和社會信心。他們“以文風而正世風”，以“文道而濟天道”，已經不僅僅是“發乎情，止乎禮”了，他們對社會現實的關心和對社會出路的探索是具有積極意義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的事功願望，“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的雄豪之氣，都有勵誌功效。這些積極的物事中大多都有一種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大多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的清明與腐敗，社會的安定與動亂，江山的穩固與飄搖，山河的完整與破碎，民生的安樂與疾苦，年成的豐盛與歉虧，都在關注之列，安社稷，赴國難，全大義，是表達濟世之誌的最重要的形式，這些方麵是有借鑒意義的。當然，既有“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遺憾，也有“報國行赴難，古來皆共然”的無奈，民族大義中的獻身精神構成中華正統的主要旋律。
中國傳統文化中可舍的內容，主要是那些忤逆主流價值的物事、背離社會潮流的物事、危害社會和諧的物事、妨礙國家利益的物事、表達不良欲望的物事。“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製度的局限性的製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這就要求人們在學習、研究、應用傳統文化時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舍，而不能一股腦兒都拿到今天來照套照用。”[36]如果從文化方麵看，那些歌頌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內容是需要審慎對待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是一種胸懷抱負而未得的慨歎；“馮唐易老，李廣難封”“虛負淩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也是懷才不遇的憂思。從另一個方麵，如果能把消極麵轉化為激勵因素，化腐朽為神奇，也不失為一種方法選擇。脫離了對神秘來世的向往，脫離了對虛幻天國的迷戀，脫離了被無窮時空所吞沒的絕望長歎，轉入現實的奉獻和實踐中，會是另一種境界。此外，傳統文化中的愚忠思想、愚民觀念、抑民傾向，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也是應當舍棄的。有人認為，“中國古聖人之意”不鼓勵“技巧智能”的發展，主要是為了避免過分的物質追求而局限於利益紛爭。因此，為除去競爭之患，便以“止足”教化民眾，以愚民而換取社會安定。“上智下愚”認識的常態化表明思想牢籠的固結，當遭遇列強侵略時，恍然感到“我四千年文物聲明，已煥然有不終日之慮”，自信心被摧折，其消極作用很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