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精神的價值構建中的文化自信

傳統的倫理規範及道德塑形功能，有助於發揮價值觀的約束和引導作用、傳統倫理道德教化作用及行為規範作用、傳統文化的軟實力及其牽引作用，在生活中體現文化自信。傳統文化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進德修業”“崇德廣用”是其價值取向，它將人本之“本”體現在倫理道德上。“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是說人與鳥獸的區別在“誌”；“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都是講教化在社會中的作用。究其本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28]人之所以能結合成社會群體，倫理規範起到了很大作用；人之所以“超然異於群生”，是因為“兄弟之親”“上下之誼”“長幼之施”以及“燦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稟賦也。倫理道德是人的立身之本和主要價值所在，“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乃可以“人之生也直”。這些方麵強調，人之所以為人，主要在於“德”。如果再向前追溯，中國的道德文化與早期的“禮”“仁”有密切的關係，中國古代社會告別蒙昧走向文明的第一批精神文化成果，就是人類約束規範、提升自我的標準。“它所執著的是人之為人的真正屬人的東西，是人努力從動物界掙脫出來、超越出來、以顯示人的價值和尊嚴的文化形態。它的產生、形成和確立，是人徹底擺脫動物和神祇的奴役，告別動物性和對神的奴婢性、從而獲得‘族類自覺’。”[29]中國傳統社會要求尊德，意在以德而興、以德而固、以德而昌。在孔子看來，“鬱鬱乎文哉”，文明是將外在的道德規範內化為自覺行為的結果，孟子雖然將孔子所說的後天養成的道德描述成人的本性，但二者都要求提高倫理道德對人的意義。道家雖然對上述思想多有抵觸，但是其倡導的天放豁達也明顯地感受到了倫理道德的巨大作用，看到了倫理道德對生活的引領作用。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慈孝；國家昏亂，有忠臣”[30]，整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中，生產方式與溫情脈脈的道德關懷是互為表裏、互為因果的。表現在外部關係上，經常由於環境變化而調整，在儒家看來，如果不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就退而取其次，“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異曲同工。

傳統文化的人格完善及精神養成功能，有助於充分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中自強不息、獨立不倚的人格建構，虛己不厭、袒懷不倦的精神養成，行己有恥、文質彬彬的自覺約束，鍾靈毓秀、情致飛揚的藝術陶冶，高舉遠蹈、慎思明辨的思想表達，這是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保證。安貧樂道的心態經常被推崇，由“孔顏樂處”而構設的“孔顏人格”，強調“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31]。自我意識中的“恥”經常與人格聯係在一起，“安貧樂道”是對這種人格的總體評價，它承認外在現實性的物質追求與內在理想性的精神追求的不一致性，尋求意義經常使他們限於意義偏失之中，物、心二象性的指向並不完全一致。肉體生活在物質世界裏，思想生活在精神空間裏，追求“意義世界”而不得的苦悶常常縈繞心頭。於是，另外一種表述就出現了，“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是想尋求物質之外的人格形式。很多時候，“義”和“利”是認識天平的兩端，“舍生而取義”成為千古嘉訓，“誌士不飲盜泉之水”；“非梧桐不棲，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這是一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的人生態度。屈原曾有“深固難徙”“獨立不遷”之語，李白有“不屈己，不幹人”之語，鄭穀所謂“誰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也是類似的意思。“眾人皆醉我獨醒”原是有些過激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是有些清高的，“揀盡寒枝不肯棲”也是有些孤傲的，這種疏世獨立的人格是有點畸形的。與此有關的是狂放、憤青和耿介。狂放經常表現為“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狂到世人皆欲殺”，更會有“耿介討人嫌”之落魄。這方麵，一些古人不是自信而是自傲了，“欲填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諸如此類的話語是很多的。人格完善及精神養成的意義首先在於其社會價值和政治價值，這種超越時代、超越流派的思想旋律，不管是以正麵的形式還是以側麵的形式來表達，不管是以直接的方式或間接的方式來體現，都一種餘韻無窮的思想力量。中國古代的理想人格，是一種“正統”的做人標準，是“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內化為心理模式之後而體現的外部表現。

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意識及社會關懷功能，有助於理解天下為公的社會情懷、慷慨赴義的報國情懷、恤民仁愛的濟世情懷、推己及人的豁達情懷、體現天下一家的世界情懷，這是體現文化的重要方麵。這些方麵都表明一種氣度和誌向，是以存在主義哲學思維構建的意義體係和獨特規定。從孔子的“述而不作”的自信到近代中國學者會通中西的願望，不僅蘊含著看待文化的自信，也包含自身修養中完人的要求。那些俗吏之“薄書文法”，巧宦之苟安偷墮之說，與孔學無涉，不是孔學真精神。鄙視自家學術傳統，不僅是文化上的自我作踐，也是人格精神恍惚的表現。愛國主義自始至終都是永恒主題，它在仁人誌士的思想中高標一幟，利益、價值、信仰、命運等都歸攏到這個旗幟之下，國家觀念、國家意識成為不能動搖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並且希望這種意識能“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中國一些傳統知識分子不是外在地而是內在地熱愛自己的祖國的，這是有現實色彩的社會情感，“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中國古代作家之於‘仁’、之於‘民’，不是作為一種綱領、方略、一種手段、一種權術，甚至也不是作為一種倫理規範；而是作為一種內在的人格精神的本體建構，一種溶於血、滲於肉的情感欲求，一種自覺認同的生命意義的價值標準，一種作為本體存在的個體人性的固有之物，一種嚴格區別於外在他律的內在自律。”[32]古代的文化語言中，“仁”“民”是重要的關鍵詞，是思考文化的心理原則和義務取向，最終目標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把窮人的乞食袋當作他們搖旗呐喊的工具，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

此外，要把握傳統文化的朝乾夕惕及勸進向上功能，理解傳統文化所表現的逝者如斯的生命意義、及時努力的奮鬥精神、上下求索的探索意識、三省吾身的檢討習慣。古代傳統社會在個人行為上追求“既和且平，依我罄聲”的發展效果，其前提是“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在立身處世上，處處有敬慎之狀，《詩·文王》有“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孔子之所以成為孔子，與自身好學不無關係，以至於“從心所欲不逾矩”，是積累中獲得的自信。這種人生追求在於先成己而後成物，而其“成己之法”，柳詒徵在其《中國文化史》中解釋為：“在充滿其心性之本能，至於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境，而一切牖世覺民之方，乃從此中自然發現於外”。“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光陰如水，人生短暫，在孔子看來人們奈何不了日升日落，卻能夠在成己、成人、克己、修身、盡己諸方麵把握自我，“不怨天，不憂人”，其遇雖窮，其心自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33]。儒家希望通過“三省吾身”檢點自己，這是經常性的信心把握，而且希望通過這種方式達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使人憬然有以自勉，是對人生信念的一種把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