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孤獨感
調查中，我們考查了留守兒童的孤獨感特點。圖3-1顯示了單親在外打工、雙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的孤獨感得分。方差分析表明，雖然雙親在外的留守兒童孤獨感略高於非留守兒童，但是三類兒童的孤獨感並無顯著性差異（F＝2.20，p＞0.05）。可見，由於生活中監護人、老師和同學的存在，雙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孤獨感雖然比非留守兒童高，但是兩者之間無顯著性差異。對於單親在外的留守兒童，由於父親平時在家對兒童的陪伴本來就較少，因此父親外出打工對他們的孤獨感沒有太大的影響。
圖3-1 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孤獨感得分情況
以性別和年級為自變量，以留守兒童的孤獨感為因變量進行方差分析，結果表明，性別和年級對於孤獨感均不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F＝0.31，p＞0.05），並且，性別（F＝0.10，p＞0.05）和年級（F＝0.85，p＞0.05）的主效應也沒有達到顯著水平。不同留守時間的留守兒童，孤獨感水平也無顯著性差異（F＝0.38，p＞0.05）。可見，雖然留守兒童父母外出打工，但是他們身邊有監護人、老師和同學的陪伴，因此並沒有體驗到相應的孤獨感。
（二）抑鬱
第量化調查中，我們也考查了留守兒童的抑鬱特點。
1.抑鬱
圖3-2顯示了單親在外打工、雙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的抑鬱得分。方差分析表明，三組兒童抑鬱水平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F＝3.90，p＝0.02）。多重比較發現，單親在外的留守兒童抑鬱水平顯著小於雙親在外的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而後兩者之間無顯著性差異。
雙親在外的留守兒童群體的抑鬱水平略高於非留守兒童，這反映了雙親外出對留守兒童造成的一些消極影響。而單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群體有一定的特殊性。前文也提到過，父親在農村家庭中主要從事勞動，平時與孩子接觸較少。同時，我們對社會支持的考查結果也表明，為孩子提供關愛和保護等情感性支持的人主要是母親，而父親為留守兒童提供的社會支持較少。父親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更多地是控製和教導性角色，因此，父親的外出雖然可能會讓孩子產生思念之情，對孩子有一定的消極作用，但是不會影響到孩子的抑鬱水平。
2.留守兒童抑鬱水平在性別、就讀階段和留守時間上的差異
平均數差異檢驗表明，留守兒童的抑鬱水平不存在性別（t＝0.04，p＝0.97）、在讀階段（t＝0.37，p＞0.05）和留守時間（F＝0.80，p＝0.45）上的差異。
圖3-3顯示了留守兒童的抑鬱水平隨著年級變化的情況。方差分析表明，留守兒童抑鬱水平的年級差異顯著（F＝2.662，p＜0.05）。
可見，留守兒童的抑鬱水平呈現的趨勢是，四年級和初二的抑鬱水平較高，而處於這兩個年齡段之間的留守兒童抑鬱水平較低。麵對留守帶來的一些生活煩惱，四年級的留守兒童可能缺乏相應的應對方式，因此抑鬱水平較高；而初二的留守兒童正處於青春期，生理和心理變化都較為迅速，並且伴隨著情緒較為劇烈的波動；小學六年級的兒童麵對著升學的壓力，抑鬱水平也有所上升。因此，處於這幾個年級階段的留守兒童的抑鬱水平也會有相應的提高。
圖3-2 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抑鬱得分情況
圖3-3 留守兒童抑鬱水平隨年級變化的情況
（三）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
本研究從幾方麵分別考查了留守兒童的積極情緒（如愉快和輕鬆等）和消極情緒（如孤獨、沮喪和煩躁等）。
1.留守兒童的情緒特點
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都存在顯著差異（積極情緒t＝－4.57，p＜0.001；消極情緒t＝2.22，p＜0.001），非留守兒童的積極情緒顯著高於留守兒童，而消極情緒則顯著低於留守兒童。進一步考查父母一方外出打工和雙方都外出打工的兒童發現，單親在外的留守兒童的積極情緒顯著高於雙親都在外的留守兒童，但在消極情緒上二者沒有顯著差異。這說明父母一方在外或雙方都在外打工對孩子的情緒有不良影響，與父母分離的兒童比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兒童更經常地產生一些消極情緒，如孤獨、煩躁和沮喪等，而他們的積極情緒體驗則低於後者。父母雙方都在外打工對兒童的消極影響更明顯，這些兒童的積極情緒體驗少於父母一方外出的兒童。
圖3-4 三類兒童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得分分布圖
已有的研究發現，家庭的親密度與個體的情緒體驗之間存在顯著相關，家庭親密度（family cohesion）是指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聯結程度，如果家庭關係和睦，情感聯結親密，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中個體就會體驗到更多的積極情緒和更少的消極情緒（馬穎，2005）。本次調查的對象是小學五、六年級和初中一、二年級的學生，這些處於青春期的孩子本來就有很多的情緒困擾，家庭親密度對他們的情緒體驗尤為重要。但父母的外出導致留守兒童的家庭環境發生了實質變化，家庭的完整性被破壞，使兒童與父母之間的交流很少，親子關係生疏，兒童得不到應有的情感支持，因此體驗到更多的消極情緒和更少的積極情緒。
很多雙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屬於隔代監護，這些孩子和他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年齡相差近五十歲，他們之間的溝通比親子溝通更加困難。當遇到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事件時，留守兒童從這些年長的監護人那裏獲得幫助較為困難。那些單親在外打工的兒童，盡管他們的家庭也不完整，但畢竟還有來自父母其中一方的情感支持，所以這些孩子比雙親都在外打工的孩子能體會到更多的積極情緒。
2.情緒特征的性別差異
表3-2顯示了不同性別的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在積極和消極情感方麵的得分。獨立樣本t檢驗的結果顯示，留守男生和女生在積極情緒上沒有顯著差異（t＝－1.14，p＝0.25），但兩者在消極情緒上的差異卻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t＝－2.04，p＜0.05）；而與之相對應的非留守兒童，男生和女生在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上都不存在顯著差異（積極情緒t＝－1.33，p＝0.18；消極情緒t＝0.866，p＝0.39）。也就是說，在消極情緒上，是否留守和性別之間存在交互作用（F＝4.04，p＜0.05），留守女生的消極情緒最高。
表3-2 不同類型兒童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得分
留守男生和非留守男生的積極情緒存在顯著差異（t＝－3.23，p＜0.001），前者顯著低於後者，而二者的消極情緒不存在顯著差異（t=0.29，p=0.766）；留守女生和非留守女生的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都存在顯著差異（積極情緒t=－3.31，p＜0.001；消極情緒t=2.94，p＜0.001），留守女生的積極情緒低於非留守女生，消極情緒高於非留守女生。這說明留守使得女生的積極情緒降低而消極情緒升高，但男生的消極情緒並沒有因留守而受到很大影響，他們隻是積極情緒體驗減少。
以上結果究其原因，可以用應對方式的性別差異來解釋。一些研究發現，男生更多采用解決問題和幻想等方式應對，而女生則傾向於使用求助的方式，男生在麵臨困難時傾向於獨立解決，而女生則易求助他人（趙夫明，2006）。留守兒童與父母分離，由鄰居或親戚照顧或自己獨立生活，這就使得女生在遇到困難時沒有父母可以作為求助對象，因而會感覺到孤獨、沮喪或煩躁不安，比男生體驗到更多的消極情緒。
3.情緒特征與留守時間的關係
按照父母外出打工時間長短把留守時間分為三類（1年及以下、2～4年和5年及以上），考查留守時間長短對兒童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的影響。
圖3-5顯示了不同留守時間下兒童的得分情況。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三類留守兒童積極情緒差異不顯著（F＝2.188，p=0.113），但消極情緒差異顯著（F＝4.13，p＜0.05）。平均數的多重比較表明，消極情緒隻有在1年及以下和5年及以上差別顯著，留守5年及以上的兒童消極情緒顯著高於留守1年及以下的兒童。說明留守時間越長，兒童的消極情緒越強。前麵我們已經提到，家庭的親密度與個體的情緒體驗之間存在顯著相關。與父母分開時間越長，親子關係就越疏遠冷淡，兒童就會體會到更多的消極情緒。
圖3-5 不同留守時間的兒童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得分分布圖
4.留守兒童情緒特點的年級差異
本調查中選取了四個年級的留守兒童，即五、六年級和初一、初二年級，考查兒童的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隨年級的變化趨勢。表3-3顯示了不同年級的留守兒童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的得分。
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留守兒童的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在各年級間都存在顯著差異（積極情緒F＝7.24，p＜0.001；消極情緒F＝10.19，p＜0.001）。平均數的多重比較結果顯示，初二年級兒童的積極情緒顯著高於其他各年級。消極情緒在五、六年級間差異不顯著，其他各年級間都差異顯著，有隨年級逐漸上升的趨勢。但總的來說，在各個年級都是積極情緒高於消極情緒。
表3-3 兩類兒童四個年級的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得分
非留守兒童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也存在年級差異（積極情緒F＝8.39，p＜0.001；消極情緒F＝4.70，p＜0.001），平均數多重比較結果表明，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隨年級的變化趨勢相同，初中兒童的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都顯著高於小學兒童，但五、六年級間差異不顯著。初一和初二年級間差異不顯著。這是因為初中生進入青春期，隨著生理的發育不可避免地帶來心理上的很多困擾，因此產生比小學生更多的消極情緒體驗。
如圖3-6所示，在積極情緒上，是否留守和兒童所在年級存在交互作用（F＝3.85，p＜0.001），即隨年級的變化，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的積極情緒變化趨勢之間存在差異。具體來說，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的積極情緒在五年級和六年級的變化趨勢基本相同，兩類兒童的得分在五、六年級之間都沒有顯著差異；但非留守兒童的積極情緒在初一年級會有一個大幅度的上升，顯著高於六年級。非留守兒童的積極情緒在初一年級和初二年級間沒有顯著差異，但留守兒童初二年級的積極情緒則顯著高於初一年級。
圖3-6 留守兒童、非留守兒童積極情緒的年級變化趨勢
初中生已經進入青春期，這個年齡的孩子同伴交往增多，情感體驗深刻，因此比小學生能夠體驗到更多的積極情緒。但對於留守兒童來說，與父母的分離使得這些孩子的積極情緒體驗減少，到初二年級，隨著認知能力的發展，兒童逐漸能夠理解父母外出打工，覺得父母是為了家庭、為了孩子，因此其積極情緒體驗逐漸與非留守兒童沒有顯著差異。
（四）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
生活滿意度指兒童基於自身的標準，對自己生活的總體評價情況。調查中，我們考查了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的特點。
1.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的差異
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平均分為19.28，非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的平均分為20.40。對留守和非留守兒童進行生活滿意度的方差分析比較，結果顯示兩者有顯著的差異（F＝11.94，p＜0.001）。這說明留守和非留守兒童對生活滿意的程度是不一樣的，留守兒童對生活的滿意度更低。
同樣在農村，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生活條件的差異不會很大，甚至因為父母在外打工，可以提供經濟上的支持，留守兒童的家庭收入可能還更好一些。可為什麽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還更低呢？一方麵可能是因為和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父母不在身邊，成長過程中感受到父母的陪伴和關懷比較少，這種缺失使他們對自己的生活產生了不滿，希望能改變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麵，從社會比較的角度我們也可以做出一些解釋：留守兒童通過和父母等人的聯係或假期去城市裏探望父母等經曆，可能對城市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回到農村的時候，對自己生活的評價就會因比較而降低，他們開始希望有更好的條件，希望擁有城市孩子擁有的東西。
2.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的年級差異
圖3-7顯示了各年級留守兒童、非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的平均數。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年級的學生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差異（F＝7.77，p＜0.001）。我們繼續通過多重比較來考查到底哪些年級的差異比較大。結果顯示，五年級和六年級、六年級和初一年級都不存在顯著差異，初一和初二年級卻存在顯著差異。同時，五年級和初一年級、六年級和初二年級的生活滿意度平均數也差異顯著。這說明隨著年級的升高，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在降低，在初一和初二年級期間出現了一個顯著的降低，這個斷層有可能是初二的學生進入了青春轉型期造成的。初中階段的學生進入了青春期，思維表現出兩極性和矛盾性，個性品質表現出自我意識高漲的特征，初一經曆了一年的轉變，到初二時生活滿意度可能會因為這種變化的積累而降低。
圖3-7 留守和非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的年級差異
以上反映的是生活滿意度的基本情況，並未涉及留守問題。對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作生活滿意度的統計分析，結果顯示非留守兒童的年級差異並不顯著，隻有留守兒童的年級差異顯著（F＝7.78，p＜0.001）。進一步作多重比較發現，留守和非留守兒童隨年級增長，生活滿意度降低的模式是不一樣的。非留守兒童和留守兒童的總趨勢一樣，在初一和初二年級期間出現一個斷層，初一和初二的兒童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也許是由於心理發展或者學習環境的改變造成的。但是留守兒童相鄰兩個年級之間的差異都不顯著，而相隔一個年級的年級間卻存在顯著差異（即五年級和初一、六年級和初二年級）。這個結果提示我們，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的降低是比較穩定的，這種降低也許是由於他們生活中的因素造成的，例如，青春期的留守兒童可能會對由父母外出打工而帶來的消極生活事件的敏感性增強。
3.不同性別的兒童的生活滿意度差異
表3-4顯示了留守兒童、非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的平均分。對留守和非留守兒童分別作分析，發現留守兒童的性別差異不顯著（F＝1.80，p＞0.05），男女生沒有顯著的差異。但是，無論男生還是女生，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顯著低於非留守兒童（F＝7.67，p＜0.001；F＝4.05，p＜0.05）。可見，留守普遍造成了兒童的生活滿意度下降。
表3-4 留守兒童、非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的性別差異
4.父母打工情況和留守時間對兒童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圖3-8顯示了單親在外和雙親在外的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的得分情況。非留守兒童對生活的滿意度要高於單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單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又高於雙親在外打工的兒童。進一步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三者的差異非常顯著（F＝6.08，p＜0.001）。進一步多重比較發現，雙親在家的兒童比單親或雙親在外打工的兒童生活滿意度都顯著較高，單親打工和雙親打工兒童的生活滿意度沒有顯著的差異。也就是說，影響兒童生活滿意度的主要還是父母中有沒有人在外打工，一個人在外還是兩個人在外並沒有太大差異。父母中隻要有一個人在外打工，兒童對生活的滿意度就會降低。
圖3-8 不同留守情況的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差異
那麽，兒童生活的滿意度和父母在外打工的時間會不會有關係呢？由圖3-9可以知道，兒童的生活滿意度隨留守時間的增加而降低，留守時間越長的兒童生活滿意度越低。不過，進一步作方差分析的結果卻顯示，這種差異其實是不顯著的（F＝0.58，p＞0.05）。也就是說，對生活的滿意度並沒有受到父母在外時間長短的影響。
圖3-9 不同留守時間的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差異
綜合以上結果我們可以知道，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會受到在外打工的雙親人數、父母在外打工的時間等因素影響，家庭裏在外打工的人越多、時間越長，孩子的生活滿意度就越低。可見，父母外出打工造成的親情缺失，以及由於“留守”而帶來的消極生活事件，會導致兒童生活滿意度的普遍降低。
（五）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
主觀幸福感主要指個體依據自己設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所作的整體評價，因而主觀幸福感是一種主觀的、整體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值，它可以評估個體相當長一段時期的情感反應和生活滿意度。
1.是否留守及留守類型與兒童主觀幸福感的關係
圖3-10顯示了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得分。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存在顯著差異，留守兒童顯著低於非留守兒童（t=－4.14，p＜0.001）。這說明父母一方或雙方在外打工會對兒童產生一些消極影響，使其主觀幸福感降低。進一步考查父母一方外出打工和雙方都外出的兒童，二者的主觀幸福感也存在顯著差異（t=2.45，p＜0.05），後者低於前者，說明父母雙方都外出打工對兒童的消極影響更強。
從前麵的分析已知，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並不存在顯著差異，而且他們都生活在農村這個相同的社會環境中，但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卻顯著低於非留守兒童。這主要是因為留守兒童父母外出打工使得家庭殘缺不全，長時間和父母分離造成親子關係疏離，親子交流減少，兒童得不到來自家庭的情感支持，不可避免地體驗到更多消極情緒和更少的積極情緒。雙親在外的留守兒童大多屬於隔代監護，而監護人一般隻會讓這些孩子“不受凍挨餓”就行，不會給予更多情感上的關懷。有些年邁的隔代親屬盡管在感情上關懷孩子，但由於年邁而心有餘力不足，個別孩子甚至吃飯都有困難。諸多問題使得留守兒童消極情緒體驗增多，積極情緒體驗減少，而主觀幸福感包括積極情感的增加和消極情感的缺乏兩方麵，這也使得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低於非留守兒童。
圖3-10 三類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分布情況
2.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性別差異
表3-5顯示了不同性別的留守和非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得分。從前麵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顯著低於非留守兒童，那麽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是否存在性別差異呢？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留守兒童的男生和女生主觀幸福感沒有顯著差異（t=0.34，p=0.732），即主觀幸福感不存在性別差異。但是，不論男生還是女生，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都低於非留守兒童。可見，“留守”對不同性別兒童的影響結果是相同的，都會導致兒童主觀幸福感降低。
表3-5 不同性別兒童的主觀幸福感
3.年級、留守時間與兒童主觀幸福感的關係
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四個年級的兒童主觀幸福感並無顯著差異（F＝0.93，p=0.425）。按照父母外出打工時間長短把留守時間分為三類：1年以下、2～4年和5年及以上，考查留守時間長短對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表3-6顯示了不同留守時間的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得分。方差分析結果顯示沒有顯著差異（F＝1.50，p=0.225），說明留守時間長短對兒童的主觀幸福感並沒有明顯影響。
表3-6 三類留守時間下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得分
4.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兒童主觀幸福感的關係
表3-7顯示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三類兒童主觀幸福感的相關係數。單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主觀幸福感相關達到統計上的顯著，二者正相關，但雙親都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主觀幸福感相關不顯著。說明與父母一方或雙方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對幸福的感知和他們的家庭經濟條件是有關係的，而雙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他們對幸福的感知和家庭經濟條件關係不大。
表3-7 三類兒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主觀幸福感的相關係數
注：***表示p＜0.001。
結合本研究的分析我們發現，雙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雖然是三類兒童中最高的，但其主觀幸福感卻是三類兒童中最低的；對於父母中隻有一方外出打工的留守兒童，雖然他們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是三類兒童中最低的，但他們的主觀幸福感卻顯著高於雙親都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同樣，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非留守兒童，盡管他們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也低於雙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但他們的主觀幸福感卻顯著高於留守兒童。這說明雖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兒童主觀幸福感存在一定的正相關，但並不能認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兒童就會覺得更幸福，尤其是在雙親外出打工的留守兒童中，與父母分離對這些兒童的消極影響似乎遠遠大於父母外出打工帶來的經濟上的改善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本研究的對象是小學五、六年級和初中一、二年級的學生，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對幸福的感知更多的來自和諧的家庭氛圍和同伴交往，如果家裏不是特別困難，他們還不會太關注家庭經濟條件。留守兒童的父母長期在外打工造成家庭殘缺不全，這些孩子在生活中會遇到很多非留守兒童所沒有的困難，所以，盡管雙親都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高於非留守兒童，但他們的主觀幸福感卻沒有因為物質生活的改善而相應提高。
（六）生活事件和社會支持對留守兒童心理健康的影響
1.生活事件對留守兒童抑鬱水平的影響
以量化調查的數據為基礎，考查留守煩惱對留守兒童抑鬱水平的影響。以留守兒童的抑鬱水平為因變量，以農村兒童普遍存在的日常煩惱、積極事件，以及留守日常煩惱的得分為預測變量進行逐步回歸分析。同時，對非留守兒童，以農村兒童普遍存在的日常煩惱、積極事件為預測變量進行了逐步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8所示。
生活壓力事件能夠導致個體產生抑鬱的情緒，而積極事件能夠緩衝這種抑鬱情緒。由結果可知，回歸方程均達到了顯著性水平，支持上述觀點。同時對於非留守兒童，影響他們抑鬱水平的主要是日常煩惱和積極事件；而對於留守兒童，能夠提高他們抑鬱水平的還有留守帶來的特定煩惱。並且，一般日常煩惱對留守兒童抑鬱的預測作用小於非留守兒童。可能的原因是，留守兒童麵臨著日常煩惱與留守煩惱帶來的雙重壓力，相比之下，留守煩惱帶來的壓力可能會更大，他們受到的影響也會更加深刻。也就是說，對於留守兒童，留守帶來的壓力事件似乎“衝淡”了日常煩惱帶來的影響。
表3-8 日常生活事件對留守兒童、非留守兒童抑鬱水平的預測作用
注：*表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