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工人階級概念、社會主義民主等問題上，科琴不斷重申他關於社會主義的觀點，即社會主義隻能產生於物質富裕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擁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自由，其有希望成為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是包含人類解放在內的社會主義。這僅是科琴在理論層麵的思考，反觀20世紀80年代左右的世界，科琴開始思考如何在現實中踐行這一理念以及社會主義如何能同自由聯係在一起。
然而科琴也看到，一些理論家基於現實社會主義的情形，對馬克思主義發動惡意的攻擊，他們聲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就可以看到極權主義的種子。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在這本書中，波普爾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曆史決定論者。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聲稱知道曆史前進的方向，並知道驅動曆史朝這個必然方向前進的是經濟力量。因此波普爾說，持“經濟決定論”信念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認為其對手是錯的，認為其是反動的，其阻礙了必然的曆史進程，而且他們將自己視作曆史進程的推動者。斯大林在意識層麵不斷強化他自己是曆史的推動者，而且是任何情況下都必然發生的曆史進程的推動者。科琴指出，將馬克思主義視作經濟的或曆史的“決定論”的觀點並非起源於波普爾，但波普爾的確對這種觀點給予了最廣為人知的傳播，因此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不得不常常麵對這一觀點的指控。
此外，科琴看到一些讚同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人也在重複“決定論”這一主張，譬如E.P.湯普森(E.P.Thompson)在他的《貧困的理論》一書中對此作了最深刻的表述，盡管他是以一種比波普爾更精妙的且不那麽極端的方式呈現出來的。就本質而言，湯普森認為馬克思應為他所說的“經濟主義”以及社會是通過“生產力”發展而發展感到內疚。湯普森認為，如果按這種方式構建的社會，那麽馬克思給社會和曆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狹隘且謬誤的觀點。特別是，馬克思傾向於接受資本主義工業化標誌著人類曆史上的“先進”變革這種觀點。盡管馬克思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首席批評家，是工人階級革命的理論家，但事實上他認為資本主義是“進步的”,因為資本主義促進了物質生產和社會財富的增長，資本主義產生了社會主義革命所需的工人階級和運營社會主義社會的技術。湯普森認為，這實際上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巨大諷刺悖論。工人階級產生的同時，資本主義內部也生出了導致其滅亡的手段。盡管馬克思詳細描述了19世紀英國第一批工人的悲慘遭遇和工廠的剝削，但他從未否認新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要比前工業化時期過著“愚昧的鄉村生活”的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要高。
湯普森認為馬克思感興趣的僅僅是產業工人作為“剩餘價值”生產者的經濟作用以及他們在革命中的潛在政治作用。湯普森認為，如果考慮到工人的想法和感覺，考慮到他們的家庭和個人生活、他們的願望和信念，考慮到一種廣義上的前工業化時期農民和工匠的生活，那麽馬克思也將不確定資本主義工業化是否具有“先進性”。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湯普森試圖將這展現得更廣一些，他描述了人類曆史上第一批產業工人階級，他斷定對於大多數產業工人而言，資本主義工業化無論如何不是一種“先進”轉變。相反，對於大多數處於資本主義工業化中的人而言，資本主義工業化更像是一個嚴重的災害。對於湯普森而言，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和更加傳統的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在這方麵都存在錯誤。他們都認為工人階級生活的標準問題或者工業化相較於前工業化的世界的優勢問題能用純經濟證據，即用產出、投入、個人平均所得等來回答。但是，湯普森認為“生活標準”的概念不僅僅包括金錢收入或者物質狀況(諸如住房、環境衛生、健康),還應該考慮到生活質量、自由及不自由的程度、自治和自主的“無法估量”的損失。
《英國工人階級的產生》不僅產生了一種同激進的“社會”曆史傳統相類似的人本主義觀點，而且對於湯普森而言，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問題是同以其名義所犯的罪行相關聯的。因為，假如人們相信隻有通過工業化帶來的物質繁榮才可以帶來人類真正的自由，那麽人們也會相信為了正當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例如，為了盡快實現工業化和未來真正的自由，拒絕當前全部的自由也是正當的；斯大林所做的都是正當的。湯普森並不認為這是斯大林主義和馬克思自身思想間唯一有關聯的地方。在斯大林主義的蘇聯，以及在那段時期的大多數共產主義國家中，對所有文化、藝術活動和表達都實行嚴格的審查製度，而且這種行為被一種文化生活的“階級解釋”證明是正當的，藝術、文學、音樂等存在無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區分，國家力量必須確保隻有無產階級的文化才能傳播。在這種審查製度發展到最極端的時候，甚至影響到了蘇聯的自然科學實踐，要求將自然科學結論修改到適應黨的路線。在《貧困的理論》中，湯普森認為馬克思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對此負責。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在自由辯論中使得自身思想蓬勃發展，而且即使當別人並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時，他們也沒有試圖去審查別人。湯普森認為，盡管如此，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存在將社會和文化生活作為一個整體簡化為經濟和階級問題的傾向，因此他們的一些著述為“無產階級的”藝術和科學觀提供了正當理由，證明以此為名的鎮壓和審查是正當的。
科琴認為，湯普森的這種希望避免“經濟主義”和“還原主義”的願望產生出一種具有強烈社會性和人文性的曆史，這也影響了激進的社會曆史傳統。由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產生》激發出的曆史觀，經過拉斯金曆史研討會(Ruskin History Workshop)組織，在《曆史研討會雜誌》(History Workshop Journal)中重建，其以對資本主義抽象視角出發重建了英國工人的曆史，其主要以工業革命前的曆史為主。曆史研討會提出的最具社會性的曆史是關於特定工人群體的小範圍的局部研究，其詳細描述了他們的工作狀況、家庭生活、習俗、娛樂、信仰和他們的政治活動或產業活動(如罷工、怠工等)。曆史研討會成立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將普通工人的曆史從傳統經濟和政治曆史(“統治階級的曆史”)中拯救出來。在這種具有社會性的曆史中，資本主義僅表現為“背景情況”的速寫，或者表現為被雇傭者用罷工或其他形式來反抗的敵人。事實上，這個曆史是“社會性”的曆史同其是“社會主義的”曆史一樣重要，它隻是一個用來反對傳統的經濟和政治曆史而定義的曆史形式，它首先關注宏觀經濟形勢，其次關注“偉人”在議會中的行為。相較於從傳統曆史中汲取的靈感而言，這種社會性曆史更多的是從微觀社會學乃至全部社會人類學中汲取靈感。傳統的經濟和政治社會作用一個國家或國際的範圍，社會曆史則作用於一個有限的小範圍。前者主要關注總量和趨勢，後者則關注局部和地方；前者處理的是公共生活，社會曆史處理的是“私人領域”,對應的是家庭、撫養子女、兩性關係和娛樂。
科琴指出，這種從事局部的、小範圍的研究，關注工人或個人這樣的小群體，處理短期問題的曆史方法，其主要影響的是那些致力於“重建”工人階級生活的豐富性和人文性的人。同時，這種方法也是一種很難掌握大範圍運動或長期趨勢的方法，而且正是因為這一點，這一方法在認識層麵存在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風險。關於這一點，科琴以一個從18世紀晚期納爾斯伯勒森林圈地運動的描述中摘錄的內容為例子來解釋，“可憐的佃農和他的家人由於活躍的工業而改變了他們的懶惰，他們獲得了奢侈的工資；數百人被從遠方誘導來提供勞動力；不同工種的勞動力，木匠、工匠、鐵匠、泥瓦匠都聚集到這裏得到持續的雇傭。雖然在分配開始之前已經發生了一些暴亂，但現在情況已經發生變化了；由於外來援助，勞動保持快速增長……最後，產品數量的增加遠超出設想，剩餘產品有三倍之多，人口數量也呈現出很大比例的增長”①。從描述中可以看出，這個區域圈地運動的曆史開始之前“貧窮的佃農”所處的情境，記錄了圈地運動之初他們的擔心和焦慮，繼而發生暴亂，當地政權對暴亂予以鎮壓。這樣一段曆史描述不可能是“不真實的”,它強烈且生動地捕捉到了一個轉瞬即逝的曆史運動，但是如果其沒能根據事實而記錄，那麽它依然是嚴重誤導的。
基於此，科琴表示，這實際是大量空想的反資本主義社會曆史會做的事情。空想的反資本主義社會曆史會說，“預言是存在的。預言在現在以及過去都被當作關於一係列事件的一個曆史事實，對那些經曆過這段曆史的人而言它是可怕的，因為預言發生了，而且無法解釋。隻有那些有後見之明的人能幸免於未知的恐懼”②。這就是曆史方法中“經驗”特權所意指的內容。在湯普森那裏，這種曆史方法不僅反對“經濟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而且也反對全部關於工業革命的傳統“經濟主義”曆史。如果這意味著統計總輸出、投入和個人平均所得的話，那麽這樣的曆史已經被資本主義完全充斥了。統計輸出、投入和個人平均所得的上升數據連同英國企業家的故事一起，都有力地支持了對英國工業革命的正統解釋——正統解釋將工業革命視作人類曆史上最重要的以及最具進步性的經濟變革。正如已經分析過的，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就是希望向工業革命的這個完整的“進步性”概念發起挑戰，但是他挑戰的手段是通過描述和分析那些從該階段更廣泛的宏觀經濟趨勢以及與其相伴隨的社會事件中抽象概括出的18世紀早期工人階級的態度、信仰、變化的生活模式和政治運動。正是這樣，英國“工人階級”的“社會”曆史得以從英國資本主義的“經濟”曆史中分離了出來，這種分離幾乎成為曆史研討會後續工作的全部內容。
科琴認為，以湯普森為代表的曆史研討會成員的這種作為是非常重要的，這樣一種知識層麵的趨勢反映並強化了英國左派的政治態度和信念。英國工會的大部分領導，以及工黨中本尼特左派的成員都接受了“曆史研討會”的激進的社會曆史，科琴將這種態度稱之為空想的反資本主義。這種空想的反資本主義觀點將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視作隻對工人造成消極的、損害性的後果，並將任何工人團體反對這種後果的活動都視作是英勇的。這種空想的反資本主義的核心就在於，它認為“工人階級”的社會和文化生活的任何方麵乃至全部方麵都是值得研究的，而這種價值僅在於他們是“工人階級”,或者更準確地說，僅僅是因為他們是人，他們在人性上是完全平等的，因此值得那些自身曆史已經很豐富的中高級階級(包括中高級階級本身以及更傳統的曆史學家)去記錄。
科琴認為這種空想的反資本主義是反資本主義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因為其從本質上看呈現出的是一種消極的姿態。曆史研討會的曆史學家們，就像工黨活動家一樣，他們常常知道自己反對的是什麽,但是他們不清楚他們為什麽而反對。從本質上看，他們隻是反抗者而不是革命者，因為盡管他們哀歎並攻擊資本主義在過去和現在對工人生活所造成的影響，但他們卻鮮有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如何才能改變資本主義。一旦人們注意到這個問題以及世界上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曆，那麽這個問題就切中要害了——資本主義強加於工人身上的束縛，哪些是在任何形式的複雜工業經濟中都是共同的，哪些對資本主義來說是獨特的?那種共同的束縛是不能夠通過社會主義變革改變的，而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束縛則能夠被改變。因此，人們必須清楚兩種束縛之間的區別才能創造出某種現實的社會主義策略。然而，一旦人們試圖弄清楚這個區別時，經濟理論和組織的複雜問題就立即出現了。這正是激進的社會曆史的一個標誌，是英國工黨在過去和現在的一個標誌，即眾所周知的經濟上的疲軟。
科琴指出英國工黨或者英國的社會主義之所以會出現空想的反資本主義，則需要追溯到英國工黨的形成和19世紀英國大多數社會主義團體形成的曆史背景中去。英國工黨和19世紀英國大多數社會主義團體都形成於一種理智的氛圍中，他們遠離古典政治經濟，實際上英國大多數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家的觀點都是反對亞當·斯密以及古典學派的；他們也遠離新古典主義繼承者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基於人本主義立場，英國社會主義對所有這些經濟理論都充滿敵意，尤其是知識分子占主導的英國工黨，最典型的就是擅長社會政治而不擅長經濟的費邊社。工黨一度曾是由那些極關心收入和財富一旦產生如何能夠被更公平的分配和“福利性”使用的人占主導的，但是財富卻是由那些對財富過程不太感興趣的人所生產出來的。更有趣的是，當工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采用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時，凱恩斯本人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的，在現實態度和信仰上是反社會主義的，這與工黨本身的主張可以說是並不一致的。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就像費邊社會政策一樣，依賴於假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解決了如何生產出數量不斷增加的物質產品和服務這一基本問題的基礎之上。凱恩斯經濟理論關注的是如何保持經濟穩定的增長(而非繁榮和衰退)以及如何讓經濟發展兼容充分的就業。正是凱恩斯經濟理論中的這個本質上是福利主義的目標吸引了工黨和工會的注意力。
但是為什麽英國的社會主義總是如此厭惡經濟學以及任何形式的經濟理論，為什麽英國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中很少有經濟學家呢?科琴認為這主要是由於關注增長和積累的長期基本機製會將問題集中到一個空想的反資本主義所不能處理的問題上。例如，(1)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實際工資必須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保持一致，這是真的嗎?(2)由工會爭取到的貨幣工資的增長與生產力的增長並不匹配，對工人來說這隻會帶來短暫的利益(其最終會被通貨膨脹所侵蝕),這是真的嗎?(3)在任何經濟體係中，存款將必須由用於資金投入的當前消費組成，因此在任何有著持續增長的物質生活水平的體係下，勞動者的“全部產品”是不能夠歸生產這些產品的工人所有。這是真的嗎?(4)不管怎樣，現在將生產和淨投資僅視作“勞動”的產物有意義嗎?(5)如果資本主義勞動有助於創造利潤，那麽這是否意味著資本家是市場經濟中的基本或者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嗎?(6)市場機製是目前為止保持土地使用大致符合這些資源的相對供給最有效的機製，這是真的嗎?(7)市場經濟是否比中央計劃更有效?(8)經濟部門和活動通過政府補貼的形式而存在，即使其在短期內能夠維持或促進福利的增長，但中長期的影響是經濟中總產量的降低以及受補貼人群福利的減少。這是真的嗎?科琴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1)真的；(2)真的；(3)真的；(4)無意義；(5)當然不是；(6)真的；(7)真的；(8)取決於非常特殊的情況，但是目前答案是什麽無關緊要。科琴認為，如果要認真對待創造一個資本主義的替代品，那麽必須認真思考這些問題並做出回答。如果想對貨幣主義做出有效回應的話，那麽這些問題也是應當予以回答的。然而，如果僅關心反對資本主義所麵臨的阻力是什麽,卻絲毫不關心創造資本主義的替代物的話，那麽這些問題就沒必要回答了。而且事實上，如果僅關心反對資本主義會麵臨什麽阻力的話，這些問題的提出反倒會削弱反抗者的鬥誌。
科琴進一步指出，曆史研討會的曆史，是反抗的曆史，是與英國傳統的工會主義相對應的最完美的知識，同時它也是一個反抗運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反對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必須擁有一個反抗所依據的道德規範。因此，關鍵問題並不是“資本主義有效嗎”(這隻是對於資本家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公平嗎";問題不是"資本主義有積累嗎”而是“他們對工人好嗎”;基本問題不是“什麽決定了資本主義製度下收入和財富的分配”,而是“這樣的分配是公平的抑或僅僅是恰當的”。現在，這樣一種道德規範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令人滿意的，因為道德規範幫助他們提出了一些正確的政治問題：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如何能夠公平?一般意義上的生產和經濟企業如何以所有人都要對其他人好的方式進行呢?但是這些問題也具有潛在的危險性，因為如果離開了這種純粹的道德形式，它們是非常不完整和令人誤解的。例如，“在維持財富創造的一個最小有效形式的同時，如何使得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公平?”或者“在維持足夠的原則來確保它們的基本作用不被損害的情況下，如何使得經濟企業或其他組織更民主?”這些問題對於社會主義而言，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很難予以回答。這些問題被歸為倫理—技術問題，僅僅通過社會主義道德是不能夠克服這些問題的，此外還包括經濟和政治理論的使用。科琴再次強調，沒有這樣的理論，反抗者擁有的就隻有空想的反資本主義的道德規範，這種道德規範通過讓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在他們的任期內處理困難的經濟問題，這實際上就是放棄了自身的立場。正因如此，空想的反資本主義是工會在實踐中“留給經理去處理”的態度在理論層麵的完美等價物，其以一種最終的無主義為代價換來了一種道德上的純粹，而這種無主義隻會給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及資本主義自身帶來好處。
總之，科琴認為在19世紀80年代的英國乃至世界上其他地區資本主義發展的真正曆史圖景中，空想的反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雖然這種空想的反資本主義是真實的但自由和民主是有限的，它是具有創造潛力的但同時也是沮喪的，它是秩序與無秩序的共存。在空想的反資本主義的錯誤信仰中，“經濟主義”不僅導致向資本主義合理性的投降，也導致了斯大林主義，空想的反資本主義不僅阻礙了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擁有一種現實主義的曆史觀，更重要的是它阻礙了英國社會主義者更清楚地參與到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中去。由於其拒絕全麵地了解英國乃至西方世界中大多數人從資本主義發展中真正獲得的物質利益以及這種繁榮帶來的他們態度的變化，空想的反資本主義在實踐中產生了一種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歡迎的且與貧困相連的政治運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工黨中的本尼特左派的實踐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