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通過對英國工黨及英國社會主義群體中彌漫著的空想的反資本主義予以分析和批判後，明確指出這種空想的反資本主義並不能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在19世紀的英國乃至世界上其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要想構建社會主義則應結合現實的實際情況，擬定一個新的社會主義運動方案。科琴基於英國當時的現實情況，提出“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也許是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可行方案。
由於科琴的“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是建立在對空想的反資本主義的批判基礎上的，因此闡述“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的含義則離不開對空想的反資本主義的批判。科琴延續了其實踐哲學的研究方法，將對“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路線的闡述放在1974年英國具體的曆史環境中去展開。
(一)科琴對“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的具體設想
1974年官方統計的英國失業人口有350萬，而非官方則認為英國的失業人口數量極其龐大，尤其是將那些被迫回歸家庭卻未被登記為失業人口的女性工人計算在內的話，失業人口數量將更加龐大。此外，在失業人口中以年輕人為主，而這些失業的年輕人又以黑人或棕色人種居多。在大規模失業的同時，盡管英國的工業產出在1983年1月呈現出正增長的勢頭，但其仍處於自196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且投資也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保守黨政府主張的貨幣主義野蠻地攻擊了許多公共支出領域，特別是社會中貧困群體所依賴的那些領域(例如，公共住房、教育、福利服務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反對有組織的工人，其在意識形態上明確、尖刻且持續地抨擊了工會的權力和權利。保守黨的一些發言人近乎公開地聲明他們願意用大量失業的方式來削弱工會、激發工資談判中的“現實主義”。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非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預料到政治衝突的兩極分化，失業者以及工會工人在麵對戰後階段最致命的和持續的右翼攻擊時轉而支持左派。然而，現實卻不是按照這種可預見的情況發生的。現實恰恰相反，左派政黨在選舉中的受歡迎程度是與左派在其中的力量比重相反的，這幾乎在每一個民意測試中都得到了證實。科琴認為，這將不僅導致本尼特左派在工黨內受到進一步的排斥，在工黨組織機構內增強本尼特傾向會變得更加困難，而且這有可能成為右派重塑工黨作為一個安全的和“令人尊敬的”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政黨形象道路上的主要障礙。對於有著左派政治信仰的任何一個人而言，這都是一個悲觀的情境，人們應該推動對左派政治思想重新作出一種基本評價。將這種潮流置於中心並遠離所有形式的左派政治，人們可以從一些逆潮流的事件中獲得些許安慰。這些逆潮流的事件中最顯著的三個就是：關注由新一代“戰略性”核武器所構成威脅的核裁軍運動的複興；在工黨內和工會活動中女性運動在數量和影響上的增長；工黨左派政治的群眾基礎增強。這三個運動共享一個相同的階級基礎和代際基礎，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從主要在公共部門和服務崗位工作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白領工人那裏獲得支持，其中幾乎所有人的年齡都處於25歲左右到45歲左右，這些人都是1944年教育法和整個戰後中高等教育推廣的產物。由此可知，逆潮流的事件是存在的，這些事件的階級和人口構成具有有趣且重要的特征，其顯示出在未來相當大的擴張能力。但是也不應忽視在具有普遍特權的議會民主製中，廣義上的左派主要因人數少而吃虧。盡管左派偶爾能在倫敦街頭組織一大群人示威，但左派並沒有足夠的支持力量，也沒有足夠的地域集中支持來影響選舉的形勢。
但是在英國激進政治的代際構成和特殊階級已經弱化了其關於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的呼籲。這一點在英國工黨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工黨的普通積極分子和激進分子以及“普通的”工黨選民的數量從未增加。工黨的選民認為工黨是由那些同自己有社會和意識差別的人控製的，因此在民意調查和補選中他們都不再支持工黨了。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了工會，工會的管理者、積極分子和普通大眾之間同樣出現巨大的差距，工會的管理者在社會和政治問題上對工會成員中的左翼分子是很友好的。即使普通大眾具有“鬥爭性”,那麽他們的“鬥爭性”也完全被限製在工資和待遇問題上。這種差異至少解釋了近期公眾民意調查的結果，即使是工會成員也認同關於“過於強大的工會正在損害國家利益”這一命題。
但重要的是意識到所有這些趨勢是多麽複雜。因為如果這些在英國工人階級的職業和性別構成上的緩慢但基本的結構變化為一種激進的政治擴張提供了新的階級基礎的話，那麽這種結構變化實際上也虛弱了工黨對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的傳統觀念的忠誠度。例如，工黨或工會的一個積極分支的意識形態觀點和職業構成總是同廣大選民的意識形態觀點和職業構成存在差別。但是工人階級結構一係列變化實際上已經削弱了工黨追隨者對其領導階層的信任度和忠誠度。科琴列舉了具體的例子，教育水平的提高，更高的職業複雜性，工人階級內部的流動性，傳統重工業內老的階級基礎群體的弱化，傳統上在家庭中女性選舉權嚴重受到男性的父權製的削弱。所有的這些事情都可以被列舉出來，它們中的一些被認為是對民主生活有積極影響的令人滿意的長期趨勢，即使它們在短期內是對左派不利的。科琴表示，盡管他可以列舉出這些因素，但一方麵他不能完全不遺漏地全部列出，另一方麵他也不了解所有這些因素的多重組合，而這些組合將會使英國的選舉在其選舉行為上變得更加“反複無常”。因此，必須去弄清楚這些變化及其長期意義，以及其在地域上的差異。如果左派政治認識能夠超越基本固定的階級劃分，那麽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仍將是具有吸引力的。
科琴強調了影響工黨政治對英國工人階級控製削弱的因素之一，大眾媒體的作用，左派自己也經常提到這一因素。英國的左派之所以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處於劣勢，原因之一就是他們拒絕使用大眾傳播的有效手段，而中間派和右派則充分利用大眾傳媒強有力且多樣的渠道來宣傳自己的觀點，推動他們的觀點在社會每一階層中的傳播。盡管大眾傳媒對於觀念的傳播和影響的擴大有重要的作用，但科琴也意識到大眾傳媒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弊端，那就是大眾傳媒的軟弱性。自19世紀晚期開始，英國出現了大眾民主政治，右派一直掌握著大眾傳播的手段，而左派則不得不一直努力讓自己的觀點得以傳播，大眾傳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倘若大眾傳媒並沒有這麽大的作用，那麽馬克思就不可能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寫到“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①,關鍵在於統治階級的思想之所以是占統治地位的是因為被統治者信任統治者的思想。因此，控製大眾傳播的手段就是統治階級思想統治的一個手段。然而這裏是存在爭議的，大眾傳播技術的變化和電子媒體取代紙質媒體成為政治思想傳播的主要途徑，已經使得“思想競爭”更完全地偏向那些有利於資本主義的思想，而報紙生產和分配的壟斷趨勢已經有了同紙質媒體一樣的結果。這種爭議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因為現代大眾媒體特別適合高度集中的控製。自19世紀晚期或20世紀早期開始的定量變化可能已經成為了定性變化。例如，拋開現有媒體中公然的政治偏見和操縱，左派由於自身成本束縛而有效地被排除在控製大眾媒體之外。
盡管如此，從曆史上看，人們是不可能離開信仰的，即當左派思想適應公眾需求或激發公眾的不滿情緒時，左派的思想也可以以驚人的速度和效率傳播。例如，在大罷工中，在戰爭期間的軍隊中，在1984至1985年礦工罷工中，在核裁軍運動組織的鬥爭中，左派的思想確實適應了公眾的需求，激發了公眾的不滿情緒並發起抗爭。因此科琴指出，盡管大眾傳媒存在軟弱性的問題，但從一個更深的意識形態層麵看，大眾一直處在一種失真或幻覺中是危害極大的，左派在近期社會政治中的衰敗不能僅僅歸因於沒有掌握大眾傳媒，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國左派和工人階級被困在一個矛盾中，工人階級完全沒有感知到這個矛盾，而左派卻對此非常了解。由於這個矛盾是自生的，因此其總是引發那些原本支持左派的選民懷疑左派。而這個矛盾是什麽,科琴指出則需要從英國經濟和英國工人階級的視角出發在英國現實中去尋找。
從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麵對英國經濟予以觀察的許多觀察者都讚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英國經濟的利潤率或多或少是持續下降的，特別是在工業部門。對這種普遍認同的現象的解釋是千差萬別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這是因為“資本有機構成上漲”,其他一些觀點認為這是由於勞動力短缺、工會討價還價的能力增強和國際競爭導致的。科琴認為，這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會運動整體的普遍後撤和混亂，以及撒切爾主義構建的一個重複和破壞的模式，該模式大致如下：工人使用包括罷工活動在內的方法來表達迫切要求改善薪酬和條件的需求，左派通常對工人的這種舉動予以強烈支持。然而並不確定是由於不恰當的投資，還是國際競爭，還是不稱職的管理，工人工資的增長是以減少利潤為代價的。在一定程度上，特別是在世界資本主義擴張的時期，利潤的這種影響可能被通貨膨脹的價格增長所抵消掉。而在當時，價格的增長影響了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左派也趨向於反對需求價格和股息控製等。然而，在世界會議期間，停滯或萎縮的市場帶來極嚴重的國際競爭，利潤的“膨脹”保護不再是開放的。任何試圖使用利潤的“膨脹”保護的嚐試都會造成個體公司沒有競爭力並產生虧損、倒閉、失業等現象。在這種情形下，留給雇主保護利潤的方式就隻有“階級”的方式了。例如，他們必須減少工資花銷，增加產量。換言之，他們必須提高每個工人的生產率，他們通過解雇工人來使得每個產品的工資花費減少，通過倒閉和遣散在中短期內減少了需求而抑製了利潤。但是不管怎樣，對於整個社會經濟係統而言，在短期內冒著利潤率持續降低的風險來恢複利潤率長期增長的基本情況是理智的。
拋開與貨幣供應相關的神秘修辭和公共部門借貸需求的通貨膨脹率不談，這就是貨幣主義的真正的本質。顯而易見，撒切爾夫人一遍又一遍強調的是貨幣主義原則的一個方麵，即有關生產力和工資的一個“鐵律”,以及拒絕通過增加貨幣供應來增加工資。因此，科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左派麵臨的問題是，在資本主義背景下，撒切爾夫人的邏輯是無懈可擊的。隻要英國的工人階級是資本主義下的一個附庸階級，例如隻要全部或大部分工人渴望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那麽如果他們的生產力至少和德國、日本、美國工人階級的生產力一樣高，那麽工人隻能不斷地提出這樣的需求。在一個充滿競爭的世界資本主義體係中，與生產力的增長不匹配的是薪金的增長將會變成通貨膨脹並且會出現現實的生活水平並不會持續增長的現象。顯然在這種背景下，英國的工人階級也許是西歐最有力的工會工人階級，但他們的工資是在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平均工資中第二低的。並非隻有英國工人階級需要為其相對低的人均生產力水平負責，英國資本影響了工人相對較低的人均生產力水平。然而無論如何，在競爭的世界資本主義體係中，隻要工人階級的現實生產力仍是相對低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工資水平就會一直處於緩慢增長中。
當時英國的部分工人階級(如煤礦工人、鋼鐵工人和汽車行業的工人)向管理層提出了增加工資的要求。然而如果生產力上沒有相應的增長，那麽這種工資的增長隻可能是通貨膨脹造成的。隨著成本和價格的增長，這些行業的產品在國際和國內市場上將變得越來越沒有競爭力，而且隨著蕭條時期危機的到來，其損失也會迅速增加。在這種情形下，工人要求進一步增加工資則會使工人和管理者處於一個完全對立的情境中。管理者可能會說他們沒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資，因為企業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儲備是無法運營下去的。當一部分工人必須一方麵接受資本主義的理性的讓步，另一方麵為了經濟體係的整體變化而將經濟要求轉變為政治要求時，問題的關鍵出現了。一般而言，無論是工人階級整體還是工人階級中的部分群體，他們都不希望用這種方式改變“遊戲規則”,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不可避免地做出讓步。一旦他們做出讓步，媒體就會大肆宣揚這是一種“責任”和“情理”的表現，這會讓那些參與到經濟鬥爭浪潮最前沿的左翼激進分子和工會成員像被擱淺的鯨魚一樣陷入困境。
因此，在當時嚴重的經濟衰退情形下，工人開始相信他們最大的希望就是一係列政治和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可以滿足嚴酷現實中競爭的需求以及工業準則，但是這些政治和經濟政策用“人性”和福利主義調和了貨幣主義的束縛。當時的英國左派則要求“抵製所有冗餘”並要求實行本尼特規則，該規則聲稱可以通過保護主義的聯合來解決問題，然而增強國家調控和工人的控製對於那些時常強烈意識到自身所在行業存在人手過多、投資不足和沒有競爭力這些問題的工人而言，這似乎並不是一個答案。當麵對貨幣主義強硬且不容置疑的邏輯核心時，左派的解決方式似乎就顯得不切實際和混亂了。因此，左派的解決方式是受到質疑的，此外工黨左派的激進分子以及其他人不僅鼓勵工人去相信為使工資上漲而進行持續的鬥爭是無代價的，而且讓他們相信雇主談及生產力和競爭時隻是一種宣傳，左派的這種行為更加重了外界對左派的質疑。因此，一旦資本主義將工人納入救濟行列時，資本主義危機就習慣性地把英國左派的意識形態不加修飾地揭示出來。
因此，對英國的左派而言，存在一種無止境的重複模式：鬥爭，發展，對抗，讓步，懷疑，然後再鬥爭，發展……。所有這一切的最終結果就是得到一個在所有可能中最糟糕的世界。英國工人階級的悲劇在於其在希望改變資本主義體係這件事上既不夠激進也不夠自信，然而他們在讓這個體係“正常”運轉方麵又太有條理和經濟上太激進了。此外，英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經濟情況已經表明，如果一個人隻在艱難局麵時接受了資本主義理性，即人們隻有在陷入蕭條、虧損和破產時才接受資本主義理性，那麽社會和個人的苦難實際上是增多的。例如，盡管英國鋼鐵工業的收縮與重建是之前就已計劃好並逐步施行的，但鋼鐵工人和他們的家庭以及群體並不能少遭受些苦難。
科琴對英國左派的策略的另一個反思是，不同於簡單地希望推動資本主義製度內工人工資和工作條件的改善，對這些改變給予必要的限製將一定程度上表明工人是被迫采取激進的政治立場的，人們可能會自覺地同資本主義進行全心全意的合作，但是作為回報這種合作意識的宗旨是有意識地改變資本主義的基本性質。然而，為了這樣做，工會必須要具有一種對行業和部門的研究和策劃的能力，他們的這種能力即使不能領先於雇傭者也至少要同其保持一致。此處科琴用一個假設的例子來解釋上述觀點：鋼鐵貿易聯盟中擁有眾多素質優良人員的經濟和趨勢研究所已經提醒了20世紀60年代晚期英國的鋼鐵行業老板，“我們的研究者表明在這些國家中擁有一個迅速擴大的生產帶鋼的能力；考慮到各處的人員配備和工資水平以及我們生產帶鋼能力上某種程度的技術落後，已經可以預見這將在國內外呈現出競爭力下降的趨勢。因而，我們建議接下來分階段的在這些新的某企業中通過增強專業性並對其進行破壞和改組。然而，我們做出了如下要求：(1)在以下類別中支付某的裁員費；(2)保持以下類型的計劃，在接下來的階段提供資金支持，同時保持不少於以下類別平均收入的補助金；(3)某級別的住房和遷移津貼；(4)給某總量的X,Y,Z團體來自BSC的資本撥款；(5)以下代表在董事會上可以完整的獲取利益、投資和銷售信息。這些代表對工會的執行和定期改選負責。(6)解雇並代替A,B,C(被認為不稱職的管理人員);(7)當資本利潤超過百分之某時，利潤分享計劃如下”①。同時雇主要和工會協商裁員。科琴指出，在上述提出的情況和現實發生的情況之間是存在差異的，這種差異就在於上述協議是先發製人的，它被設想為在企業出現危機情況前就已經發生了，其實際上被設計為避免或減輕危機影響的一個手段。這種先發製人的工會活動幾乎立即會引發管理特權的問題。實際上，人們所提倡的是創造一種尚處在萌芽狀態的雙重權力，在這種權力中，工會提出管理倡議，以此來保護並增進工會成員的利益。科琴認為這樣一種模式不僅可以運行於大多數工業和商業中，其也可以在公共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教育和健康服務中推行。
科琴指出，這一模式的實際宗旨是誘發一種情形，在這種情形下，管理人員並不是參與管理的唯一力量，工會的倡議會以一種公開的合作和合理的形式製定出來，這種情形下管理層的抵抗很容易就被打上不合理、獨裁、專橫的烙印。這樣一種策略有可能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這個策略將在資本同勞動力之間的關係以及管理者同勞動者之間的關係上獲得一個永久的現實意識形態優勢地位。當然，這樣一種處於萌芽狀態並持續增強的雙重力量，其在本質上是矛盾和不穩定的。通過定義這種工會介入管理特權，工會做出的真正讓步將最終提出關於本應該在鬥爭中解決的權力和控製的關鍵問題。但是這個策略的整體目標是既要查明此前該體係中爭取民主進步的數量，也要讓工人們感受到權利和責任，讓他們在此基礎上建立知識和自信，讓他們走得更遠，即使這種走得更遠意味著嚴重的衝突。
此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樣一個策略也是不穩定和存在隱患的。因為這個策略假定，裝備精良、人員素質優良的工會研究和計劃部門能夠了解國家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趨勢，並能製訂符合趨勢的計劃，此舉比當前的管理人員所做的更加有效。縱觀20世紀70—80年代的英國，其管理人員在鋼鐵企業、汽車、摩托車、製鞋和紡織行業中表現糟糕，因而這些行業的工會介入管理過程的行為不會比管理人員更糟糕。但是最終工會也將麵臨同資本家一樣的問題，即主要依賴於市場宏觀產出機製的國際經濟體係的不可預測且不穩定的特性。然而，從社會主義角度來看，對這一矛盾進行探索並從中吸取政治教訓，以便在國內或國際經濟規劃方麵取得進一步的發展，這本身可能就具有很高的生產力。
但是為什麽這樣的一種策略能夠通過管理引起工會競爭合作，將工會訓練成管理部門，並通過在決策中發揮極小的作用來吸收工人大量不滿情緒，但是最終卻在保護工人利益上並沒有實際權力呢?這會僅僅導致“黃色”工會或“房屋”工會的產生嗎?這是管理者的玩物嗎，其必須被來自下層的團結式的群眾運動或者非官方的“不可靠的”工會活動所取代嗎?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是，競爭合作是一個真正的危險，其主要依賴於工會領導能力的質量，更確切地說，其依賴於一般群眾對談判代表、管理者代表和研究和計劃者的掌控程度。在某種意義上，為了以組織的形式推動社會主義進步而不是同資本主義合作，這些工會需要這種策略的目的是為了產生一個經驗豐富、見多識廣和紀律嚴明的成員資格，堅決致力於在越來越多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中發揮作用。然而，科琴已經論證了在英國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存在這樣的工人階級，這裏就存在一個矛盾了。盡管如此，科琴繼續強調這個矛盾隻有在實際行動中而非抽象的辯論中才能被解決。在創造這種工會之初，在向工會成員解釋他們將做什麽和他們如何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在將普通百姓納入工會活動中時，工會的研究和計劃部門作為信息的搜集者和提供者，應該在實踐中緩慢且有組織地創造條件來解決這個矛盾。
由於科琴指出關於問題的討論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純理論或假設層麵的探討，因此科琴提出了對“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策略的現實嚐試，即設想在1969年至1972年間建立盧卡斯航空工人代表聯合委員會，並設想在1976年1月建立關於盧卡斯航空工廠的替代性“整體計劃”的成果。科琴指出，聯合是一個長期、複雜且極具意義的曆史。科琴基於對“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策略的概述，列出了他所設想的這段曆史的特征：
(1)一群薪酬豐富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熟練的工人發起並維持了這個計劃。
(2)這種聯合的形成以及替代性的企業計劃是建立在聯合委員會發起的一個研究計劃的基礎上，但是借鑒的是盧卡斯航空工廠工人詳細的知識和經驗。這就允許包含的信息能夠被用來檢查盧卡斯管理部門提供的東西並在對抗裁員的鬥爭中給予幫助。這也是用來獲得盧卡斯替代計劃中最重要的“替代產物”部分的觀點的方法。
(3)盧卡斯計劃已經導致形成了兩個工會研究和信息組織(聯合委員會和替代工業體係以及技術體係中心——CAITC的聯合論壇),這兩個組織在上麵假設所列的場合很好地運行。
(4)工人代表聯合委員會從組織一個反對裁員的運動轉向更有野心的“替代計劃”。工人代表委員會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他們意識到隻要盧卡斯的管理能夠表明航空航天產品訂單數量減少，一個純粹的抵抗活動就不會給管理的“邏輯”論證帶來任何有效的政治還擊，管理的邏輯論證認為裁員是令人遺憾但又不可避免的。整體計劃的目的是先發製人，通過產生一係列產品創意和原型來論證，這可能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並同盧卡斯的現有計劃和設備一起產生，且在商業上是可信的。當被簡單的視作抵抗裁員的一個策略時，這個策略被證明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將盧卡斯的管理放到了一個非常不同的、令人為難的“處於守勢”的位置上。事實上，這個整體計劃的替代產品以及計劃本身，被證明要比同管理層談判中獲得績效的政治收獲更重要且更有影響力。
(5)盧卡斯管理層對替代計劃的反應，特別是聯合委員會向管理層提出計劃的初期會議的數量，在準確展示傳統的管理特權是如何威脅這樣舉措的過程中是非常吸引人的。個體管理者的回答是不可能輕易接受在計劃以外承諾考慮它並在下次會麵的時候帶來一個詳細的回複。個別技術管理人員表現出了對產品建議的真正興趣。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越來越明顯的是有權力的管理人腦海中所想的卻是產品建議以外的事。對他們而言決定因素是產品建議應該來自哪兒。比爾·威廉姆斯——盧卡斯航空在伯明翰的一個技術經理——總結了真正利害攸關的問題：“我”個人非常確信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工程角度的產品可行性問題；真正利害攸關的問題是誰管理盧卡斯航空。幾個月之前，在此期間主要的計劃已經呈遞給了經理布拉辛頓先生，他是伯明翰地方的個人經理，他同意一係列關於工會聯合委員會代表的多樣性地方會議。在1976年2月，第一屆也是最後一屆會議召開了。鮑勃·多德(一個聯合委員會的成員)描述了當時的狀況：“布拉辛頓先生一定已經認為這將一事無成，我們的想法將成為空想，我們將不會得到專業技術的支持。但是一旦我們解釋了我們的建議，兩個技術經理就明白了我們的意思。他們進行了詳細的討論並似乎對此很感興趣。布拉辛頓先生一定很焦急，因為他進行幹涉，並不看好全部事情。他在之後再也沒有召開任何這樣的會議。”比爾·威廉姆斯是上文提到的兩個技術經理之一，他認為產品建議認真但不精密：“喬治·奧爾洛夫(另一個技術經理)作為工程師已經討論過這個產品。我不認為這是需要的。我的預期是如果他們不能用他們想要的方式來推動會議，那麽他們就不會得到其他。這就是說此次會議後應該還有另一次會議。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6)形成聯合的經曆和之後設計替代的整體計劃，似乎已經用前文假設過的方式建立起了知識和自信。顯而易見，聯合委員會隻獲得設計計劃和挑戰管理層對管理的獨占權的自信，以及改變盧卡斯公司退休金計劃的整體結構的自信。盧卡斯航空工人計劃的曆史是那群開始持懷疑態度的公會成員的曆史，這些人隻是通過保護他們成員的工作而反對一個新的管理結構而在初期推動聯合形成。但是，當他們看到這種方法行之有效，而且為他們所代表的工人帶來具體利益時，他們就更加堅定地承諾要將其與各種可能性結合起來。然而，這是一個使它太過簡單的方法。因為實際上聯合的工作和采取更為激進的行動是工會成員增長的知識和自信所帶來的結果。事實上，“工作”隻不過是他們的集體活動，這活動造成了他們態度的轉化。正如特裏·莫蘭(他是機械和鍛造工人聯合會的一個工會成員以及聯合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提到的：“我定然是同六年前截然不同的人。我過去常常認為一切都是伯恩利的。整體計劃已經難以置信地拓寬了我的視野。”一個具體的例子非常準確的反映了這樣一種變化如何發生。作為起草替代方案的前提條件，聯合委員會向所有相關的工廠委員會發放了一份問卷調查，要求他們提供一份關於自己工廠的廠房和設備的詳細清單。如果替代產品將在盧卡斯現存的工廠中被生產的話，那麽這就是有必要的。來自伯恩利的麥克·庫尼描繪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他們想知道我們有什麽樣的機器工具。著實令人驚奇的是沒有一個地方知道自己擁有什麽。現在計劃生產是運行一個業務的基本部分。但是管理者並不計劃。工人計劃生產。這的確令工會成員感興趣。”①
盧卡斯工人的計劃這一經曆也具有某種關於一個“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可能性的暗示，而這種“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是非常複雜的。首先，工會成員間聯合的形成及維持必須首先反對盧卡斯航空的傳統工會組織，而不是從中產生。事實上，這種聯合最初形成是因為一些獨立工會的工會成員看不到任何有效地反抗裁員的管理計劃。一群之前獨立的工廠和公司已經統一於盧卡斯航空的控製下，這種控製實際上是第二屆威爾森政府為了“合理化”和強化英國全部的航空工業而對壟斷企業進行讚助的。一個新的、中央集權的、企業管理結構就這樣被創造出來。這一結構使得依賴於單一“貿易”和單一廠房的傳統工會不能有效地鬥爭。實際上，工會成員的聯合是一個同新的企業管理結構同步發展的“平行”的企業工會聯合組織。聯合將工人從不同的工會和廠房中聚集起來，特別是帶來了“車間”和員工工會，但聯合不能獲得關於管理計劃的信息以及這樣的計劃在不同的廠房的影響，而這對於其能否限製或先發製人管理行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國際聯盟，國際工廠聯盟總是一朵脆弱的花，在幾個組成工會的國家領導人那裏也是懷疑的對象。這種員工車間聯合的削弱威脅到先發製人的聯合的能力，因為白領運動已經得到了拒絕車間工人的信息，以及關於合理化、裁員等的管理計劃信息。富有同情心的老板泄露了機密備忘錄，其他白領員工被允許在預期的管理業務中采取行動。之後，這裏出現了一個關於為什麽“階級”行動總是在特定公司或組織中更有效、更強有力的但非常罕見的例子。這主要是因為它可以先發製人。盧卡斯的經驗也表現出創造這種聯合有多麽難，麵對根深蒂固的地位差別和敵對，特別是白領工人和藍領工人之間的地位差別和敵對，維持這種聯合有多麽難。最後，主要因為他們是建立在部分“貿易”組織基礎上的，還因為他們隻關注工資和待遇，聯合發現現存的工會很少使用研究組織，所以就創造了自己的研究組織。正如已經看到的，其最初主要是從車間和辦公室收集信息來研究的。當它參與設計和測試替代產品的原型時，聯合從東北倫敦理工學院(現在的北倫敦理工學院)富有同情心的工程師那裏獲得了研究幫助。
科琴清楚地意識到，在現有的工會和研究部門中重新劃分出先發製人的工會似乎有些天真。作為一個先決條件，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很可能將需要一個完整的工會來組織重建，而重建則需要從幾個聯盟中雇傭工人。實際上，盧卡斯運動持續的一個後果就是在同等狀況下其他工人展示出對於建立工會聯合的興趣，不僅是對於信息收集感興趣而且對運動感興趣。聯合委員會的聯合論壇，對於其來說CAITS作為一個秘書處，在促進和支持這種互動中是非常重要的。科琴基於假想而提出所有的先發製人聯合主義的模型，它們關注的都是工人需要先發製人，需要計劃在他們的行業和部門中產生結構性變化，而這種結構性的變化很可能會導致行業內的裁員。事實上，這個觀點是以各種形式和條件推動結構改革，使受影響的工人獲得最大的長期利益。盧卡斯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的工會的全部宗旨就是抵製裁員而不是根據他們自己的條件而提前為裁員做好計劃。此外，盧卡斯航空勞動力給予替換計劃普遍支持最大一部分是基於其在抵抗裁員上表現出的政治效力。正如人們所預期的那樣，在1979年到1980年間當增加的國防開支在大多數盧卡斯航空工廠解除了裁員的危險時，工人的這種支持就逐漸消失。然而，科琴也指出，從這一點來看，盧卡斯的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很可能更適合20世紀80年代的情況而非自己假想的那種情況。
由此可知，科琴的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最初設想是發生在繁榮的情況下，或者至少不是經濟蕭條的情況下。因為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工人很可能對於決定解雇和裁員在什麽樣的情況下發生是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的。
然而，在這方麵，盧卡斯計劃似乎有點混亂，因為其產生的特殊情形影響了其公開演講的方式。盧卡斯航空的工程師、技術人員和設計師都是技藝精湛的男性(鮮有女性),他們使用這些技能來製造複雜的武器。很明顯，至少工會聯合中的一些成員感受到了強烈的道德困境。因此，當替代整體計劃被起草時，對找到能使這些工人在改善生活上使用他們的技術生產產品而非在毀壞生活的目的上使用他們的技術生產產品做了許多強調。替代產品的本性反映為：便攜的移植腎的機器和新型的人造四肢，給盲人雷達導航，用一個熱泵來提供便宜且能源節約的家庭供熱，為使公共交通更便宜更適合的路軌車改善刹車係統，為了避免環境對人類健康的危害而生產手工操作的遙控機器。在那時，聯合委員會提到這些產品作為“公益”產品，並明確或含蓄地將它們同盧卡斯航空現有的產品進行比較。科琴認為，這種製定對於啟蒙政治而言既是太寬泛又是太狹隘的。其寬泛是因為根據“公益”是被如何定義的，任何產品乃至全部產品都可以被稱為是公益的。因此這給盧卡斯的管理層留有發言的餘地，他們認為武器是“公益的”因為它們用來保護我們的生命、財產和遠離外敵入侵。但是其也太狹隘了，因為它留下了對產品進行聯合設計和技術原型可能對資本主義是有利可圖的印象，但是沒有提供必要的和社會實際需要的目的和需求。事實上，在這方麵，它對產品要求的太少了，一些已經被吸收並被英國和其他地方的資本主義工場進行了商業生產。盧卡斯航空的特殊情況可能會在此處被誤導。盧卡斯的管理層對提案不冷不熱主要是由於他們來自地方的和在管理層特權上做出的政治改變。但是也可以說考慮到這些產品中包含的工業性生產和發展的額外投資，即使用減少國防需求的方式，這裏沒有任何辦法能夠像盧卡斯現有的產品一樣有利可圖。但是這主要因為政府國防合同建立在一個“成本加利潤”的基礎上，例如在合同的形式上，隻要求他們給國防部提供產品，而給生產商的基本上是一個空頭支票。毫不誇張地說，在這種情形下，基本上沒有東西作為國防產品可以被視作對盧卡斯是有利可圖的。但是這不是說替代產品對其他廠商沒有足夠的利潤，實際上有足夠的利潤來讓其他公司對他們的商業發展感興趣。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當前的形式中，它有著重要的含義。這些觀念和原型可以給麵臨裁員的工人或失去現有工作的工人提供替代性且有利可圖的產品，也可以為失業者提供就業。在生產公益性質的產品和生產能夠在資本主義市場提供具有商業利潤和長期就業的產品之間沒必要存在一個直接的衝突。當然，在特殊的事例中可能會出現這樣的衝突，但即使其他國內的購買者和出口市場也能夠提供替換的網點。從社會主義視角來看，重要的事就是這些產品的研究和發展以及他們的產品應該以一種非資本主義組織形式產生。例如，在由熟練工人運營和控製的研究和開發組織中，以及在工人合作社以及其他試圖廢除或減少傳統組織和管理的分層形式的企業形式中。這不光是在先發製人的嚐試中設計並使用其他類型的“工人”計劃在現有公司和資本主義組織中保護或創造工作。至少在大綱上，這一切表明一個在當前的撤退中對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的一種可能的直接推動。由於CAITS應該是由四人構成的一個小的、過度勞累的、資金不足的組織，該組織勉強存在於北倫敦理工學院。聯合工會的形成不應該是一個依賴於少量自願的經費或工會經費以及像CATIS這樣資金不足的組織的援助，它們都應該建立在一個大量且資金充足的研究、開發和CAITS項目援助的基礎上，從TUC、個人聯盟、當地權威和任何富有同情心的人那裏獲得資金。這樣一種組織將設計、測試並開發替代產品，進行市場研究和項目可行性研究，在以工人控製的企業形式來生產並銷售這些產品的過程中提供資金或援助的嚐試。因此，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有了特殊的形式並在形成於其最艱難的時候，以可能最好的方式——對失業的減少和改善我們社會的生活質量做貢獻——獲得了確定性。
科琴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當英國由一個工人政府或工黨/社會民主黨政府重新執政時，政府將遲早會同工會協商“工資政策”,而工會應該同意這樣一個政策，但是作為對一定範圍和類型讓步的報答，這種讓步遠遠超過了通常的形式，不會要求控製價格和股息。這樣的要求必然能夠擁有對養老金、健康和福利規定、失業等宏觀層麵上的政治要求，而且這方麵有很多先例。但是也可能會有單個行業和部門的工會會提出一係列更加激進的要求，在這些要求中長期的工資討價還價換來對投資政策、市場、健康和安全狀況、人手水平、訓練、一個“一目了然”的政策這樣準確的要求。在國家層麵的談判之前，每一個公共的和私營的部門工會都應加強研究和規劃能力，以便更好的研究這些要求。這個問題的本質是非常簡單的。如果英國的工人階級將自身賣給資本主義，那麽其必須以一種計劃好的、仔細考慮過的、昂貴的形式賣掉自己；如果條件得到滿足，就要探索資本主義在不改變其本質的前提下可以做出的讓步的限度。這個策略最後一部分的核心是使工人階級出售其合作使得英國的資本主義更具競爭力和效率，其不僅得到物質利益作為回報，而且得到以增加控製和決策權利作為回報。簡言之，要以這種方式提出要求，就必須由社會主義者來提出，並得到整個工人階級中越來越多的自覺的社會主義者的支持。然而，這個策略的目的是當探索到其創造的矛盾時，幫助創造越來越多的自覺的社會主義者。
這個政策唯一困難的部分在於它是先發製人的。因此，科琴關於鋼鐵案例的假設中，工人在麵臨嚴苛需要之前(例如麵臨大量虧損的緊縮時期)就已經被要求放棄他們的工作。這是所有要求中最困難的事情。工人最典型的和可以理解的要求是他們的工會將保護工作，直到如果政治和經濟體係沒有出現一個徹底的改變，這樣的工作就再也“不能”被保護時。在這種情境下，工會真正的民主本性毫無疑問地將工人同這種短期的基本理性聯係到了一起。無論重新設計的計劃有多麽的樂觀，擁有一個工作要遠勝過潛在可能擁有一個工作。同樣地，許多資本家和國家雇主不願意嚐試實行裁員來反對工會的抵抗，直到他們不得不這樣做的時候。例如，直到“市場”迫使他們這樣做。
英國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都相信“管理者必須管理”。如果出現裁員，那麽這是由老板做出的決定。總之，“取決於老板”將工資的增長同生產力和解雇的人聯係到了一起來保持這種關係。事實上，隻有通過對其合法性的一個總體上且全心全意的理解，工會才可能宣稱他們被限製但獨占的領域同管理層的專屬領域是並行的——保護並改善工會成員的工資和生活狀況。
這種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的大規模推行確實會威脅到社會變革，其手段是威脅到了跨越管理工會和執行工會的人之間的界限，並承擔其後果(無論是好的結果還是壞的結果)。盧卡斯管理層相當準確地預測到了對這一特殊嚐試的負麵影響。然而，事實是這樣的嚐試的確產生了這樣的反應，特別是當他們表現出“合理”且“敏感”,“為了公司/企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好處”時。這條線會立即被強烈地保護起來，因為它是一條權力線條，因而值得跨越並保護。科琴建議英國的社會主義策略的直接目的應該是滲透到盡可能多的地方跨越這條線——從工廠到熔爐，從地方政府到百貨公司，從出版社到保險公司，從建築師辦公室到海陸空三軍，從一個持續“陣地戰”開始到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社會依然依賴的諸如所有議會民主製的精英的嚐試和活動。
基於此，傳統的工會原則——相互認可和保留領土——就是一個徹底的反社會主義原則。從英國事例的現實層麵看，這隻是一個錯誤的原則。英國鋼鐵、英國利蘭汽車、英國摩托車和電子工業的管理層的管理是不被信任的。他們顯然沒有有效或成功地行使其管理職能，這是極其失敗的，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中，他們的失敗被關鍵的測試捕捉到了。這裏的寓意就非常明顯了，如果你“相信管理層來管理”,那麽當你感到一團糟的時候你就不能抱怨。
“相信管理層來管理”,就像“相信政治家來統治”這一同類型的政治原則一樣，這都是缺少自信的一個標誌。如果工人不相信他們自己就可以管理，如果他們能夠自由地限製自己的活動以要求更多，那麽工人永遠也不能成為統治階級，因為階級統治被瓦解為多數人的統治，其規模之大以致永遠也不會出現一種自我強加的社會規則。
總之，英國資本主義為了生存可能並不需要一個“負責任的”自律的工人階級。最終，獨裁的解決方案總是可能的。但是資本主義和議會民主為了生存下來則非常有可能需要這樣一個階級。因此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關鍵的曆史時刻，即英國的工人階級有機會從資本主義製度中提取重大的且確實正在發生轉變的變化，以此來換取資本主義製度的合作。然而隻有當工人階級有信心認識到並認為這是可以得到的，而且他們能夠自律地行使自我控製和履行自己的義務時，工人階級才能抓住這個機會。因此，在現有的機會和長期處於從屬地位的階級隨時準備抓住的機會之間存在一個衝突。構建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應該既是一種開始轉變的方法，也是一種創造自信的方法。其能否履行這一雙重作用的關鍵性決定因素在於廣大工會成員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到先發製人的計劃和策略的製定及執行中。這就引出了關於組織和製度建設這樣的難題了。人們自然也會想到屈身進入每一個工廠、建築、倉庫和辦公室來研究並計劃、組織，同時組織成員還要參與到提供和收集信息的活動中，給進一步的研究提供新的領域。此外，如果先發製人的策略得到應用和認可的話，那麽其中一個設想就是成員參與管理再培訓計劃、配備顧問機構、就遣散費的使用提供意見、監督安置計劃、擔任董事代表、成立工人委員會、負責工廠一級至部門一級的新投資一級管理利潤分享計劃。人們還將設想所有這些職位的工人會定期輪換，以便盡可能廣泛地傳播決策和研究方麵的知識和經驗。但是具體應該如何操作，以及確切需要什麽樣的組織形式，則關鍵取決於每個公會和行業的具體情況。盧卡斯的聯合經驗表明，至少要對公會結構進行一些改組，並在各部門內建立更多的工會間的聯係。事實上，由於“盧卡斯計劃”已經明確地展示出，細節可以由工人和工會積極分子的活動所填充，利用他們從特定行業、工廠、地方當局、服務站或百貨公司的情況和問題中得到的生活經驗的知識。
科琴指出，工會權力的性質和使用隻是英國當時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之一，此外還有消費者權利和消費者權利的行使，在政府管理中公共控製和審查，大眾有權使用當前被錯誤命名的大眾媒體，來自運動和足球俱樂部的支持者和競爭者的控製，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地位等。科琴認為，所有這些問題都隻是針對同一問題的不同形式的呈現方式。他之所以選擇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策略，是因為這種策略特別生動地揭示了英國左派自身陷入的僵局，並為此提供了一種可能的前進道路。科琴采取一種非常傳統的社會主義立場，他認為經濟實力、關於生產和消費的決策、由誰以及如何生產和消費的問題，這些對資本主義都是尤為重要的。因此，這些問題必須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概念中找到一個重要但並非獨有的位置。
科琴強調他所說的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並不是指一個純粹由工人控製的社會主義民主機構的主要形式。他認為，對大多數企業而言最合適的組織形式可能是一種三分製的管理結構，其由勞動力代表、消費者代表以及產品和服務的組織經營者代表構成。這種三分製的管理結構對於工廠、農場、地方政府、保險公司、零售商店和飯店都是試用的。科琴在這裏繼續貫徹了其實踐哲學的思想，他明確表示“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相信‘終極狀態’,我隻相信在一個持續曆史進程中的階段狀態”①。因此，他並不認為這樣一種三分製管理結構是完美可持續的，因為一旦這個三分製管理結構形成了，那麽就必然會持續地出現三方(生產者、消費者、銷售者)之間的利益衝突和團體衝突。他認為這種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衝突也是有見識且自律的公民獲得知識和自律的學習過程的一部分。
(二)總結
科琴提出“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策略是建立在對20世紀80年代英國政治形勢的密切關注基礎上的，他試圖為當時的英國提供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策略或者實踐路線。由於科琴在認識論層麵反對真理的符合論，不讚同將馬克思主義強行類比作自然科學以換取大眾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承認，他在理論層麵和實踐層麵都堅定的踐行他的實踐哲學，因此盡管他提出了“先發製人的聯合主義”策略，但他並不認為憑借這一策略就可以直接建成馬克思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他將這一策略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念比作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的關係，他認為隻有這樣漸進式地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理論才不致淪為一個具有啟蒙意義但卻不具備實現希望的社會批判理論，不會變成建立在空中的樓閣，僅能給人們以美好的願景和心理上的安慰。
總共檢查了6951所房子——當然隻是在曼徹斯特本城，索爾福及其他郊區都不在內：其中2565所極需在內部加以粉刷，960所沒有及時地做過必要的修理(were out of repair),939所沒有足夠的汙水溝，1435所是潮濕的，452所通風不良，2221所沒有廁所。在經過調查的687條街道中，248條沒有鋪砌，53條隻是部分地鋪砌過，112條通風不良，352條街道上都有死水窪、成堆的髒東西、廢棄物。
……
往往是整家的愛爾蘭人擠在一張**睡覺；往往是一堆肮髒的麥稽和一條用舊麻袋做成的被單就當做全家共用的被褥。這種家庭裏的每一個成員都由於貧窮、遲鈍和**而墮落下去。調查人員常常在一幢隻有兩間屋子的房子裏發現兩家人；一間是大家睡覺的，另一間用做公共的飯廳和廚房；常常甚至是幾家人住在一間潮濕的地下室裏，在這種烏煙瘴氣的空氣裏擠著12—16個人。除了諸如此類的傳染病來源，還要加上在屋子裏養豬以及其他髒得令人作嘔的事情。
……據蓋斯克爾統計，僅僅曼徹斯特本城就有兩萬人住在地下室裏。而“每周快訊”雜誌“根據官方的報告”提出的數字，是全體工人的12%。①
死亡數字之所以這樣高，主要是由於工人階級的幼兒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的嬌嫩的身體最不能抵抗惡劣的生活條件的不利的影響。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死了一個，孩子就常常沒有人照顧，這種情況很快就會造成惡果；因此，像曼徹斯特這個地方，根據我們在前麵提到過的那個報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歲就死掉，可是，上等階級的孩子在五歲之前死亡的卻隻有20%,而農業區各階級所有的孩子在五歲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
……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說來比農業區高2倍；城市中患神經係統疾病的比農村中多4倍，而患胃病的則必農村多1倍多，同時，城市中因肺部疾病而死的人數和農村中比較起來是2.5:1。在城市裏，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紅熱而死的小孩子比農村中多3倍，因腦水腫而死的多2倍，因**而死的多9倍。②
我們應當在第二天清早3點上工。所以我就留在這裏過夜。我家離這裏有5英裏路。我睡在地板上，鋪一條皮圍裙，蓋一件短外衣。以後的兩天我早晨6點來上工。唉!這個地方真熱!來這兒以前，我有整整一年的時間也是在高爐上做工。那是在鄉下的一家非常大的工廠，在那裏，星期六也是清早3點上工，不過好歹還能回家睡覺，因為離家不遠。在別的日子裏，我早晨6點上工，到晚上6點或者7點下工。”
……威廉·特納，12歲，他說：“我不是住在英國。我想，是有這麽一個國家，但以前根本不知道。”約翰·莫裏斯，14歲，他說：“聽說上帝造了世界，又聽說所有的人都淹死了，隻有一個人活著；聽說，這個人是一隻小鳥。”威廉·斯密斯，15歲，他說：“上帝造了男人，男人造了女人。”愛德華·泰勒，15歲，他說：“我根本不知道倫敦。”亨利·馬修曼，17歲，他說：“我有時到教堂去……他們講道時提到一個名字，叫耶穌基督，其他的名字我都說不上來了，就連耶穌基督是怎麽回事，我也說不上來。他不是被殺死的，而是像平常人那樣死去的。他和別人有些不同，因為他有些信教，別人不信。”"魔鬼是好人。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兒。基督是壞蛋。”這個女孩(10歲)將God(上帝)念成Dog(狗),而且不知道女王的名字。①
科琴指出，我們有必要時常翻閱這些資料並坐下來反思其背後的含義是什麽,而我們反思這些雖然很明顯但常常被忽視的長期變化的意義並不是我們思考現在英國的工人階級同之前的工人階級相比是多麽“幸福”,以及現在的工人階級應該多麽“感激”。這樣做的意義也不是為了參與左派關於導致這些變化的原因的激烈辯論。科琴聲明，他不關心這些變化究竟是工人階級中的激進分子對資本主義做出的讓步，還是統治階級旨在削弱革命熱情和維持實現剩餘價值所必需的需求的卑鄙行徑，因為這一問題是存在爭議的，在任何情況下，這個問題都是非常複雜的。
此外，對過去的反思也使得我們意識到，盡管20世紀晚期英國的工人階級中仍存在部分群體相對貧窮或絕對貧窮的狀況，但是工人階級已經獲得了物質和社會身份，工資也比100年前甚至50年前的工人階級得到的工資要多。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不應被現在所取得的利益蒙蔽雙眼，沉浸在資本主義那種充滿爭議但又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政治和經濟民主中，而應該做好為實現最終理想而長期努力的準備。基於此，科琴向工人階級乃至社會主義者提供了一個座右銘：“希望是一種理性的行為，建立在這種希望基礎上的行為保留了希望的理由。”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