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一直主張在物質匱乏的社會是不可能建構出任何有意義的民主社會的，無論是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還是其他類型的民主社會。關於這一論點，其包含兩層內容：一方麵，它涉及貧窮國家中的大多數人的物質狀況和社會狀況，這是他們在自己所處的社會中作為積極公民而充分發揮作用的一個巨大障礙；另一方麵，在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它關注的是那些進入公共生活的人的態度和價值觀，特別是那些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占據公職的人的態度和價值觀。
從第一層內容來看，致力於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研究者常常會發現這些國家中人口的大多數往往在國家政治中扮演一個邊緣的或消極的角色。具體而言，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並不存在政府的普選，因而大多數人是不能有效地參與政治的。在其他的一些國家中，由於存在某種一黨製的國家形式，政府普選實際上成為一種保證政權的強製手段。然而在另外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中，以印度為例，印度的政治製度是兩黨製的，選舉可以而且確實給國家帶來了政治力量的重要變化。但是在農村地區使用權力和恩惠往往意味著地方或國家的政黨通過強製和賄賂的不同組合方式以獲取選舉的勝利，這在一定程度上對窮人造成了一些影響，譬如他們能夠“出讓”自己的選票以獲得一定程度的物質或社會收益，但他們的選舉常常是基於對政黨意識形態以及國家政治事件的最低限度的理解。盡管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情況差別很大，但它們在解釋這種政治惰性時都存在同樣廣泛的因素，特別是在農村人口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實際上所有信息都表明，農村地區的人口在身體和智力方麵的需求或者屈從於僅僅維持生存，或者屈從於在貧困中實現最低程度的安全以及向上的流動。此外，這種政治惰性還受到健康和疾病(影響到身體和精神)、高度文盲率(特別是女性文盲率)以及農民居住地在空間和社會上的孤立性等因素的影響。在擁有大眾傳媒和網絡媒介的今天，農村人口並不會被完全隔離於國家事件的信息和新聞之外，但是由於經驗和知識層麵的欠缺使得農村人口並不能理解那些呈現在自己麵前的信息。同樣的能力缺失在城市中的貧困人口那裏也有體現。
人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政治惰性的確切本質，或者更準確的說是政治無能的確切本質。這種政治惰性或無能並非存在於那些在社會政治進程中完全處於邊緣的窮人身上，有時窮人會以一種強有力的或爆炸性的方式“介入”政治進程中去。科琴指出，阿爾及利亞、莫桑比克、安哥拉和越南的農民解放戰爭就是這種介入政治最壯觀的景象，此外還有相對遜色的印度、非洲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反殖民主義運動。然而，盡管農民常常是可以被動員參與到反殖民主義鬥爭和革命鬥爭中去，但是農民常常是被農民階級以外的力量所動員起來的，他們往往是農民出身的城市知識分子。在某些社會中，宗教也是動員農民的一個強有力的力量，尤其是在伊斯蘭社會中。然而從曆史事件來看，這種爆炸性的群眾幹預政治進程的活動往往是偶然的。而且一旦這種爆炸性的群眾幹預政治進程的活動發生了，那些引發爆炸性群眾幹預政治進程的因素，如貧窮、文盲、疾病、孤立等就會不斷阻止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公民對國家層麵的日常決定過程做出任何有效或持續的監督或控製。當然，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中，並不存在一個符合憲法的方式來讓他們這樣做。但是即使在符合憲法方式的社會中，物質因素保持著對大多數公民來說純粹正式的可能性。例如，在印度，全部成年人口中僅有一小部分是政治活躍公民，且這些人主要是來自富裕階層，或者至少是來自社會中並不貧窮的階層。軍事政變常常取代第三世界的民選政府，而前文提到過的那些元素也是對軍事政變缺乏有效抵抗的部分原因。
基於上述觀點，科琴具體分析了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他認為這段曆史最痛苦和悲劇性的是，這場革命以一個大眾力量(俄國工人階級)的名義發出革命聲明，然而工人階級從一開始就隻是這個國家總人口中極小的一部分，而且他們在之後的戰爭和內戰中或者是被消滅掉，或者是不能有效地行使應有的權力。在這種情形下，一個極小的執政黨以工人階級的名義行使權力，剛開始是“暫代”但最終變成了永遠的取代。這種政治模式，最初是由曆史環境強加於布爾什維克的。越南、朝鮮、古巴、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以及東歐都複製了這一政治模式。科琴認為，在這些由工人或農民行使國家權力的國家及政黨中，缺乏有效的憲法控製，而且這種政治模式對行使權力的人員約束力有限，公正使用政黨和國家的權力依據的是領導和其他黨員幹部的自律。而這種自律又基本取決於服務人民、服務革命等一種革命倫理的意識形態承諾。
針對第二層麵的內容，科琴指出，對於第三世界中的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而言，它們都一直麵臨著如何行使公職的問題。這一問題一般都會以“腐敗”的形式呈現出來，但是這掩蓋了一個更深更廣泛的問題。簡言之，公職為私人利益服務這一問題，這在世界上許多貧窮的社會裏被認為是正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事實上人們認為如果公職不能夠為私人利益服務的話，那麽公職也就不值得去獲取了。因此
在許多第三世界社會中，對於獲得公職的個人和其家人而言，公共服務工作就代表了一種社會和經濟層麵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有時甚至是唯一的途徑。這種情況在非洲是非常常見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都有這種情況),同樣地，這種情形也常見於其他第三世界社會。一般而言，這種公職私用的影響就是使得公共權力的使用服從一個相當原始的、直接的經濟需求。這種情況下，公務人員對忠誠的宣誓則被普遍認定為是對個人貪婪和野心最單薄的、最憤世嫉俗的掩蓋。公眾的蔑視使得政治家快速滲透到少數熟悉公共生活的人中，因此許多第三世界政治製度並沒有能夠“肅清”軍事集團，故而相應的軍事政府快速的以同樣的方式而產生。
基於這種問題，第三世界中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治製度都試圖讓自身免於此種問題，他們采用的方式是推廣一種服務民眾的禁欲主義革命道德。從某種程度上看，在蘇聯早期和第三世界出現以來，這種革命道德至少在最高領導權上矯正或預防得比較成功。但是在低級別的官僚機構和公共服務上(公共服務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作中占了一個很高的比重),則越來越難灌輸或強化這種禁欲主義的革命道德。因為隨著國家和經濟的發展，政府會不斷吸收新“幹部”,這些幹部也許並沒有接受過任何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教育，或者這些幹部接受過這樣的教育隻是他們自己將其忽視掉了。在這種情況下，就難免會出現“機會主義者”滲透到民眾中，但是這些人作為“工人”和“農民”的典型代表又是革命可能的構成部分。因為出身貧困的工人和農民通常對公職並不感興趣，但假如獲得公職能夠使他們不再成為一個農民或工人，或者使他們不再貧困，情況就另當別論了。由於民眾在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運行過程中遇到的都是中低層級的幹部群體，這種官僚主義行徑因而能夠很快產生大規模的犬儒主義，人們也許對這種官僚主義非常反感和不滿，但也僅僅是消極待之。
鑒於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科琴明確闡明了自己的價值判斷。他認為將列寧同許多舊的布爾什維克區別開來的革命禁欲主義，是值得欣賞的。現實中共產主義政權的社會中所取得的大多數物質進步，革命禁欲主義的確是進步產生的一個必要因素。然而，科琴指出，如果這種禁欲主義在廣大貧苦的農民和工人間得到普遍認同的話，盡管隻是農民和工人中極少數對此表示認同，那麽其在社會上都將會是非凡的，我們並不能隨意地在道德上對其進行譴責。因為物質極端貧困是非常令人痛苦的，那些因環境而非因選擇而造成的窮人，他們無論在理智上還是在感情上都是處於弱勢的，因此他們希冀不計任何代價、任何方式來擺脫貧困的渴望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是有益於他們健康的。然而，這對於創建並維護一個有意義的社會主義則不是一個適宜的態度。正是基於這點考量，科琴堅持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隻能在使得一個絕望的、緩慢前進的個人主義成為必要的物質條件而被廢除的時候才能夠得以創建的主要原因。
總之，科琴認為物質貧乏的社會不能夠產生作為構建社會主義民主的必要先決條件的民主公共生活，因為總體的物質貧乏和孤立以及與這些物質條件相伴隨的文盲和狹隘的知識視野，所有這些都使得社會中絕大多數公民作為公共權力使用的持續監督者和控製者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意味著即使在權力是用來為他們謀利益的地方(在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大多數民眾在定義什麽是“普遍利益”時仍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事實上關於“普遍利益”等定義幾乎都是出自執政黨或執政團體之手。在第三世界的其他社會中，權力是根據普遍利益而運行的。此外，在第三世界中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它們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公職的履行過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利己主義的問題。這一問題常常會出現在資本主義的外圍國家(尤其在非洲),在這些國家中利己主義轉化為一種尖銳的、憤世嫉俗的言論。在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個真正的思想動因可能僅存在於黨內的高層精英之間，而在下層這常常讓位於一種或多或少的機會主義操縱下的修辭，這種機會主義操縱下的修辭往往產生於大量中低級官員的“急功近利”(這些中低層官員常常是從農民或工人階級中產生出來的)。總之，為了回歸傳統的類比，在貧窮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中物質“基礎”以一種直接、原始的方式決定了政治的“上層建築”。
科琴進一步強調，假如社會主義不可能建設在物質貧乏的社會之上，那麽在第三世界中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其工業化和物質生活水平假如能夠實現普遍程度上的極大提高，那麽人們將能夠見到在公共生活的規模和深度上的一個持續的擴張，以及在行使政府權力和反對政府權力上都出現與日俱增的真正的意識形態爭論。這樣，在第三世界中也會發生發達社會中常見的現象，即越來越多的人自覺投入明智的政治活動中，與此相伴隨的還有階級、性別和其他鬥爭的集中爆發。
在評估第三世界各種經濟和社會類型的各自的優點時，人們顯然會支持任何一種以最低的社會和人力成本來盡快實現過渡的政治經濟體係。此處的問題在於評估的標準可能不符合社會和人力成本最低這一要求。因此就有了一個司空見慣但有一定彈性的構想，在這一構想中盡可能快是符合最低的社會和人力成本的。科琴認為自己是一個傳統的“第三世界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但是當運用上述標準對非洲大陸上的資本主義路線和社會主義路線進行比較時，科琴卻無法得出資本主義路線是錯誤的結論的。
無論在資本主義中還是社會主義中，如果這種工業轉型能夠成功，那麽它至少會滿足一個民主的公共生活產生的必要條件，即將絕大多數民眾從赤貧中解放出來。但是由於這並不是這樣一種民主的公共生活產生的充分條件，因而其不具備過渡到社會主義民主的可能性，也不能保證出現這樣一種民主的公共生活。事實上，致力於讓第三世界中越來越多的群體擁有政治意識並參與政治活動是這些國家中社會主義者和激進分子的一個主要目標。
科琴之所以不斷強調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性，是因為他看到了一些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弊端，特別是與政治獨裁相伴隨的對社會財富巨大的分配不公(例如，在南非和巴西)。他指出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外圍的社會主義者們的生活是貧困的，即使對現有社會財富進行一個激進的重新分配也不會在任何程度上改善社會總體的生活水平。由於科琴非常重視對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國家的研究，他列舉了肯尼亞的事例來論證自己的這一觀點。他指出，直到最近，肯尼亞的社會主義者和激進分子仍相信他們具有一個基於其鄰邦的社會主義國家坦桑尼亞發展經驗基礎上的適合肯尼亞發展的備選模式。然而，近期也有足夠的證據表明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坦桑尼亞的絕大部分農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麵對這樣的證據，一些肯尼亞激進分子已經轉向一個對於肯尼亞資本主義更謹慎的“改良主義”立場，他們致力於在維持資本積累和增長機製的基礎上更廣泛地提高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這種轉變很容易被認為是對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投降，但是他們的確代表了對過去確定的事物被改變的一種回應。科琴認為，肯尼亞的激進分子和社會主義者仍將會繼續摸索他們前行的道路，處理遇到的問題並在他們從一個階段進入另一個階段時展開討論。這個討論更側重於表達在第三世界中社會主義建設不需要進化論的觀點，社會主義者應僅僅充當資本主義的被動觀察者，直到生產力、材料和社會狀況對於某種曆史進程上的社會主義而言已經足夠“成熟”為止。科琴強調，即使在相對貧窮的社會裏，物質財富的增長與培養具有政治意識的公民和創造民主的公共生活都是需要齊頭並進地發展的。
但是不容忽視的是，相較於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社會，具有一定程度政治自由(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政治表達自由)的貧窮社會更容易出現政治經濟轉變同時發生的現象。在專製社會中，建設更大的物質繁榮、增強公民和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以及政治經濟力量，經曆了最初在少部分精英群體壟斷發展至普遍尋求民主改革以及收入和財富的重新分配的革命過程。然而在社會主義民主的轉變中，工人階級似乎更關注的是“資產階級”自由的要求(言論、出版、集會和政治代表自由),但是這些要求早在追求工業化的時候就已經被明確否決了。在反對資本主義獨裁統治的革命中，也會照顧到這樣的要求，但是除此以外也應該照顧到一個社會和經濟計劃中財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從現實情況看，在波蘭的社會運動表現出對“資產階級”自由的追求，而在南非和巴西的社會運動則展現出對財富和收入重新分配的追求。
科琴認為，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在那些政治權力的行使和政治辯論已經被少數人壟斷的社會中，對於社會中的多數人而言，當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教育水平提升時，他們就產生了受壓迫和追求自由的意識，繼而他們會本能地對“革命”改變現狀產生烏托邦式的期待。
科琴認為，第三世界國家中之所以公共生活是上述情況，原因之一就在於當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處於貧困之中時，當大多數人仍掙紮在從基本需求和剝削的限製中獲得或維持一些自由時，他們的生活更多的是為了生存而忙碌。這種狀況令人想起現代政治博弈論中的“零和遊戲”(有絕對贏家和徹底輸家的遊戲)和17世紀英國的政治理論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在物質貧困的社會中，人們更傾向於從物質回報的角度去看待他們的活動以及他們全部時間和精力的投入。因此，對公職的追求僅僅是擺脫貧窮、追求財富的眾多策略中的一個。這種絕望的個人主義在貧困的社會中是如此的明顯，這不僅是因為贏家占有了全部，還因為輸家失去了一切。未能充分利用發財致富的機會以及未能獲得發財致富機遇的代價就是絕對貧困(壓迫和徹底貧困)。因此，在這樣的社會中，政治鬥爭中的賭注往往更大，回旋的餘地更加有限，失敗的懲罰更加沉重，勝利的回報更加珍貴。
物質貧乏社會的這種情況又常常被拿來同物質富裕的社會作比較，因為徹底的貧困和剝奪在證據方麵是很少的，現實中社會資源的政治衝突要比“零和遊戲”緩和得多，鮮有輸家是輸得一無所有的，政治衝突中贏家的特權並沒有同輸家的損失相關聯。科琴認為，偉大的“遊戲”或回旋餘地之後是對某種政治爭端和原始物質利益衝突的相對自治。確切地說，這種相對自治以這樣一種方式存在，即在繁榮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隻要政治上合法就必須存在。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和政治爭端是關於社會中個人和集體利益之間的衝突。但是衝突主要是為了尋找到某種能夠解決利益衝突的道路，民主遊戲的規則的根本在於個體和集體必須去論證屬於他們的利益也屬於“大眾利益”的是什麽。“大眾利益”可以采取各種各樣的形式。一些個人或集體也許會根據“國家利益”或者一個階級的利益、一個激進組織的利益、一種性別的利益、統治團體的利益又或者“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利益來要求並論證其行為。一方麵，常常有人說一個特定團體的利益往往能反映出真正的大眾利益；另一方麵，還存在相反的言論，即追求或滿足這些特定團體的利益或要求可能會損害大眾利益。但是由於在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大眾利益的任何特定定義都可能受到與其相對立的定義的挑戰，個人和集體意識到簡單地宣稱一個特定群體的利益與大眾利益相輔相成(例如，“對通用汽車有利就是對美國有利”)是不夠的。每一個利益衝突的團體都應義不容辭地弄清楚大眾利益究竟是什麽以及為什麽特定群體的利益與大眾利益相輔相成，例如為什麽對通用公司有利的東西對美國也有利。科琴強調，不僅資本主義社會應該這樣做，社會主義也不應例外。社會主義者也許會試圖努力停止將資產階級的利益作為“國家整體”的利益，但是難道馬克思自己沒有論證過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將不僅是資本家的解放也是工人的解放嗎?難道馬克思沒有說過社會主義製度下工人階級的作用將是通過推廣市民社會而消除自身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嗎?
此外，科琴指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擔任公職的人通常不以權謀私，他們致力於追求大眾利益。一般而言，他們能夠不混淆自己的公職和自己的個人經濟利益，因為他們有能力這樣做，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擁有一種特權物質生活，而且因為他們出生在已經享有這種特權很久的社會階層中。因此，盡管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的物質利益和特定群體、特定階級的利益在社會政治中仍占據重要的地位，但這些利益是以公開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其承認政治和公共討論與私人利益之間存在一個真正的“間隔”。這種經濟和階級利益上的“間隔”或者政治上的“相對自治”又是仰仗社會的普遍物質財富的。當社會物質財富匱乏時，社會上則沒有太多空間來允許形成這樣的間隔。因此，政治和公共生活更像是一個通過暴力爭奪的戰利品，政治生活更多的是由尖刻、憤世嫉俗的言論構成，而開放的方式則成為了個人或團體致富的手段。因此，科琴認為隻有在經曆了長期穩定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社會中，政治上的相對自治才會明顯趨於成熟。也隻有在這樣的社會中，大量人才才能從貧困中解脫出來，這種解脫不是一代人的解放而是以後數代人從貧困中解放出來。這種解放使得他們能夠從公共生活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動，他們甚至可以超越個人利益或階級利益去思考以及行動。概括來說，就是一個社會的物質越繁榮，其政治就越不可能單純地反映個人利益或群體的物質利益，隨之而來的是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不會減少。科琴認為，正是因為這一點，社會主義更可能出現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之上，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將增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機會，特別是有利於建設一種民主的社會主義。
因此，科琴反觀20世紀80年代英國工黨的選舉，指出“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並不是要去支持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去反對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而是應該從大眾利益出發，通過消除階級本身來超越階級自身的利益”①。因而，當工人階級越少麵臨嚴苛的經濟問題和與日俱增的物質消費問題時，階級就越可能將自身包含到“真正的”大眾利益的討論中，而議會民主製給這樣的討論提供了一個機會和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