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認為從西方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曆史看，社會主義的確更可能產生於資本主義繁榮中。為了對這一觀點進行充分的論證，必須澄清什麽是社會主義以及“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由於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導作用是不容否定的，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工人階級這一群體是由什麽人構成的。
(一)工人階級
科琴注意到在英國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涉及有關工人階級的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在馬克思本人以及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工人階級的概念是指所有那些除了靠出賣自身的勞動力(體力和腦力)外別無其他生存方式的人，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能掌控生產資料(例如土地、建築、機器、股票、股份等)。傳統上，這是一種廣義上的工人階級概念，其同資本主義製度下占有並控製生產方式的“中產階級”(擁有土地、建築、機器、原材料、股份和股票)和“小資產階級”(擁有少量資本，例如擁有一個小的商店或車間)相區別。科琴所討論的正是工人階級的這一概念，他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的英國，工人階級包含當前這個國家中人口的絕大多數，其包含著意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醫生和碼頭工人、銷售主管和銷售助理、大學教師以及公共汽車巡檢員等。然而，在左派的討論和政治活動中所討論的工人階級則特別指向一種狹義的工人階級，即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階級。
科琴指出，之所以在工人階級概念上出現這兩種內涵的區別，原因之一是自19世紀中期以來，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工人階級在職業和地位上的巨大變化。在馬克思生活及其寫作的時代，工人階級就是那些出賣自己勞動力的人，也就是那些體力勞動者，由於勞動者們具有大致相同的生存方式和社會處境，馬克思便很容易認為出賣勞動力的工人階級有可能產生“階級意識”,即他們有著相同的社會處境和共同的敵人，他們會在共同的身份和利益的驅使下進行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然而資本主義發展至20世紀，情況卻同馬克思的設想有所不同。以當今英國為例，工人階級中並不存在這種共同階級身份或利益的意識，相反，工人階級出於種種原因(這些原因包括他們居住房屋的地段和類型，以及他們說話的方式等)將自身歸為“中產階級”,他們甚至對體力勞動的“工人階級”沒有絲毫的認同感。
另一個原因則涉及資本主義製度下“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觀點以及工人在生產中的作用問題。科琴認為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之間並不存在永恒的差別，尤其是馬克思揭示出剩餘價值後，所有工人都不可能被視作資本主義下的“非生產”勞動者了。此外，科琴認為廣義的工人階級概念忽視了工人階級中某些群體巨大的經濟力量，也忽視了像礦工和碼頭工人這樣的工人群體強大的“戰鬥力”和組織性，其趨向於支持任何一個通過反對資本主義來改善自身生活水平的工人團體。
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采用廣義的工人階級概念的第三個原因是：這樣一種內部構成多種多樣且差異巨大的階級是不能夠以任何形式的聯合行動來反對資本主義的，因為這種聯合體是沒有任何物質基礎的。當人們談及有著眾多不同職業、生活方式、收入、生活境遇的龐大人群時，人們並不能形成一個共同的認識，更不必說使其團結在任何共同的政治策略或計劃周圍。從英國現實看，英國工人階級有數百萬的成員，他們是有工會組織的，即使不考慮工會組織，我們仍能看到工人出現在消費者組織、租戶協會、居民協會、生態保護組織、足球俱樂部、納稅人協會以及反對在活體動物身上做實驗的運動等中間。但由於不同種類的工人彼此利益的不同，他們很難被納入當前任何一種單獨的政治計劃中，譬如在公共活動或組織中，“中產階級”工人反對“工人階級”工人，男人反對女人，黑人勞動者反對白人勞動者。正是這種充滿爭議的公共生活的普遍化，推動了超越少數群體的公共生活，導致民眾的被動性，在這種情況下，議會民主製成為一個政治體製，資本主義得以成為一個經濟體係，工人階級成為了資本主義的一部分。
然而，工人階級作為不斷變化的資本主義的一部分，其自身就是一個變化的實體，這體現在工人階級的職業和性別構成、受教育程度以及社會和文化背景以複雜且不均勻的方式持續變化。科琴認為，英國左派的弊端就在於沒有充分認識到工人階級的這種變化，其傾向於日趨減少對體力勞動的“工人階級”及這部分工人階級發動的每一個防禦性鬥爭的關注，這就導致左派內部知識分子中，階級意識的整體缺乏。對於許多左派知識分子而言，問題總是在於需要左派知識分子或積極分子去影響並轉變“工人階級”。然而，對大多數選區工黨的階級構成的粗略調查發現，積極分子是工人階級中某個非常明顯的部分，其主要是由公共部門的白領工人構成的，也包含少量在私營部門的白領工人。他們的職業多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務員、教師、美術家、音樂家、社會工作者以及社區工作者、記者。此外，還有一些更具技術指向性的白領工人，如技師、建築師和工程師，這三種類型的工人在左派中是很強大的，他們積極參與工會運動。
基於這種現實情況，科琴認為英國和西歐的左派有很強大的工人階級基礎，但是其在自身所致力的工人階級運動卻沒有很強大的基礎。因為，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大多數工人種類都會出現人員增長(特別是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服務人員),而許多體力勞動的工人種類將會出現人員的加速減少。因此，左派在無意間已經為自身建立起一個未來活動可能依據的基礎，如果左派是建立在真正的支持者之上，那麽左派也一定會利用自身在這些人中間的最大吸引力這一特性。因為被視作左派真正基礎的工人階級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他們都涉及各種形式的“腦力勞動”,即廣義上更多指向智力活動和創造活動的工人。因此左派所能夠利用自身的理智主義將工人引到理性主義、人道主義的政治上。左派需要去提高並改善其論證和分析，同時用有說服力的以及大眾的形式將其展現出來。然而從曆史事實來看，左派並沒有很好的完成這一任務，特別是左派知識分子，他們經常以一種微弱的抑或是毫無聯係的方式從深奧的知識辯論轉向對結論的煽動行為上。正如前文已經提及的，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在於其缺乏階級意識，人們在寫作關於左派知識分子的批判性觀察時，他們筆下的左派知識分子是完全不同於“工人階級”的。由於左派沒能夠在階級術語中限定自身，這就產生了精英主義；精英主義又在左派需要“走向大眾”時孕育了煽動行為。
然而，資本主義已經出現了一個持續的趨勢，即經濟活動和政治活動的範圍在擴大，將人類納入更複雜的社會和經濟相互依存的網絡中。與此同時，經濟資源仍由極小的一部分人通過私有財產的方式所占有並控製。因此，在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工人階級具有將這種被動的社會化人類活動改造成一個積極地有意識控製的、行使民主的活動的可能性。換言之，在資本主義生產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中，資本主義越來越依賴工人階級，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是通過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從事相互關聯的活動而產生的。但是將這個看成個體問題或部分群體的問題時，工人卻認為自身是依賴資本主義的，而且由於自身能掌控很少或者完全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而實際受製於資本主義。科琴認為，隻要工人不能作為一個階級整體而使用他們的力量，那麽他們能夠對資本主義整個係統造成的影響就是極小的；在經濟鬥爭中，盡管經濟上至關重要的群體會比其他群體有更大的作用，但隻要這個鬥爭是由部分群體發起的，那麽這個鬥爭就隻能是基本防禦。
科琴認為，人類解放的重點是它不僅需要工人的想象力，還需要極大的自信心。想象力是用來想象情況會變得越來越好，自信是用來相信他們有能力和智慧來民主地管理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以及能夠構建使這種管理有效且適應必要的效率準則和社會準則的機構。如果人類解放這種變革的確包含著想象力和自信，那麽就會產生與傳統的經濟準則“生產力的發展”相平行的一個準則，通過這一準則社會主義將會占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成果。如果資本主義不僅發展了生產力，而且創造了越來越多堅信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世界並對自己能夠民主的管理這個世界充滿自信的社會團體和個體，那麽資本主義在世界上就發揮了進步的作用。
人們也會說階級壓迫隻是影響之一，性壓迫或者種族壓迫都限製了想象力以及瓦解了自信，這樣的話，控製一個人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控製公共機構，似乎都是毫無希望的。然而，如果對想象力的限製和對自信的破壞在廣義上與人們所承受的壓迫的程度有關，那麽最有想象力和自信的團體和個人，以及那些最可能持有有意識的激進立場的人，也許會成為客觀上最受壓迫的人。人們也許會錯誤的將影響泛化，即壓迫意識和為了擺脫壓迫而渴望改變世界是與受壓迫的“客觀”程度成正比的。換言之，人們受到的壓迫越小，就越能意識到自己受到的壓迫是什麽。例如，人受到的壓迫是作為人類創造出的產品以及人為可變的情況，而不是“宿命”“厄運”,或者僅僅是“事物本來的樣子”。然而，這必須從純粹的相對意義上來理解。例如，人們發現具有女權主義立場的女性，往往是那些受到很少性壓迫的女性，盡管這並不意味著她們沒有遭受過性壓迫，或者她們受壓迫的經曆隻是特權群體想象力太豐富的產物。這隻意味著，如果從某些形式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那麽人們就會在遇到壓迫時更敏銳地意識到壓迫的其他形式。
然而，對想象力的限製、對自信破壞最大的壓迫形式往往是與原始的物質匱乏緊密相關。這種匱乏使得無論對於個體還是社會，都在物質生存上付出了太多，以至於僅留下很短的時間和很少的精力去反思。此外，即使物質匱乏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時，教育限製、職業限製、社會流動性、高度獨裁的家族以及工作經驗常常可以對想象力和個人的自信做出嚴格的約束。對於仍將其活動定位於男性體力勞動者中間的傳統左派而言，其最嚴重的弊端在於盡管他們常常提及“工人階級”遭遇的壓迫與剝削，但他們對壓迫的分析仍然是非常樸素且矛盾的。由於遭受剝削，這些工人同時也被左派的一些團體樹立起了壓抑的革命意識，這種意識隻能通過“鬥爭的經驗”貫穿生活之中。但是這忽略了在德國曆史上，體力勞動的“工人階級”所遭受的壓迫和剝削的形式雖然產生了一種強硬的防守，但其基本接受自身在社會中的從屬地位的階級意識。對從屬地位的認同又產生了深度自卑，在文化上的表現就是文化壓製。在德國，關於體力勞動“工人階級”的這種心理設定是一個長期的階級和文化壓製的扭曲曆史的產物，這也許是德國體力勞動“工人階級”所承受的壓迫中最悲慘的部分，因為這是精神和心靈的創傷，其破壞程度比最貧乏的物質更甚。
然而如果的確如上所述，那麽從社會主義者的視角來看，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結構和職業結構上的任何變化都隻能稱為一個漸進的變化，盡管這些變化改變了工人階級的社會構成。如果工人階級被重組為包含更多種類的人，而這類人的教育、流動性和生活方式賦予了其巨大的想象力和自信，那麽上文所述情況也會更明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樣的變化就已經出現了，而且在資本主義由於危機而重組自身的過程中還加速變化，許多“新的”白領和工人階級中的服務性群體幾乎都是從體力勞動“工人階級”中產生的，特別是他們中很多來自技術工人的家庭。但是他們在態度和價值觀念上不同的原因則與個人和職業的複雜環境有關。
科琴用這種方式展開討論就是直接反對傳統左派在這一問題上的正統觀念，傳統左派堅持體力勞動“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是極為重要的，這樣一種觀點往往是依據一種經濟危機的基本現象的觀點。在經濟危機的基本現象觀點中，體力勞動“工人階級”在危機中急劇惡化的處境一般會迫使防禦性的“經濟主義”行為變得更激進，並最終轉向革命鬥爭。事實上，隻有在這種特殊的危機理論的基礎上，人們才可能使基本的防禦行為完全變為革命性行為。然而，這個理論很難付諸實踐。關於資本主義危機的所有曆史跡象都表明，即使是最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其對不同群體的工人的影響也是不穩定的。失業的急劇增加和失業的威脅都可能產生普遍的保守主義以及鬥爭性向其對立麵的倒退。此外，資本主義的連續震**和資本主義必然的不穩定發展，使得工人非常懷疑資本主義的繁榮時期，並傾向於在繁榮持續時期獲得他們可以獲得的一切。同樣的不穩定經曆產生了一種即使在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時期也相信“事情一定會變得更好”的信念。但是他們的政治影響是要以一種被動的方式做出一個“袖手旁觀”的決定，同時在選舉的時候對當時執政的政府做出“報複”。然後資本主義危機的周期性特征使得他們的有效影響變得很保守。科琴認為，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這樣的危機在英國隻對一個階級起作用，這個階級的形成曆史已經耗盡了必要的自信和想象力。必要的自信和想象力有可能使資本主義危機成為機遇：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機遇或者是作為這種轉變的開端的機會，它要求將資本主義危機轉變為革命狀況。
綜上，科琴認為階級意識的一個防禦性、保守性的形式是在英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主要障礙，這也是世界上其他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主要障礙。這個障礙在資本主義遭遇危機的時候得到最清楚的展現。然而，當工人階級的職業結構和社會結構變化的時候，特別是當傳統的體力勞動“工人階級”數量減少，工人階級整體有了更高比重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服務職業的時候，這種意識就會趨向弱化。然而，這樣的變化是緩慢且不均衡的，而且這種變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長期繁榮之上的。基於此，科琴認為20世紀末英國左派的主要任務是幫助英國盡快重建資本主義的繁榮景象，同時要幫助資本主義調整自身，此外還要給工人階級切實的政治和經濟收益。
(二)社會主義
科琴主張社會主義變革常常發生在物質高度繁榮的時期而非物質蕭條或經濟危機的時期，他認為有必要區分一下自覺的社會主義者個體和團體的活動同其他人的活動之間的差異。為了澄清這一問題，科琴受19世紀俄國思想家米哈伊洛夫斯基(Mikhailovsky)啟發，他借鑒了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語言和邏輯形式，給社會主義發展提供一個準則——M/K準則(米哈伊洛夫斯基/科琴準則)。米哈伊洛夫斯基在《進步是什麽?》(1869)中講道：“進步是實現完整個體的一般方法，是實現人類器官間最充分的、最具多樣性的勞動分工以及人與人之間最小可能性的勞動分工的一般方法。阻礙這種前進的一切事物都是不道德的、非正義的、險惡的、不合理的。而任何能夠削弱社會的異構性、增加社會成員的異構性的事物都是道德的、正義的、合理的和有益的。”①同理，科琴提出“什麽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然後做出下述回答：“社會主義是有意識的人民主地控製個人、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最大可能性程度。所有阻礙這種控製的事物都是不道德的、非正義的、險惡的、不合理的，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倒退。每一個促進這種控製及其民主實踐的事物都是道德的、正義的、合理的和有益的，是朝著社會主義的一個前進。”②
從科琴的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這個M/K準則並不十分清楚明晰。首先，有意識的人對個人、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不斷增強的控製，在很大程度上必須是一種特殊情況下的判斷問題。其次，這個標準是雙重的。事實上兩個標準將(a)有意識的人類對整體環境的控製和(b)這種控製的民主運動合並在了一起。顯而易見，(b)並非必然地產生於(a):人們也許會加大對環境的某些方麵的控製，但並不是以民主的形式。環境控製的某些方麵不能根據其本性而民主的進行控製，這一點是值得爭論的，而且這並不是一個能夠用一般術語解決的問題，它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管怎樣，在M/K準則中，一個發達的社會主義世界是發生於人類對某些給定領域控製加大的時候或者發生於民主活動增加的時候。
根據M/K準則，科琴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更可能產生於資本主義繁榮時期。首先，在資本主義長期繁榮的背景下，人類勞動生產率的增加和生產力的發展使有意識的人對自然環境的控製有所加強成為必然。然而，這種控製往往不能以民主的方式行使，其常常集中於一個狹義的管理層麵和科學層麵。其次，在資本主義繁榮階段，越來越多的階層和組織變成資產階級控製社會和自然環境的有效行動的必要構成，同時他們自身卻很少意識到這種控製並沒有被民主地行使。為了發揮重要的輔助作用，這些團體組織在資本主義體製內幾乎沒有掌控權。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繁榮景象下的資本主義擴張使得企業數量增加，產生了更複雜、更相互依賴的社會勞動分工，使得整個資本主義體係更加依賴數以百萬計人的連鎖活動，卻與此同時否認了大多數人對其生存和工作的環境擁有任何掌控權。同時，通過依靠“市場力量”,資本主義體係產生了不受製於任何人(包括資產階級自身在內)的全部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因此，資本主義內部的核心矛盾是不斷提高合理性、官僚化對個體公司的控製，以及一個在宏觀水平上(在就業層麵，或者總產出的混合水平，抑或者總能耗水平)不可控製的不穩定性。因此，資本主義體係中從個人生活到跨國公司和政府各個層級都經曆著這種恐慌，一方麵不斷提高一個級別上社會主義化和官僚化的掌控，另一方麵是混亂、不穩定、不可預期的未來。在這種矛盾中，馬克思在一個世紀或更早的時候就已經指出了這一矛盾，這個矛盾是出於資本主義體係的核心，社會主義必須解決這一矛盾，或者至少要緩和這一矛盾。然而，解決或者緩和這個矛盾則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意識到這一矛盾，並有新的能夠克服或通過從宏觀上對一切環境的自覺社會掌控來緩和這一矛盾的個人或組織參與其中。這種控製將通過對現有機構(個人公司和組織，國家政府和地方政府)民主化掌控的超越和新的在地方、國家和國際上能民主化掌控的機構來不斷加強。科琴已論證了工人階級中某種“新的”部分也許是個人、社會或工作中的部分，其不僅提高了人們對這種矛盾的認識，而且增強了人們通過民主控製而從政治上和公共渠道克服這一矛盾或緩和這一矛盾的信心。
這種公共活動可能會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包括：(a)試圖從某種工業形式或商業發展中保護自然環境或社會及居住環境，或者堅持這種發展是以保護環境為條件的，即使花費巨大的資金；(b)反對新道路計劃的抗議運動；(c)工會或工人對危險的工作環境提出抗議，要求對這種工作環境給予最嚴格的管控；(d)所有形式的消費者運動；(e)試圖提高醫療保障水平，創造一個更加健康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不管怎樣，所有這些運動都旨在加強人類對環境的控製。他們通過不同的方式都是為了使整個“生活環境”由大部分人來決定，而不是處在少數特權階級的控製下，或者更糟糕的是無人控製。通過擴大適合此類活動所關注問題的範圍，所有這些活動都擴大了公共討論和活動的範圍。在對私有化存在強烈反對情緒的社會中，這樣的活動呈現出原來的“共和政體”的價值觀，是人類真正生活的觀念的呈現，人作為個體也作為社會的一員，他們享有權利也要履行義務，而且公民履行義務是獲得自由的重要保障。這種公民理想產生於伯利克裏的希臘，在馬基雅維利《李維史論》中得以弘揚，並得到羅素的再次肯定，對馬克思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科琴認為公民理想是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社會不完整構想的核心。
所以M/K準則迎合了社會主義者的需求，為構建社會主義社會做出了貢獻，很多社會活動和需求並不是受自覺地社會主義意識所支配的。在資本主義長期繁榮中，社會變得越來越“政治化”,或者至少是一些組織和社會階層變得越來越政治化了，而其他組織或社會階層仍是非政治化的或變得更加非政治化了。這樣就使得從狹隘的經濟生存的規定中解放出來的個人和社會組織，能夠把大量時間和精力投入對公共和社會的關注中了。
由於資本主義繁榮對政治和社會意識的影響主要依賴於受影響的人群的社會和曆史背景。一般而言，在經濟長期繁榮時期如果一個人生活拮據或身無分文，那麽在這種條件下，他很可能會轉變成一種極端私有化的物質消費形式。他們享受著美好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對於這類人來說這確實體現了他們生活質量的提高，而這種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是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之前都享受不到的。然而，如果有的人在長期繁榮的情形之前就已經很富裕了，那麽他們當中就會產生激烈的“反物質主義”運動和哲學，一些還會成為公眾和政治激進運動。相反，那些早以某種“武力”的方式對物質剝削做出過回應的組織則會變得更加富裕且非政治化。然而，任何事情隨著時代的不同都會發生變化，人們也許也會貿然得出一個一般性的結論，那就是物質富足越持久，對包含其中的組織或階層的個人或社會的重要性就越低。
然而即使如此，科琴依然認為隨著物質富裕的發展，會產生一種越來越明顯的反物質主義趨勢。這種反物質主義的觀點並非一定要與社會激進主義聯係在一起。事實上，美國的經驗清楚地表明了，這樣一種觀點常常采取一種高度人格主義的神秘或靜謐形式。在美國社會中最富裕的人群中已經產生出各種各樣的宗教或類似宗教的組織，信仰這些的人僅通過某種程度上改變自己來追求幸福。這些信條中許多都是基於同一個極端理想主義，這個極端理想主義認為隻要人們不去想或感覺，任何事情都不是問題。這些信條的不同點在於它們使人們思想和感覺上發生變化的方式，有的方式是通過祈禱和冥想的方法，有的則是通過藥物作用的方法。
除了這種由資本主義繁榮產生的明顯非政治化，在M/K準則下仍有許多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標誌的組織和活動是存在問題的。首先，許多社會主義建設的組織和活動會引發分裂。譬如，當道路方案經由一個“工人階級”的社會階層而重新規定時，“中產階級”對道路方案的反對消失了。“消費者組織”常常動員那些更富裕的消費者，這些更富裕的消費者能夠承擔起他們所買的物品。種族解放運動和性解放運動都存在排他主義傾向，因而沒能動員到他們中大多數具有自我認同感的支持者，反而轉向了外部潛在的支持者。所有的這些在現實中都是已發生的事實。但如果這僅表明它是趨向於真實民主而非含糊不清的民主的話，這種公眾的和政治的動員必然會被普遍化。“中產階級”的抗議團體和消費者組織不僅需要同政府當局和資本家的自動售貨服務作鬥爭，還將不得不與“工人階級”的抗議團體和消費者組織作鬥爭。種族解放運動和性解放運動都必須應對各種令人同情的群體，這些群體中有白人、黑人、黃種人，有男性和異性戀者，這些人堅定地認為自己認同的事物是正當的，應該對他們認為是錯誤的或不公平的事物發起挑戰。然而這種動員被普遍化，那麽它們更可能發生在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不是發生在經濟蕭條時期。因為，在經濟蕭條時期，常常會倒退到對個人和群體的極狹隘的物質利益的保護上。這種倒退實際上是一種非常激進的活動(例如罷工、示威等),但是左派不應該將這種活動的基本特點誤解為緊縮撤退。經濟蕭條隻能產生舊訴求，不能產生新訴求。
科琴認為應該將這一觀點引申到對曆史事件的考察，因為通過參考大量的曆史案例才有可能輕易地反駁這種普遍化。人們也許會提出反例來質疑：難道世界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運動——憲章運動——不是發生在經濟蕭條時期嗎?20世紀中最激進的革命時期(1917—1921年)難道不是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嚴重的經濟蕭條時期麽?還有激進主義和政治上的兩極分化難道不是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帶來的嗎?科琴指出，這樣的反例實際上並不是他所提出的普遍化的反例。因為，當社會主義者和革命分子領導貧困者的群眾運動時，恰恰是他們群眾基礎的推動使其被錯當成社會主義運動。不考慮他們的領導者的意識形態，如果民眾對革命運動的支持是產生於極端的物質匱乏引發的絕望的話，那麽當貧困的狀況有所改善時，絕望的情緒會弱化，民眾對巨變的支持也會相應減少。在以窮人為主的革命運動中也存在很多根本問題，尤其是在“後革命時代”。社會主義運動的強度是由其構成人群的範圍來衡量的，而這些人是不會被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而“收買”的，因為他們參加這一運動的首要目的並不是為了獲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過去的一切社會主義運動都被其追隨者的本質上有限的目的所削弱，這種本質上有限的目的常常被認為是在資本主義中可實現的，是基於持續的資本主義發展的。
然而，不斷增長的物質繁榮階段和長期的繁榮時期是社會主義鬥爭最有利的時期。在此階段沒有什麽是不可戰勝的，所有的一切都將會成功。此外，即使世界範圍的資本主義都能安全度過危機且再度繁榮起來，他們的危機和再繁榮的間隙中仍有很多爭取社會主義改革的鬥爭發生。另外，盡管資本主義自身已經變成一個世界範圍的體係，但總體上其還未達到國際水平。因而對自然、經濟、個人和社會環境的民主控製將包含對這些重要權力(關於決定將要生產什麽、如何生產和分配、以及這種生產和分配在哪裏發生的權力)的侵犯。這些權力不僅是資本主義經濟體係中重要的部分，更是所有經濟體係中重要的部分。將這些權力從少數人手(資本家和經理人或者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中央計劃者”)中轉到大多數人手中是很難實現的，除非通過普遍的社會和政治衝突(這些衝突中有的可能是暴力衝突)。即使的確如此，這個轉變也一定是一個非常漸進的過程。至於其程度，科琴仍持有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觀點，他堅定的相信社會主義變革是包括一種真正的階級鬥爭和局部鬥爭的變革。科琴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唯一分歧在於對參加到這一鬥爭中的“工人階級”的構成成分的看法。特別是在關於此鬥爭中決定工人作為先鋒的概念上，科琴認為這是過時的，而且這種過時主要是由當今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的。
M/K準則的第二部分中包含有另一個問題：民主的“環境”性(廣義上的環境)決策問題。科琴認為，這是所有類型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最薄弱的元素，因為我們隻有關於如何使民主從一個口號變為現實的模糊認識。馬克思本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僅僅是將這一問題留在從社會主義轉變到共產主義的實踐中去解決。這樣一種解決具有普遍性，因為實際情形很明顯是非常複雜多樣的，建立必要機構的不斷摸索過程在任何實際情形中都是起作用的。至於詳細的“藍圖”則既不是可行的也不是有助益的，特別是當我們將全部的這種轉變放到數個世紀的長時段中去看的時候。但是這幾乎不是一個完整的回答，因為它是源自確定的曆史經驗，當嚐試做出任何民主的經濟和社會決策時，其中包含的結構問題就會一遍遍的呈現出來。結構問題的核心在於更民主更開放的決策製定過程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然而，即使是在最詳細設定的環境中，許多決定也不得不在應對快速變化的情況下做出，除非以總體停滯、陷入混亂為代價，否則應對這些快速變化的情況是不能夠留給一個高度民主的決策過程的。在任何現實的情境中都有必要將權力從更大更民主的團體(工人大會、農民大會以及諸如此類的)委托給更小更能動的團體。然而，一旦這種委托發生了，那麽一係列真正的日常決定權就從民主的渠道中提取出並放置到少數人手中，而之後實施有效控製的較大團體很可能會控製不了這少數群體。如果希望用“設計好的”決策(即有意識地調節和控製)來取代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那麽這個問題就變得特別嚴重了。因為如果經濟和社會是複雜的，那麽決策和計劃過程則是更加複雜的。試圖將準則中決策同信息傳播和決策的真正民主形式聯結起來，則威脅到了經濟體係的運行，導致經濟體係在生產、分配、銷售方麵的完全崩潰。
此外，社會主義者並不清楚如何從地方層麵、國家層麵和國際層麵來對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境況做出真正民主的控製，而這恰恰是包含在當前資本主義社會和世界資本主義係統的功能中的內容。馬克思將全部生產和消費的“社會”控製以及以高度分散和小規模的控製的實踐看作是完全互補的。一些社會主義理論家已經看到了在當前某種生產和銷售的“新技術”中解決這種矛盾，於是產生了在減少生產單位(以及居民區必要規模)的同時將會影響產出和消費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的更傳統的討論常涉及決策分散的程度和決策形式，而決策分散的程度和形式可能會符合一種中央“計劃”經濟。在這些討論中，一些人認為將“市場準則”部分地引入社會主義中是有必要的，這種必要性不僅是出於經濟效益的考量，還出於考慮到實現工人和團體能夠真正的而非形式上控製經濟企業的目的。
這些問題太複雜和廣泛了，以至於不能簡單的概述清楚。科琴指出如果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將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的話，那麽包括以下內容。
(1)在任何目前已知的技術之下和在任何可預見到在未來將變得具有可行性的技術之下，願望和實施計劃之間存在一個不可解決的矛盾，即有意識地控製生產什麽、如何生產、如何分配和消費，以及維持全部這些決定能夠被社會中全體生產者和消費者民主的做出的願望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一些重要的經濟決策是由少數高層決策者製定出的，這是一個事實。因此要遵循通過這種能夠被大眾監督的決策者來進行民主製度建設，取代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至高無上的重要地位。科琴指出，布爾什維克的失敗使得我們關注社會主義的這種“憲政主義”。隻有重視這些憲政主義問題和機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才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建設得更加民主，這就是傳統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不僅應該維持資產階級民主的政治形態，還應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的政治形態的主張。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是通過設計更強有力的民主製度來解放階級支配下的國家權力，並對國家實行掌控從而讓這種效力變得更大。當國家通過在社會主義下增加新的經濟職能而不斷擴大行政管理權的時候，這樣一種有效的相互製衡的建構會變得更加重要。
(2)從蘇聯的中央計劃到東歐的中央計劃都表明，在民主的社會主義中市場機製必須在經濟中發揮主要作用。這似乎是使資源使用與相應的資源缺乏，對消費選擇和權力的一種保證，以及工人團體切實掌控企業的唯一有效的方式。然而這並不需要重新引入私有財產(或保護私有財產),因為企業可能是合作性質或多種形式的集合體。
(3)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的主要問題就變成了一個決定，即關於中央計劃和控製應該針對哪個經濟領域或社會活動以及哪些經濟領域或社會活動仍應由市場來調控的決定。盡管這個界限會隨著曆史和語境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但科琴更讚同將一個廣義的“社會福利”原則應用到劃分這一界限上。這就是說，“社會”(通過最民主的、可行的決策過程)將會根據需求而非自主的欲求來確定一些商品和服務應該進入哪個渠道。進入這種分類的全部商品和服務，同生產它們所需的投入和原材料一起，被指定為國家控製下的“社會控製”因素。此外，“社會控製”因素還包括健康和教育服務、住房、國內的供熱和供電、運輸以及最基礎的食物與衣物。處於“社會控製”因素外的全部商品和服務都應根據市場原則來生產和分配。社會控製因素的目的就是盡可能便宜地生產及分配其商品和服務。而實現這一目的既可以通過很高的補貼價，也可以通過免費分配，例如對這些貨物和服務普遍實行免稅。在這一過程中的確會出現一些混亂，特別是這些在國家控製因素和市場因素中派生形成的可替換商品和服務，以及在不同企業中“聯合生產”的原材料和其他投入。然而，這種矛盾將在具體語境和公民作為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利益應首先得到保障的原則中得到解決，而不是在作為一個經濟體的國家中得到解決。
(4)掌握國家決策權的競爭將會成為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組成部分，這種競爭需要用競爭性的社會主義綱領來規範競爭關係的政黨。而社會主義綱領在關於國家控製因素、市場因素以及能夠應用到這兩種因素之上的政策，全部“社會政策”乃至外交政策問題上都會不斷變化、調整。黨派之間的競爭可能會發生在定期選舉這個問題上，盡管定期選舉並不是控製或替換國家公務員的唯一方式。
盡管科琴闡釋了他對社會主義建設藍圖的理解，但他也指出建設國家經濟和社會製度的實際風險將會是一個長期、複雜、變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眾的支持、知識和創新性將會比廣義的計劃更重要一些，這樣才能將計劃和有意控製的最大可能與民主控製的最大可能聯係起來。但是關於這一切最需要強調的是其需要有豐富知識、教養和自律性的公民。因為在任何社會形式和經濟組織形式中都存在對某種條例和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犧牲一些人利益的需求。試想這樣一個例子，為了將建築材料用於房屋建設，就需要在一定時期內減少娛樂設施的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人們能夠使用這些設施並從這些設施中獲益的，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到這個“沒有他們也可以”的決定中，而且人們也已經參與到這個之後被認為是“一般利益”的決定中。
一個能夠踐行這種自律的工人階級也自然是一個有見識、審慎的，在公眾麵前足夠活躍的工人階級，他們通過大量審查、批判和在必要的地方實施普遍召回和重新選擇來執行他們的代表職責。科琴指出，在蘇聯早期的改革中，正是由於缺失上文提到的這種“無產階級”而出現了問題。因為缺少這種無產階級或市民來擔任“統治階級”,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需要先用一個政黨來做替代，出於同樣的考量繼而用黨內的領導群體做替代，最後用黨內唯一的領導者做替代。基於此，科琴指出隻有經過幾個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才會出現具備上述能力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這一緩慢且堅定的自身建設是資本主義時期內社會主義者的基本任務。
總之，在科琴看來，社會主義世界一定是與我們當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它是一個到處都充滿著古希臘雅典人稱之為“公民道德”準則的世界，在那裏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都得到了重視，而且事實上這些義務的表現形式也是其權利的一個重要保障。在社會主義世界，公民道德這一原則是具有實現的可能性的，因為私有財產和少數人的掌控被廢除了，社會決定實際上是從“共同利益”出發而非從某些階級的利益出發而做出的。如果物質生產力水平高，工作周期短，那麽大多數公民將擁有充足的時間來參加公共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