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9章 好漢打脫牙和血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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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吳天然看來,立誌是修身、成功的前提。***人無誌,則萬事皆休。

除了當官不發財這一相對較小的誌向外,曾國藩還有一個更大的目標。

他的大誌就是他的《年譜》裏講的“澄清天下之誌”,就是經邦濟民,安定天下。這是儒家信徒最高的理想追求。

儲才養望。儲才就是儲備才幹。翰林院清閑,給了他讀書的好機會。他充分利用這個機會,發憤苦讀先輩大家之作,如諸子百家,二十三史,韓、歐、李、杜等人的文集。他也讀了很多治理國家的實用之學,如兵書、荒政、水利等方麵的書籍,以充實自己的知識結構,為做大事做準備。

養望就是培養自己的聲望,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提高知名度。曾國藩靠什麽來提高知名度?今天提高知名度,比較容易,接受報紙、電視的采訪,很快全國就知道了。那時候沒有這些東西,他主要以詩文和奏折來達到養望的目的。

曾氏一生真正自詡的是詩文。30歲出頭的時候,他就說他的詩文已達到很高的境界,隻是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類人來與他談論。那時候在北京官場士林中間,他的每一篇詩作出來,便有很多人爭相傳抄、爭相閱讀。在文人圈裏,有很高的知名度。

還有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給朝廷上奏章。鹹豐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裏,曾國藩一連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針對當時時政,反映社情民意的。限於時間關係,我隻舉一個例子。他在一道奏疏裏講,官場問題很多,最主要的問題是官員的自身素質和能力不行。現在朝廷京官最大的毛病是“退縮、瑣屑”。所謂“退縮”,就是不擔擔子,遇到事情往後退。“瑣屑”就是隻做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不去想大事。外官最大的毛病也是四個字:“敷衍、顢頇”。“敷衍”就是應付上級,自己不去動腦子,應付了事。“顢頇”就是糊塗。你問他,一問三不知,問錢糧不知道,問稅收不知道,問老百姓的情況不知道。他說,假設“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他寫這道奏折的時候,太平軍尚未起義。一年以後,果然應了這句話。後來太平軍在廣西揭竿起義時,從中央到地方,沒有對付得了的人。太平軍勢如破竹,文武官員哪怕是欽差大臣拿著皇帝送的尚方寶劍也沒有用,真的就是曾國藩講的“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體製內沒有人才,要靠曾國藩從體製外去尋找人才,自立一支軍隊。我曾經有一篇文章專門談到這個事情,說曾國藩創立的湘軍,實際上是中國近代第一家民營公司,是體製外的東西。

他甚至敢於直接批評鹹豐皇帝,指出鹹豐有三大缺點:謹於小而失於大;徒尚文飾,不求實效;自以為是,聽不得批評意見。要知道,這個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無上的時代,批評皇帝,重則殺頭,輕則撤職。此外,當時還有一個背景。曾國藩講自從道光皇帝晚期以來,朝政非常疲遝,“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言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九卿指各部官員,司道指地方官員。“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已經成風氣,大家都不談。這個時候,隻有曾國藩敢於上疏。這五道奏折,無異於政壇上的五顆重型炮彈,引起很大的反響。

他把這份對皇帝提意見的奏疏親筆抄一份寄給家裏。他父親看了以後,為他捏著一把汗。寫信給他,告訴他不應該以批評朝廷來表現自己的本事,而要從正麵引導君王。父親很擔心這個事情給他帶來禍患。但是社會普遍給他以很大的正麵反應。他的好朋友劉蓉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兩句話:“曾公當世一鳳凰,五疏直上唱朝陽。”把他比喻成一隻鳳凰,說他這五道奏疏將會引出一片朗朗晴天來。這是知識界對他的反應。就這樣,曾國藩為自己製造了巨大的知名度。

通過“修、立、儲、望”,曾氏在當時已經是人人皆知的政壇上的傑出人才。自己的努力再加上運氣好,使曾國藩在當時的官場上春風得意,飛黃騰達。他中翰林後,十年七遷,37歲便已是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湖南省,有清一代,37歲官居二品的官員,空前絕後,就他一個人。不久正式做禮部侍郎,後來又先後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官運非常之好。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即使沒有後來的時世劇變,曾國藩也會在十年二十年後入閣拜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末世的一位賢能名臣。然而命運卻把他從平靜的書齋官衙裏推到血火刀槍的戰場中,這個轉變的結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尋常的事功。

放下雜誌,吳天然有些為曾國藩擊節讚歎了。在自我修持上能做到這一步,實在是不容易。

(二)抓住機遇,做大做強,讓事業蓬勃發展。

鹹豐二年(1852)末,一個改變命運的巨大機遇降臨到曾氏的頭上。這便是前一年起義的太平軍衝出廣西,向江南進軍,東南各省陷入戰亂之中。為了配合正規部隊的作戰,朝廷在江南各省很快任命了43位團練大臣。什麽是團練?團練就是民兵,配合、協助正規部隊。沒有事,大家都是農民,有事了,拿起刀槍,就是軍人。這個製度自古以來就有。

這43個團練大臣,後來死的死,走的走,幾乎都沒有辦成什麽事,惟一一個成就了一番大事業的就是曾國藩。成與不成,這中間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機遇,充分利用機遇,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曾國藩充分利用機遇的一個主要手段,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做大做強。回過頭看,他的做大做強,有三個步驟。

過去團練隻在縣裏,在鄉下,當時所有的團練大臣都因循舊例,但曾國藩不是這樣。他一到長沙做團練大臣,馬上就給朝廷上了一個奏折,說眼下的團練不行,起不到什麽作用,必須在省城裏建立一支大團,才好指揮。有什麽突發事變,立刻把團練派去應付。哪地方有亂子,省城裏有一支人馬才好去彈壓。請求朝廷批準在長沙建立一個大團,人數不多,隻有1000人。朝廷同意了。他一接到朝廷的指令,就把羅澤南、李續賓這些他最親信的好朋友調來,利用他們原來在湘鄉的團練基礎,把1000人調到長沙,編成三個營。這些人拿薪俸,穿軍服,每天訓練。他們工資比別人拿的高,待遇也好。不要做別的事情,每天*練,聽候命令,這實際上就是軍隊,名義上仍叫團練,但實質已經變了。這是第一步。

曾國藩在長沙城裏,完全按照嚴格的雷厲風行的作風訓練一支新的軍隊,這就跟長沙城裏的其他軍隊形成對立。那些士兵原來都是懶散慣了的,八旗、綠營完全都是老爺兵,根本不訓練。到訓練時就在街上找個要飯的,給他十文錢二十文錢代替,他們自己下館子上酒樓。曾國藩嚴格訓練,他們不高興。此外,曾國藩為了地方上安定,大開殺戒。凡是遇到有作亂的抓了就殺。後來有人講曾國藩是“曾剃頭”,就是從這開始的。就地正法,壞了規矩。不用法律,也不要地方行政官員,所以省裏的行政官員很不滿意。軍隊不滿意,省政府市政府對他也不滿意,他在長沙就呆不下去。於是,他就給朝廷打報告,說現在南部很亂,北部相對安定些,請朝廷允許我到南部去鎮守。朝廷同意了。然後他到衡陽,借口為江忠源提供兵力,大力擴張軍隊。很快就在那個地方建立水陸兩支人馬,20個大營。水師10個營,陸師10個營。再加上輔助人員8000多,共18000多人,號稱2萬,在衡陽建立了一支軍隊,浩浩蕩蕩。這樣,他就從民兵師長變成一個正規軍隊的總司令。這是第二步。

第三步,他率領這支軍隊,一路北上,很快把武漢打下來了。打下武漢以後,他給朝廷上一個報告,要求攻打南京。曾國藩帶領湘軍收回中南重鎮武漢,這是很大的本事,所以朝廷同意了。那時候打南京,相當於現在的國家第一號項目,誰拿到,誰就是最了不起的。湘軍是民兵,不是朝廷的正規軍隊,曾國藩卻向朝廷要到了這個項目。然後他率領這支軍隊打南京,做大做強做到這一步,也就是做到最高了。

(三)打脫牙和血吞,屢敗屢戰,贏來最後的勝利。

真正的做大做強何其艱難!有一個千難萬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苦多樂少,敗多勝少。從衡陽出師到打下武漢,這七八個月裏曾國藩曆經過兵敗投水自殺、湘軍四散潰逃、湖南軍政兩界譏諷、長沙城閉門不納的羞辱。他打了敗戰,回到長沙,長沙把城門關起來,不讓他進。一個堂堂朝廷大員,為國家的事情打了敗仗,竟然連自己的省城也進不了,這個羞辱非比一般。直到武漢打下,才一洗滿麵羞慚。

經過一個短暫的勝利時期後,曾國藩來到江西,很快又處於戰事膠著狀態。從鹹豐五年到鹹豐十年的五六年裏,曾國藩在江西安徽一帶的軍事行動一直在低迷中徘徊。這期間,曾國藩遭受到江西官場的排斥,湖南官場的指責,朝廷的不信任,友軍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殺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從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異類,以致得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

我的小說第一部《血祭》的最後一段,寫他很淒涼地回到家裏守父喪,那時是他神經官能症最嚴重的時候,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歲,連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隨時都有死去的可能。

麵對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用湖南鄉間的一句土話來安慰激勵自己:“好漢打脫牙和血吞。”一個好漢牙齒被人打脫了,連血一起吞到肚子裏。“打脫牙和血吞”,一層含義是不示人以弱,不要人憐憫,不在人前求取寬容。第二層含義就是把仇恨記在心裏。

野史中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有一個湘軍將領寫報告,說現在是“屢戰屢敗”。曾國藩拿來改了一下,改作“屢敗屢戰”。屢戰屢敗和屢敗屢戰,一字之動,精神麵貌就完全兩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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