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8章 內聖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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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天然在省城這幾天，在王聰聰的勸說下，一家三口到小非非他外公家聚了一天。
孫梅香抱著小非非和王聰聰聊天，吳天然對王國慶說，爸，我知道你這裏有關曾國藩的書不少，我想找一些看一看。
王國慶說，天然啊，不瞞你說，我是研究曾國藩的半個專家。我越是讀他的書，越是覺得這個人神秘莫測，越是覺得他是一座金礦，越值得咱們學習。這個人，你是得好好地研讀，我相信，他會對你有幫助。
吳天然說，我隻是對他的修養功夫感興趣。
王國慶說，在他身上，很多方麵都值得琢磨。
王國慶一邊說，一邊把吳天然引到了書房。
吳天然看了看，王國慶的藏書不少，整整有五個書架的各類書籍。其中有關曾國藩的占了整整一個書架。裏麵有《曾國藩全集》，有《曾國藩評傳》，有《曾國藩家書》，有曾國藩的《冰鑒》，也有相關的報刊雜誌的剪輯。看來，自己的嶽父的確是在曾國藩的身上下了很大功夫。
王國慶說，當下研究曾國藩的人不少，湖南有個唐浩明，也算是一個集大成者。你可以先看看他對曾國藩的最新研究成果。但要想真正領會曾國藩的精髓，那還是要讀原著。
吳天然說，好，好。
趁王聰聰他們在外麵閑聊的功夫，吳天然在書房裏找了幾本書，並拿過一份唐浩明的演講材料，隨手翻看起來。
今天講的題目是“曾國藩其人其事”。這個題目是比較大的。要全麵介紹曾國藩和他所做的事，絕不是兩個多小時的時間裏所能說清楚的。我把範圍縮小一些，隻談某一個方麵，不做全麵的評說。
從１９８４年著手編輯《曾國藩全集》開始，我研究曾國藩整整２０年。這２０年裏，我常常會想，在中國曆史上，做出大事業的人可謂數不勝數，近代叱吒風雲的人物也當以千百計，但為什麽曾國藩這個人特別引起人們的興趣？帶著這個問題，我曾仔細研讀有關他的史料。我發現，曾國藩作為一個政治家，有著一個明顯區別於中國曆史上政壇大人物的地方，所以大家才對他格外感興趣。那就是他在事功建立的過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煉，並以自己人格修煉的完善來促進事功的建立。中國曆史上，很少有人自覺去這樣做，更別說做得好了。
這是我在２０年的研究過程中所發現的他的一個不同於一般政界人物的地方，即人格修煉和事功同時建立，相互促進。孔子在《論語》中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他的“為己”，不是今天講的自私自利，而是提高自身的修養。孔子的“為人”，也不是今天講的為人民服務，而是指治理、管理別人，即事功。可見在孔子時代，已經很明確地有這樣的概念，即治學有兩個方麵的目的“為己”和“為人”。在這兩點上，曾國藩都做得比較好，不同於其他的政治人物。
故而今天就準備從這樣一個角度來切入，談談他的“人”和“事”：他怎樣在事功的建立中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煉，又怎樣通過人格修煉來促使事功的完成。我的眼光會較多停留在那些對今人仍有借鑒意義的經驗上。
（吳天然想，這些正是我感興趣的地方。）
一、曾國藩是中國傳統主流文化所培育出來的一個標本人物，或者說是主流文化所培育出來的最為優秀的成功者。
曾國藩在孔子講的“為己”和“為人”這兩方麵有一種雙重意義的成功，中國主流文化認為這是一種大成功。
什麽是中國的主流文化？所謂主流文化，就是被曆代統治者認可的文化，也就是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傳統華夏文化。這種文化要求人們積極地麵對人生，投入社會，在有限的生命裏，使自己的人生價值和社會價值得到最大的發揮。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它是一種積極的文化。傳統主流文化對此有一個表述語，就是“內聖外王”，這四個字出自於《莊子?天下》。
所謂“內聖”，就是講心中充滿聖人的學問和道德，並以此塑造自己的內心世界，或者說是按照聖人的標準來進行人格修煉。有句話說“人非聖賢”，人既然不是聖賢，故而聖人是永遠做不成的。所以嚴格地說，“內聖”隻是一個不斷聖化的過程，不斷向聖人的標準去靠攏，也就是不斷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並不是說要你去做聖人。“外王”是表現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義之政，行仁義之道，建王者之業。曾國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時候，嚴格按照程朱理學來修身養性，修煉自己的人品人格。他甚至提出“不為聖賢，即為禽獸”的口號，這是一個很極端的口號。這表示他的決心，而且他一輩子都努力按照這個要求在做。在他的晚年，還專門寫了一篇名為《聖哲畫像記》的文章。曾國藩晚年還在以聖哲作為自己的榜樣，可謂“內聖”做到家了。
中年之後，他奉旨平叛，將混亂１４年之久的社會重新納入封建正軌，使東南十餘省的百姓重新有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這可算作他的“外王”。曾氏一生所走過的正是一條典型的內聖外王的道路。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認為人格修煉即“聖化”和從政即從事公共事業管理這兩件事情是難以很好結合在一起的。這是因為“聖化”是屬於理想化的東西，在書齋裏，在山洞裏，它似乎可以完成。但是社會卻是複雜混亂的，所謂“人心險惡”，從事公共事業管理的人隻能以毒攻毒，治理社會是英雄豪傑的事業，而非聖賢可以做到。我也比較讚同這個觀點。我想很多人都會這樣認為。但曾國藩卻在一個較高層麵上做到了“內聖外王”，這很罕見。
中國主流文化對最為成功者還有一個價值評判體係，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三立”出自於《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按照《左傳》的說法，人若在這三者中某一個方麵有著出類拔萃的表現，有傳之久遠的業績，即可稱為不朽之人。當然這裏也有高下之分。最上等的不朽之人是建立高尚的德行，其次是建立功業，再其次就是文字著述。若一個人既立功又立德又立言的話，也就是三者並舉，那麽他將是中國主流文化所認為的最為成功的人物。
即便做到了“內聖外王”，也難做到“三立”。我曾經拿這個標準去衡量中國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但是在近代，曾國藩因為內聖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廣泛讚譽；因為他建立了一支軍隊平定了太平天國和撚軍，在當時認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他一生勤奮著述，留下１０００萬字的《曾國藩全集》。從這三個方麵來說，在當時的社會裏，他應該屬於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吳天然想，內聖外王，雖然今天的標準和內容與古人有所區別，但還是說到了修養的點子上。）
二、曾國藩的成功之道。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曾氏一生所走過的道路，從中能發現有不少可供今人借鑒的成功經驗。
（一）修身立誌，儲才養望，奠定做大事業的基礎。
清嘉慶十六年（１８１１），曾國藩出生在湖南湘鄉白楊坪（今屬雙峰）的一個耕讀之家。所謂的耕讀之家，就是家裏有讀書人的種田家庭，又耕又讀。這在湖南的農村比較普遍，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曾家與一般的耕讀之家不同的地方有這麽幾點。
第一，曾國藩出生的時候，家裏是四代同堂。四代同堂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是很理想的家庭。他出生的時候，他的曾祖父還在，直到５歲的時候，曾祖父才去世。這樣的家庭在中國傳統的觀念裏，是很完整的，很受尊敬的家庭。
第二，他的祖母和母親都比自己的丈夫大，這是他家庭的第二個特征。他的祖母比他的祖父大７歲，他的父親比他的母親小５歲。
第三，他的父親考秀才，考了１７次，到４３歲才考中。
第四，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通常中國人心目中的英雄是父親，但他不是，他認為祖父才是英雄。直到曾國藩晚年封侯拜相，祖父依然是曾國藩心目中的英雄。
曾國藩５歲發蒙，２３歲中秀才，２４歲中舉，２８歲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靠自己的努力，通過層層嚴格的考試，改變自己的處境。從偏遠的鄉村進入京師做官的人不少，這還算不上很特別。曾國藩跟其他科舉優勝者相比，他的特別不同之處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於他進京師以後，不但沒有陶醉在科舉勝利的喜悅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嚴重的不足。他覺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養。
到了翰林院以後，他有機會接觸到鄉村所不容易看到的書籍。於是在師友的引導下，選擇程朱理學作為修身養性的理論依據。他決心要與過去告別。把自己的號改為“滌生”。所謂“滌”就是滌去過去不好的東西，“生”就是重新獲得新生。過去有一句話，說是“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滌生”，表示他告別過去、追求嶄新境界的決心。
他當時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課，其中最主要的有這麽五個字，即“誠、敬、靜、謹、恒”。所謂“誠”，就是要誠實、誠懇，為人表裏一致，內心的一切都可以公布於眾。程朱理學非常講究“誠”，它甚至認為“不誠無物”。所謂“敬”，就是敬畏，內心裏要有所敬畏：畏道、畏法、畏輿情。畏道，就是畏人世間的大道理；畏法，就是畏法律，要遵紀守法；畏輿情，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重視社會輿論、口碑，重視老百姓對你的看法。“靜”就是人的心、氣、神、體都要處於一種安靜放鬆的狀態。“謹”就是指謹慎。“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除了這些，還有一些別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練字，晚上不出門等等。
許多人都認為，修身是很空疏的東西，辦事靠的是才幹和實力。但是我們縱觀曾國藩後半生的事業，可知這五個字對他的成功有很大的作用。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大致守住了這五個字，使得他在腐敗的晚清官場中不入濁流，不陷卑汙。
他當時用什麽樣的辦法來監督自己呢？除和師友一起互相幫助監督之外，主要是靠寫日記。他以日記的方式來促使自己每天反省、檢討，以取得心靈上的日新日日新的效果，特別是監督自己在沒有人監督的情況下的作為，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獨”。
（吳天然想，看來，堅持寫筆記的人不光是他吳天然啊！）
曾國藩“慎獨”慎到什麽地步呢？我給大家講一件事情。他有一天的日記中寫道，早上起來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到別人得了好處，心裏很羨慕。於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講要按照聖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但是靈魂深處卻是那麽羨慕金錢，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個朋友家裏去，知道這個朋友得了一筆別敬，心裏又很羨慕。他回來後補日記，說上午剛剛進行了自我批評，下午又犯這個毛病，真可謂下流。這就是曾氏當時的“慎獨”。
就在這時，他為自己立下誌向。他的誌向大大小小比較多，主要有一大一小兩個誌向。小的誌向是，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三月，他在給弟弟的一封信裏寫道：“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他不但以謀取非法之財為可恥，而且認為拿自己的積蓄給子孫，也是一件很可羞可恨的事情。“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他發了這個誓言：絕不以做官來發財，請老天爺監督，絕對不食言。下麵又講：“故立定此誌，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誌也。”就是絕不以做官來發財，假如今後薪俸多了，除了讓父母生活好一點以外，其他的錢都送給親戚朋友中貧窮的人。這是我的素誌，就是我一貫的誌向。這是曾國藩修身立下的誌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誌。與他後來大半生的事業比，這隻能算是小的。但即便是小誌，對於我們今天的各級領導來說，仍然值得借鑒。
（吳天然想，真正能做到這一點，就很不容易了。這雖然隻是為官的一條底線，但也是最難做到的一條。可以說是為官者的一塊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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