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科學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紀律建設，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作為把紀律挺在前麵的具體化舉措，各級黨組織和紀檢機關在實踐“四種形態”中既從嚴懲又力促治，繃緊紀律之弦，體現嚴管厚愛，助力全麵從嚴治黨邁出堅實步伐。2017年1月，王岐山同誌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的工作報告中強調指出，今年是換屆之年，更要講政治、顧大局，摸清各地區各部門黨風廉政建設整體情況，聚焦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廉潔紀律，運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特別是第一、第二種形態。
一是抓早抓小，真正讓紅臉出汗逐漸成為常態。用紀律衡量黨員幹部行為，把管和治更多體現在日常，讓黨內政治生活嚴肅起來，才能實現管黨治黨的全麵和從嚴。2016年以來，在保持執紀審查力度不減、節奏不變的同時，各級黨組織和紀檢機關著力抓早抓小，推動紅臉出汗漸成常態。2016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處置反映問題線索73.4萬件，初步核實53.4萬件次，談話函詢14.1萬件次，澄清了結30.5萬件次，依規依紀誡勉談話3.1萬人。為推動談話函詢常態化和規範化，各地區各部門普遍製定了談話函詢工作辦法，對被談話函詢對象是否全麵如實說明情況等進行嚴格審核，並通過誡勉談話、在民主生活會上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等方式加強結果運用。實踐“四種形態”，主責在黨委，關鍵靠擔當。為此，中央紀委領導同誌帶頭約談省區市、中央部門和中央企業、金融機構黨委（黨組）主要負責人，督促落實管黨治黨責任。各級黨委既增強責任擔當，又加大壓力傳導，加強對黨員
幹部的日常管理和監督，不斷擰緊紀律的螺絲。廣東省45名省部級領導幹部以身作則開展提醒談話，2016年1月至9月對分管部門和係統有關領導提醒談話共701人次；浙江省委要求各級黨委向上級紀委報告實踐“四種形態”情況，由上級紀委書記當場點評。
二是聚焦主業主責，創新轉變方式。從“盯違法”到“盯違紀”，各級紀檢機關將實踐“四種形態”作為深化“三轉”的方向，既轉變觀念、克服慣性，又轉變方式、提高能力。中央紀委以上率下，將工作重心由法轉向紀。2016年以來已辦結的77件中管幹部違紀案件中，按第二和第三種形態處理的案件57件，比2015年增長90%；按第四種形態處理的案件20件，比2015年減少56.5%。發布中管幹部違紀問題通報時，“嚴重違紀違法”的字眼不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嚴重違紀”；“受賄”表述也被“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財物”等紀律語言所替代。2016年8月至9月，中央紀委在北京、山西、浙江等地召開實踐“四種形態”調研座談會，推動實踐“四種形態”常態化、日常化。各地區各部門以紀律為尺子，將“四種形態”要求貫穿監督執紀事前、事中、事後全過程，推動線索處置、執紀審查、執紀審理等各個環節深度轉型。福建省紀委對庫存線索全麵清理，通過加大談話函詢力度，做到存量起底、增量歸零；吉林省紀委通過“走讀式”談話開展紀律審查，做到夯實基礎、用活策略；湖北省紀委把執紀審查的過程變為審查對象思想轉變、逐步被喚醒的過程，做深做實思想政治工作。為客觀反映“四種形態”的實踐情況，中央紀委還研究建立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統計指標體係
。各地對“四種形態”的較好運用，使常態、大多數、少數、極少數的結構性特征初步顯現。
三是綜合運用“四種形態”，推動政治生態重構。實踐“四種形態”為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必須站在政治的高度，聯係實際處理好“樹木”與“森林”的關係，營造良好政治生態。各地區各部門在執紀審查中，對犯錯誤的黨員幹部不一棍子打死，而是立足當地政治生態，綜合考慮違紀問題性質、嚴重程度、造成後果影響和認錯悔錯態度、配合組織審查、退繳違紀所得等各方麵情況，依規依紀推動“四種形態”相互轉化，在寬嚴相濟中推動紀律約束全麵從嚴、政治生態向好向善。一些有問題的幹部放下包袱，僅2016年上半年就有2.9萬名幹部主動向紀檢監察機關交代問題，是2015年全年的5倍多。在發生係統性賄選案的遼寧，2016年前10個月共有165名廳局級幹部因涉嫌嚴重違紀被調查，形成並保持了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與此同時，遼寧省貫徹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為犯了錯誤想改正、主動交代問題的同誌創造條件、提供機會，全省共誡勉談話1251人，給予黨紀政紀輕處分8021人，重處分3078人，移送司法機關253人。像遼寧一樣，各地區各部門在實踐“四種形態”的過程中，注意克服處理方式的單一化，更加注重綜合運用批評教育、誡勉談話、組織調整、黨紀處分等各種手段，實現從懲治少數人向管住大多數轉變。天津、福建、江西、四川、雲南、新疆等26個省區市紀委，中央紀委駐中央組織部、教育部、體育總局、證監會等30家紀檢組，分別出台了實踐“四種形態”的指導性意見及有關實施辦法，為實踐“四種形態”提供了製度保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