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降，對於高郵王氏父子學術成果的研究逐漸升溫。特別是引進西方的語言學科之後，從語言的角度研究王氏父子的論文、著作也逐漸增多。薛正興的《王念孫 王引之評傳》、張先坦的《讀雜誌句法觀念研究》、王章濤的《王念孫 王引之年譜》等著作，都是近二十年來研究高郵王氏父子學術與生平的精專之作。然而，從泛化的哲學思想史角度，特別是從人文知識的角度來研究王氏父子學術成果的論文還是十分稀少的，而論著則可以說暫付闕如。當然，一些訓詁學專著，漢語史、中國語法史之類的著作，還有評傳之類的著作也從各自學科或特殊的寫作角度肯定了王氏父子的學術貢獻，有助於我們從人文知識增長的角度把握王氏父子的特殊貢獻。本節則著重從泛化的哲學史觀出發，以人文知識的增長觀念為核心，來考察王氏父子的學術貢獻。在材料的使用上，以及一些具體的說法上與語言學研究諸成果或有重複之處，然而，我們的著眼點是不相同的。筆者希望借助此獨特的視角，對王氏父子的語言學研究成果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做出新的闡發。
如眾所知，現代哲學認識論非常重視事實與價值之分別，從而在事實描述與規範判斷之間確立了一道明確的分界線，[65]也間接地在科學與人文學之間確立了一道明確的分界線。一般而言，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是以研究事實為其主要任務的。科學的任務在於“求真”，應當是現代人的基本共識。然而，科學的“求真”活動也服從於人類向善、致美的要求。在政治對人類生活有絕對影響的時代，科學的“求真”活動與政治家們的政治理想追求有密切的關聯。
事實與價值之分，雖然主要起源於現代哲學認識論的發展，得益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的突飛猛進，然而也不是在現代社會突然出現的人類精神現象。至少，就中國古代哲學而言，《易傳》中天文與人文的區別，莊子哲學中的知天與知人的區別，乾嘉時期戴震的哲學思想體係裏實體實事與純粹美好兩種概念的區別，都可以看作事實與價值區分的中國式的表達。明末清初方以智的哲學體係裏對於知識的分類，即質測之知、通幾之知與宰理之知，均體現了中國哲學人對於知識類型的思考。17世紀以來現代西方哲學的顯著特征之一是知識論的發達，對於知識的分類理論更是不勝枚舉，僅以當代哲學家卡爾·波普爾、邁克爾·波蘭尼和馬克斯·舍勒三人的知識分類觀點來看，當代西方哲人對於“何謂知識”的問題，就是意見紛呈的。波普爾在“三個世界”理論的基礎上，將知識分成兩類，主觀的知識與客觀的知識。所謂主觀的知識，“即某些認識主體所具有的知識”，是“依賴於世界3”的知識，“即依賴於語言表述的理論”。而所謂客觀知識，即“由我們的理論、推測、猜想的邏輯內容（我們如果願意的話，還可以加上我們遺傳密碼的邏輯內容）構成”。[66]
邁克爾·波蘭尼則站在後批判主義的立場，對於所謂普遍的、客觀的科學知識進行批判，提出了“個人的知識”新觀念，將知識看作與個人的信仰、寄托有關的一種意識與認知活動，其中還包括那些無法言傳的“默會的知識”（或意會的知識），從而提出了一種廣義的知識論。[67]他認為：“個人知識是一種求知寄托，也正因為如此，它具有內在的冒險性。隻有那些有可能是虛假的肯定才能被說成是傳達了這種客觀知識。”[68]波蘭尼堅持認為：“在每一項識知行為中，都融進了一個知道什麽正在被識知的人之熱情洋溢的貢獻；而這一係數絕不是單純的美中之不足，而是他的知識的有機組成部分。”[69]
馬克斯·舍勒認為：“所有人為的知識和更加高級的實證知識—曆史知識——無論它是關於拯救的知識、關於教養的知識、還是實證方麵的造詣，無論它是宗教知識還是形而上學知識，無論它是理論知識還是關於‘價值觀’的知識——都是‘關於這個世界的自然的觀點’。”[70]舍勒根據知識的人為性程度的高低將知識分成七種類型：“1.作為宗教知識、形而上學知識、自然知識、還有曆史知識的未曾分化的初步形式的神話和傳說；2.隱含在（與習得的、富有詩意的、或者技術性的語言形成對照的）日常自然語言之中的知識——威廉·馮·洪堡通過其對語言和世界觀之諸“內在”形式的研究，已經勾勒出了這種知識的輪廓[芬克和沃斯勒（Finck und Vossler）近來也做到了這一點]；3.以其各種各樣的固定層次——從虔敬的、充滿感情的、含糊不清的直觀，一直到神職人員的教會之諸固定不變的教義——表現出來的宗教知識；4.神秘知識的各種基本形式；5.哲學——形而上學的知識；6.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實證知識以及人文學科；還有7.技術方麵的知識。”[71]
本節並不想對古今中外有關知識的理論做一係統研究，而僅是以此為引子，導出我們的知識觀，並試圖從知識譜係的認識論視角出發，來討論乾嘉學術中語文學研究成果如何作為一種古典人文知識來看待，從而在新視角下來考察乾嘉學術的當代社會價值。而我們所提出的“古典人文知識”的概念，在學術史上也具有自己的理論合理性與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