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性靈”經學的角度看，焦循的經學研究及其所體現出的哲學思想傾向，表現出較鮮明的重視知識精英個體主體性的思想特征。但從思想的繼承的方麵看，焦循基本上還是接受了戴震提出的“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的語言學方法，隻是在具體的說法上有所不同。如他在論文字訓詁學對於理解古人思想的重要性時說：“劉氏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士生千百年後，欲知古人仰觀俯察之旨，舍許氏之書不可，欲知古人參天兩地之原，舍劉氏之書亦不可。”[53]這一段話表明，焦循的經學研究與哲學思考深深地打上了乾嘉時代廣義的語言學方法論的烙印。而這種語言學方法與他的曆史還原主義思想傾向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性。

與戴震、阮元等其他學者一樣，焦循也認定，不通過訓詁的方法，隱藏在經典中的真正意思就無法彰顯出來。在對《詩經》的研究過程中，他雖然強調詩歌“不言理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和“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的以情動人的特質，但他最終還是認為，要了解詩歌，必須首先通過訓詁的語言學方法，才能達致對詩的真正理解。“雖然，訓詁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釋而思也。《毛傳》精簡得詩意為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54]

焦循這一“訓詁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釋而思”的說法，其實還是強調要通過恰當的訓詁方法以了解詩歌的語言，進而通過對詩歌語言的了解而了解詩歌的意旨。與戴震的“由詞以通其道”的思想在思維方式上是一致的。

在具體運用訓詁學方法解釋經義，從而表達自己的哲學見解時，《易通釋》一書中時有體現。僅舉二例，以證明之。其一，他在解釋《周易》的重要哲學概念“太極”時，首先就是運用訓詁的方法來表達自己對“太極”概念的理解。他說：“餘謂欲明大極，必先求‘大極’二字之義。大或讀泰，其義則同。極，中也。大極，猶雲大中。”[55]其二，在“訓厲為危”一條，焦循將戴震“一字之義，當貫群經”這一以整體來解釋局部的經學解釋學思想加以活用，從《周易》一書的全部經文來訓釋“厲”字一義。他說：“厲之訓危……總全《易》而通之，厲與無咎相表裏，未悔吝則厲，既悔吝則無咎。”[56]

不過，焦循已經沒有戴震那樣激烈的反對宋儒的思想主張了，他隻是要求通過訓詁的方式將宋人的義理與原始儒家的義理分開，努力以原作者之言、參原作者之意，追求經典解釋的客觀性。同時再旁參其他相關的思想家及經典，從而達到對原始儒家思想的準確理解。這一追求經典訓詁與解釋中的客觀原義的思想傾向，基本上是以戴震開創的“人文實證主義”經學訓釋精神的繼續。稍有不同的是，焦循在追求儒家經典原義的過程中，還進一步提出了分別經、注、疏三者文本的方法，而且相信通過文字訓詁的方式，觸類旁通，可以把握經、注、疏之“本意”，從而為自己的經學訓釋提供比較可靠的經學史的證據。他說：“學經之法，不可以注為經，不可以疏為注。孔穎達、賈公彥之流所釋毛、鄭、孔安國、王弼、杜預之注，未必即其本意。執疏以說注，豈遂得乎？必細推注者之本意，不啻入其肺腑，而探其神液。……要之，既求得注者之本意，又求得經文之本意，則注之是非可否，了然呈出；而後吾之從注非漫從，吾之駁注非漫駁。不知注之本意，駁之非也，從之非也。”[57]

焦循這種在追求“本意”的曆史理性的前提下來研究經學的曆史，顯然是乾嘉時期考據學中所透射出的曆史理性的一種反映，體現了乾嘉學術內在精神的一貫性。不過，即使如此，焦循在這一方麵也有所發展，那就是：他不再局限於戴震時代的經學範圍了，而是將這種人文實證的材料範圍擴大到“子學”領域，開創一種“思想旁證法”。[58]他曾經這樣說道：“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以未嚐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也。循嚐善東原戴氏《孟子字義考證》（戴氏書名作《孟子字義疏證》，引者案），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於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十數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複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揚雄、班固之說，而知聖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則為聖人，不仁不恕則為異端小道。”[59]

在這段文獻裏，焦循在戴震所開創的“字義還原”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語言的還原”的思想，從而深化了開創期乾嘉學者在經學訓釋中表現出來的曆史還原主義思想。不僅如此，他在“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的前提下，繼而以“孟子之言參之”，並“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揚雄、班固之說”，把戴震所發明的“一字之義，當貫群經”的以整體解釋局部的經學訓釋學思想，推進到以同一學派的後來者思想來解釋前賢的“思想旁證法”，從而深化了戴震所未加注意的先秦儒家的一些倫理與政治思想，通過文字訓詁、經學體例的發明與創造，諸子思想與儒家經典的相互發明的“思想旁證法”等多種方式，豐富並深化了乾嘉時期經學研究的方法，從而也豐富了中國哲學思想的內容。因此，焦循在經學研究中所表現出的曆史還原主義思想傾向，雖然與其“性靈”經學在精神上有不相協調的一麵，保留了較多的受戴震影響的痕跡，但是，他用來實現曆史還原的方法本身蘊含了較多的彈性空間，並不能真正地實現曆史還原的意圖。這樣一來，其“性靈”經學與人文實證主義方法之間就蘊含著一種內在的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