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紀70年代後幾種重要著作對此問題的分析
相對於20世紀前70年的研究而言，近年來，學界對於章學誠與戴震的學術分歧及其關係的認識，又提出了新的觀點。撮其要者，有如下幾種說法。
有學者從“內在理路”的視角出發，將宋明儒學到清代儒學的發展道路看作一條“從尊德性到道問學”的發展道路。因此，從表麵上看，戴震與章學誠的學術有很大的不同，但從“儒家智識主義”的角度看，戴、章二人的學術思路是一致的。所以《文史通義》雖批評戴震及其狹義的考證觀點，而從深層次看則仍與戴震的經學考證同屬一類。
倉修良、葉建華在《章學誠評傳》中對章學誠為何要批評戴震，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他們認為，章氏批評戴震，有三點原因：一是批評戴震誇大考據學的作用，二是批評戴震“心術未醇”，三是批評戴震在修誌上的觀點。在第二個方麵，倉、葉二位先生認為章氏批評並不完全對，而在《朱陸》等文章中，“確實有些地方存在替朱熹辯解之辭，反映了他的封建衛道士思想色彩”[53]。但總體來看，“章學誠對戴震的學術成就，肯定大於否定，褒揚大於貶斥。盡管有些地方批評相當激烈，甚至並不恰當，但總的精神還是為了‘攻瑕而瑜亦粹’，根本不存在‘惡語中傷’的誹謗。”[54]
許蘇民認為，章學誠對戴震、袁枚、汪中的惡意攻擊，“都不全是出於學術原因”[55]。他在仔細分析了章學誠與戴震的學術關係，以及章學誠批評戴震的種種言論的得失之後，認定章學誠攻擊戴震，大概是出於兩個原因：“一是因為社會的壓力而想留下一點衛道的文字以表明自己雖深受戴學影響而仍不失為‘正人君子’，二是因為戴震身前對他這位‘逼近己者’和學術思想上的知音‘不甚許可’，即對他推崇不夠，沒有使他的知名度也高起來。如此而已，豈有它哉！”[56]
陶清將章學誠批評戴震的觀點歸納為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方麵，是對於普遍規律（“道”）的認識的途徑的方法，章學誠批評戴震把考字義、辨名物的考據之學，作為‘聞道’的唯一途徑，並把‘道器’對立起來的形而上學觀點。另一方麵，對於曆史上的學術思想的觀點和態度。章學誠認為，宋學雖有偏弊，但它的為學、治學的方法與路數，實為迄於當時的學者所承繼。或者說，自宋以後，包括戴震諸人，雖有不斷深化的認識，但總的做學問原則並未根本改變。……漢學宋學的共同弊病在於：把‘道’桎梏於經書之中，把學問拘泥於經學之內。……他所著力闡明的正是既不同於漢學宋學的道在《六經》，由經求道的經學思想，又不同於戴震的考字義、辨名物的專門漢學思想傾向的道理。”[57]
陶清還進一步分析並肯定了章學誠批評戴震的思想前提，認為作為文化史學家的章學誠對戴震的批評，“注重的是學術思想發展的曆史過程及其內在聯係”。但他又批評了章學誠思想的局限性，認為作為思想家的章學誠，“忽視了學術思想的發展正是以批判地繼承為前提的，揚棄是學術思想深入發展的基本形式”[58]這一思想史的原則。因此，他認為，要通過具體地分析，從不同的層麵評價章學誠對戴震批評允當與否。
上述時賢所論，各有其當。然仍有未洽之處。在此，我們試圖在綜合前賢、時賢所論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分析，以期深化對章學誠與戴震二人的思想特色的認識。
就我們閱讀的文獻來看，章學誠批評戴震的觀點，集中體現在《書〈朱陸〉篇後》一文之中，該文對戴震的批評可以分成以下五個層次。
第一層，章學誠批評戴震過分誇大自己哲學追求——“誌在明道”的意義，把當時從事於訓詁、聲韻、天象、地理之學的學者看作“肩輿之隸”，僅能與他的輿隸“通寒溫”。他認為，戴震的這種說法“有傷雅道”，然“尚未害於義也”。
第二層，批評戴震過分誇大了自己所從事的專業——訓詁、名物之學在明道方麵的作用，而“不知訓詁名物，亦一端耳”。對於“古人學於文辭，求於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
第三層，集中批評戴震的地方誌觀點和對古文創作的看法。
第四層，集中批評戴震飲水忘源和口頭上菲薄朱子的觀點，以及導致徽歙地區“通經服古”的學子，不菲薄朱子不得為通人的“惡劣”影響。
第五層，集中批評戴震在平時言談中所表現出的世故圓滑的人生態度。
將上述五個層次問題簡化，我們認為章學誠對戴震的批評，主要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學術方麵，二是倫理道德方麵。在學術方麵，章氏對戴震的批評有些地方有合理性，在倫理道德方麵對戴震的批評，恰恰反映了章氏保守的倫理立場。本章將從倫理傾向、學術旨趣、地方誌體例上的爭論三個方麵，重評章學誠對戴震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