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經學解釋學到經典解釋學
我們之所以將戴震的解釋學稱為經學解釋學，是因為他的解釋學原則都是從經學著作的注釋、解釋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本章第一節第二部分的內容扼要地闡述了戴震的經學解釋學原則及其理想目標。由我們所認識的戴震經學解釋學的思想原則出發，嚐試將他的這一解釋學原則泛化，放到中國古代經典的解釋過程之中，進而將這一中國傳統的解釋學思想提升到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原則高度。我們的方法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麵。
其一，將戴震的“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的經學解釋學原則，泛化為“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義”。將“通道”的目標轉換成“通義”目標，進而對古代經典的解釋保持一種方法上的統一性，即由文字訓釋，到語言分析，再到經典的意義解讀。至於共通的方法是否能達到統一的意義目標，我們不做過多的要求。這主要是為了保持人文學的自身特質，也可以讓古代的經典文本保持對後人、對世界的開放性。而方法的統一性，也可以讓解釋學保持在人文學的科學性的水準上，避免一些低級的無謂的爭論。因為語言學的相對客觀性、可驗證性，特別是語音學與語法學的較高的曆史客觀性，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保證人文學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因此，戴震解釋學的展開文本依據雖然是傳統的經文文本，但可以將經文文本擴大到相對具有一致認可度的經典文本上，這種語言學的釋義途徑，在原則上是可以共享的。隻是我們要跳出經學思維方式，將“求道”轉換“求義”就可以了。而這種轉換本身也可以讓古代的經文文本的開放性彰顯出來，釋放更多的意義空間。
其二，將戴震的“一字之義，當貫群經”的經學解釋學的循環，轉換成“一字一句之義，當貫經典文本的整體”。即把“群經”換成了“整體”。此處所言的“整體”概念，可以是古代經典的某一個代表篇章，如《齊物論》整篇的主旨，也可以看成《莊子》全書所體現的莊子思想的整體性之“整體”。類似的如《論語》《老子》《孟子》《荀子》等著作，都可以視為一個“整體”。當然，“整體”也可以是某一個學派的核心思想，如道家學派共享“道”之核心思想，對於道的把握就構成了人類認知上的“明”這一智慧的狀態。如要準確地考察道家思想中“明”這個概念的真正意思，就應當貫通道家的核心經典，如《老子》《文子》《莊子》，及至後期道教著作，如葛洪的《抱樸子》，看一看這些著作是如何解釋“明”這個概念的。“整體”的概念當然也包含“群經”，如五經、七經、十三經等，但不局限於儒家的群經。伴隨著研究問題的範圍改變，“整體”的概念所含攝的範圍可大可小，具有非常強的適應性，因而比戴震經學解釋學中“群經”概念所體現出來的“整體”意味要豐富得多。範圍也廣泛得多，要而言之，更具有普遍性。
其三，將戴震的“大其心以體古賢聖與天地之心相協”的經學解釋學中的相對封閉的“視界”，轉化為“以體認人類的根本價值基點與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這一包含著思想境界與認知水平兩方麵提升的開放式的“視界”，從而解釋經典，活化經典。“大其心”這一原則，從今天的哲學角度看來，即提高人的思想境界與認識能力。這與戴震經學解釋學中的“大其心”的觀念僅僅局限於經文文本中所體現的“聖人之心”“天地之心”的狹隘而又模糊的內容是相當不一樣的。人的心量擴大，既包含著認知水平的提高，也包含著思想境界的提升，而這兩點既有相對的獨立性，又是相輔相成的。思想境界的提升主要是體現為認知水平質的飛躍，是各種認知通過特殊的經驗而綜合為一種新的、帶有真理性的認識。而“認知水平”往往有朱子學“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片麵性、累積性的特點。豁然開朗的那一瞬間，往往是思想境界提升的時刻。在現代的哲學視野裏，“大其心”原則上是可以說清楚的，不像在戴震的“經學解釋學”中所表現那樣，帶有某種神秘性——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之類的先驗內容。就其認知水平麵而言，“大其心”，就是戴震自己所說的“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幹事”這一經學解釋學中的知識問題，與這一知識問題相關的解釋學原則，筆者將其稱為經典解釋的補充原則，亦可稱為第四個原則：知識視野與思想視野的擴充。
其四，知識視野與思想視野的擴充。“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幹事”一段文獻中所說的“若幹事”，在戴震的經學解釋學中，主要是指古典的人文知識，包含科學技術史的知識。筆者在此基礎上，將其稱為“知識視野”。另外，根據現代哲學學科的知識特點，筆者覺得戴震的經學解釋學中還沒有注意到的思想觀念、思想體係的問題，筆者將其稱為“思想視野”。從現代哲學的角度看，如現象學、解釋學、結構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等就是一種思想體係或觀念體係，雖然也是一種廣義的人文知識，但主要是思想的體係，故稱之為“思想視野”。戴震所說的“大其心”“精其心”，主要意思是指思想境界的提升與認識能力的提高這兩個方麵的內容。而其說的“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幹事”的說法裏，僅僅包含著知識的視野擴展與認知能力的提升，並沒有涉及今天哲學學科所說的思想視野的擴大的問題。舉例證之，戴震的“大其心”並不包含我們今天講的運用新的哲學觀念、立場來分析經文文本的問題，更不用說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經文文本中存在的問題了。在戴震的經學解釋學思想中，他的思想前見是：經文中蘊含的道就是絕對正確的真理。經文以後的解經者主要是通過“大其心”的方式，準確地解讀經文的書麵語言，然後把經文中的“聖人之道”解讀出來。這就是戴震的“經學解釋學”中的基本思路。我們要活化他的經學解釋學思想，將其轉化為“經典解釋學”，通過提升解釋主體的認知水平與思想境界，與經典文本融合。同時又不局限於經典文本的意義，而是將其中所蘊含的思想原則與解釋者主體所處的時代問題結合起來，並將經典中所體現的思想原則作為當代哲學思考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而不再是作為主導性的原則。這便是我們提倡的經典解釋學與戴震的經學解釋學的根本不同地方。換句話說，經典解釋學將經典視為開放的文本，而戴震的經學解釋學則將經文文本視為一個真理的封閉體係。解釋者主體的“大其心”隻是向經文文本的無限接近，因而原則上是曆史還原主義的思路。我們提倡的“經典解釋學”則是要求古代經典向現實世界打開，作為主體的解釋者“大其心”，則是向經典與生活的二重世界開放，並在經典、世界與解釋主體的三維互動、循環的過程中，讓經典活化，讓世界豐富化，讓解釋者自身的精神內涵豐富化，進而變成更有精神厚度的主體。
上述原則大體上可以構成筆者所說的現代經典解釋學的四個原則。這一現代經典解釋學原則當然是在戴震的經學解釋學原則基礎上生發出來的，還不足以囊括經典解釋學的所有問題。像孟子所說的“知人論世”的解釋學方法，似乎就很難被戴震的經學解釋學原則所囊括。而像《莊子》“三言”中的寓言、重言，雖然與經典解釋學的方法沒有直接關係，但《莊子》運用了“卮言”作為哲學的語言表達方式。戴震所堅持的由訓詁方法去解決字——語言——道的三重關係，似乎就難以處理這種哲學經典的意義解釋問題。因此，現代經典解釋學的原則僅從戴震的經學解釋學的思想傳統出發，似乎還不能夠完全勝任對於經典的解釋工作。因此，戴震的經學解釋學隻是向現代的經典解釋學提供了自己的若幹原則，如果要發展中國式的經典解釋學的思想體係，既需要吸收中國傳統其他思想家的解釋學思想，同時還要吸收現代西方解釋學，特別是哲學解釋學的思想。筆者近幾年來運用戴震的經學解釋學原則，去處理《齊物論》中“莫若以明”“天籟”“卮言”問題，以及《大宗師》中的“坐忘”問題時，既活化了戴震的“經學解釋學”原則，努力使之朝著“經典解釋學”的原則轉化，同時也逐漸認識到其經學解釋學原則在實際的轉化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某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