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法分析

在討論何者為“道”這一哲學形上學問題時，戴震首次引入了語言學的分析方法，通過對古代漢語中兩種謂語動詞“之謂”與“謂之”在句子中的不同作用的分析，重新闡釋了古典哲學眾多命題的意義。《易傳》中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一著名的哲學命題。程子對此兩句話的解釋是：“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隻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朱子對此兩句話的解釋是：“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程、朱二人的解釋可以說是一種哲學的解釋，即從自己的哲學體係出發對古典哲學命題給出新的解釋。戴震從自己的“氣化即道”的唯氣論哲學體係出發，不同意程子、朱子的解釋。然而在他所處的時代，程、朱哲學是官方哲學，不容置疑。戴震不能直接說他們講錯了，而是借助語言的分析，以說理的方式來重新解釋傳統哲學中的核心概念——道，從而為自己的“道論”思想尋找經典的與語言學的支持。他在《孟子字義疏證·天道》中說：

氣化之於品物，則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謂，非氣化之謂。《易》又有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直舉陰陽，不聞辨別所以陰陽而始可當道之稱，豈聖人立言皆辭不備哉？……古人言辭，“之謂”“謂之”有異：凡曰“之謂”，以上所稱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為性、道、教言之，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謂也，道也者率性之謂也，教也者修道之謂也；《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為天道言之，若曰道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凡曰“謂之”者，以下所稱之名辨上之實，如《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非為性教言之，以性教區別“自誠明”“自明誠”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非為道器言之，以道器區別其形而上形而下耳。[11]

上述引文的主要意思是說，古代聖賢所說的“道”，即陰陽二氣，陰陽二氣未成形時，謂之“形而上”，凝結成形之後便稱之為“形而下”。從來沒有聽說過“所以陰陽者為道”的說法。就語法而言，謂語動詞“之謂”與“謂之”在句子中的表意是不一樣的。凡是“之謂”句類型的句子，均是用主語來解釋謂語賓詞的，其句法可以等值的替換成“A（原賓語）也者B（原主語）之謂也”的判斷句式，如天命之謂性可以等值的替換為“性也者天命之謂也”。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意思是說：道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而凡是“謂之”句式，則是用謂語賓詞辨明主語所言的具體內容，如“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兩句，不是要說明性與教兩個名詞或概念，而隻是區分“自誠明”與“自明誠”二者之間的區別。同理，“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句話，並不是要說明何者為道，何者為器，而隻是用道和器來區分形而上與形而下兩種形態而已。

除了在《緒言》（上）、《孟子私淑錄》二篇論道的文字中有同樣的表述之外，現存的戴震集子中還沒有發現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句法分析。戴震“古人言辭，‘之謂’‘謂之’有異：凡曰‘之謂’，以上所稱解下……凡曰‘謂之’者，以下所稱之名辨上之實”的說法，究竟是得之於語言學史的歸納結論，還是一種不完全歸納後得出的邏輯結論，我們一時很難判斷。因為，隻有當我們通過全麵的文獻檢索之後，對“謂之”與“之謂”句在上古漢語中的全麵運用的例子進行分析之後，才可做出最後的判斷。而戴震在當時的條件下，還不太可能對先秦時代古漢語做一地毯似的文獻搜羅工作，然後在此基礎上給出判斷。此一工作可以由古代漢語語法學者去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12]

（二）對戴震“句法分析”的形式化考察

為了進一步理解戴震的句法分析在哲學思考方麵的普遍意義，在此，我們首先將戴震的兩種句式分析轉換成現代漢語的形式化表達式。“A之謂B”“Y之謂X”，依等值替換原則，表述為“B也者，A之謂也；X者也，Y之謂也”，直譯為：“B就是A；X就是Y”。《中庸》中“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可以直譯成：“性就是天命，道就是率性，教就是修道”。因此，“一陰一陽之謂道”就可直譯為：“道就是一陰一陽”。在這樣的句法中，我們無法轉換出“所以一陰一陽稱之謂道”的說法。由此語言分析可知，程子與朱子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A謂之B；Y謂之X”，可以翻譯成：“A稱之為B；Y稱之為X”。《中庸》中“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可以翻譯成：“自誠明稱之為性，自明誠稱之為教”。由此，“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可以直譯為：“形而上者稱之為道，形而下者稱之為器”。這樣，道與器之間就不是截然的不同存在形式，而隻是人對兩種不同存在形式的一種方便的稱謂而已。

由上的翻譯轉換可以看出，“之謂”句類似為定義式的判斷句，而“謂之”句則為一種解釋句。戴震通過對經典命題的句法分析，對於比較準確、客觀地理解經典的原初意義的確有幫助。但是，哲學解釋學往往有一種故意的曲解或誤讀，通過曲解與誤讀而達到一種哲學的創造。程子、朱子對《易傳》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解釋，在語法上可能真的如戴震所言，是理解錯了，不具有學術史的價值，然而具有思想史的價值。那是程子、朱子的哲學表達。也許，戴震對程子、朱子的批評並沒有區分學術史與思想史這兩者之間的不同，但戴震對經典意義的還原，把程朱思想與原始儒家的思想分開，其學術努力的效果及其意義是多重的，一是巧妙地批判了官方樹立的程朱理學；二是的確澄清了宋儒與先秦儒家思想的不同，本身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三是樹立了一種“求真”“求是”的科學精神，並以語言學所具有的實證性特征體現了人文學研究中的科學精神，有力地動搖了當時社會流行的權威主義的思想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