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關於戴震與乾嘉學術、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能夠從語言哲學的角度研究戴震哲學的論者還屬於少數。李開在《戴震評傳》中展開了這一研究，但並未由此看到這種語言哲學的出現對於整個清代哲學的轉向意義。我們則從中國哲學發展史的角度，著重考察以戴震為代表的乾嘉學者從語言學角度來思考哲學問題的方式。這一新的哲學思考方式開創了中國哲學的新轉向，形成了不同於宋明理學，甚至也不同於明末清初的“後理學時代”的哲學形態，使中國傳統哲學初步具備了前所未有的明晰性；在追求先秦儒家經典原意的曆史還原主義的旗幟下，展開了對先秦儒家經典，進而擴大到對先秦諸子典籍的文本考察，對於重新認識、理解先秦經典的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一哲學運動雖然並沒有帶來19世紀後半葉中國哲學形態的新變化，但由這一實證哲學精神所培養起來的“求真”“求實”“求是”的精神，為中國人培養近代的科學精神提供了自己的文化土壤。其中，以戴震為代表的哲學家群體，還為新倫理學的建設提供了思想的資源。當然，由於這一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是以對先秦儒家經典的研究為起點的，而且其理論目標帶有鮮明的複古主義傾向（盡管戴震本人是托古言誌），因此，其理論上的自身矛盾及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語言雖然能夠通向道，但畢竟不是道本身。經典中蘊含的思想雖然可以通過語言來把握，但對經典中的思想研究也不完全是一個語言問題，其中應該還有言說者的社會背景、個人背景和說話意圖等非語言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因素是不能簡單地通過語言分析來把握的。盡管戴震的理想是通過語言、製度、名物、訓詁的綜合研究來把握經典的原意，但即使如此，人文學的研究還有超越這些實證方法之外的東西。而戴震本人對儒家經典中理、天道、道、性、命、仁、義、禮、智、誠、權等概念的定義與解釋，也並非如自然科學那樣，具有絕對的確定性。恰恰相反，這些解釋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戴震本人的理想，並不具有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樣具有客觀性。所以，我們在看到以戴震為代表的乾嘉學者所開創的中國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並未完全取代其他哲學家的思考，也不可能取代其他哲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從事哲學思考的工作。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曆史文化學派對戴震及其學派的批評，在很多方麵都是相當中肯的。我們在有關章學誠的一章裏將討論這些問題。[1]
不過，我們應當特別重視戴震在中國哲學史上的突出貢獻。在《孟子字義疏》一書中，戴震對自己所討論的理、分理、天道、性、才、道、仁、義、禮、智、誠、權，以及善、欲、私等概念和無欲與無私、自然與必然等範疇皆有明確的定義，使中國傳統哲學在思維的明晰性方麵上升到一個新的台階。中國傳統的語言哲學主要包括“名實之辨”“言意之辨”兩大部分內容。在乾嘉考據學時代，中國的語言哲學又有新的發展，其綱領性的表述就是戴震提出的“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的新思想。這一新思想內在地包含著言能通意的言意觀，其言能通意的途徑就是由字到語言，由語言到意的“階梯式”途徑。在這一綱領性的表述中，“字”具有現代漢語中所說的字（詞素）和詞語兩層意思。詞，又作辭，即現代漢語中的言語的意思。而戴震本人的語言哲學思想可以從四個方麵加以理解：第一，名實之辨；第二，通過句法分析達到對傳統哲學命題的重新解釋；第三，通過句子和經典文本的語言脈絡分析達到對傳統哲學思想的還原性解釋；第四，在言能達意的基本哲學立場上所闡述的字——詞——道的“階梯式”言意觀。這種語言哲學與20世紀西方世界興起的“以拒斥形而上學”為己任的語言哲學目標非常的不同。[2]不僅如此，戴震的語言哲學思想還有強烈的現實政治關懷。他以孟子“辟楊墨”，挽救世道人心自況。他在《孟子字義疏證·序》中說道：“孟子辯楊、墨；後人習聞楊、墨、老、莊、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亂孟子之言，是又後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古聖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也。”[3]戴震將自己所從事的哲學分析與批判工作，上升到對人類文明的忠誠與對天下人的仁愛關懷高度，可見其哲學研究態度的嚴肅性與立言的謹慎性。這也是以戴震為代表的18世紀中國哲學的語言哲學家們與20世紀英美語言哲學家們具有不同情懷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