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哲學有無近代啟蒙意義，是貫穿整個20世紀戴震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這一關涉戴震哲學思想性質問題的研究，在20世紀後半葉又衍生出新的問題：戴震究竟是唯物主義思想家，還是唯心主義思想家？如果是唯物主義思想家，又是什麽樣的唯物主義思想家？這關係到戴震哲學思想定性問題之爭，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三種主要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戴震是中國18世紀重要的啟蒙主義思想家。如周輔成認為，戴震是一位具有“理性主義”與“人道主義”精神的思想家，“是中國哲學史上具有最鮮明的唯物主義色彩的啟蒙思想家”[102]。1980年，王茂在《戴震哲學思想研究》一書中做了如下闡釋，戴震在社會哲學方麵，已經“具有歐洲十八、十九世紀的那種人本主義的性質和內容”，他的哲學是“自覺地與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相抗爭的一種新的、啟蒙的哲學”。[103]通過對理學演變曆史的考察，蒙培元認定，戴震“是一位真正的啟蒙主義思想家”，“戴震完成了王夫之所沒有完成的任務，正式宣告了理學的終結”，人性學說是戴震在哲學上的最大貢獻。[104]
對於何為“啟蒙”的哲學判斷標準及在何種意義上具有啟蒙意義等兩個問題，以蕭萐父先生為代表的珞珈學者提出了比較係統的看法。蕭萐父先生本人認為，要審視一個思想家的哲學有無啟蒙意義，其重要標尺在於看它是否“與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相適應”，是否“反對中世紀蒙昧主義”，即必須從“作為封建舊製度崩解的預兆和新思想興起的先驅這一特定涵義來確定它的使用範圍”。[105]許蘇民認為，戴震對知識的積累與對真知的探求、追求真理“必空所依傍”、抨擊“以理殺人”的作為專製統治思想的程朱理學，從這幾方麵看，戴震學說具有“無可爭辯”的啟蒙意義。戴震自覺以啟蒙為己任的學術進路，使得他在本體論與人本主義上以理性啟蒙為特色，認識論和知識論上為知性啟蒙，倫理學與情感哲學上為感性啟蒙。筆者本人認為，肯定人的基本物質欲求，要求將抽象的道德價值原則建立在具體的感**基礎之上，是嘉靖、萬曆以來早期啟蒙思想者的“一貫思想”，這一思想“一直延續到18世紀戴震等人的思想之中”。從李贄的“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中經王夫之的“天理寓於人欲之中”，最後到戴震正麵展開對宋明理學所構造的舊的天理觀念的批判，明清三百年的早期啟蒙思想對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中世紀的意識形態的批判，基本上“走完了一個邏輯的過程”，即“破壞、調整、徹底地揚棄與解構，將舊的‘天理’觀念解構之後，創立新的‘分理說’，從而在理論上宣布了宋明理學‘天理’觀念的死亡”。[106]具體來說，戴震哲學的啟蒙意義從三個方麵得到了展開。一是揭示舊的天理觀在理論上的缺失。二是從舊的天理觀的實踐危害性入手，進一步批判舊的天理觀的理論危害性，要求人們揚棄這一理論，選擇新理論作為生活的指導。三是要求以常識理性代替理學家所設想的高調倫理，要求倫理理性回到日常理性之中，並表現出要將倫理與法律分開的朦朧意識。將由宋明理學顛倒了的物質生活與道德倫理的關係，重新顛倒了過來，使新的道德、倫理原則奠基於人類感性的物質生活的堅實基礎之上，從而在理論上為人的現實功利追求提供了一個相適應的新道德新倫理原則，並為其行為的合理性進行了理論的辯護。[107]
還有其他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戴震哲學的啟蒙意義，如黃俊傑從孟子學解釋史角度對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一書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戴震“站在中國思想史上‘傳統’與‘近代’交界點上”，對孟子學的解釋“處處充滿新意，深具所謂‘近代性’”。戴震透過釋孟批駁宋儒，“使他的孟子學取得了鮮明的護教學性質”。[108]
冒懷辛認為，戴震是“唯物主義發展道路上的一盞‘傳燈’”，但卻以經學為主，致力於考據學，影響了他在思想上的更大成就，在封建勢力籠罩下，他“留傳了一線可貴的抗議精神，在進步思想的潮流中處於承啟的地位”。[109]
針對有些學者將戴震哲學的啟蒙性質與儒家思想對立起來的觀點，劉清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戴震哲學中的儒家因素與其啟蒙傾向並不相互抵觸。18世紀中國社會的曆史發展，決定了戴震隻能在對先秦儒家傳統，尤其是對孟子哲學的某些具有古代民主人道精神的合理思想展開創造性解釋的前提下，提出他的那些富含啟蒙意義的進步觀念，從而透露出啟蒙的晨輝。戴震哲學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哲學向近代哲學過渡轉化的重要環節之一。[110]
第二種觀點認為，戴震哲學中含有啟蒙主義思想因素，但不宜評價過高。如侯外廬先生在《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中指出，戴震的“人等於我”的社會哲學思想“反映了市民階級的要求”，“在這一點上，他複活了17世紀清初大儒的人文主義統緒，啟導了19世紀的一線曙光”。但這是一道微弱的光，並非是“新哲學的建設”或“哲學的中興”，戴震哲學“不是清代哲學的建設者，尤其他的觀照論與唯知主義思想，仍然是唯心主義的傳統”，並非“清代學術的全盛期，而僅僅是清初傳統的餘緒（極小程度的發展）”，並且“僅僅是在有限範圍內對清初哲學的繼承”，而且他的哲學“沒有‘發展’的觀點，沒有‘實踐’的觀點，沒有勇敢追尋曆史前途的精神”。[111]薑廣輝同意侯先生的觀點，說道：“戴震屬於早期啟蒙思想家，對其啟蒙意義不宜估計得很高，說他‘啟導了十九世紀的一線曙光’，是比較準確的。”[112]他又進一步地補充道：“戴震是古代性理哲學的最後一位思想家，也是近世啟蒙思潮的先驅者。”戴震哲學是“披著‘經言’外衣的啟蒙學說”，其特點是：對理學的批判與對封建特權的批判緊密地結合起來，建立起具有人道主義意義的人性理論，提出了具有近代性質的形而上學方法論。[113]
由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一書的作者群認為：戴震“有某些朦朧的啟蒙思想”，但他“還沒有脫離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因而也就不能根本擺脫封建的傳統的意識形態”。[114]李錦全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戴震並不是一個自覺的啟蒙思想家，他並沒有要改變封建製度的認識，也沒有預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到來，隻是在客觀影響上他的某些觀點對近代學者會起到一些啟蒙作用。”[115]楊憲邦等人則認為：“戴震對程朱學派‘理欲之辨’的批判是尖銳的、深刻的，其中包含了某些朦朧的啟蒙思想”。但是，戴震也沒有擺脫地主階級的立場，其目的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116]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戴震哲學仍然屬於中國古代哲學，戴震仍然是一位“樸素唯物主義者”，戴震哲學中包含有近代思維因素，但不占主導地位。
周兆茂從中西方近代啟蒙思想共同特點的新理論認識出發，對戴震哲學的啟蒙性質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啟蒙哲學具有兩個共同特征：第一，高揚理性主義精神，強烈批判中世紀的宗教蒙昧主義；第二，高揚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強烈批判封建專製主義。從這兩個標準來看，戴震對程朱理學的批判與近代哲學所提倡的反權威、反傳統的批判精神是一致的，但使用的武器是孔孟之道，並非近代唯物主義哲學，“無論從形式上和內容上來看，都不能歸入徹底反權威、反傳統的近代啟蒙思想範疇”。戴震終其一生，都對程朱的人格十分尊崇，因而其反傳統反權威的精神是有限度的，而無法與李贄、傅山、顏元等人相提並論；戴震雖同情廣大人民群眾，但與封建統治者不即不離，具有種種“庸人”氣息，“不僅與西方啟蒙學者大相徑庭，而且與何心隱、李贄、顏元、傅山等中國啟蒙學者反對封建專製的立場也是無法比擬的”[117]。
對於上述低調的評價，學界也有人持反對意見，如孫振東等認為，戴震是18世紀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我國啟蒙思想及運動的先驅者，對中國哲學思想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有著光輝的曆史地位，侯外廬等人對戴震的評價有些過低。戴震雖處於清朝統治相對穩定的時期，但在這一相對穩定之中也包含了劇烈變革的契機，其哲學思想正是當時階級鬥爭的反映，對阮元、焦循及以後的譚嗣同等的思想也有影響。孫氏認為戴震的思想反映了當時階級鬥爭情況，這一觀點中有拔高戴震思想啟蒙意義的地方。[118]
第三種觀點認為，戴震是18世紀進步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但在其哲學中不含有啟蒙主義思想，如杜國庠認為，戴震哲學是“披著‘經言’外衣的哲學”，其本質屬於進步的唯物主義，《疏證》是“近三百年的哲學傑作”。[119]這一觀點，與20世紀前期馮友蘭將戴震視為“清代道學的繼續”，以及錢穆的相關觀點頗相類似。也有學者直接指出戴震哲學“不具有近代啟蒙意義”，因為“近代西方啟蒙運動主論個性的自由發展，這是近代思想的啟蒙的本質特征”，而“戴震對後儒的批判，使用的武器不是個人主義與民主主義，而是‘無欲’之欲。……他未否定人治思想，也未否定無私觀念，這決定了戴震缺乏近代啟蒙的思想基礎”。[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