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章中要討論的問題是夜間與城市的關係。夜間喚起了一種在“最後的邊界”的概念中被擬人化的狂暴和任性氣氛。另外，一種令人興奮的夜生活被認為是現代城市必不可少的愉悅，24小時城市通常被認為是世界主義的必要條件。事實上，在最後一章裏考慮的咖啡供應和這裏考慮的夜生活，通常都被看作最時髦的城市標誌。這表明，有一定的設施，有與之有關的選項或可能性的選擇，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世界主義不可缺少的語法。特別是因為康德所說的世界主義與和平的聯係，擁有咖啡和夜生活為何能夠促進城市的和平(它的“文明化進程”)。讓我們更深入一步，酒精飲料、煙草、性行為、營業時間和不容爭辯的熬夜權問題，這一切都是各自解釋的場所。在那裏，想讓夜晚平靜下來的願望與維持其任性的願望相衝突，這是不同聲音之間為控製城市的解釋手段而進行鬥爭的一個特征。
這個問題要求我們思考夜間的觀念，當然，還有白天的觀念，一個觀念往往首先根據它為何與其他東西有所不同來理解它是什麽。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考慮的是白天和夜間之間的這種關係。接下來，我將列出一些通常表達的白天和夜間的正常用法，目的是打破這些慣例，以便使人們看到有關白天和夜間邊界的爭端以及它們之間關係的模糊性。假如，一方麵，白天和夜間似乎在集體生活中表現為簡單的慣例，作為標誌，而不是別的什麽東西；另一方麵，白天和夜間在集體生活中似乎作為真正的區別而存在，那麽,它們之間的關係就作為一種聚焦集體能量和問題一解決的真正秩序而存在。
要記住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在思考諸如夜間這樣的概念時，無論以其名義進行的行為如何，它的社會意義的一部分都是表達一種社會事實或行為過程的期待環境。雖然我可能不是一個星期天的信徒，但上教堂是星期天的意思之一。也就是說，可以確信無疑，如果我碰巧發現自己某個星期天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小鎮裏，那一天的部分含義是，它要求我(在某種意義上，塗爾幹稱為“外部的”和“強製的”)按照上教堂的相關性來定位我的存在，不管我對這個問題是怎麽想的。我們對城市的很多了解都是這樣的，因為我們知道24小時的不同時段意味著什麽,在某種程度上，當在這些時候造訪這些空間和場所時，我們會期待有某些事情發生。我們也看到了，夜晚和白天並不僅是同質性的範疇，就像下午5點的時候告訴我們這是介於白天結束和夜晚開始的一個中間時刻，在北美卻被認為是“雞尾酒時間”。更有趣的是，把這樣的中間時刻看作醒著的時刻：這樣黎明是白天的覺醒，黃昏也是夜晚的覺醒。因此，黎明和黃昏是同一問題的兩種不同形態，這是一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白天和黑夜的問題，這些方式有助於我們思考白天和黑夜之間的差異，因為日出和日落會導致與當下時間的不同現象學關係及其他打破沉睡的能力。
正如白天和黑夜被理解為不同質的範疇一樣，我們也經常認識到，作為範疇，它們在影響中不斷地被提出和被打亂，常常**我們著迷於它們的靈活性，我們通常很難知道，如說黑夜從哪裏開始和結束，在那裏，每一種反作用都溶解到另一個反作用之中。我們通常很難知道，比如說夜晚的開始和結束，也很難知道它們彼此在哪裏消解。人們常說技術可以忽略白天和黑夜之間的區分，因為它減少了這些差異之間的不連續性。或者，人們說在家裏工作——白天或晚上——這樣就模糊了這些界限，使黑夜往往看起來像白天一樣。但是在這方麵，夜晚可能更難對付，因為很難想象白天會看起來像黑夜一樣。有些人可能會認為白天睡覺就是一種夜間活動，並且通常是在夜晚結束時開始睡覺。這就是說，黑夜的決定性特征可能就是與睡眠的鬥爭，它掙紮著過著無眠的生活。
也許，黑夜具有一種特殊的性格，顯得比白天更加不屈不143撓。也就是說，如果夜晚有規律地複製白天——假如它有這種力量——那麽很難把白天想象成能夠模仿黑夜。用希臘人的慣用說法，我們可以說黑夜(Night)是一個神。從這個意義上說，黑夜和白天與城市的關係問題的一個說法，可能就是這樣一個提問，大城市的夜晚是不是不可(被白天)模仿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與這種差異性可能消失或模糊的其他城市相比，它是否更具有神性。
黑夜與白天的關係
如果不借助提出這個問題的標準，我們如何區分黑夜和白天?每個談論夜晚的人都認為這種知識是不言自明的，我們沒有資格挑戰這種信心。這是聖奧古斯丁《懺悔錄》中的敘述者的相同立場，他注意到了我們社會性地處理時間觀念的“矛盾”:“那麽,我們怎麽能夠測量它呢?盡管如此，我們確實測量時間”(Augus-tine,1961,Book xi,27)。社會成員生活在這種矛盾中並且解決這種矛盾，這表明我們可以在各種形態中觀察到一種集體問題一解決的方式。
我們在晚上可以得到什麽在白天得不到的東西呢?這個問題常常意味著，夜晚的獨特性，使一個城市因為這種魅力而變得特別，提供了白天缺少的某些東西，從而使它在具體細節上與白天不同。然而，事情並不那麽簡單，因為當白天和黑夜被看作相似的時候，城市往往被看作是特別的。想一想“我們在晚上能得到什麽在白天能得到的東西”。在這裏，“任何東西和一切東西”的答案，實際上都可以通過消解時間之間的邊界誇大城市的明顯的都市性質。
我們根據城市的白天與黑夜究竟如何不同來顯示一個城市的特征，就像我們聲稱在夜間獲得機會而白天被剝奪了機會的時候一樣。但是，又一次提出“24小時城市”的想法表明，黑夜和白天的界限是模糊的，同樣的機會存在於不允許我們把兩者區分開來的方式中。世界上的大城市是要讓夜晚與白天相似，還是要使白天和黑夜能夠彼此保留一些各自的東西呢?在城市裏，白天和黑夜之間存在著什麽樣的關係呢?想象一下，這就像一個自我和一個他者之間的關係，或者兩個自我之間的關係，是白天主宰黑夜還是黑夜主宰白天，就像在主仆關係中那樣，還是因為相互作用而變得相等呢?這些排列會產生複雜而有趣的問題，因為在晚上 144提供白天能得到的一切的城市是否就更具有都市性，這一點並不完全清楚。
似乎自相矛盾的是，在一個可以晝夜不停地得到任何東西的24小時城市裏，無論是黑夜還是白天都可能失去個性。再說一遍，在白天和黑夜看起來是不可調和的對立麵的地方，它們可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意味著某種東西，也就是說，白天和黑夜可能擁有“不同的身份”。在這樣一個城市裏，白天和黑夜是不可比擬的對立麵，以至於它們的凝聚力可能會受到威脅。白天和黑夜關係的同一性或者差異性是把城市分為兩部分(白天的城市，夜晚的城市),還是強化一種消解這些時刻的分離性的統一性呢?我們可以問，在一個24小時城市裏，白天和黑夜都是誘人的欲望客體嗎?我們經常用這種方式來談論一年四季，比較季節的模糊性之處(一年四季的夏季，一年四季的冬季)與季節分離和可以辨別之處。
通常對這種關係的各種解釋都拒絕統一性和差異性的極端，假設有一種受到社會規範、營業時間和晝夜節律限製的勞動分工。這些解釋表明，這種區分受到群體的狀態、習俗和習慣等條件的製約。這些看法通常所提供的是這種關係的有限案例，所表達的東西似乎這些夜間話語的形象就是整個故事。請注意，如果白天和黑夜由於相互對立而不同，那麽白天就不會有任何積極的內容，這是因為它純粹不存在黑夜(not-being-night);相反，夜晚沒有任何積極的內容，這是因為它純粹不存在白天(not-being-day)。無論黑夜還是白天都純粹是它的對立麵，因此，兩者都受到非存在(non-being)的限製，也就是說，通過提出這個問題“要成為黑夜，黑夜必須是什麽(對白天來說也同樣如此)?”盡管我們不打算(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這是我們探詢這個問題的一個方法。
通常白天和黑夜似乎彼此期待著與生活的關係。白天被看作醒來之後的開始和工作完成時的結束，夜晚則被看作工作之後的開始和醒來之時的結束。但是，這有可能把醒著看作屬於白天，而夜晚有它自己獨特的醒著。我們知道這一切是多麽不準確(我們在夜間工作，白天睡覺),並且為了把這些差異性當作社會事實進行持續的觀察，往往把這些例外當作研究項目(研究夜間經濟，研究無所事事)。然而，越軌行為僅僅因為它們的預設而被看作是有趣的。如果工作和睡眠的界限經常被打破，我們就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來看待白天和黑夜的界限，如根據其各自的和特定的起點和終點。正如我們前麵說過的，白天和黑夜各自都有自己的和特殊的醒著(黎明，黃昏),各自都應該有自身的和特殊的終點，就好像有一個白天和夜晚都是不可分割的必死性的概念，使我們能夠理解每一個都與其生死周期有關。讓-呂克·南希把“存在”說成是一種醒著，一種“出身的在場”,這一種是重生的喜悅(Nancy,1993a,1-57):快樂，歡爽，到來，具有誕生的感覺：感覺到無窮無盡的急迫感(Nancy,1193a,5)。
如果我們把黑夜和白天理解為相同的，即理解為參與覺醒的概念，那麽我們可以開始把各自的特殊性理解為一種不同的出生的在場形態。也就是說，我們為何通常被解釋為在白天和晚上獲得重生?不，我們為何在晚上而不是在白天獲得重生(如在夜間解放的看法中),但更準確地說，與各自相稱的重生是什麽樣的?並且，如果這個問題引導我們去探究醒著的形式——出生和死亡的形式——開始限製了黑夜的概念，難道我們不是處在把黑夜(和白天)當作有分量和有價值的區分或社會形態來對待的途中嗎?(而不是當作不斷相互消解的不明確的區分，也就是說，作為符號，而不是別的什麽東西)。
我們可能會問，在開始使都市性的力量變得透明的社會實踐中，黑夜是如何被定位的?城市生活中的社會實踐如何提供機會，讓我們把集體與黑夜打交道的形象看作一條獨特而具體的通道?我們如何才能開始收集這種與城市的基本問題有關的不同話語聲音呢?(有些人會說，犯罪和安全是夜間的慣例，但這隻是冰山一角。)
暴力的夜晚
在赫西奧德的《神譜》中，天神(男人)對與地神(女人)結合而生的孩子的仇恨導致他對他們施行暴力，而不是通過把他們隱藏在地神的肚子裏獲得白天的光明(Hesiod,1953,Ⅲ,154-210,57-59)。由於剝奪了後代的白日之光，即造成了失明，黑夜被看作最初的暴力行為(第一次暴力行為)。
黑夜的失明是一種(沒有光)生活在地神肚子裏的生命。赫西奧德描述了黑夜女神的“陰沉黑暗的區域”,她在“陰冷的房子”中間為所有“進入大門”的男人放置了這樣一個“張開的裂口”,“他會被一場又一場的暴風雨無情地拋向這個和那個方向——一種連神都會害怕的神秘”(Hesiod,1953,XI,736-819,74)。然而，146夜神的黑暗性不應掩蓋她的生育能力，因為她喚起了想象的力量。
夜神生了可惡的毀滅之神、黑色的幽靈之神和死神；她還生下了睡神和夢囈神族
——盡管沒有跟任何男人同睡，但黑暗的夜神生下了所有這些神接著她生下誹謗之神、痛苦的悲哀之神，還有命運之神，毫無憐憫之心的複仇之神：正是這些女神記述了男人和諸神的罪過，她們從不停止憤怒，直到把懲罰降臨在罪人的頭上。
可怕的夜神也生下了折磨男人的複仇之神，然後是欺騙之神、愛神，可恨的老年神和頑固的衝突之神(Hesiod,1953,v,211-336)。
黑夜使人類遠離光明，籠罩在一個深淵的陰鬱的黑暗之中，產生了令人恐怖的分離和不安，即便對諸神來說也仍然是一種神秘。黑夜是想象的區域，既產生了越軌(犯罪)的夢想，也產生了對違法行為(愧疚、羞恥)負責的神；創造了愛，也導致了衝突。黑夜之神的陰森之家掌控著黑暗的中心。請注意，在社會學中，人們通常是怎樣根據犯罪和安全或者越軌和治理來談論黑夜的，而赫西奧德卻引導我們把這些擔憂看作是由夜晚引起的。赫西奧德讓我們追問，讓這樣一種想象性結構變得引人入勝的，究竟是黑夜的什麽東西呢?
自由時間
黑夜的危險是與自由時間相等的一種功能，根據這種自由把它的主體定位為容易受到傷害的。這並不一定是真的，但是仍然值得檢驗。因此，考慮到被歸因於黑夜的**，我們可能會思考為什麽烏托邦式的作品隻是順帶提到它的問題。在談到烏托邦的公民時，托馬斯·莫爾說：“他們晚上8點上床睡覺，睡8小時。24小時裏的其他時間都可以自由地去做他們喜歡做的事情——不要在無所事事或自暴自棄上浪費時間，而是要在一些意氣相投的活動中好好利用它”(More,1965,76)。注意，在晚上他們不能“自由地做他們喜歡做的事情”,因為他們被迫從晚上8點到淩晨4點睡夠8小時。雖然有6小時的工作日，在1天中斷斷續續地給他們空閑時間，但是規定要在晚上睡覺，大概是為了讓他們為第二天的工作而休息。
夜間生活得到允許，是因為自由時間的適度使用被認為是一種美德，是自我管理而非“自我放縱”的公民的標誌。這種自我管理被認為是需要考驗的，在空閑時間釋放出“破壞性”**的時候，無所事事就會加劇人們的天然脆弱性，使他們暴露在最糟糕的環境中。因此，夜間的**就不是它本身所特有的，而是對自由時間而言的，如果白天和黑夜在工作日程上被顛倒了，那麽白天就會像晚上一樣具有強烈的**力。請注意，盡管自由時間(閑暇)與醒著的關係和出生感之間的聯係還沒有得到探討，但是，因為一個持久的集體生活主題利用了休閑與醒著的聯係，並以增強而不是破壞的方式變得更加富有活力。這個有爭議領域中的夜間場所仍然有待於進一步闡述。
如果回想起赫西奧德的黑夜之神的故事，我們就會看到它與越軌行為的聯係。對於自由時間話語中的不同聲音所引起的這種**表明，在自由時間裏感到害怕的東西就是越軌行為。自我放縱的越軌性(transgressiveness),被更多地解釋為是無所事事，也可能是由於(比如說)讓-呂克·南希所想象的醒著和重生而引起的。因此，我們可以提出，與烏托邦式的思考相反，自由時間的機會可以被想象為一種由於越軌行為而具有創造性的**。
夜幕降臨的時候，我回到家裏，進入書房；在門口脫下沾滿泥土和灰塵的衣服，穿上高貴典雅的衣服，再穿得更得體一些，進入古人的古老宮廷。在那裏，我受到他們的喜愛，吃了那些隻屬於我的、生下來就喜歡的食物，不難為情地與他們交談，問他們行動的原因，他們好意地回答我；在4小時的時間裏，我不感到無聊，我忘記了每一個煩惱，我不怕貧窮，我不怕死亡，我完全把自己交給他們。(Machia-velli,1961,no.137,142)
馬基雅維利列出的夜間的**及其自由時間是他需要平息的困擾，羞愧、無聊的心煩意亂，對貧窮和死亡的恐懼，都是他通過把自己交付給別人的思想和聲音的遊戲——交談來克服的一係列執念——他通過詢問和得到別人的回答而“進入”這些交談。人們通常把馬基雅維利稱為現代社會思想的奠基人之一，馬基雅維利致力於通過使他的黑夜變得更富有生產性抵抗自由時間所帶來的弊病。但是，生產性在兩方麵是越軌的。它重塑了希臘人對黑夜的黑暗性的看法，它更新了勤勞利用自由時間的世俗版本。馬基雅維利的“解決方案”通過想象一種善意的社會關係，遭遇到赫西奧德的“黑暗和陰鬱的”力量(黑夜的醜),它抵製了莫爾對夜間用途的苦行僧式的譴責，他認為夜晚的用途是“自我放縱”和“無所事事”,而實際上是穿著“真正的長袍”和享用“隻屬於我的”食物，目的是把當下的時刻更新為美好的良宵。在一舉一動中，馬基雅維利通過炫耀被烏托邦排斥的自我沉迷抵抗對深淵的恐懼。我們可以說，馬基雅維利通過把越軌行為轉化為一種儀式行為破壞黑夜的集體表征。在這裏，我們開始瞥見儀式化夜晚的再創造。
等待
自由時間讓我們考慮與等待現象有關的時間流逝。白天和黑夜的等待有什麽不同呢?我們可以說，白天期待著黑夜，黑夜也期待著白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正確的。從表麵上看，白天似乎是在等待黑夜或工作之後發生的事情，而黑夜似乎是在等待白天或睡覺之後發生的事情。這種解釋把白天和黑夜的性質視為理所當然的，通過暗示工作和睡眠的流行隱喻之間的對立來闡述它們之間的關係。在這裏，它們各自期待的東西完全就是當下的解脫。我們隻有通過理解等待(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才能更新這一“黑暗和陰鬱”的看法，使之成為一種與如其所是的當下相遇，而不是與非其所是的當下相遇。白天和黑夜難道不等待它們自己的醒來嗎?回顧赫西奧德、托馬斯·莫爾和馬基雅維利之間的假設**流，我們可以把這種相遇的場景定位為夜間醒著的辯證法，黑夜裏的自由時間的更新，發生在馬基雅維利麵對危及自我著迷的夜間暴力和克製時的自我覺醒之中。他通過閱讀的儀式來持續夜晚時間，冒著“深淵的風暴”(黑夜的幻想)重新創造一種社交生活，這實際上是在嘲弄上帝，使他變得更糟，因為他在一種驕奢**逸的儀式中炫耀專注和沉著(see Bataille,1985)。
我們可能會提出一些問題。是城市從枷鎖中解放了夜晚?還是夜晚把城市從枷鎖中解放出來了?抑或兩者兼而有之?我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城市隨著夜晚的到來而發生變化，為公共空間的生活體驗創造各種各樣的機會。黑夜以多種方式擴展著城市生活的可能性。相應地，城市有助於黑夜實現某種獨立性或自律性，通過讓人們參與進來，城市或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強人們享受城市之夜的能力。在這裏，我們可以談論正義，城市是通過夜晚伸張正義，還是通過平庸或者對任性的過度管理而扼殺夜晚呢?
一些城市有所謂的“夜生活”(燈光、娛樂、便利設施),但是，並沒有太多別的東西，或者，在巴塔耶看來，沒有對“盡可能大的損失”的期待(Bataille,1985)。在許多情況下，這樣的夜晚隻有在與單調的白天進行比較時才是特殊的，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規則的例外，表現為對單調乏味的越軌。其他城市，如紐約、柏林和巴黎，都有絕妙的夜晚，人們期待這些夜晚比白天變得更加美好。在這些城市裏，夜晚並不是依靠與白天的差異性而活著，而是增強白天的豐富性。在這樣的大城市裏，不必等到夜晚才把我們從白天裏解救出來，因為白天本身就充滿了事件性，白天和黑夜並不以犧牲彼此為代價。法國電影《白日美人》(Bellede Jour)和《午後之愛》(Chloe in the Afternoon)就專門把白天的重生描述為富有事件性的。這表明，這樣的城市並不依賴於白天的優勢，相反地作為一種差異性，作為醒著的另一種形態。在這裏，我們能否把黑格爾關於揚棄(aufheben)的原則用在一個假設的形式裏?城市越大，白天和黑夜之間的對立就越有可能被取消，但是差異性保留了下來。也就是說，白天和黑夜之間的差異性必須存在，但不是一種對立關係。
擁有一種夜生活是不夠的，假如像一種商品被占有，而不是以滋養和激活白天的方式被吸收到城市的血液之中；擁有一種夜生活並不很美妙，假如僅是因為所對立的白天的尋常性而表現出色。這就是說，城市需要有可能越軌的白天，而不是把越軌行為留給黑夜。倘若一座擁有夜生活的城市不需要有比越軌的白天更多的東西，那麽意味著隻有白天具有活力時黑夜才能保持神聖地位；意味著黑夜需要白天，就像白天需要黑夜一樣。這種反思引發了一些關於世界主義的有趣問題，在白天的創造性可能更難，讓白天變得有趣可能也更難。因此，我們不應該倉促地接受24小時的世界主義城市模式。倘若任何一個城市都能夠擁有一種夜生活，用蘇格拉底的話來說，那麽擁有一種夜生活就並不那麽美妙。即使有夜生活總比沒有的好，但從這個意義上說，有些城市是世界性的，它們的夜晚沒有任何挑戰，也沒有任何風險，也就是說，在沒有任何損失預期的情況下，卻有安全的和有保障的狂歡的夜晚。(例如，充其量，在那裏，我們聚聚會或喝醉酒，丟失錢包，打了一架，遇見一個人，去看一場表演，但總是在有限的同一個圈子裏。)
睡與醒
如果白天和黑夜都可以說是在等待自己醒著的形式，那麽白天與完全清醒的聯係以及晚上與睡眠的聯係是有限的，因為醒著和睡著都與直接性或者被給予的東西具有不同的關係。
睡眠是靈魂沉浸在無差別的統一體中的狀態。醒著是靈魂進入與這種簡單統一體相對立的狀態……。它可以……說醒著是由主體性突破心靈的直接性形式的閃電所導致的。(Hegel,1971,67)
在這段引文中，黑格爾把白天和黑夜看作兩種不同的閃電，兩種“主體性”突破“心靈的直接性”的不同方式。然而，黑格爾說，我們把睡眠看作靈魂的無法區分性的狀態是“自然的”,就好像“黑夜掩蓋了事物的差異性……日光卻允許事物的差異性呈現出來”(Hegel,1971,68),仿佛白天是突破黑夜直接性的閃電一樣。根據這種“自然的”觀點，黑夜就會顯得更加貧乏，因為缺乏它自己的醒著。
模糊地說隻有在清醒的狀態下人類才會思考，這也不足以解決這一區分。因為從總體上說思想是人的本性內在固有的，所以人總是在思考，甚至在睡眠中也是如此。在每一種思維形式中，在感覺中，在直覺中，就像在圖像思維中一樣，思想仍然是基礎。到目前為止……因為思想是這種不確定性的基礎，不受睡眠和清醒的改變所影響；在這裏，它並不完全構成相互交替的一麵，而恰恰相反，完全是普遍性的活動，不受它們二者的影響。(Hegel,1971,69)
如果我們總是在思考，睡眠和清醒就表達了兩種不同的中介關係，並且以在夢中堅持“理智和理性”的方式彼此獨立存在(He-gel,1971,69)。黑格爾如此毫無保留地把夜晚與睡眠等同起來，以至於我們無法把黑夜的力量和自主性當作一種社會形態來把握。也許更有趣的是，這意味著在夜間主體性的“閃電”就是失眠，因為夜間隻是作為失眠才存在。因此，我們可能會追問失眠中的“在場的出生”。
有一個拒絕睡眠的可敬的先例，它既不是基於無所事事也不是由於生產性的缺乏。這個“可敬的先例”源於蘇格拉底在《斐德若篇》中針對中午睡覺的警告。他談到了蝗蟲偽裝成繆斯，有嘲151笑同伴的習性，假如它們屈服於睡覺而不是對話的**的話。
如果它們看到我們像很多人一樣，不是在交談，而是沉睡著，它們會怎麽說?……被它們的聲音所吸引，懶洋洋地想不起來?難道它們沒有權利嘲笑我們嗎?它們可能會想象我們是奴隸，在它們的某個地方休息……就像綿羊躺在睡夢中一樣……但是，如果它們看到我們在說話，就像奧德修斯駛過它們身邊，對它們的**之音充耳不聞，它們也許出於尊重，把它們從神那裏所領受的禮物賜給我們，把它們傳遞給凡人。(Plato,Phaedrus,302)
雖然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談到了在中午與睡眠作鬥爭，但是，沒有理由為什麽是白天而不是夜晚所特有的，從失眠中掙紮出來才是問題所在。與失眠的生產性關係會是什麽呢，是白天還是黑夜?如果是白天的問題，中午12點的問題是失眠與睡眠的**作鬥爭，那麽,正如蘇格拉底所說的，晚上的掙紮可能就不是與睡眠，即與保持清醒而不是與睡眠作鬥爭，而是與過度的失眠**作鬥爭，這是一場推論性的而不是歇斯底裏的鬥爭。黑夜是失眠自我掙紮的區域，存在著睡不著之間的真假關係的差異性問題。夜間的失眠誘發了歇斯底裏，在這方麵，我們需要確立一種推論性關係。晚上害怕的不是睡眠，而是睡不著的瘋狂，失眠的幽靈肆無忌憚，什麽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在這段對話中，黑夜是這樣的時間，即失眠最劇烈地麵對著控製自己的問題。
有比這個對話更深刻的東西，因為它表明，當黑夜被睡不著和睡眠之間的差異所困擾時，它就如蘇格拉底所說的像奴隸對待正午一樣對待自己：要麽睡著了，要麽醒著。但是，清醒並不是那麽美妙，因為就像那些在酒店大堂酒吧和休息室裏的人一樣，我們可以說他們最好的狀態就是他們沒有睡覺。相反，我們能否開始想象夜晚不僅是從睡眠中解脫出來，而是與睡不著本身的意義作鬥爭，即與做什麽和如何生活作鬥爭?從這個意義上說，夜晚的全球化及其在24小時城市中的出現，可能隻會產生蘇格拉底稱之為中午的那種夜生活，也就是說，夜晚與白天沒有什麽不同，它隻是以保持自己的清醒而感到自豪。
如果午夜和中午一樣都需要保持清醒，那麽午夜在失眠困擾的方式上是具體的，並且必須把失眠當作一種沒有限製的生活前景來治愈。柏拉圖關於黑夜的他者性的設想——因為需要在奴隸沉睡的時候保持清醒——要比注意到它試圖在中午保持清醒更加深刻。在這方麵，一個真正的夜晚就不得不與午夜幹什麽的問題作鬥爭，不是與是否要睡覺，而是與如何生活作鬥爭的問題。
失眠症
如果在某種程度上，失眠症被看作一種疾病，那麽它現在似乎與進步有關。對城市而言，這意味著一種建設性的而非歇斯底裏的緊張性能量或不安。失眠症開始描述一個永不睡眠的城市，一種“發達的”夜生活被看作一個進步的標誌，完全像新的建設舉措和藝術活動一樣。在談到柏林時，有一名記者驚歎道：
這使那裏正在發生的事情更加令人興奮——現時代城市規劃中最偉大的實驗是在藝術和夜生活中正在匹配一種同樣令人振奮的能量。白天，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漫步於著名建築師的建築之中，穿行在一係列非凡的畫廊中。到了晚上，你可以穿行在設計師酒吧、雞尾酒休息室和夜總會之間——盡管漫步可能更加接近目標，因為在一個真正不眠的城市裏，沒有關閉的時間。(Pietask,2000)
沒有關閉的時間的說法，從不睡眠的失眠城市，當然是一幅24小時城市的圖景。顯然，“關閉的時間”意味著限製性，而不是保持清醒、推遲睡眠的機會的無限性。城市改變了家庭和睡眠的狀態，使之成為我們想要和選擇的東西，而不是被迫接受的必需品。我們可以選擇不睡覺的生活，這讓我們想起了沒有死亡的生活幻想，睡眠的持續推遲就像永恒生命的夢想一樣，是沒有限製的夢想。使這種機會成為可能的城市就是自由和進步的城市，當然，也是市場的城市。
“10年前，每個年輕的愛爾蘭人的夢想就是到紐約去並且拿到綠卡”,克萊倫斯酒店一個時髦的聖殿酒吧區的營銷總監，艾利什·坎特威爾說……在都柏林舉行的聚會似乎取代了那個夢想。凱爾特之虎就是所謂的大繁榮。最好的時候是在晚上聽到它咆哮，有錢的新貴們聚集在俱樂部、休息室和酒店大堂酒吧喂它。“我們正在經曆的凱爾特之虎意味著人們確實有可支配的收入用於社交活動，而且能夠負擔得起所有這些高檔酒吧和俱樂部的消費，”塔拉·奧康納說，她不當女招待的時候，就會把都柏林變成場景。(Sander,2001,7)
沒有人會在睡覺的時候花錢，城市卻打開了夜晚的大門，使人們有可能度過不眠之夜，為人們提供一個消磨時光的機會，因此，人們可以在晚上消費可支配收入。在這一努力中，“高檔”的想法就變得有意義了。在整個進步世界中，在這些被解放了的大都會裏，新的夜間社交場所表現為“高檔”或“上檔次”的現象，在這裏，它們體現在設計師酒吧、俱樂部、休息室和酒店大堂酒吧裏。大都市打破了黑夜與睡眠之間的聯係，創造了一種允許晚上花錢的失眠症，讓人們有可能在新的場所裏進行社交活動，目的就是吸引那些認為自己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的人——上流社會——這一代人幸好有機會在夜間打發時光，而不是在晚上睡覺，他們可以利用夜間來加強社交能力。這就告訴我們，打破黑夜與睡眠的聯係就像擾亂私人化對城市的控製一樣。在選定的夜間活動場所裏，密集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使城市充滿活力，並擴大其社會權力。此外，在談到新柏林(“現代最偉大的實驗”)和“凱爾特之虎”時，有一絲自豪的聲音引起了人們的共鳴，因為那些原本想待在別的地方的人，現在可以待在屬於他們自己的家裏了。如今，這個城市有了一種夜生活。
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理解這意味著什麽。這個城市如今有了一種夜生活，意味著年輕人處於前所未有的地位，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上流階層和高端人士。城市有一種夜生活與其自我理解的革命直接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夜生活不僅僅是一種成為現代的機會。城市有一種夜生活，意味著已經準備好給年輕人提供拒絕他們的父母的機會，這種機會讓他們自己表現得摩登——表現得最時髦——在他們最具有生產性的時候。
今天，人們會說，城市的命運與夜生活息息相關。城市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的能力取決於保持開放、延長無眠的能力。在這方麵，城市需要使夜晚富有事件性，這通常體現在城市夜間活動的一覽表上，這些活動按藝術和表演進行分類，在那兒，富有事件性的活動性質總是根據一般類別規範化，一般類別把其定位為一種不會因夜間而受到危害的消遣。這些“名單”(經常出現在城市的報紙和其他媒體上)把夜間行程作為一個安全可靠的行為領域，不僅是為那些與高度自我認同有關的人，而且也為那些想要在夜間進行無傷大雅的試驗的人。正如馬克斯·韋伯指出的，為了確保資本主義的可預見性，法律上的可計算性是必要的，因此，我們期望夜晚變得讓人容易理解，不僅通過治安和安全措施，而且因為集體需要使城市環境成為一個社會行為和實踐的組織，人們可以單獨或一起在他們可能把其定位為獨特和重要的場所中進行活動和實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理解城市是在描述自己、書寫自己、用描繪夜晚的方式展示自己。
夜晚是通過描述在時間和地點上所進行的活動來保證的，這些活動的目的就是促使人們放棄睡眠，努力加入循環的混合體中去花錢，在一種黑暗景觀裏的有燈光的空間中成為其他人中的一員。在選定的時間進入活動和空間的時候，城市的方法論所遵循的是這樣的承諾，晚上出來會產生一種差異，無眠的延伸和失眠的經曆會讓它自己意識到付出代價是值得的。在這裏，如果餐館、電影院、酒吧和休息室承受著午夜之前的夜晚的負擔，那麽城市的各種場景及其午夜之後的劇目總是許諾會強化人們的體驗，因為午夜之後隻有堅定的人才會留下來。不用說，都市的活力是積極的或消極的，是一種被利用的資源和機會，城市的創造力和商業之間的這種混合體成為我們需要參與的一種社會現象。
對於一種真正的而非虛假的夜生活，我們必須理解的是，午夜並不是夜晚的結束，而是開始。在柏林這樣的城市裏，人們能夠以其他城市不可能的方式開始其深夜的活動。城市延長夜晚，並且可以通過各種方法保持一種公共生活，讓人們晚些時候才出來開始公共生活，並在外麵待更長的時間。對任何一個城市來說，這都表明了一個重要的經驗考慮，它怎樣體現其夜晚的開始和結束呢?對柏林來說，重要的是康德大街上有這樣一家喝黑咖啡的咖啡館，吸引著來來往往的人們。但是，我們必須明白，柏林的深夜和漫長的夜晚與新奧爾良不同，我們已經注意到了不間斷的夜晚，因為一個從深夜開始的夜晚與一個永無盡頭的夜晚是不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午夜之後的生活的多樣化，對於城市表現為一種真正公共的而不是專門化的場所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它是一個能夠吸引多種類型而不是某個有限圈子的城市。在城市裏，夜晚的想象性特征在某種程度上引起了物質性的共鳴，在伍迪·艾倫關於紐約的評論中，夜晚的城市被看作一個人們可以在淩晨4點喝到酸辣湯的地方，因為重要的不是在喝湯，而是知道這是可以實現的。在某種程度上，夜晚在這個城市裏意味著午夜之後存在著活力的跡象，這關係到我們知道和相信把城市看作一個場所的問題，關係到賦予城市形象以某種程度的現實性的問題。這並不是說，人們可以在淩晨4點喝上酸辣湯，也不是說這裏的白天和黑夜都一樣，而是因為酸辣湯在24小時裏都有供應。雖然我們可以隨時得到它，但是在晚上能夠得到它，所說的意思是夜裏有些特別的東西，縱使人們可能在白天也可以擁有。這意味著，在這個城市裏，對許多人來說，這樣的夜晚有一種好客的感覺，如果他們選擇使用它的話，不隻是限於性工作者，還包括一些渴望分享不眠之夜的用戶。
延長黑夜、維持無眠的努力所引起的張力，必然會與白天的需求產生衝突。可以預見，這種張力在頑強的德國人和他們的首都柏林中是最為明顯的，柏林以其似乎危及白天景象的方式不間斷地保持它的夜間開放。因此，柏林人越來越發現，由於夜間無眠狀態的延伸，他們無法為第二天的工作做好充分的準備。然而，這些柏林人卻想從不眠之夜中得到快樂。他們麵臨的問題——如何二者兼得呢?--可能是如何擁有一切問題的微觀版本?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柏林似乎已經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創業解決方案。
穆克蒂·雷爾斯有一個問題。她想參加派對。但是，就像德國的很多人一樣，她很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工作。“我在一所私立幼兒園工作。明天，我8點開始上班，重要的是我適合這個工作，因為我不想凶巴巴地對待孩子們。”這就是她為何上周二來到庫爾斯滕達姆的一家先鋒派俱樂部的原因，它利用最新的熱潮來衝擊柏林不斷變化的俱樂部場景。當穆克蒂和她的朋友走到舞池時，仍然有陽光透過窗戶照射進來。這股熱潮始於去年10月……是一個叫煉獄的機構組織起來的。“有一天，我們正納悶為什麽有趣的派對都這麽晚才開始，為什麽第二天人們在辦公室裏會感到不爽，”老板亞曆山大·舒爾茨說，他擁有了“下班後”這個詞的版權……不要浪費了這個想法，而是要去跳舞，聊天，喝點兒東西——但隻一點點兒——然後適時離開，睡上一整晚，第二天早上醒來精神飽滿……“我喜歡跳舞，但我不喜歡等到半夜才跳，”一個失業的軟件顧問說……在俱樂部的另一邊，5個年輕的母親圍著一張桌子坐在一起。“我們本來要去參加家長會，但是我們決定錯過它，而來到了這裏……我們很高興它這麽早就開始了。上次我們去參加一個聚會的時候，直到淩晨一點半才結束，如果你有孩子的話那就太晚了”。(《德國學會有如明天一樣的聚會》,《衛報》,22 April,2000)
雖然晚上仍然是一樣的，但他們決定把通常在晚上進行的活動重新分類，跳舞和聚會，因為把它們當作“下班後”的活動，他們可以回到家裏度過一個更喜歡操持家務的夜晚，而不會有令人陶醉的失眠症風險和不規律的影響。解決辦法——把夜晚適度地當作跳舞的時間，聊天和喝一點兒酒的時間——重新引入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如果這些活動在技術上得到了處理，那麽夜間就可以是一個清醒的時間。因此，人們一直擔心夜晚的興奮及其氛圍會向人們提出要求，對於那些成熟又富有創造性地想調節快樂和痛苦的人來說，在這裏，他們無法抗拒的是柏林試圖重組俱樂部場景所體現的東西，它以自己的方式告訴我們，自我放棄可以有自己的美。
城市有一種夜生活，最明顯的意義是一種公共生活，一種公共場合的生活，城市最終有能力吸引人們離開家庭領域——獨自或一起進入街道和場所。在城市的文化方麵，夜生活是吸引和動員人們的複雜機製的一部分，因為它能夠把他們吸引到戶外，讓他們把自己和別人看作為了無眠的生活而放棄睡眠的夜間部落。
這種夜間活力起初聽起來好像是針對邊緣性的、不守規矩的，或者所有那些不能入睡或不願睡覺的人，其原因是正常生活的變態。然而，高檔及其另類(地下)——它的消極麵——在城市的夜晚作為混合體而共存。這表明，一個城市對夜晚的普遍關注形成了一個它屬於誰的問題。這不僅適用於通常的範疇，而且適用於那些獨處的人和那些聚集在一起的人之間的持續的夜晚劃分，這一點總是在優秀小說裏被提到。我們聽聽讓·裏斯的說法：
行走在黑夜裏，黑暗的房子籠罩著你，就像怪物一樣。如果你有錢和朋友，房子就是有台階和前門的房子——可親的房子，在那裏，門開了，有人迎著你，微笑著。如果你很安全，而且你的根紮得很深，他們就會知道。他們恭恭敬敬地站在後麵，等待沒有朋友也沒有錢的可憐的家夥。然後，他們走上前去，在讓人等候的房子裏，皺著眉頭，心煩意亂。沒有殷勤好客的大門，沒有燈光明亮的窗戶，隻有眉頭157緊皺的黑暗。一戶人家，一個一個地皺著眉頭，斜眼看著，冷笑。黑暗的高聳的立方體，頂上兩隻發光的眼睛，冷笑。並且他們知道該向誰皺眉頭。他們和拐角處的警察一樣明白，你不用擔心。(Rhys,1939,18)
盡管我們可以從這一觀察中讀出很多東西，但是，在這一點上，我們隻注意到城市之夜的款待並不廣泛，也不包羅萬象，不僅是因為對種族、性別和階級的排斥性政策，而且因為所有那些不與他人相處的人。對於那些孤單的人來說，用波德萊爾的話說，對於那些能夠被他們在人群中的孤立所感動的人來說，對於那些能夠被夜間脆弱的匿名性所激勵的人來說，城市的這種冷酷無情會使他們變得更為孤單，不僅因為沉悶和重複，而且因為令人興奮的時刻。最重要的是，我們看到城市的夜晚，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公共生活，群體居住在一起，跨越不同的空間，這也是許多人以更有創意的方式進行私人交往的一種機會，也就是說，以各種更為突出的形式擴展和重新創造獨處，並且有時與他人獨處是件快樂的事情。我們認為，藝術家的這種創造性，在讓·裏斯本人身上，能夠在夜間的想象中得到集中發揮，把各種房子和城市照明擬人化成一種景觀，不僅讓她的人物感到可怕，而且成為她的藝術形象的靈感來源。如果黑夜能夠引起這樣的魅力，那麽,藝術就有能力通過單個的人把這種魅力轉化為一個奇異的事件，就像一個真正的個體所證明的那樣，夜晚的痛苦可以在集體生活中得到徹底的了解。
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那樣，不同的社交聚會控製著城市的不同地區，不同地區的滲透性也各不相同。盡管我們常常被**賦予某個城市區域的普遍可用性的想法以特權，仿佛24小時城市的空間相似物就是一個完全開放或透明的城市，但是，任何一個城市都必須擁有無法被滲透的空間。在某種程度上，與種族隔離等概念所表達的東西一樣，這些空間更為複雜。除了富人的飛地和窮人的貧民窟之外，地方性的韻味彌漫著城市，就像那些隻有長期居民才知道的隱蔽點一樣。任何一個城市的地方性特征，實際上連地方性本身的概念，都與一種隱秘的結構、隱蔽的聯想和殘留的遺跡密切相關，這些東西隻會有助於重申城市作為一個場所的獨特之處。盡管每一個城市都有世界主義的氛圍，但是其粗野和狹隘的俗氣必須作為不可磨滅的地方性蹤跡持續存在，即使不考慮世界主義的狂喜，這種蹤跡也會在夜間得到強化。這樣的蹤跡往往被表達為小說家的聲音，在這些聲音中，不僅把城市書寫為某種語境，而且書寫為某種屬於個人的東西。城市的影響力——其地方性力量的影響力——對文學的影響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說，曼徹斯特學派的這種可能性很可能導致它的占領和商品化成為循環係統的一部分，而這種循環係統標誌著文化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過程。
沉迷於當下的高檔生活，往往意味著過去被隱藏在他們的視野之外，作為剩餘物或遺跡持續地存在於他們的光圈之外。這些蹤跡，一方麵，持續存在於光線之外，光照的範圍之外；另一方麵，又持續地存在於陰影的形狀之中，不可估量的痕跡之中。這些蹤跡仍然在光線之外，但被反射出來，既傳遞不再存在的過去，也傳遞尚不存在的未來：陰影既反映了已經發生的事情，也反映了尚未到來的事情。我們能不能說，每一個城市都有它的陰影，它曾經所是的東西和現在尚不存在的東西都作為殘餘物困擾著當下，而當下對於城市魔力下的所有人來說又是視而不見的夜晚意義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呢?
如果上流社會和底層社會都焦躁不安，或者說至少對夜間的流動用戶來說是這樣，那麽讓·裏斯筆下那些在屋子裏打發時光159的人，或者被固定在日常生活中的人，可能都是出於任何一種原因拒絕城市之夜**的人。盡管如此，我們可以把夜間視為一個要在各種活動中處理的一個“對象”,在具體城市裏這些活動表現出不同形態。雅克·朗西埃再一次為我們提供了幫助：
這恰好說明了旅行在理論上的利害關係，沒有發現遙遠國度和異域習俗，而是做了細微的改變，形成了一種從“那裏”到“這裏”的圖繪。這種圖繪是另一種方式，也就是說，這是人類用語言塑造肉體和用肉體塑造感覺的一種方式。(Rancière,1994b,31)
柏拉圖稱這個“輕微的改變”是一件使世界上的一切都變得不同的“小事”,而不是以一種貶低你眼前事物的方式去尋找那裏的差異性(他者?)(Wittgenstein,1953),找出你在這裏正在談論的東西的慣例(使這個概念變得具體，即一種可觀察的關係)。與其匆匆忙忙地確認或否定這個命題，或者把它與其他命題聯係起來，不如在具體化的問題中“圖繪它”(定位它),並且圖繪為使它具體化的問題。旅行，作為涉及一個“概念”的模糊性的隱喻，開始描述這種“反向行進”的開始。這個隱喻究竟是怎樣讓我們想象與夜晚有著一種強烈的聯係的呢?
假如我們在相同的東西中找到他者，那這又如何與黑夜裏的他者性有關呢?我們不是為了研究它在其他“遙遠國度和異域風俗”(即通過把我們的夜晚與柏林之夜、都柏林之夜、蒙特利爾之夜等)中是如何展開的來確定對夜晚的看法，而是讓夜晚變得更加具體，也就是說，把肉身賦予我們與夜晚的接觸，首先把它作為一種典型的實踐，其次作為一種體現這種(些)實踐的話語，最後作為一種確定這種話語的問題情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過程包括“學會迷失我們方向”(Rancière,1994,36-37),也就是說，學習使我們熟悉的概念變得陌生(第二次航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試圖仿照本章所表達的夜間策略。這需要做進一步的探討。
如果城市的夜間把這種參與看作從“那裏”到“這裏”的旅行方式的一種機會，那麽,上流社會、另類和不愛活動的人都是這種話語中的不同聲音，都是處理對象或迎接其挑戰的不同方式。如果對於上流社會來說，消費和狂歡是這種旅行的一種形態，那麽,一直到底層社會(或**生活)同樣也是這個敘事曆史的一部分，這種敘事旨在描繪我們對視而不見的“他者性”的意識。夜間的話語不斷地提供一個機會，重新闡述我們的安全共識，並且按照安全共識行事，不斷地為我們從那裏旅行到這裏提供機會，但是以各種各樣的並不是沒有問題的方式。例如，如果夜晚提供了160這樣的機會，那麽我們是否可以問任何一個城市，如何重塑這些材料增加我們迷路的可能性，而不是簡單地確認夜晚是一種實際上相同的明顯差異(他者?),就是說它是白天的一種延伸，而不是別的什麽?更具體一點說，夜晚的模糊性和不可估量性，是否會隨著狹隘的韌性和普遍的世界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的加劇而更持續地侵入城市?在這些變化的條件下，夜間的社會組織會以什麽樣的形式出現呢?更為重要的是，一個保證我們不會迷失方向的城市是國際大都市呢，還是一個風險普遍存在的城市，甚至是一種學習的經曆?
結論
這些考慮開始提出這樣的問題，即城市的夜晚究竟屬於誰，或者究竟誰有權為城市的夜晚說話。當從資產階級的角度把城市夜生活的發展描述為一個故事、一個曆史問題、一個與進步命運聯係在一起的行動過程的時候，人們往往會把它說成是從粗鄙過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說成是與每一代人的權力覺醒有關的一種進步運動。人們總是在現代時刻的“高檔”娛樂活動中敘述這樣一種發展。另一方麵，夜晚也被表現為對邊緣性、另類生活方式和底層社會的共同看法。正如無眠會導致“成群結隊”的消費者一樣，會產生那些想要成為他們中間的人、周圍的人和行動的人，並參與到標誌著夜間的城市公共生活所產生的結構之中。正如經常指出的那樣，夜晚的集體表現包括恐懼和狂喜，因為無眠的力量和**引發了各種極端看法。
24小時城市的概念似乎含蓄地讚揚了這種城市的世界主義。161在技術上，由於燈光或照明；在社會上，由於自由和夜以繼日地擴大休閑和生活的機會；它被表現為一種進步。如果夜間的解放似乎是這個解釋結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麽黑夜的概念及其與白天的關係就仍然有待於被當作一個經驗問題以外的其他東西來研究。我們如何才能開始把夜晚的社會形態作為一種生活體驗來看待呢?這樣一種考察，不僅有可能激發人們對真正的世界主義和虛假的世界主義之間的差異進行反思，而且可能促使我們思考世界主義與都市性的關係。全球化是否意味著大城市在所獲得的夜生活中都變得相似，都越來越接近於24小時城市，還是城市給夜晚傳遞了一種特殊的現實性語調，從而使它在具體城市的發展方式上變得獨具特色?
這種特殊性表現為那些類型的關係以及可觀察到的做法，由此，城市標誌著夜晚的開始和結束，把這些夜間擴展和發展為不同的市場、機會和社會聚集的結構，引誘或者限製對夜間屬地的使用，使之成為流動人群、活動和空間的多樣化或者有限性的劇場。通常情況下，通過協調夜晚的事件性和能夠實現其安全性的正常程度，使夜間成為一個適宜居住的空間。
一種文明及其城市的成就往往被看作可以感知到的紀念碑、建築、藝術品形態，但也被看作知識、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假如我們在這裏想到馬克斯·韋伯關於西方理性化“成就”的著名討論，可能也會想到在擴大權利方麵的“進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資本流通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動力流動而產生的便利設施的豐富性。我們可以擴展齊美爾所說的“客觀文化”(Simmel,1971,
227-235)的概念，使它不僅包括偉大的藝術作品，而且也包括文化資本(Bourdieu,1984)的概念，認為藝術和知識可以成為商品，商品可以當作藝術品，這對於客觀價值模糊性的認識來說是必要的。
24小時城市的夜生活，對一個城市來說便是這樣一種客觀價值的成就，既體現在進入霓虹燈的景觀和所提供的涉及其他新選擇的想象與技術之中，也體現在要求考慮消費可能性而擴大機會的商品化之中。如果波德萊爾認為大城市是“文明世界的首都”,那麽,24小時城市就體現了城市作為資本的雙重功能，首先是作為能夠使資本主義處於夜間燈光閃耀的中心，在這個中心裏，資本主義被照亮並且變得光彩奪目。盡管有許多人已經注意到，藝術是如何被轉化為資本的(如在推銷城市遺產方麵),卻很少有人試圖闡述把這種資本轉化為價值品質的方式(如何把夜間消費擴展成一種需求和欲望的客體，與甜美生活的理想和“生活方式”相稱，與商業和教養之間的被擴大的和密切的解釋性關係相符合)。
最後一章裏討論的咖啡的作用，是雙頭怪商品的一個典型的例子。一方麵，人們認為這是促進勞動生產力和效率的一種刺激；另一方麵，又認為這是一個快樂的體麵來源。盡管批評家們除了咖啡因的有害影響外什麽都看不到，但是，它的享受真的隻是資本主義的又一種意識形態武器嗎?“咖啡因所提供的強大刺激是抵抗疲勞的武器，有助於恢複衰弱的精力和維持工人的紀律。然而，其他因素與其說與飲料的內在性質有關，不如說與那些兜售它們或從中獲利的人的意圖有關”(Mintz,2001,36)。
處在文明中心的城市成為首都，正是因為它能夠使世俗欲望問題的傳播成為資本關切，這是一種如此重要的資本關切，以至於能夠在夜間變得戲劇化，能夠成為一個擴大的公共舞台，在這個舞台上，所有參與者彼此都是表演者和觀眾，合二為一，通過燈光照亮它的多樣性選擇，在一個擴大的環境中彼此相見和彼此被看見。這種資本照亮了欲望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對所屬的文明來說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