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和邊緣之間差異性的消失以城市化的出現為標誌，不過總是以各種成問題的方式出現。城市化和都市性之間的差異可以在旅行形象中得到把握，這種旅行形象與其說受某個空間的影響，或者相反地對空間產生影響，不如說永遠不能保證它具有比運動更多的東西。都市性通過空間的曆史經驗與安置相聯係，在某種程度上，它是用一種隱含的現象學衡量城市化的概念的，而在這方麵它總是可以被質疑。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差異性的消解——相互影響——在城市中變得明顯和突出，這就是鮑德裏亞通過對實在與表象之間差異性比喻所指的生活“矛盾”。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都可以從這兒移動到那兒，這並不會使距離變得更重要，而是以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提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在社會上占據同樣的空間或者被分散在不同的空間裏究竟意味著什麽。“距離”作為一種古老的本質主義遠未宣告結束，而當下的輕鬆運動卻使距離的問題變得生動而引人注目。由於便利設施的擴展似乎使每一個場所都顯示為相同的，也就是說，它似乎使所有的邊緣都變成了中心，中心性的意義問題總是會被提出來。相同的商品在每一個地方出現，並始終留下了這個需要探討的問題，即商品是如何被經營的，如何導致凝聚力與排斥、市場和場景等多樣性的社會形態，以及如何產生批評、精心策劃和完善設施等社會形態。每一種便利設施或者良好管理都能成為一個微觀社會世界的焦點，這個社會世界可以通過多樣化的應用領域來擁護、闡述甚至反對它。便利設施和商品成為社交活動的促進力量，從而提出了城市化與都市性之間的差異性問題。大多數城市可能已經重建了中心和香醋廠，但是，“擁有”這些設施隻是表明它們在那裏被人們使用。其他城市建立了致力於進一步完善具有不同立場和差異程度的團體協會，它們以規模經濟的形式出現，因而提出了反融合主義，用具有社會意義的方式抵製和批評這種用法。對個人和群體的審美和倫理的重新定義來說，商品成為資源，也成為解釋人生意義、人生目的和人生觀的資源，而這些資源都是決定性的和必然的東西。在城市裏，豐富的商品本身並不能說明問題，因為它使商品和善之間的差異成為一個持續存在著爭議的地帶，因為市場價值會使這種差異性陷入危險的境地。中心和邊緣之間的區別正在消失，意味著商品和市場的整合和使用問題以最激烈的方式指向交流，指向凝聚和相互促進的場所，指向有組織的敵意場地，指向完善和多樣化創業舉措的機會，指向構建“形象”(Gans,1993)或者身份標誌的材料，指向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跡象和與未來幸福生活相關的一切當下時刻的機會。正是中心和邊緣之間正在消失的差異性被戲劇化從而使城市成為中心而不是邊緣。城市是一個市場，並不意味著市場被城市化，而是意味著通過市場價值的透鏡在自我肯定中把它當作考慮善(Good)的典型場所，通過關注中心事物和邊緣事物之間的差異而持續地進行幹預。隻有在城市裏，商品和便利設施(周邊地區也“有”)的難理解性才成了問題，才變得富有戲劇性，因為它們在標識個人和群體時被作為資源投入千姿百態的社會用途之中。
在這裏，解放主義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應該自由地滿足自己的衝動，應該獲得由自己的欲望所定義的幸福，應該隻和精神上與他相似的人交往。(Shils,1981,3030)
在城市中，市場價值作為一部戲劇而被加劇，產生了限製自由(限製了它的無限性)的平等(欲望行動者的共存)和挑戰了平等的自由(渴望確立獨特和特殊的價值)。平等和自由之間的辯證法體現在城市關於集體和個人真實或不真實地位辯論的倫理衝突之中。
多樣性
從前麵推導出的看法是，世界金融力量釋放的流動性產生了一種不同人口居住在大城市中的循環組合體，這可能會讓任何一個城市的主權陷入危險。也就是說，城市居民對家鄉(習俗、傳統)的多樣性依戀使他們有可能方便地把現在的場所當作便利設施，僅此而已。不過，如果這一觀察是真的，那麽它就可以增添而不是剝奪城市的色彩；由於要更深入地探討究竟是哪一種城市的混合形態，我們被引向一個城市究竟是如何進行融合的問題。多樣性不僅是一個數值條件，因為那裏的離開、到來和存在都是在過去的影響和對未來的期待的熔爐中形成的。正如流動性碎片的循環並不意味著都市性一樣，碎片的數量聚集也不會帶來多樣性。
如果每一個大城市都是柏拉圖《蒂邁歐》習語中的“攪拌碗”,那麽我們可能會問，如何用某種都市性的觀念衡量這種混合體，而無須假設它是無形式的，也就是說，如果混合對於城市來說是重要的，那麽這種多樣性又是如何被認為具有都市化性質的呢?一個城市的都市性是否存在於不同事物的簡單數量以及給這個地方帶來的影響?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多樣性就是由數字規則來控製的。一個城市的都市性是存在於這樣的數量變化中以及存在於各種顛覆中，還是相應地被這種場所吸引呢，抑或存在於一種相互作用中?例如，戈特迪納認為，城市的無形式性(formless-ness)隻有通過霸權性的篡奪才能得到解決，“空間本身成為社會互動的對象，而不是對比性所指。各種意義的衝突，往往是在受益於工具性功能的單義性能指的場所符號中，通過一切所指的衰退而得到解決的”(Gottdiener,986,213)。
這種城市的混合體——在人類學上是很有名的——實際上植根於這種符號學的視野之中。它的“多義性”和“多重編碼”的現象出現在客體、符號和影響的循環之中。如果要把混合看作和定位於這種而非別的社會事實，那麽對混合體本身的接受就必須結合我們這裏所說的符號學和人類學元素。如果這種方法在某種程度上是作為城市太陽之眼的地麵對立麵，那麽它就會被馬西所說的“混合性”的人類學魅力所吸引(Massey,1999,109-111)。認可這種城市混合體的許多研究者都很難從符號學(或外部)角度把它描述為一種社會現象(在城市生活中如何確定數量及其程度的差異)。作為修辭學的一部分，史密斯、梅西和其他人都經常漫步於當地社區以充實研究或者作為研究的開始，盡可能使這種“混合性”成為一個當地旅行者的調查的即時**體驗(Smith,
2001,108-110)。這是鮑德裏亞關於符號係統概念的另一個例子。它以消解超驗欲望的方式吸引所有參與者，因為在這裏，調查者本人隻能“注意到這個事實”,即符號多樣性的旋風：“消除人與人之間真正的差異性……同時也意味著差異化的控製”(Baudril-lard,1998,89)。問詢者注意並讚揚這些差異性，而沒有精心考慮真實和表麵之間的差異性的問題。因此，真實的差異性與虛假的差別性的問題總是含蓄的，總是可以爭辯的，而且確實是一個社會事實，即使在那些意味著“超驗性終結”的實踐中也可能被否定。這是因為，這樣一種否定的還原論，隻有在它明顯轉變為真實(質疑)的背景下才能被觀察到。
如果不把多樣性作為一種差異性的總和或者算術次序對待，那麽,就需要將其當作集體化本身的焦點對待，當作行為定向的一種區別對待。這會引起人們對多樣性如何在實踐中出現的關切，即如何把集體的社會部分而不是數字碎片之間的關係具體化，怎樣把這樣一種相互承認的結構設想為把多樣性本身確定為共同情境的一個特征?難道混合城市就意味著不同觀點的持續共存和接觸嗎?假如是這樣的話，這又如何轉化為一種都市社會關係和一種可以被認為是屬於這個城市的典型的行動路線呢?這些研究者大概想談一談彼此陌生的群體的集中化，或者不同的影響以及相互聯係的不同原因。這種多樣性作為城市本身正常運轉的環境又具有什麽樣的社會意義?
從根本意義上講，當城市的性質就是我們所有人用來描述城市特征的陳詞濫調時，城市的多樣性就作為一個分析的對象而變得活躍起來。這種陳詞濫調使我們可以把城市看作一種完全不同的和不相似的影響的組合，一方麵可以把這些影響看作產生差異性的優勢(經濟兩極分化),另一方麵這些影響會產生過度刺激(不滿的態度)。其中每一個在數字上得到確認的結果都需要轉化為一種社會關係。如果經濟兩極分化公式所計算的是富人和窮人，那麽在這種關係形成之前，它們把僅是類別的東西誤算為部103分。作為一種陳詞濫調，多樣性首先會讓人產生一種差異性聚集的形象，即每一種差異與其他差異的不同之處都隻是在數字排序的方式上存在程度的差異而已。這些片段不是一種共同情境的差異化部分，直到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被認為通過對它們差異性地參與的共同問題的解釋在社會上得到了調解。正是通過參與的概念，各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才被表述為一種不隻是算術上的集體化時刻。共同情境不是其各部分的算術之和，各部分是解決共同情境問題的多樣性嚐試，而算術順序確立的隻是一個運算(加法)而不是一個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由於它們的差異化，由於共同目的的多樣性表達，真實部分才“參與”(柏拉圖)到整體之中。即使是比較不同的類別，如果沒有通過分類的相關性而默認授權的數字規則，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整體是對共同情境和約束其行為者的結構的解釋，那麽,正是這些解釋為所有分類，包括數字奠定了基礎，並且我們認為，沒有為所有偏袒(觀點)提供基礎的整體就沒有部分，沒有具體規定和說明整體的部分，整體就不可能存在。說一個城市是多元的，並不是通過數量或分類列舉，而是在實踐中表現出多樣性，因為在倫理衝突中以它為導向，從而使真實和虛假的多樣性問題成為一個永恒的參與話題。
當一個多樣性的城市被理解為是以多樣性為導向，並且表明多樣性是一個集體問題的時候，它就會被看作一個在各種場合下遭遇集體化的城市，分裂和參與之間的鬥爭、不同社會形態之間的鬥爭就出現在這些場合之中。城市不過是一個符號而別無其他的看法，意味著它隻是一個範疇，並且別無所有。同樣，城市中的任何一個範疇都再現或反映這場鬥爭。各種重大事件和案例研究都讓人們在城市中看到了社會結構不斷集體化的景象中分化與參與之間持續存在的張力。
混合的情境能夠以產生保守、衝突或培育的方式表現出來，宣布它作為一種城市生活的事實，是一個始終需要解釋性地植根於問題情境的開始。比這更重要的是，在多樣性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以及多樣性是它所在場所不可分割的部分方麵，這種混合體的量化結構必須保持沉默。差異性在社會上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們是以影響為導向的，我們可以把這些影響當作一種集體行為焦點納入對城市的自我理解之中。也就是說，什麽樣的分析對象是多樣性的?當它被辯論並在集體生活中采取行動的時候，把都市性與多樣性聯係起來的東西究竟是什麽?
對居住隔離和歧視的描述為何僅是一個城市故事的一部分?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講，我們需要遇到其特定組合的社會現象。如果對任何一個城市來說，性別、年齡和種族的差異都是典型的，那麽,這些差異在城市的街道、公共空間和活動中是被如何分布的，不僅在特定的地區，而且在一天裏的不同時間?也就是說，多樣性究竟是怎樣與城市的節奏相互滲透的?如果就政治經濟而言，多樣性體現在經濟的兩極分化上；對於城市規劃來說，多樣性反映在區域的不同使用上。那麽,我們可能會問，多樣性和同一性究竟如何具體影響城市的發展?一個城市的多樣性是如何作為知識環境而產生活力的?
每一個範疇(如年齡)不可缺少的多樣性都要求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即在城市生活中這種範疇本身是如何被定位的?在城市生活中，年齡的變化是如何表現的，這不僅是指年輕人和老年人在夜間活動中或者在其各個地區和街區的街道生活中的相對參與率，而且指其他範疇之間的相對參與?也就是說，年齡、種族和性別(如對階級的控製),如何以產生不同的範疇(年輕的黑人男性、年長的白人女性)被分布在城市的空間和時間中，從而顯示出城市的獨特性?這些結構本身又是如何用可能為任何一個城市產生一幅凝聚和排斥的假想地圖的方式相互關聯在一起，描繪了一種集體序列的地形?一個多元化的城市是否意味著在年齡、性別、種族或階級的範疇上存在相關的多樣性，從而把每一個範疇都區分為具有內在異質性的?一個城市的多樣性是否與其不同範疇之間和之內的交流流動性相關，而這些範疇可能產生種族間或代際間的聯係和凝聚力?一旦我們開啟多樣性的概念來接受檢查，它就會暴露出這種組合可能性和集體化實例的巨大範圍，我們憑直覺預期這些可能性和實例是不是與這個“混合體”和城市有關的話語的一部分。如果混合體作為標記係統這一事實毫無意義，那麽,我們就可以開始預測城市激活、管理或使多樣性的個人和群體類型和類別變得死氣沉沉的極端點。
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差異性是由城市中的不同群體的流動來體105現的，因為這些影響的相互滲透總是會引發這一個問題，即這些差異性如何改變中心以及中心如何重新塑造差異?希爾斯所說的“傳統的多樣性”(Shils,1981,255)由於影響和人口的不斷遷移而成為城市一個不可避免的特征。當這些影響變得明顯可見的時候，融合總是提供一種觀察增加、合並、吸收、溶解和衝突模式的機會(Shils,1981,240-286)。同樣，城市並不是以不同群體的量化表現(以商品或設施的方式)把相互滲透的問題集體化，而是通過它釋放出相互參與的期待和相互認識的結構的能力，這種期待和結構以它本身是中心還是邊緣的方式涉及它在城市中心究竟是什麽的問題。
世界上作為一種實體產生的距離概念，通過運動和聚集的數字被簡化為另一個事實，而這些簡化又以它自身的方式成為揭示作為一種集體化焦點的機會。這個時候，無論是關於城市化還是多樣性，超驗的問題都會被遺忘。
看不見的手
對城市終結的看法在許多解釋中占上風。一方麵，認為全球金融業務的流動性超越了不相關地區(國家、城市)的主權觀念，這一看法充其量使城市淪為市政規章的紐帶，最終取決於其他地方的決定(Delanty,1995 and 1997;Castells,1997)。在這裏，對城市的研究不過是相當於對地方抵抗的無能為力或者地方政治決策的順從做法進行一種沒完沒了的詮釋。假如城市被想象成一個接受來自任何地方的影響的吸收性語境，那麽作為行動者，它往往帶有受害者的印記。城市隻是一個符號，而不是別的什麽,因為它將成為的一切都是由它無法控製的力量決定的。即使在被壓迫民族的漫長曆史中，這種外部條件與人民精神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創造性反應的無數方式，也通常被描述為一個集體的文化符號。因此，作為一種典型的聲音，薩斯基婭·薩森很難找到這樣的創造性，她認為某些城市目前正在成長(她的“全球城市”),這是因為：國家和全球市場以及全球一體化組織都需要全球化工作得以完成的中心位置。金融和先進的公司服務是生產全球經濟體係實施和管理所必需的組織化商品的行業。城市是這些服務生產的首選地點，特別是最具創新性、投機性、國際化的服務部門。(Sassen,2000b)
請注意，不管是什麽使城市成為“首選地點”,都被排除在這幅圖景之外，這意味著城市對作為一種欲望的客體保持沉默。在這裏，城市往往被看作商品，而沒有更多的東西，就像“國家和全球市場”、組織及其“需求”中的價值標準一樣，欲望“客體”令人垂涎。薩森的安置概念要求城市成為“全球化工作得以完成”的場所，按照市場價值來選擇。因為她把這項工作描述為“先進公司部門”產生的“創新、投機和國際化”服務，因此，全球化的工作就是金融和公司專家的工作和它們所需要的服務。
很顯然，無論我們如何看待薩森的主張(關於傳統批評的概述，見Smith,2001),城市的集體化僅限於企業組織的創造性及其產生的項目，往往導致了清晰確定的企業“生活方式”的製度化，其中包括為它所服務的下層階級(大部分是移民)的很大一部分。市場驅動的流通體係以遊客、企業管理者和流動勞動力的形式把遊客帶到城市，他們往往在項目和集體化的時刻合並，從而形成一種生活方式。令人奇怪的是，城市的遊客通過把集體自我維持的要求強加給常住居民來界定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些居民要麽接受它(中產階級消費),要麽在邊緣(窮人)發泄敵意。客人通過寄生的過程來顛覆這個城市，城市內在固有的東西因為那些外在於其曆史的人的議程設置舉措而被外在化，而那些人隻是出於工具性的理由才來到這個城市。
城市隻不過是一個符號，因為它似乎是全球性解決和凝聚其“戰略功能”的一個場所，也就是說，它隻是被一些匿名但協調的公司“太陽之眼”所指揮的國際力量所使用。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城市，從這些非常有限的角度來看，也必須為它的身份和地位問題而鬥爭。也就是說，一個全球性的城市是被解釋性地產生出來的，典型的說法就是城市是一個欲望的客體，因為人們認為，它產生其存在的一種解釋性的可能性結構就是那種熱情友好的地方。
薩森的觀點力圖借助於描述通過項目在行動中實施的方式進107一步推進這個循環過程。集體化的概念僅僅限於企業的舉措和戰略，仿佛這些利益如此巨大，以至於它們開始定義城市的文化。城市與其集體目標的關係要麽被視為數量上不可及的，要麽被看作是非理性的，因為它不能被格式化為一種“效用”,或者極有可能的是，認為在問題一解決的前景中已經變得精疲力竭，而這一前景似乎是由適應全球市場的地方性表現的需要所決定的。所有有趣的區別和概念，都不會被懷疑為是建構和典型化一種社會世界的成問題的方式，這種社會世界與被認為如此有效的那些世界有著共同的聯係。市場概念、社會行為經濟的概念、地方和全球經濟的概念，在缺乏任何持續拷問的情況下，都被當作不言而喻的實際理解，卻沒有得到係統的闡述，而這些拷問把話語暴露和激化為一種爭議性聲音的差異性混戰。自始至終，對調查聲音的掌握仍然是一種固定的資源，沒有表現出把自身的連貫性和完整性當作更具有挑戰性的出發點的意願，而不僅是一種自信的結論或主張。如果城市的地方性的細微差別總是在日常生活中作為頑固的蹤跡而存在的話，那麽一個一般性的概念就被當作一種解釋性資源來建構和表現，因為這些資源與全球市場因素具有共同關係，從而使不同的城市看起來似乎是相同的。
然而，城市的集體化包括圍繞各種興趣而組織起來的各種社會形式，如節慶、嘉年華、社區舉措、新的建設和改造、變動的聯合和聯盟、示威和抗議、國際網絡的地方表現，以及用特定方式把地塊顯示為地方性的各種項目領域。正如秦安娜所說：
經由民粹主義者和企業、科學和文化、被排斥的邊緣和新興的中心糅合的各種項目，似乎都完全沉浸於同樣充滿活力的運動之中。(Tsing,2000,332)
假如城市以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的集體化活力為標誌，那麽其最重要的表現形式可能就是以日常生活項目和集中性的可見方式傳播集體的目標。對任何一個城市來說，我們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果作為一種力量的集體目標被封鎖、被挫敗、被分散，甚至被剝奪，或相反地在許多方麵表現出來，那麽它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得到集中或分配，是否僅限於一個或另一個集團或派別。相比之下，我們這裏正在考察的工作類型是，首先，通過將集體化限製在企業行動上(通過一種它認為涉及“因果”關係的主要參與者之間的交流刺激—反應模型),還原性地考慮集體化的問題，然後，不考慮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進入其章程的組織合理性和形式(Meyer,1977),因此隻能將企業行為的製定看作是“戰略性的”,僅此而已。
這項工作提出了把城市的聲音聚集起來的東西究竟是什麽的問題。這是一個主權問題，在這個問題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競爭，都是為了控製把城市解釋為文明生活中的一個想象性客體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開始認識到，中心與邊緣之間的關係，即城市中似乎最為明顯或“富有戲劇性”的東西的消解，主要不是區域或地理關係，而是關於集體生活的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差異性問題的一種隱含辯證法。這是一種確定其根本形式的辯證法，在參與問題的爭論中，在這種形式中，集體的“各部分”使集體化成為中心焦點。對參與的關注，意味著集體與其自身集體化之間的關係出現在商品與善之間、數量差異與社會多樣性之間，以及在為自己爭取解釋手段而鬥爭中所處的立場之間的張力之中。在支配性聲音與邊緣化聲音(正式/非正式、官方/非官方、高文雅文化/大眾文化)之間的競爭關係中，城市的表現性經濟作為一種重要而基本的力量得到了維持，這種聲音不斷地提出，城市是一個在實質性上有差異而不是程度上有差異的問題。關於城市的中心是什麽這個問題，與其說是作為一個控製機構的城市化、多樣性或戰略定位的問題，不如說是作為一個場所焦點的問題，在那裏，中心性與邊緣性的問題在實踐中被當作安置的“矛盾”進行爭論，而這種“矛盾”不斷地表現為一個隱含的先驗焦點。
在城市中，差異性的消解與參與問題的劇增相適應，為爭取對城市解釋手段的控製、其集體目標和共同情境而進行的鬥爭都集中在衝突領域。這種差異性的消解與“誰在以及什麽是城市的中心和(或)邊緣”的問題有關，因為這個問題是在日常生活的倫理衝突中表現出來的。
因此，這種顯而易見的集中化和公司權力的集中化在城市就是這種辯證法的形象，既釋放對立的能量，也釋放機械的同意或順從，但是這些能量仍然取決於中心與邊緣的差異性問題。真正的中心就是使城市成為中心而不是邊緣的這種中心陣地(意義問題),就是遭遇這個問題的戲劇性場所。這就是說，因為城市通過為資產階級提供空間而提出了究竟誰是中心和什麽是中心這個問題，把中心與邊緣的問題戲劇化了。因此，城市以犧牲自己為代價而成為了這個場所的中心：反全球化的抗議、少數群體權利要求的回潮、審美化波希米亞的商品化、地下和非正式經濟的繁榮、對“解放主義者”的頌揚以及各種自我肯定的“姿態”,還有各種相關的異類聲音與其企業文化和下層社會一樣，也成為了城市集中性的一部分。
這就好像城市知道，其文明的中心地位取決於它願意犧牲自己的意願解決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差異性問題，願意成為提出這個問題的主人或者願意為這個問題提供庇護，城市總是釋放出怨恨和暴力。為了成為文明的中心，城市以犧牲自己為代價，與“自然的”**作鬥爭，擴展並進一步完善它作為市場價值中心的權力。正是關於城市作為一個中心的意義問題，作為中心而不是邊緣的意義問題的衝突，界定了此時此刻城市在空間中的存在。
當下時刻
城市的環境充滿著時間性，因為它把當下時刻看作一種永無止境的行動機會，未來的生存在這種機會中成敗攸關。當下經常被解釋為無所作為就會產生未來損失的關鍵時刻：“它的長遠眼光是群體享有優越道德地位權利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為它的法律存在是永恒的，能夠以未出生的世代的名義提出要求”(Douglas and Isherwood,1979,37)。《芝加哥論壇》係列在千禧時刻對於芝加哥的問題展示了這樣一幅形象。這些文章建議，這個城市要努力通過一係列行動來維護它的集體身份，維持它作為一個特色城市的瀕臨危險的完整性。
這種變化被看作一種自上而下的變化，它呼籲政治和經濟精英要謹慎地運用各種舉措，把芝加哥的振興帶入21世紀。據推測，有信息表明芝加哥在世界經濟中所具有的地位——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工業中心的地位發生了變化，這就意味著它減少了匿名性，也就是說，它隻是在全球競爭者市場中的另一個城市。
損失和衰落的氛圍以一種哀歎芝加哥獨特性逐漸消失的方式110彌漫於這個係列的聲音之中。芝加哥昔日的風光不再，未來會是什麽樣子也不確定。當代形態的“全球化”文明進展勢不可當，冷酷無情，就好像毫無人情味的冷漠無情的自然力量一樣，隻有迅速而強大的力量才能生存下來。這篇文章認為，“現實不等人!”,也就是說，真實的環境不會等待任何一個城市。“全球思考，地方行動”這一句格言，意味著要關注真實的環境(全球思考),如果你想讓城市生存下去，相應地就要規劃你的城市(地方行動)。
芝加哥與郊區、腹地、國家和世界的關係，被人們理解為是由於經濟和技術變化而引起的，這些變化已經改變了芝加哥的麵貌。這種令人恐慌的敘事暗示，芝加哥行將失去它的身份，即將變得一無所有，將在城市中成為一個非實體，這旨在提醒芝加哥人思考當地的生存、永續性和延續性。芝加哥必須在現實世界中明確方向，也就是說，必須用弗朗西斯·培根的精神來觀察世界，為了掌控它，必須服從它的命令。“成為真實的”意味著對環境的觀察會產生一種預測能力，從而實現掌控的目的。這一警告所引起的反思使這些文章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芝加哥是否僅靠其資源維持下去，或者說，是否還有更多的東西，某些對芝加哥來說屬於常量和不可缺少的東西，不受資源基礎波動的影響。這個問題無法回答，但是一些決定性的行動可以解決倫理衝突。
芝加哥所麵對的“去工業化”的複興、製造業的撤離以及股票市場向虛擬係統的轉變，都被表述為呼籲專業化的項目，呼籲能夠確定“芝加哥做得最好”的舉措，目的是在世界市場上與其他城市進行有效競爭。號召芝加哥以新的和原創的方式進行創新，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這些方式就可能會更新它的生產性。當下的芝加哥似乎冒著失去差異性的風險，缺乏與其他城市區別開來的獨特性，除非它能夠組織起來迎接環境的挑戰，也就是說，除非它能夠發現一些可以控製和展示的特有功能。環境首先指導城市，想象它所特有的東西是什麽,然後安排途徑和手段，展示和傳播與其他城市不同的、作為一種符號的自我表現。城市可以思考如何組織起來使自己成為一個欲望的客體。
芝加哥做得最好的事情將是找到讓自己變得引人注目的東西，這樣一種探索基於對環境(作為一個係統的世界)所需要的知識。芝加哥沒有任何內在的東西可以借鑒，因為這個文本已經決定，它的了無個性(facelessness)已經注定它要從其經濟衰退中走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講，被保存的東西和被改良的東西都在經濟上表現為這個城市的資源基礎。
由於把城市與生命周期的不成熟階段——童年、青春期聯係起來——仿佛當下就是成年期，因而也是試金石、它的現實性時刻。關於芝加哥的係列文章的修辭學否定了它的過去。環境的現實性總是被界定為當前環境所帶來的挑戰。當下並不是要更新過去，而是要求為未來創造一個絕對的新開端。當下是作為彼此分離的兩個時刻的過去和未來之間的一個過渡時刻。過去不再意味著它的影響不會延伸到當下，並且意味著它毫無價值。就任何一個當下而言，這種驚慌失措的敘事渴望把握一種城市的政策，恢複或者取代一種已經變得空洞無物的身份。
通過用這樣一種方式把芝加哥置於其未來之手，這個係列肯定了曆史在當下的終結。在當前的“危機”中，促使芝加哥把自我反思等同於在競爭者市場中進行優化的合理性。芝加哥的命運在於，在資源稀缺和城市間競爭的當下條件下，它可以為自己爭取優勢。在當下時刻，對城市的需求就是設想它的差異性——它的身份——完全隻是在經濟方麵的，以及把“文化”看作能夠在真實環境中增強自我表現的任何東西。芝加哥的自我保持將取決於創造經濟專業化商機的能力。即使在這裏，這種優勢也被承認是困難重重的，不穩定的，好像集體化的失敗會讓芝加哥無計可施。
這個城市的美也同樣脆弱。因為，如果芝加哥的命運被看作世界城市曆史上的一個偶然時刻，那麽芝加哥的麵貌——象征著其獨特的藝術與自然融合——很容易受到侵蝕。例如，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的建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崩潰，隻能承認這種維修的失敗是一個技術問題。在這裏，為了視覺上和美學上的連續性，芝加哥對自己的愛護被認為受到漠不關心和市場驅動的聯合力量的威脅。最後，這種“危機”延伸到了芝加哥本身的正義，112因為損害其真理和美(芝加哥的獨特性)的力量似乎保證了多樣性的人口，除了作為一種資源基礎或“重新開發”手段外，不能被認為是其他任何東西。並且，隻能把芝加哥本身看作勞動力流動的一係列“機會結構”之一，它們無法把這個城市想象成一個發揮私有化能力的場所。
當前時刻對這個城市的這種解釋是在一種危機展望的支持下進行的，這一展望是由城市資源不足的外部力量所引發的。麵對這一挑戰，人們認為這個城市毫無防禦能力，因為它的脆弱性，這是經濟決定的，隻允許它做出反應，而不是發展它已經擁有的和現在所具有的東西。與當前的任何情況一樣，這種恐慌的敘事渴望把握城市的政策，希望恢複或者取代一種已經變得空洞無物的身份。
結論
城市的表現是界定這個討論的全球化話語的直接部分。作為一種語法這種話語強調流通的現實性、多樣性和分裂性的限製、社會能量的零星或脆弱的爆發機會，以及當下時刻作為一場解釋性參數環境的戲劇，任何一個城市都必須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地方性問題的爭論，始終是與這種環境打交道的一部分，是其現實性的一種辯證遭遇。這種現實性往往以無法估量卻可觀察的方式反饋給它，在城市方向問題上出現倫理衝突的情況下表現為根本上含糊不清的問題。
在把當代城市辯論看作對傳統形而上學有關區分與區別的對話的具體轉化時，我們必須毫無保留地在一些領域采取行動，帶著反諷的態度去接受諸如經濟全球化、後現代主義的陳詞濫調，以及(甚至)是集體生活的真實而又從根本上模棱兩可區分的城市。在城市的敘述過程中逐步分析這些陳詞濫調的判斷，不是為了摧毀或者解構它們，而是作為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想表明，它們的不確定性思想所釋放出來的模糊性是集體生活中一個持續而令人煩惱的問題，是一個協調一致的能量和集體自我認同的中心。為此目的，我想把文化的概念恢複為另一種陳詞濫調——一個在這種集體欲望經濟中發揮作用的中介概念。因此，文化觀念的創新與城市觀念和社會觀念的創新攜手並進。然而，這些陳詞 113濫調的蹤跡究竟是什麽?以及這些陳詞濫調如何暗示以社會為導向的更新做法?不是要埋葬城市和社會(因為人們認為是社會變革導致了這樣的毒害)。在當今的城市裏，城市和社會是如何以生動和可觀察的方式結合在一起的?我不是用城市表明社會的終結，而是把它作為理解結構的一部分討論它所謂的權力下放。根據這一結構，城市被想象為一個欲望的客體，是一個符號而不是別的什麽東西的陳詞濫調(本質上是指城市的終結)以及城市是一件藝術品的陳詞濫調(從本質上說它留下的隻是其詩意或曆史的不純潔的蹤跡),兩者都以它們的方式成為這樣一種想象性結構的部分或形象。觀念往往被描述為已經滅絕或者最新的東西。一種備受指責的過時觀念通常指的是它的最初意圖已經被耗盡，以至於它在集體生活中沒有任何明顯的適用性。通常情況下，意味著這一想法在過去就已經是支離破碎的，但即便是被掏空的觀念也必然會留下掏空的蹤跡。比這更重要的是，我們還不清楚這些蹤跡是如何賦予它們以新的形狀而發生改變的，從而可以過早地隱藏它們的密切聯係。因此，觀念就像齊美爾對廢墟的看法一樣(Simmel,1959),盡管也許注定了始終表現為消耗的修改，在集體生活中最好地具體表現為一種振興的場所。正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城市的“概念”不是從集體生活中消失了，也許更有用的做法是，看作經過改造了的概念，並因此以新的形式被保存下來。
這裏有一種比它的批評者建議的更有力的標準觀點，一種比這樣一種區分的迷戀者建議的更深刻的“範式”轉變的看法，作為一條持續和改良路線的結構性觀念的概念(Rossi,1983)告訴我們，在曆史上的任何一個關鍵點上，在每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過去和現在都會作為一個放大的時機發生碰撞。也就是說，如果觀念就是廢墟，那麽它們並不一定會被遺忘，因為它們是被翻修的場所，重建和複興所產生的項目。城市的表現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如果我們有耐心的話，必然會有抓住想象性結構的種子的辦法。當我說“結構”是隱藏的時候，意思是需要闡述它、解釋它，並且使它變得具體(Hegel,1904)。我不知道最終會發生什麽,但是可以直覺到在某種意義上把場所、地方性和都市性連接起來的一種軌跡。如果城市不是一個非場所，那麽它的能力就是持續和延伸我們的對話，甚至是有關證實它的共同體建設的各種權114 力，因此也是不言而喻地證實其安置權力的對話。城市可能就是雙頭怪，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既絕不是場所而同時又是場所，對於這種“非矛盾的故弄玄虛之詞”(Benardete,2000)需要理論化。我不是在尋找聖杯(Holy Grail),而是為了把一種可以想象的影響匯流表現為一種集體生活中的基本問題—解決情境。各種對話聲音的暴露都顯示了它的局限性，因為除了言說者及其詮釋學定位是對話本身及其聲音的永恒餘韻，這種匯流的聲音最終是不能被占有的。我希望表明的是，這種對話標誌著一種係統性的張力——一種與模糊性的根本遭遇——可以振興和探索從而開始理解集體生活的一些典型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