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正在探討前麵所提到的“象征性領域”的概念，這是客體本身所固有的問題結構，即作為一種充滿世俗性依戀的重要特質的城市本身的問題結構(Deleuze,1994,164)。當我們從社會變遷和動**的傳統視角來看時，城市作為一個去穩定化的共同情境的中心，首先關注的是，與時間相稱的張力以及在倫理衝突中明顯可見的問題一解決方式。盡管實際上時間和空間是不可能分清的，但是我們必須考慮與空間的模糊性相關的去穩定化的具體形態。
在現代社會中，最顯著的變化之一就是中心對其邊緣的權力和權威的增長，同時邊緣對中心的權力和權威也在增長……這就縮小了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差異性。(Shils,1981,247)
當我們從中心和邊緣的傳統視角來看這種去穩定化的共同情境時，與空間問題相稱的持續和明顯的張力就生動地表現為一個集體化的問題。在上麵的引文中，希爾斯說，中心和邊緣之間的差異性正在消解。在我們看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城市就是中心，而是意味著以生動和可以觀察的方式解決差異性問題的典型場所。也就是說，如果中心和邊緣之間的差異性的解決在城市之中並為了城市而被戲劇化，那麽這就意味著當下的時間被解釋為一種共同情境，這些影響的混合和匹配在這種情境中便成為道德衝突的核心。不僅中心和邊緣被看作是相互威脅的，而且中心性和邊緣性的觀念也得重新構造。
對於當下來說，城市的各種表征，包括城市隻不過是一個符號的命題，都建立在關於社會變遷和世俗運動在時間和空間的現實性的話語之上。對城市的這些看法被確定為城市真實而直接的環境的想象性結構的一部分，是一種侵蝕邊界的循環運動，在空間和時間上造成了問題的起點和終點，是一場把混合性、多樣化或多樣性看作每一個大城市都不可或缺的東西的運動，而且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指向地方集體化的前所未有的能量激增，而這種集體化導致一係列持續不斷的工程和強度，不斷為誰來控製城市的解釋手段和誰有權把它定義為一個參與空間的問題製造麻煩。這種象征性領域是客體的一部分。它告訴我們，城市是一個場所，在這裏，這種話語被強調為一種可感知的知識環境。因此，與其他一些全球性城市相比，這座城市並不是一個地方性場所，而是這種地方性觀念不可或缺的張力出現的一個場所，並且在各種倫理衝突中變得更加突出的一個場所，這樣就總是把它確定為欲望係統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概念，地方性既是同一，也是他者。
持續和擴展
哈羅德·英尼斯明確地把文化與集體生活的獨特性聯係在一起：“也許，這是文明的一個獨特特征，每一種文化……都相信它具有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優越性和獨特性。事實上，這可能就是文化的意義……就是我們所擁有的東西，而其他人卻沒有。”(Inn-is,1995,317)在這種表達方式中，英尼斯抓住了文化被用以突出差異性的思想，把這種差異性的形成過程與集體生活的必死性問題聯係起來，對西方文化發展的簡要回顧可以表明，文化的特殊性或獨特性以及構成持續和擴展的要素……它們涵蓋的麵積有多大，持續的時間有多久?(Innis,1995,317)
城市通過體現與集體生活的擴展和持續有關的各種張力來看待文明的當下時刻的關鍵性。此外，由於差異性與集體何時何地停止存在的問題有關，因此，城市通過必死性的問題把身份與差異性聯係在一起。當城市被稱為一個劇場時，它以存在的問題作90為文明中心來反映作為一出戲劇的集體必死性問題。城市的新陳代謝及其釋放出來的矛盾性張力，效仿和嘲弄著其現代時刻的生產性所消耗的集體生活的兩麵性，同時意識到它的終結和新的開端。
傳承和擴展的關係似乎是日常生活實踐中的一個集體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城市與他者之間的區分被建構、被再生產、被辯論，並就城市為何(以及是否)既是同一(如其本身)又是他者(與差異性的東西不同)的問題提出疑問。同樣，城市的持續性受到其各部分不斷變化的結構的挑戰，受到不斷質疑和重新界定其邊界的人和物的持續循環的挑戰。如果社會學談到了社會變革的動**不安，那麽我們可能會把這理解為城市的當下被過去的幽靈和未來的幽靈的出現導致的根本模糊性所困擾。這意味著，當衝突在解釋和行動中把發展表現為一種持續不斷的機會，把集體認同的模糊性視為差異性，把分化的模糊性視為自我保持的時候，集體的現代時刻就尖銳地提出傳承(在時間上)和擴展(在空間上)的問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與城市共同情境有關的集體目標的問題才得到解決和容許，社會變革所致的傳承、補充和退出的挑戰就存在於這種情境之中。
在某種程度上，城市的持續時間，指的是它在時間流逝過程中的持久性，被曆史地體現在對城市造成的毀滅性暴力之中，因為每一代人都在致力於解決它與其所繼承的過去之間的關係。然而，我們可以在這裏找到一個區分人類事物腐敗的恒定不變的消耗過程。城市生存在對毀滅的恐懼中，這意味著它不僅必須把自己當作一件人工製品、一件人造物來照顧和維護，而且必須尊重自己在循環性的影響回路中所具有的地位，以免變成一種非實體。
雖然這項涉及自身永久性的工作是持續、不確定的，而且有很多的途徑，但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構成了所有城市的環境。也就是說，城市的“環境”不僅是指它的氣候和景觀，也不僅是指資本的世界流通，而且是指它所體現的文明所傳遞的“信息”。這樣，永久性所涉及的思想上和行動上的集體論爭事業，就始終以更新的問題為中心，這是一項集體自我維護的協同工程，是在普遍性中堅持特殊性的問題。
因此，人們可以說，城市是文明的代言人。例如，經濟全球91化本身就是一種信息，不僅是撞擊出城市這個“結果”的一個“原因”,而且是一種把真實世界及其真實運動的主題典型化和規範化的方式，根據這一主題，城市被“吩咐”去尋找自己的位置並且嶄露頭角。研究者所確定的全球城市就是旨在揭示這場世俗性和決定性運動的實例。
循環
在第一章裏，我把全球化的陳詞濫調與一種欲望係統聯係起來，這種欲望係統強調異質性影響的循環戲劇。現在我們正在解讀哈羅德·英尼斯所說的，對於任何文明來說，它的擴張(流通)和延續(當下)的問題都與城市密切相關，這些城市可能作為解釋性場合發揮作用，從而讓人們看到其文化的透明性。當然，我們現在談論的隻是空間(擴展、循環)和時間(持續，當下時刻),首先，這意味著，在這兩個問題上的倫理衝突確立了(解釋性的)城市議程；其次，在空間和時間方麵，城市的問題—解決變得顯而易見，因為地方性的成就與體現和作用於共同情境的行動有關。直截了當地說，城市的文化在其工程中被視為一種地方性的現象，不可避免、無可阻擋地被視為持續和擴展問題一解決的關鍵時刻，並因此被視為持續和擴展集體目標的可觀察話語。
英尼斯說，對於任何一種文明來說，擴展(空間)和持續(時間)的問題是根本性的，不僅為地方的問題一解決設定了議程，而且為地方性的表現設定了議程。在一定程度上，文明的擴展體現在把城市聚集和分化為一種循環過程中的關鍵時刻的方法和手段上，體現在理論化、有條不紊地比較城市並與其他地方區別開來的慣例中。文明的持續時間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在方式和手段上，即通過把城市與其過去和未來聯係起來，通過把它們的集體目標和組織化作為資源，將城市的當前時刻定性為關鍵的，而這些資源被認為戲劇化地體現了它們的自我保持和永久化的鬥爭。因此，形式及其模糊性的問題確確實實困擾著文明的運動及其根源。
城市的擴展是指一種欲望的客體在人類循環回路中所具有的地位，因為城市以提出集體問題的方式排斥和吸引有影響(資本、人、信息)的運動。我們可能開始把守舊主義和移民社群設定為92這場辯論中的兩個最為明顯的言說者，這場辯論最終建立在集體形成、解體以及邊界的完整性和消失問題上。守舊主義和移民社群通過這些方式提出了關於城市完整性的根本要求，即城市在人類的循環回路中扮演著角色，通過接受影響來擴大影響，反之亦然，接受影響是為了擴展它們自己的領域。
哈羅德·英尼斯告訴我們，一種文明的擴展指的是它所涵蓋的範圍有多大。這樣一個範圍的前景是社會性的，使我們能夠想到拓展與影響力的聯係，甚至可以說是“交流”。今天人們所談論的“流動”與他們所認為的已經過時的“擴散”形象形成對比。但是這一點是相同的，即城市被解釋為文明能量循環回路中的陣地。
在所謂全球文明中，循環事物的最直接的例子表現在資本流動、跨國公司和人口離散流動的形象之中。影響的循環比這更為複雜，層次更深，而且在不同情況下，隻有在集體化的實例中才能觀察到，隻有在以具體的地方性方式體現的多樣性管理中才能觀察到。也就是說，全球文明對城市持續問題的參與體現在始終是地方性的集體化之中，具體表現在各種項目、各種舉措中，體現在城市日常生活各種社會形式的實施之中。
我們可以根據它們在全球流通體係中的地位和作用來解釋城市。如果對城市的最外在的看法是按照變量來排序的，那麽,其他的觀點則是根據對影響流動的熱情友好或接受來思考它們的。例如，文化規劃和城市規劃的循環表現為一座又一座城市用特定方式吸收和改造各種舉措和項目，就像合並城市及其周圍地區的模式、新體育場館的舉措以及振興濱水區和中央“核心區”所做的那樣。對城市的這些要求以塗爾幹的社會事實概念的方式發揮作用，呈現出一種外在性和強製性的韻味。盡管這種韻味支配著城市，但是給了它們以地方性的方式表達集體行動的機會，即提供了普遍性緊急情況的“解決辦法”。
正如商品、物品和產品流通一樣，城市展現和展示的形式也是如此。這種影響的循環的不同實例包括人權理論、設計物體和環境方法、多元文化主義、平權行動、愛爾蘭酒吧、電影節、網吧和運動中持續的表象邊緣。這樣一個文明地區的“偉大”致使它把城市表現為熱情歡迎這些影響的好客之地，表現為中心或邊緣，表現為容納這種運動而有效組織起來的場所，或者表現為頑固不化、抵製、“落後”之地。在這樣的運動中，除了商人、流亡者、難民和遊客，各種各樣的群體——如巡回表演者、專業建築師、恐怖分子和學生——都以持續不斷地把城市表現為欲望客體的方式循環流通。
我們可以通過地方性成就的細節觀察拓展問題上的集體遭遇，正是通過這種特殊性，拓展才具體化為一個問題。集體與其“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影響可以追溯到一係列舉措，如重建城市核心區、博物館、酒店，為促進企業合並或電影節而重新設計邊界、夢想在全球範圍內促進城市聯盟，或者建立維護城市內不同群體和利益的協會(語言權利，同性戀權利，財產所有者和租戶的權利),通過組織程序推進對“新”公民或小企業的培訓，以及創造各種“現場”以滿足有限圈子的專業化發展需要。盡管在采取這種地方性舉措的方式上，不同的城市似乎往往有所不同，但是，這種地方性舉措在影響回路中所具有的作用，是各種方式和觀念傳播的一個關鍵點。在不同情況下，在敏銳的眼光中充滿活力的擴展(“它涵蓋的範圍有多大?”)都會成為影響的主題以及影響範圍有多大的問題。相互影響的調解會體現在每一個這樣的實例中，集體邊界成為顯而易見的行動路線，即一條二合一的、既具有地方性又具有普遍性的行動路線。
對於群體涉及城市共同情境的模糊性問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看法。首先，修改社會秩序問題的解決辦法的不斷需要，激發了接觸和碰撞的機會。其次，作為“社會問題”的擁堵和蔓延的加劇，人們認為是因為大量人口密集地集中在有限空間而產生的“社會問題”。在這些方麵，城市的多樣性作為一個場所而發揮作用，其中對稀缺性和秩序問題的爭論總是反映在一切有目的的解決方案上，反映在關於城市是什麽、城市不是什麽以及應該朝什麽方向發展的問題的話語碎片之中。
除了有組織的舉措和工程外，擴展的問題還以這些方式表現出來，即令人興奮的事情和集中性的傳播。例如，全球性的擴展由於具有把遊戲和休閑重構為娛樂的能力而成為欲望體係的頂端，建構了甜蜜生活與流通之間不可分割的聯係，不僅與產品或物品的流通聯係在一起，而且與“權利”聯係在一起，生活快樂，擁有一切，以無限的方式推銷自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時間和空間合理化，以及通過品評、測試和營銷手段開發新的感性解放領域來擴展自己。這揭示了持續時間和當下時刻、空間和時間究竟是如何在城市中被聯係在一起的，這是在地方上明顯可見的各種工程、各種舉措和各種安排中認識到的一個共同問題。
永久性
在原初性的實例中，持續時間是因為集體需要與它掩埋的過去保持聯係而被確定的場所(Coulanges,1864)。這種過去、傳承或傳統，包括埋葬在遺址上的祖先是必須被維護或愛護的，在某種程度上，這把永久性看作集體生活的一個根本性問題。集體的連續性與場所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這個場所是一個印刻著集體關係的埋葬地。從根本上說，它與死亡的社會關係是模棱兩可的，因此它與其屬地的集體關係既是物質的，也是想象性的。庫朗熱的“聖火”概念表達了這種模糊性，即這個集體與自身的關係，集體與自身在時間上的繼承性和連續性的關係(Karatheodor-is,1979)。這個群體將會生存下去還是會消失呢?對於這個集體來說，物質存在在其生命的每一個決定性階段都會提出這個緊迫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一種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羅式的直覺，持續時間既是在一切都要滅亡的直覺中宣布的，也是在通過創造出經得起時間考驗和檢驗的集體作品以戰勝這種無情命運的渴望中宣告的。
集體生命的永恒存在既作為需要和渴望的物質性而存在，也作為生命和死亡的物質性而存在，這是一種怪誕的雙頭形象。同樣，文明與其持續時間問題的相遇不能與城市的地方性舉措分離開來。在這方麵，這個問題必須以不同的方式表現為這種相遇的鏡像。對於現代人來說，持續時間中的這種張力可能最恰當地反映在了沃爾特·本雅明的工作中，他一直堅持不懈地注意到新與舊的共同存在，但是，這種衝突似乎是城市重建中的一個永恒特征，人群和活動的運動和遷移引起了對忠誠於過去的關切，不同民族的融合經常會造成新居民和常住居民之間的分歧以及在習俗方麵的衝突，藝術、技術和信息、地區、權利和機會，都不斷地提出陳舊過時的價值和意義問題，以及一切實踐和舉措中的最新問題。在城市裏，當下時刻與過去和未來的關係被戲劇性地體現在如下各個方麵，在被城市預算永恒固定了的規劃、節儉和稀缺性的意識形態中，在由未來市場繁榮前景的夢想所激發的企業家精神中，在標準的代際劃分及其相關的音樂和場景的地方鮮明特征之中，在確認每一個城市相對於其過去的束縛所擁有的“新”自由之中，以及在持續不斷的萬花筒般的城市敘事之中，無論是官方的敘事還是地下的敘事，都會讓我們回憶起這座城市的過去，想象它一定會出現的未來。從城市幸存者和常住居民的證詞，到市政機構和博物館的檔案，在每一個當下時刻，城市的記憶都在被重塑、被持續和被毀容。在這方麵，對於城市的生活質量以及它如何可能與未來的幸福相聯係，有關當下時刻的話語總是提出各種各樣具有挑戰性的命題。
必死性
如果這種話語是必要的，並且必然與對城市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存在的考慮有關，那麽為什麽這些重要的事情會引起人們的焦慮呢?可以通過必死性的觀念提出我們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存在與我們的身份密切相關來預先考慮這一問題。早些時候，我們談到了文化是與集體目標的關係的一部分，而這種關係從根本上說是模棱兩可的。身份提供了這樣一種共同情境與需要解決的集體化問題之間的聯係，因為身份通過死亡與集體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存在聯係在一起。在比較一種僵化的身份概念和一種“辯證”概念時，約翰·麥克庫伯指出，為何正是這樣一種辯證視野的力量使它認識到了身份的脆弱性，使它認識到了這個事實，即在有關任何一種共同性質的考慮中都沒有確定性的界限。
因為要成為……任何東西……都沒有一套唯一的屬性，卻有一個在不同時間裏添加和減去各種屬性的過程的曆史。雖然這段曆史對一個群體的身份來說可能是獨一無二的和“特殊的”,但它總是與一種更大的曆史不斷地相互作用，最終，沒有被實現的人性……在麵對經驗的不可預測性質時，由於其自身概念的不一致性，最終會需要基本的身份認同，通過對構成其身份的個人施加力量來維持他們自身。一方麵，辯證法的身份不受這種特殊的不一致性的影響，盡管它們建立在一套經驗的基礎上，但是它們並不排除未來的經驗會顛覆當前身份的可能性……另一方麵，辯證法的身份隨之帶來了一定的安全損失，接受它的個體和群體……必須麵對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最終可能在一個不同群體中不再作為獨立的個體而存在……這種分離性的損失最終可能被看作一種集體死亡。因此，辯證法的身份構成了一個必死的共同體。避免這種身份苦惱的唯一辦法，就是假定這樣一種社會的某些特征是永恒的和……超越時間的。(McCumber,1995,1157-1158)
辯證的身份關係把它與城市的遭遇看作與“未實現的人性”的持續相互作用，它作為一種問題—解決是可以被持續觀察到的，控製不穩定的共同情境的努力，總是會遇到“不可預測的經驗”的極限，從而導致修改、重塑和更新那些似乎是安全的和有把握的東西的可見成就。我們對“經驗”範疇的開放性，有可能要以突出其任意性的方式重新界定它們的限製，正如這些開放性創造了一個不可估量的未來一樣，它們也有望取消我們在任何當下時刻所尊重的主權邊界。我們所體現的凝聚力就是為它的滅絕的恐懼所困擾。但是，這種模糊性又是如何以一種具體和個性化的方式圍繞城市作為一個客體的命題而形成的呢?
集體生命以永久性挑戰的形式，在“未實現的人性”的衰敗與補充、疲憊與振興的幽靈中麵對著命運，這種“未實現的人性”就是集體生命無法估量且不可避免的憂慮。然而，隻有在城市中，當下時刻的代謝強度才會在當代人或同輩中被加劇，而這一代人或這一群人總是通過不斷做事情來嘲弄必死性的命運，仿佛過去和未來都無關緊要。
城市化
眾所周知，世界的城市化是隨著商品、產品、民族、思想和影響的普遍現象而迅速發展起來的。人們認為，這種普遍現象以一種自然過程的力量和動力跨越邊界而流動。因此，這些相同的技術、組織、學說和產品都是在以前被認為最不相同的空間中具體化的；僅僅是因為對這些事物及其影響的共同接觸，這種影響才好像以各種使這些場所變得等價和時髦的方式表現出來。因為可以獲得相同的物品(如卡布奇諾)、相同的優勢(如24小時的夜生活)、相同的信息(如有線電視提供的)、相同的“生活方式”影響(如廣告、商標品牌或家居用品),或相同的混合人群，從而把不同的城市都稱之為城市。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城市化似乎有一種循環係統的力量，傳播基礎設施、財產和影響，就像一個冷漠的搬運工一樣。
循環往複的興奮跨越城市和國家之間的界限，因為人們遷移到了曾經被隔離的牧場，用通常被認為是城市所特有的影響來標記它們，如擁堵、生活方式、便利設施和與自然精神相對立的人造物，房地產開發後的便利設施(MacGregor,2001,37-55)。在城市內部，同樣的循環過程的不同形態被認為激活了從前死氣沉沉的地區和行政區，它們被用作發展和“資產階級化”的場所，取代了老居民，“振興”了一度被認為不討人喜歡或狹隘保守的社區。市場所驅動的循環的興奮，通常歸因於放鬆管製和取消對行動的限製，創造了一種從壓迫關係中解放出來的瘋狂體驗，以及從過去的負擔中解放潛力的希望。如上所述，這種循環運動不僅包括散居人口，而且包括特許經營、跨國公司、據說可以跨越國界隨意傳播的疾病、曾經被認為對某個地方具有特殊意義的博物館的複製件，以及曾經被認為是地方、地區、人民和群體特有財產的所有影響、觀念和技術。據說，世界性的影響在任何地方的相互滲透，都在他們接觸到的人人都能平等享有的循環係統的基礎上使場所變得名副其實。
世界城市化命題的一個含義是，場所由於與一個共同過程的關係而變得相同，其方式是根據循環的一般性及其規範秩序(其“編碼”)來確定所有特定的場所。如果這樣，城鎮和鄉村之間的差異似乎就消失了(因為大眾文化的普及和“產品認可”的普遍性),那麽城市之間的差異似乎也正在消失。在本書中，這樣的說法讓我把都市性(urbanity)的觀念作為城市化(urbanization)的一種衡量標準，在某種程度上，我要問的是，都市性作為城市生活的一種持久而明顯的特征是如何持續存在的，從而使這些相等的觀念，特別是這些城市化的始終如一的經驗觀念成為問題。
這就是空間和場所之間的差異性可能變得相關的地方。所有那些因在循環係統中的相對定位相似而出現的相同的區域，可能是不相同的，這不僅是因為外表和現實之間的經典區分，而且是因為它隻是不清楚城市化的出現與都市性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麽。此外，假如都市性與城市化的關係不僅是一個方式問題，而是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作為集體生活焦點的禮儀或夥伴關係的關注上，那麽這就開始提出城市化(設施、電影節、擁擠、壽司)的裝備在安置過程中如何發揮作用，對它有所貢獻還是使其倒退。這就告訴我們，擁有便利設施並不是一種溫文爾雅的習慣，而是需要作為一個考慮因素來發揮作用。在所有這些方式中，解釋性的問題堅持幹預，因為這對我們來說太具有根本性了，以至於我們不能允許對城市的評論不間斷地進行下去，仿佛它隻需要證據、進一步論證、反駁或技術澄清一樣。我們必須恢複這個有意義的問題。
如果說城市化是一種普遍的力量，那麽提出城市的終結問題似乎就會讓人感到好奇。但是這並不奇怪，因為如果每一個地方都被城市化了，那麽城市的概念就會失去其重要性。正如希臘人所熟知的那樣，它要求我們通過詢問一個真實的城市和虛假的城市之間的差異來恢複表象與實在之間的區別。如果這種差異性並不意味著公式化的東西，而是提醒我們注意都市性的一條經驗法則，那麽這樣一種挑釁性質疑的本質主義韻味就不應該讓我們感到害怕。進一步提出的問題是，假如所有的城市在某些方麵看起來都很相似，那麽它們如何在這樣一種環境中維持自己的生命呢?我們熟悉這種對個性的關注，就像它適用於集體和個人一樣，正如齊美爾堅定地指出的那樣，他們永遠都在這個模糊性的“悲劇”空間中工作，而這種空間就是“解決”其共性和個性共存和衝突的感性問題(Simmel,1950)。
如果說城市化描繪的是商品的普遍流通，那麽,我們就必須把城市作為這種流通的特殊場所來探討。人們已經注意到，在分類係統中，商品主要是作為分化和凝聚力的標誌發揮作用的，在那裏，個人和團體聚集和分化為價值的承載者。當我們考慮到對共識的訴求和融入其使用的區分時，商品就會成為可見和可用的文化範疇(Douglas and Isherwood,1979,59)。根據這種觀點，商品是信息係統的一部分，允許用戶在合適的聯係網絡中進入和獲得可用性。商品的使用調動人們在適當的位置接受和反饋影響，並因此在任何時候都會成為“文明進程”的更積極部分(Elias,
1978)。如果商品流通作為一個信息係統發揮作用，那麽與它們的恰當使用不可分割的商品和信息的獲取以及納入生活機會的考慮就應該集中在城市之中。這是布羅代爾的城市是“交流中心”的概念的加強版(Braudel,1973),不僅是因為它的媒體，而且是因為在它所流通和提供的商品存在的情況下把對社會強化的許諾看作一個具有各種可能性的領域。無論城市化是不是一個普遍的過程(商品流通),城市都似乎是一個場所。在這裏，通過社會允諾的根本模糊性，信息係統的循環過程的透明性會變得清晰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