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損並不隻是一個線性下降的過程，而且被描述為持久性和修正性的創造性更新架構的一種激勵過程(Rossi,1983)。正是與耗損的這種創造性關係，以一種形式連續性的標準衡量變化的方式，使對古老遺址的曆史性改進變得更加豐富。盡管這會讓人想起米蘭大教堂這樣的紀念碑式建築，也會讓人想起古老的街道或地區形象，就像一個最平庸的城市所喚起的生動感覺一樣。
在某種程度上，城市擁有聚集在一起的主要幹線，擁有在各 246種重要方麵被認為與眾不同的標誌。城市的這些部分就像各種綱要一樣發揮作用，把城市看作對於居民和局外人而言的一個整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幹線不僅以反映城市的經濟和人口變化的方式，而且以反映具有決定性的重新分配意義的方式，仍然是持久性和改良的焦點。多倫多的永日街、蒙特利爾的聖凱瑟琳街、都柏林的格拉夫頓街和柏林的庫弗爾斯坦達姆(K'dam)大街，都以各自的方式發揮著一種啟發性的作用，都顯示出各自城市延續性和變革性的結合。在某種文學意義上，每一條幹線都是城市故事的一個主要角色，它的持久性和改進始終標誌著集體自我理解的軌跡。任何一個城市的幹線身份都是不容易的，就像識別一部具有多聲部的複雜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一樣。幹線與城市核心以及聲稱中心地位的競爭性街道之間的關係，始終是一個開放的問題，隻有通過指南書才容易解決。幹線的真正含義是一個繼續存在的問題。此外，對於各個部件來說，把主要幹線確定為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會產生總是要尋求解決辦法的難題，而這些難題就體現在交通模式、通勤結構和擴散或差異的不規律性現象的偶然性影響中，破壞了以幹線為標誌的線性圖像。這些街道的曆史不僅反映了不斷建設和重建活動，而且反映了影響人們、群體和物體流通的定居和運動的變遷模式。這些幹線的“主要”購物功能與城市人民的“次要”用途之間的張力體現在交通和運動的調節、不斷變化的生活質量和街道行動、城市及其居住區邊界的變遷之中，反映在這種幹線與作為一個整體的城市之間的波動關係上。
改造
在置換(replacement)關係中，一件人工製品被刪除，或者被直接置換為另一種不同的東西，或者作為一個未成形的空間隨著環境的發展而被填補。房地產開發，如大都會項目對多倫多市中心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的幹預就是這樣，以更有價值的存在為理由取代了這個空間中已經存在的東西。在置換時，被摧毀的舊式電影院可以完全被其他的東西所取代，被轉換成一個專門用於不同功能的結構，或者可以通過在同一地點創造一個更新的版本(在這種情況下便是一種“升級”)來保存它。在那裏，升級在空間247
中保留了功能，卻改變了它的形式(和活動的形式),置換形成了新的結構和活動(如用音像店取代電影院),因而從這個區域除掉了這種功能或活動。盡管置換似乎是一種比升級更大的暴力行為，因為它把電影院從這個空間中拆除了，但是很難決定升級一家舊電影院是否比在空間中置換它更加暴力。有些人可能會說，剩下的東西(去看電影)的品質被粗暴地對待了，也就是說，就像是對看電影的質量的冒犯，而不是置換，它破壞了作為一種看電影的機會的空間。這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幹預是否會對場所造成更大的破壞(說“這裏不再有電影了!”),但是，對藝術形式的破壞力卻要小一些(至少，我們不會堅持這個借口，即“娛樂中心”是一家真正的電影院，並提供真正的電影體驗!)。
置換的模式是將未使用的土地轉變成一個富有生氣的、公共的場所，因為幹預並不會幹擾位於其中的地區或選區。因此，撥款總是有理由成為城市的一種“禮物”,聲稱從沒有任何東西的地方創造出了某種東西，在以前沒有任何東西的地方“給予價值”。在多倫多，被稱為“鐵路地塊”的18.2公頃荒地的開發計劃，就是想用巨大的摩天大樓和共管公寓單元取代瓦礫。盡管希望給一個空曠的空間賦予價值，但是，這項名為“城市廣場”(City Place)的幹預行動，給這個城市引入了一個美學的視角，這是有爭議的。在巨大的共管公寓塔形式中，為了更好地觀看它需從街道往回走，在破壞了街道生活的同時，也切斷了大樓與周圍社區的聯係。用一位建築師的話說：“把一種郊區觀念引入城市核心是完全錯誤的。城市裏的建築物塑造空間，界定街道和圍牆，並用商店、咖啡館和大堂激活人行道”(Steed,1997,C4)。在這裏，似乎是在最有利的條件下，一種新的東西取代舊的東西的要求，可以被認為是重新設計，並且把傳統的城市概念運用於核心區。這種改造提出一個問題，郊區的姿態是否是一種暴力行為，僅是因為它無法想象空間可能具體化的其他空間願景。以這樣的名義，置換不斷地要求我們去思考，如果不能想象什麽是正確的和高要求的，就會成為一種不作為，就像它想要糾正的不作為一樣，會以它自己的方式對城市產生暴力。
在置換和升級之間隻有一線之差。從本質上說，升級不是對一個場所的庸俗現代化，而在其最好的情況下是城市保持工作的一部分，並不是針對過時場所進行的修複工作，而是創造性的修248複，能夠使場所在變化的條件下富有想象力地持續下去。紐約的新中央航站樓被認為是堪稱典範的升級，它告訴我們“不朽的建築可以超越完善的問題，豐富日常生活的細節。這座建築盡管人山人海，卻是一片寧靜的綠洲，是旋流的城市中一隻澄靜的眼睛……它更像是一個城鎮廣場。它的清晰而寧靜，還有它的威嚴，都屬於每個人，而不像它們曾經表現的那樣，主要屬於那些進入20世紀的有限公司的人”(Goldberger,1998b,94)。同樣真實的是，為了取得成功，這個項目在20世紀70年代麵臨商業利益的庸俗化，包括在屋頂上建瞭望塔，以滿足房地產利益。地標保護委員會成功地對中央航站樓進行了合法辯護，重申“一個城市有權拯救它最有價值的建築物，即便它們是私有的，並且它們的土地可以用於更有利可圖的用途”(Goldberger,1998b,92)。請注意，假如我們重新思考地標的概念，這個案例究竟是如何使城市有權利保護任何場所不被占用的，因為它可能開始指向城市保護任何被界定為公共資源的土地的權利，即使是私有的，因此，這也適用於街角咖啡館和建築紀念碑。這樣，升級總是含蓄地提出城市的性質問題，給它一個機會來證明對場地和空間的關切。在這裏，城市的身份就是自己所關切的問題，在對自身及其永久性的愛護中，可以看出其文明和歧視的一種症候(Arendt,1968),這種症候體現在對可觀察到的幹預的集體答複之中。
與升級(如多倫多的皇家約克酒店從一家大酒店變成了一家豪華酒店，或者，通過以繼續保持環境形式來改造一所大學或體育場所)形成直接對比的是，我們可以理解把人造物及其活動遷移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空間的置換特點(如多倫多的楓葉花園因為加拿大航空中心而被廢棄)。這種置換通常聲稱具有一種有價值的更新必要性，對整個城市來說都是有好處的。置換並不破壞活動，而實際上是在向另一個空間的轉移中，要求通過創造新的行為中心增強城市的力量。置換具有的暴力危險在於它以某種方式放棄舊有的場所，似乎以對遺址、地區和居住點留下的重大損害為代價要求獲得創造中心的地位。
因此，有三種幹預措施，置換(replacement)、升級(upgra-ding)和位移(displacement)。第一種是在兩種不同種類的人工製249品之間的關係中，通過用新的東西代替舊的東西來破壞場所與行
為的聯係；第二種是用它與行為保持聯係的方式重新界定場所，但是以能夠重新界定活動性質的變化形式進行幹預。第三種是把場所和行為都轉移到一個新的空間。應該注意的是，對城市、場所及其對環境中發生的行為來說，每一種幹預會如何對城市產生相關的風險。在多倫多建築舉措的最近案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這樣的風險，它們體現了置換、升級和位移的特征。
置換
以各種形態和形式出現的置換都有一種遠見，既具有所刪除的東西的垂死性質，也具有對城市生活過程的有益貢獻。有時候，置換很容易證明它的幹預是正當的。比如，當它擴展到未使用或“被廢棄的”屬地時，要麽為了城市文明的進程而進行重新改造(就像芝加哥開發從前位於密歇根大道以東的湖畔未使用的部分，從而創造新的酒店發展和“娛樂業”),要麽重新設計一個時間和環境都已經變成了遺跡的中心(如為了重建一個新的波茨坦廣場對柏林牆周圍的屬地進行再開發)。更典型的是，置換的管理與其說像擴張，不如說像一種軍事行動，舊的地區和生活方式被廢除了，理由是，它阻擋了決策者認為是進步的道路。在多倫多，某些開發項目的情況在這方麵具有典型性。
永日—丹達斯重建項目是多倫多市中心城市娛樂區重建的一部分，重點是永日大街和丹達斯大街的交叉口。該項目包括丹達斯廣場的建設，這是一個3250平方米的公共開放空間，還有一個名為“大都會”的娛樂綜合體，一座展示標牌新趨勢的媒體塔，一個類似時代廣場和皮卡迪利廣場展播的大型顯示屏。加拿大AMC(多功能)劇院，其中一位合夥人與泛股權管理公司進行了1億美元的開發項目，希望效仿在曼哈頓時代廣場所取得的成功。
開發商打算在關鍵的十字路口建設一個零售一餐廳—娛樂“空間”,目的是讓過往的行人能夠看到它，希望把人們從毗鄰的封閉的伊頓中心建築群中吸引過來。該項目指望建造一個巨型電影院、公共廣場和地下停車場：“過去這是一條街道……對每個人都有好處，一個理由是人人都可以來這裏。最近，它已經變得相當破舊了。它一直在產生不良的影響”(永日—丹達斯重建項目宣傳材料，泛股權管理公司，1998)。
隻有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這條街才是“傷痕累累的”,宣傳片把這個區域描述為一個破舊的地帶，到處都是折扣商店、一個混雜的快餐廉價經銷店，一個“種族大雜燴：在肮髒的樓梯上麵是‘天荒情未了’,一家充滿閨房內衣的商店，主要業務卻是出售照片身份卡。這是一條華而不實、惡習充盈的街道”(Pen Equity)。
注入和振興的想法激勵了這個項目，破壞行為的目的是要產生有益的和建設性的反應。破壞的影響被最小化了，因為該地區正在受到“傷害”,因此，它表現出具有破壞性(轉換)的東西是一種表象，僅此而已，因為它是為了這個地區和整個城市的利益。據推測，負責這項幹預的人數有限的參與者認為，置換是必要的。一位政客說，“告訴毒販和黑幫，他們不再受歡迎”,他把一種仿佛是實際的慵懶等同於犯罪橫行，繼續斷言“它將是安全的，它將是富有生氣的，它將一片光明”(Pen Equity)。這種置換是合理的，因為這個地區是多倫多黑暗的中心，是反社會的和粗野的特殊庇護所。然而，如果置換的舉措出於對肮髒地區進行清理的願望而被證明是合理的，那麽這個問題本身就仍然是開放性的。在這裏，隻有通過命令和默契以及不慎重地訴諸一種霸權的文明標準才能得到解決。除了犯罪外，從前的荒廢和衰敗地區隻會對那些由於這種惡化而拋棄城市的新的人口結構產生反感，現在，他們希望回到按照宜居想象來塑造的城市。為這樣一群人說話的市長欣喜若狂地表達了這樣的想法：“我受夠了那個外麵掛著褲子的拐角處的跳蚤市場”(Pen Equity)。這裏有一幅被憤怒的多數人圍攻城市的圖片，那些對不雅觀地掛著褲子感到“惡心和討厭”的人，想把這個區域改造成可以感到舒適的空間，一個有點兒像他們目前居住的地方，那些難看的東西已經被清除了。
更為重要的是，郊區的欲望經濟決定了這個地方將被建設的方式，使它能夠組織休閑、玩耍、娛樂和“夜間外出”來想象一種新的與空間的限閾，而且是一種新的典型的相遇方式。因此，一個用戶友好型城市空間的夢想與一個新的行為者、觀看者、用戶和一種新的行為過程的概念是共存的，“總體概念就是要讓顧客能夠參觀大都會，在其中一家主題餐廳裏用餐，造訪圖書超市， 251欣賞一部很棒的故事片，瀏覽電影超級商店，並在主題酒吧或互動零售區享受一些後電影娛樂活動。”
盡管這仿佛是資本主義急於吞沒阻礙其發展的東西的又一個例子，或者至少是一種符合城市更新慣例及其烏托邦式意識形態的姿態，但是，我們應該考察一下推動這個項目的解釋鏈，看一看它究竟是如何向城市居民推薦某種發展前景的。嚴格說來，這些舉措總是聲稱，通過提供用戶想要的服務來實現空間(乃至整個城市)用戶的最大利益。在某些情況下，假如這被稱為“品質”,或者仿佛得到了消費者偏好調查的支持，就必須以一種未經慎重考慮的方式來假定作為一種標準的需要，即所建設的東西是由(黑格爾所說的)需求係統所設定的標準(Hegel,1967)來指導的。這個問題總是求助於多數人的願望就等同於善這個假設。在目前的情況下，開發商對不同利益群體的概念是通過主題環境的形象來把握的，它讓我們思考這樣的方式，即全體民眾的利益究竟是如何被表現為某個主題公園結構中所體現的公共利益的。
在這裏，被集中起來的活動(吃飯、觀光、看電影、互動遊戲)從表麵上看是為了方便，但是，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運動的自發性和偶然性，因而破壞了不確定性，除了渠道的選擇外，還有步行和決策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功能的集中好像是根據主題分類限製和約束選擇的一個課程設置，仿佛用戶沒有給場所帶來任何有力的和獨特的東西，而隻是對最基本分類(如“意大利食物”“動作片""新奧爾良風格酒吧”)的複製，因此，除了主題所提供的東西之外，沒有體現出任何才智或辨別力。沒有給用戶任何機會用即興的和創造性的方式去探索和重構就餐、喝酒、看電影和觀光的行為，也就是說，沒有把它當作完成一次夜間外出、打發時間和娛樂的整體方式、方法的一部分。這就好像用戶從根本上說還沒有形成，還需要通過大量的房地產開發教學設備來了解城市。這種項目甚至可以證明自己是合理的，理由是用戶想要這樣做，一種夜生活需要和渴望這樣的指導，因此，這種結構符合用戶的“最大利益”。這種項目甚至可以聲稱說“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用戶，即一種新式的人，而對舉措的抵製就是抗拒變革的症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說法是正確的，因為已經發生的變化體現在新的人群結構的新的要求之中，即允許人們使用城市空間的方式不會受到過去排斥他們的審議、評估和歧視的影響。這樣，新用戶就可以認為，在過去因為“需求”性質，即因為需要用戶在他們的空間範圍內培育自己的工作而被排除在城市之外。房地產開發則可以聲稱，通過創建新的暢通無阻的公共空間反映新用戶的要求。
娛樂綜合體似乎想象使用者與食物、電影、書籍、散步甚至娛樂沒有任何曆史和教養關係，即把時間和空間體味成一種顯而易見的、偶然的社會成就。要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空間的使用者被想象成一種城市生活方式的陌生人，沒有步行以及走一走看一看曆史的新來者，期待便利、高效和關心安全及衛生的郊區居民，以及那些對景觀和休息的期望壓倒了其他考慮的青少年。置換，真正激進的置換，用一種想象性的結構取代了一種生活方式和一種城市居民，這種想象性結構總是使關於新舊關係的有爭議的解釋浮出水麵。因為無論這樣一種創新有多麽新，都不能使過去不受幹擾。按照它所聲稱的背離過去的標準，它需要過去並且運用過去。
升級
升級聲稱要把一個場所現代化，就像改造或者翻新和整容手術的共振一樣，這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城市中，許多升級改造的場所都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值得以某種形式加以維護，至少是一個地標性的蹤跡。在多倫多，皇家約克酒店便會讓人們想起加拿大在英國殖民時期的輝煌歲月，在被改造為商務酒店的時候，它是過去的一種蹤跡，似乎值得保留下來。這樣，皇家約克酒店的地標性地位就能夠使商務旅客根據他們對這個城市的重要性來區分這個場所與其他的豪華酒店，讓他們感覺到它的獨特性。
在其他情況下，當沒有地標能夠提供阻力的時候，升級就變成了毫無節製的暴力。一種現代的、無差別的結構，如多倫多約克大學，就很容易被人們感覺是發展性幻想的受害者，因為它不同於約克酒店，沒有任何獨特性。因此，升級假如不受任何實際限製的約束，就會隨意地忽視大學的意義與空間之間的聯係，並且可以對它進行改造，好像它就是要被征服的處女地。在升級過程中引入了三個新元素，而不考慮它們與過去的聯係，一個零售商場、一個圓形大廳和一個公共空間。由於大學作為一個場所的概念的模糊性和功能的具體化，這些創新耗盡了升級換代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了任何限製，升級就可以把空間界定為零售商店、青草小丘，或者用任何一種方式界定它。因為空間的定義受到那些脫離其內涵曆史的人的控製，而那些與場所有密切關係的人，要麽因為缺乏專業知識而退出，要麽輕易放棄了他們的利益。由這種升級帶來的模糊性在於兩種觀點之間的張力關係，假如增加服務和便利設施，沒有資源的醜陋場所對大多數人來說更為可取；然而，這種改變隻有從作為商業機構的功能角度來看才是可取的，即服務設施的數量增加(一個食品場、一家清潔商店、一家互動電子遊戲室等)。這種升級所造成的暴力行為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即一種環境的組織如何有助於清晰地理解在其中發生的行動，如一所大學應該如何利用空間。
如果這個問題讓我們思考什麽是大學，什麽不是大學，那麽很顯然，這種升級就把一所大學的空間看作一個營銷機會，而學生就是碰巧在上課的消費者。這種被禁錮的消費者群體的概念與把電影劇院重新定義為主要是食品加工渠道相類似，這樣一來，對藝術(電影、高等教育)和使用者(電影觀眾、學生)的暴力行為就變得很有趣兒。顯然，這所大學的升級把高等教育重新定義成了服務供給，把空間的使用者重新界定為課前和課後需要功能設施的通勤人群。這種設計符合對新的學生群體的設想，兼職工人則局限於工作和郊區家庭之間的兩極化關係，他們需要快捷而高效的服務滿足教育就是有機會獲得證書的一張時間表，一種主要環境之間的臨時停靠站。這樣一來，高等教育以及環境的設計就成了問題，它再一次挑戰了對於過去與當下之關係的看法。這種幹預在公立學校、醫院和教堂的升級中是很典型的。例如，人們經常聲稱，教會的“現代化”使它們與公司無法分辨，嚴重損害了形式(宗教儀式)與功能的關係。然而，每一次這樣的爭論都具有更新這個問題的積極作用，形式(高等教育、宗教、照顧病人)是什麽,隨著城市的變化，應該如何堅持和(或)加以修正。
在大多數的升級中，不管暴力事件如何，當下與過去之間關254係的一些蹤跡都得以持續。有些升級的規模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所取代的結構，既沒有確定性區域，也沒有獨特的功能，它們都把先前的狀態確定為相對無形式的結構。在這種情況下，升級是一種大規模的幹預，與過去場所的新穎性和難以識別的聯係，目的是證明自己成為城市中心地位的合理性。盡管這些超級市場的置換和升級之間的界限很小，但還是值得進行單獨討論。
位移
多倫多一個古老的運動場被撤空(Maple Leaf Gardens,b.1931),這是把功能轉移到另一個地點和一個新結構過程的一部分，這個結構被設計成一個最時新的“藝術狀態”多用途設施(加拿大航空中心)。當地媒體報道稱，這個新的設施“對天際線貢獻並不大，但是對這個城市的貢獻卻是巨大的”(Hume,1999,S2)。在天際線和城市之間，這種區別是值得追求的，這也許是對“純粹”的表象與某種更“真實”的東西之間的對比，或者，是對外在的東西與內在的東西、表麵的東西與深度的東西之間對比的一種思考。至少提出了這種區分對表麵的東西與靈魂的東西之間這個關係本身的問題(Simmel,1959),這意味著，至少在這些詞語裏，在這個城市中，與某種真實的貢獻進行比較時，或許就把天際線貶低成了裝飾性的東西。
對於這次幹預的不同評論，為這個新設施提供了幾個方麵的正當理由，所有評論都強調了新建築通過開辟新的未使用空間擴展多倫多市中心的都市性方式。這個新的設施通過一種探索性修辭組織起來，仿佛建築舉措就是對未知領域的洞悉，在某種程度上，就像一種吞並的姿態。據說，加拿大航空中心是，①征用廢棄的土地；②讓城市延伸到離湖邊更近的地方；③把這個地點與市中心火車站連接起來更便於郊區通勤者使用，從而振興公共交通；④要求進一步開發，因為通過未使用土地的路徑有望在其舉措啟動後為進一步的發展開辟道路。
所有的人，特別是市長，他是這個項目的啦啦隊隊長，都說這個新場所“改善”了這個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是基於具有激發進一步發展前景的能力，但是，作為這個城市一個新的中心樞紐的自我賦權，也是作為一種創造性影響的自我賦權，與任何裝飾性的創新相比，都更為重要。對於舊事物來說，這種新事物的創造性基於開拓未被使用空間的需要，並且以這種方式發起進一步的拓展努力來效仿它。對於大都市地區不斷變化的人口結構和渴望來說，這能夠更有效地回應進入該地點的郊區居民。這個項目是同時具有繁殖性和社會性的典範，使貧瘠的空間變得肥沃，通過新的行動和活動來填充它，從而使它發揮作用，使那些已經離開或選擇反對城市的郊區居民重新融入社會，由於按照他們的規格對這個城市進行了重新設計，從而使它變得更富有吸引力，更容易接近，更有效率，因此，他們想回遷到這兒。
改進的另一個理由是，建築師宣稱新的場所將會成為“一個體育和娛樂劇場而不是一個競技場”,一個集中了許多目的和功能的場所，能夠引導人們認為這會是“可以早來和遲走的一個場所”(Hume,1999,S2)。請注意，通過位移所改變的是運動場以及設施的觀眾和使用者的想法，在某種方麵與體育本身是相關的。也就是說，體育和觀眾(“粉絲”)的意義可能會發生變化，因此，對城市體育的表現和意義會產生影響。
對於體育來說，這種含義並不是唯一的，是由這種結果暗示的，即位移危及在環境中發生的任何藝術或活動的形式，但是在方式上始終按照最時新的或者“進步的”活動限製來判斷合理性。成為一個觀眾，成為一個空間使用者的條件變化，與藝術或活動本身的形式相互作用，空間的使用者與行為的相遇，始終是以挑戰行為完整性的方式提出疑問的。
因為這是城市核心不斷發展的一個借口，所以位移便以幾乎無可爭辯的方式證明了自己的合理性。它舍棄了在更當代的眼光看來那些已經過時的行動形式，迎合了大都市地區的新需求，開辟了新的空間，在開放新空間和創造新途徑的過程中，為大多數城市人口提供了“便利”的方式。它把行為建構為一種能夠被欣賞的娛樂活動，而不需要任何特殊的鑒別能力。
在多倫多這個案例中，曾經的競技場和其原來的所在地都被舍棄了，理由是它們的生存能力被限製在這個城市曆史的一個階段，而這個階段如今已經成為過去。隻有在一個擁有與這項運動密切相關的同質性人口的單一體育城市中，楓葉花園才是可行的。現在，一個沒有這種責任曆史的新的多元文化人口和一個對體育在城市娛樂矩陣中的地位有不同期望的郊區人口結合在一256起，給體育本身的重新定義及其與城市裏的自由時間、休閑和有組織社會性係列活動的關係施加了壓力。
加拿大航空中心的景觀可以在內部設計中觀察到。活動領域的設施被當作一種技術肯定，通過在這個區域的不同角度設置一個巨大電視屏幕網絡和遍布整個場所以及盥洗間及公共空間的電視監視器，保證各種行動都將持續地受到監視，永遠都不會在視線之外。即時的重放允許觀眾恢複錯過的瞬間，相機定位創造了多個角度，人們從多個角度觀看遊戲，監視器通過所有的終端和轉移使各種行為保持在視野之中。該設施的設計者聲稱“今天的大多數粉絲都期待這種質量”,表明這項技術是為了“增強粉絲的體驗”(Brown,1999,S2)。然而，其中的關鍵問題在於，粉絲正在“需要”的究竟是技術還是體育，以及為什麽應該假設兩者是相同的而不是對立的需求。既然粉絲最“需要”的可能是技術而不是環境中發生的某種行為形式，那麽,設計師可能無意中指出了這個重要的問題。
加拿大航空中心體現了觀眾希望通過技術上的專注完全掌握視覺效果的願望，希望消除置身於這個情境中的任何觀眾在座位、注意力、視角和時間性上的不平等。這樣，該設施的全視景技術夢想，基於觀眾追求質量的形象，實際上構成了通過限製離經叛道和不正當行為控製身體的一種規訓，因為這些行為可能會破壞一種不被打擾的安寧。
請注意，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新設施以這樣一種方式集中了各種功能，即對場所及其所在地與整個城市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的影響，而這些影響總是從被廢棄的場所開始，在這種情況下，居住在那裏的往往是市中心的用戶。位移隻能出現在遊樂、休閑、自由時間、體育的語境中，邊緣與城市空間中心位置之間的關係需要進行重新思考。位移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①采取舉措的時機是什麽,那就是做出暴力行為的理由嗎?②這種改變是如何得到認可和受到抵製的?③在新的和被遺棄的空間中，這種改變對未來和過去有什麽影響?④對於重新定義發生在這個場所和觀眾或使用者的建設中的行為，這種改變有什麽影響?在伴隨幹預而來的，並且標誌著其事件是城市的一個關鍵時刻的富有爭議的解釋和行動的話語中，每一次位移都對我們和城市本身提出這樣的問題。
超級商店
所謂的超級商店都匯集了許多這樣的問題，因為它聲稱，通過把它轉化為景觀來創造一種環境，從而提升局限於環境的行動。這個問題總是提出這樣的關切，即新的東西如何與舊的東西妥協，或者“用戶方便性”如何以重新界定其中的行為方式來發揮作用?假如我們考慮要把一個電影院改造成一座影視城綜合體，那麽,純粹性和進步之間的張力就會變得更加清晰(Adelman,1998,Dl,12)。
擴大後的電影和多功能影院把各種電影和不同類型的電影觀眾結合起來，往往是要積極解決單一化的電影觀眾的孤立性和審美集中性問題。但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在一個具有差異性活動的環境中引入新的用戶群體，它便在同一個屋簷下以某種方式創造了一種新的功能集中性，主動地把看電影重新定義為一種集體性的體驗。在這種情況下，看電影就不得不重新審視它在其他功能方麵的地位，比如吃快餐，因為男男女女與多功能的結合把電影觀看轉變成了一係列沒有特殊優先性的活動之一。
新電影院同時播放許多電影，並因此用一種旨在使選擇最大化的方式混合著各種觀眾。高分貝的聲級強化了體驗。同樣，影視城給環境添加了許多功能，諸如視頻遊戲和交互媒體等，這樣，觀眾就不會在等待期間受到任何影響。在某種程度上，美食可以成為觀眾的主要活動，更舒適的座椅有望讓觀眾把室內當作家庭的延伸，好像看電視時那樣舒舒服服地邊吃邊聊。還有，私密性房間是為觀看電影時的單獨觀看和社交活動(“盡情歡樂”)而設計的。很明顯，新的設置有助於以一種符合新型空間用戶而設計的方式對電影進行重新界定。除了那些被認為是“正統主義者”的人之外，人們往往沒有注意到的是，這些幹預措施是為了重塑常規性的城市生活藝術，重塑看電影、購物、瀏覽的藝術。因此，在“新”事物的壓力下“舊”事物受到了質疑。同樣，新雜貨店、新書店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設施在城市中所發揮的作用，不僅是增加規模和服務集中度的例子，而且是在空間用戶與空間裏的各種行動形式之間的相遇中觀察暴力幹預的場所，無論是去看電影、購買雜貨還是去書店看書。這種“建成環境”,通過把原有的和古風式的功能(電影、雜貨、書籍)用作一種托辭創造和維持對客體的欲望。它們經常被讚美為新的公共空間。在展示不同的功能安排時，它們不僅為每個人提供了某種東西，而且成功地肯定了它們自身的功能集中是一種增強集體力量的景觀。在一個場所中能夠滿足不同興趣的東西就是景觀，這是一種工程學的勝利。它的魅力在於，有能力消除對品質和歧視的癡迷，而這種癡迷在過去有可能阻礙大多數人參與這些行動。
公共空間
紐約時代廣場的重建，提出了改造與所謂的翻修之間的差異性問題(Sussman,1998,42)。盡管這個空間一直是一個旅遊區，但據說現在被賦予了一種“幾乎完全是視覺性的”消費模式(Rossi,1998,43-44)。因此，不僅僅是商業主義改變了這個地區，而且產生了一種不同的方式，從而使這個地區能夠通過表現過去展示自己。例如，據說時代廣場和位於新波茨坦廣場遺址的前信息箱(Info Box)都通過展示和導遊改寫了曆史，通過景觀抹去了對這個地方的真實記憶，而這些景象所迎合的是它作為一種具有極大吸引力的視覺客體**(Rossi,1998)。用薩斯曼的慣用語來表達，就是與場所生活的過度整合被重構為“安全過度”,即被重構為沒有推斥力的景點。在關於傳統市場效仿的辯論中，我們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在時代廣場的重建過程中，它表現在廣告和標牌上，這些廣告和標牌隻是指向時代廣場本身作為景觀的客體(Sussman,1998)。媒介就是信息，因為這些展示本身就是有魅力的客體。據說與場所的這種“視覺”關係，是為了協調與整合該場所的過度設計，並且把景觀的過度設計再生產為主導性的集體記憶。假如這是真的，那麽便意味著，把場所表現為一種客體的東西就是過度設計本身。新的公共空間就是作為工程或設計景觀的自我指涉，通過精湛技巧，把它們自身的過度協調表現為“一種全民盛宴”。
我們可以理解對這樣翻新舉措的批評，因為在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創造一種景觀的時候，這種自我指涉的展示總是有失去與體現該場所曆史細節之間聯係的風險。通常，建築或設計舉措都把其行為表現為一種破壞傳統的集體聯係的舍棄，無論是曆史故事還是對建設和建構的“過時”看法。對這種舉措的抵製往往被看作是“過時的”,無論是應對企業或公司裁員，還是應對蔑視“敘事”的計算機專家的技術狂熱，抑或是應對某位政客提出的“格格不入”的措施。翻修的暴力行為加劇了集體的不安，使人們(或可能/應該)看到了這種形式本身的主題。
在這一舉措中，翻新有把這個場所的故事簡單化的危險，在時代廣場的例子中，這個地方就是百老匯的故事，是“這個社會成功和失敗的極端”的混合體，體現了特定職業、夜貓子、小販、藝人和失敗者、流浪者、惡棍等的多樣性(Sussman,1998)。所有重要的場所都成為城市曆史的一部分，就像百老匯是曼哈頓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樣，在藝術中，它通常被表現為一種集體情感的持久聚集地。對場所的這種記憶與其曆史重建之間的差異性可能就在於，一方麵，它的過度表現為人口稠密的驚人多樣性——與極端狀況的不穩定性共存；另一方麵，在它的設計和方法上又展現為一幅壯麗景象(Grenzer,2002)。在這裏，由於在城市中賦予場景以意義的需要釋放出來的這種倫理衝突，是由構想場所的不同方式所導致的，這些不同的方式都把場所看作一種再生產“全民盛宴”的機會。然而，大多數用戶通常對它提供的變化和機會感到滿意，明顯不同於少數被認為每一次建築修繕都是反對者的正統主義者。圍繞城市公共空間質量問題的衝突，對於把場所更新為集體本身(在“topos”的最初意義上，即場所)這個話題的難題產生了不同的“解決方案”,這些方案總是預先假定這樣的問題，即場景如何有效地把它們的性質表現為一種社會交往的場合，因而，它們的多樣性的擁擠或設計如何調動這個主題的魅力?這種衝突繼續表明，在關鍵時刻，城市必然會被這種問題一解決方式所持續困擾。
作為一種客觀性文化成就的“建成環境”
這種建築爭論已經解決了場所的“主要”和“次要”功能之間的區分，重申了這樣的認識，即不應該再假定解釋優先於無數用途的場所概念，優先於它的多變性，它作為一個客體的象征性價值，它作為一個符號的性質的概念。正如我們自始至終所認為的，作為一種符號，建築環境是一種“客觀文化”的成就，既是美的，又是“功能性的”;既是一件藝術品，也是一種商品。我們需要探索的正是建成環境的這種事件性，這種體現在不確定性用途中以及在城市空間問題上的倫理衝突中的事件性。
建築本身作為一門藝術的無情破壞性，必然與(建築物、博物館、酒店、購物中心、電影院)風格的破壞和更新同步前行，因為它既是舊事物的喪失，也是新事物的開始。通過把人們帶到前所未有的數量、組合以及被認為是新的和解放的娛樂場所擴展交流領域的承諾，把建成環境中的每一個物品都表現為一個新的消費和社交場所，目的是增強和拓展交流與聯係的領域，增強信息流通的潛力以及讓陌生人聚集在一起。城市中的建設和重建是否是盧梭曾經指出的資產階級裝模作樣偽裝的又一個例子，打著仁慈的幌子，聲稱重塑城市對於城市有益呢?“新的公共空間”的理念所傳遞的信息，就是把空間從束縛中解放出來。我們需要考察這種說法。
在這些條件下，必須重新審視場所的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的概念，不是把活動的“內容”與作為一種符號的事件性或特征進行對比，而是從公共空間作為陌生人的“事件性”共在的“基本”概念開始。我們不禁要問，在城市的集體生活中，這種混合體究竟有什麽作用?真正基本的東西就是設計和工程的吸引力及其技術景觀。建成環境通過對自然的控製肯定對動**不安狀態的征服，技術則聲稱要在工程和設計的壯舉中表現這種對自然的控製。這體現了現代的進步特征，體現了當地資產階級的協商品質、權力和能力，也就說，如何在當下創造出另一種客觀性文化成就的領域範圍。建成環境讚賞“我們”及獨特的解決當前不安狀態的儀式性方案，這是所有人都會為它的生產性景觀著迷的一種儀式。
結論
我們強調了如何通過幹預城市的社會景觀不斷質疑集體作用的意識，這些幹預生動地喚起了城市的日常生活，城市的根本無常性，城市本身的脆弱性。這種無常性通過讓人憂傷的人造物的喪失、補充的伴隨物以及不斷消失的麵貌所產生的痛苦後果體現出來，在沃爾特·本傑明的孤獨形象中，這些東西被當作流動的理想化主題得到了集中體現(Benjamin,1998 and 1999)。人造物、人、空間和生活方式的永不停息的循環，無止境地證明了在任何時候過去的東西都已經不複存在，而現在的東西也都終將逝去。更有甚者，無常性的氛圍，由於統治的持續性而加劇(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