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明的生產性力量在城市中的發展集中表現為一種變革的景觀。在任何時候，物質性景觀都會呈現出不同於原來的形態，並且由此會呈現出不同於將來的形態。倘若當下是一個失去的時刻，那麽它也是一個無法估量的未來的新的開始。變革的動**性在把戲劇性的形式呈現為一種景觀的時候，把城市轉變為掌控動
**不安本身的倒數第二時機，並且不斷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這是畸形比例的一種自命不凡呢，還是相同事物的一種反複述說，人類無能為力的一種重複?”
死亡和對人類狀況的有限感，困擾著在不斷變化中關切永恒性的集體生命。也許，人類力量在集體生活中出現的第一個或最根本的形態，就是通過人類建築物和由成就的易毀滅性質所喚起的終有一死的形象來體現的。任何一個城市的密度都由於時間的命運同時把當下物質性力量和物質性限製戲劇化了。任何一個城市的作品和成就都預見到了無常性，並向集體提出挑戰，要求在當前找到和恢複作為一個具有重要含義和意義問題的場所，從而把形式賦予城市生命的持續不斷的和不可阻擋的身體性運動。城市的建設和重建是第一種方式，在這種方式中，存在的無根性在令人難忘的碎片生動性中表現為一種集體景觀。
城市流動
無常性是城市中不斷被提出的一個問題，反映在它在不斷變234 化中持續存在的問題所帶來的持續挑戰之中。在與流動中的“事實”引發的無常性的幽靈有關的城市中，如何始終把握集體的永久性。籠罩在城市中的無常性的怪異氛圍，戲劇性地體現在持續不斷的建設和重建舉措中，戲劇性地體現在事物、商品、空間和人的永無止境的循環之中，甚至通過城市作為一件經曆了惡化和複興的工藝品的性質，以其時間和空間的混合和匹配為特征，給一切人造物帶來一種可怕的本體論折中主義。城市的無常性肯定了自我塑造的集體性積極能力，同時肯定了對一切未來事物的容易消亡性質的反常認識。它以這種方式證明了以作品和成就而聞名的有限性的局限，同時因無法掌握創造本身而遭到誹謗。
城市的無常性觸動著他者的心弦，擁抱必須被重建的東西，摧毀將會被取代的東西，在阿波羅和狄俄尼索斯元素不屈不撓的融合中，對想解決永久化問題的集體構成了一種持續性的挑戰(Nietzsche,1956)。在暗示一切事物都會逝去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一種東西在形式中持續，所有的過程終究可以修改，恒常性任由偶然性的擺布，在所有這些方麵，無常性誘使城市屈從於命運，仿佛它的形式確實就是形式本身，無法承受生命的運動和力量(Simmel,1959),也就是說，仿佛集體的力量是一種無所事事的、人道主義的幻想。同樣，無常性質疑城市把它的現實性置於“危險之中”,目的是檢驗它所聲稱的責任，而不隻是一個名義上的城市。因此，為了勇敢地麵對它的複興問題，城市迫使自己經受這種挑戰，這種虛無主義的挑釁。
在對人工製品——水罐、手柄、橋梁、廢墟的一係列分析中，齊美爾表明了建設或重建的任何一個實例究竟如何以一種時間性的方式確證人類對自然的掌握，因為人工製品的耗損或退化——總是被客觀化在廢墟之中——重申著對大自然的統治，讓人類直麵認識到他們的脆弱性(Simmel,1959)。如果從某一個立場來看，重建的時機凸顯了對尼采所說的無常性的狄俄尼索斯的直覺，那麽,它同時也為人類精神持續統治的阿波羅的直覺創造了一個場所(Nietzsche,1956)。
齊美爾提供了把建築物轉化為我們可以在城市中探索社會動力的一種方法。任何建築或重建舉措都提供了研究城市如何激活空間或者把生命注入空間的一種機會。齊美爾認為，建築物的退化給集體帶來了麵對麵的認識，即在每一個場合，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持續可逆性都被戲劇化為對城市的一種挑戰。因此，我們可以把對建設和重建所需要的集體回應理解為一種張力的標誌，這是人造物的無常性的直覺與需要通過重新確立人類統治而超越這種認識之間的衝突所釋放出來的張力。
在城市中，城市政策與政治、企業利益和建築行業之間的辯論，被當作一種關於城市空間融入生活的最佳方式和方法的對話而被激活。這些政策和解釋預先假定了城市居民及其對空間利用的形象，它以各種方式掩蓋了，也以各種方式提供了指向這個問題的話語，即空間的使用者究竟是如何通過這些相遇而被想象為有人使用的和富有生氣的。為了通過城市居民所表達的對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持續存在和變遷的集體關切確定可能性的範圍，我們可以考察各種各樣爭論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如此，我們會繼續被這個問題引導，即城市如何給這種辯論烙下它的印記，而這種辯論又是怎樣被城市塑造的。
我們可能會把城市看作一個人性被剝光的場所，讓人們直麵他們的有限性。可以說，城市讓它的主體暴露給一切即將來臨的事物的根本無常性之中，暴露給技巧和社會建設的不可阻擋的詭異之中。以一種完全不同於村民與自然相遇的方式，城市把它的主體定位在存在與生成之間的懸崖峭壁上。同時，城市生活的基本流動褒揚物種的自由以及對這種自由的基本限製，從而喚起我們所建構的事物之永恒性的脆弱幽靈。城市就是一種挑釁，考驗著我們在麵對無常性的景象時如何發現自身。假如我們被吸引到城市中去，希望挑戰極限(對自由的承諾),那麽我們在城市中的命運就是要接受這種認識，即這樣一種挑戰存在於不斷更新的需求之中。在某種程度上，城市的傳承就在於這一挑戰本身的模糊性，它給集體提出了這個問題，即集體必須持續不斷地創造、經受和挑戰人們提供的各種預期解決方案。我們將開始創造一種敘事，以表明城市是如何通過無常性、多樣性和碎片性、虛無主義本身的景象而產生的，對於任何一個當下時刻來說，對於現代性來說，這是對承諾的一種富有意義的激勵，對承諾的一種考驗。
但是，我們並不認為城市是虛無主義的，恰恰相反，我們認為，城市敢於冒險把虛無主義及其各種論調當作日常生活話語的235一個重要部分的環境，這就是使城市成為一個主要的自由中心的東西。城市以這樣一種方式喚起它需要超越的情感——脆弱性和無常性的反常直覺——在建造和重建中，在延遲永恒把握的同時，也證實著當下。在這種延遲中，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羅元素的混合，標誌著城市的文化及其在建築方麵的根本模糊性。通過這種方式，任何一項工程都會讓人們在城市中與空間接觸，想象成一場想讓他們的生活變得強大、具有重要意義的相遇，從而成為一種有關城市自我更新的表達。不管這樣一種姿態多麽富有創意，都隻能從建築藝術中流傳下來的星星點點、空間類型的傳統，以及被設想為居住在這些空間裏的生命形式表現來充實更新的工作。
對任何一個城市來說，無常性的標誌就是流動(財富的內部變化和外部波動)、建設和重建活動的暴力，以及作為一種具有自然和美學價值融合的生命周期的藝術品的時間軌跡。這允許我們可以根據循環、更新和傳記的隱喻來談論城市。通過這些修辭手法，我們可以把城市本身的基本運動理解為一個集體問題，這是城市所麵對的並且必須致力於“解決”的問題。為自身所構想的作為一種象征的城市流動，體現在城市生活的各種話語中。這個問題一解決的城市開始以集體的形象看待自我更新問題，以及在被包圍的運動中把握自己作為一個完整中心的需要和渴望。這種無常性的氛圍表明，城市總是處於失去自我的邊緣，人們似乎總是可以把它當作一種有關這個問題的道德衝突處理，這個問題就是它是誰，它是什麽,也就是它的身份問題。
紐約的自相矛盾之處就在於它的消失包含了恒常性——並且不隻是因為一些早期的建築幸存下來，促使我們走向曆史的自我意識。在紐約，最堅固的東西都具有轉瞬即逝的變化無常的表象：這個城市長盛不衰的勇敢、活力、魅力、實驗；舊**激勵著新形式的奇跡，即湮滅的東西被重新點燃。
(Ozick,1999,152-153)
城市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人們遷入又遷出，事物存留又衰落，空間持續又退化。城市是一個運動和靜止、生長和破壞的場所。就當下而言，進入城市的人都會受到其他從未搬家的人的影響，而那些不愛活動的人則會遇到運動中的其他人，也會麵對與他們相似的陌生人和看上去根本不同的鄰居。使城市變得引人注目的人的運動——進入與退出、出生與死亡、移民、遷移和流動——體現著城市麵貌是一種靜止和運動、生命和死亡、衰落和重生的辯證法。空間就像個人一樣，存留與衰退都會被用於各種用途，補充或者任其腐爛、遺棄和退化。如果希望是永恒的，那麽,它仍然與浪費和侵蝕循環中的損失，房屋、財產和屬地的更新，沒完沒了的剩餘物和重建，沒完沒了的地區、區域和事物的衰落和再生並存。正如所有的當下一樣，城市的永不停息的運動——它的人和事物——表明，為何它的生命就是它的死亡，這一命運體現在更新結構必然能夠瞥見的形象之中。
對於任何時候的城市主題都會提出一些問題。這個城市是否持續存在於整個變遷中?夢想中的城市與真正的城市是什麽關係?在這個城市中，我置身何處，我心目中的這個城市究竟在哪裏?就其本身而言，這個城市必須使這類問題具有說服力，就像它的話語在這個場所中以一種彰顯其天才的方式所體現出來的那樣。這就是城市的自命不凡，這就是城市的“**”。假如似乎使我們夢想中的城市與眼前的真實的城市之間的關係問題成為必須回答的持續問題，那麽這種表象便是吸引我們去尋找這種結構所隱藏的東西的**。這是因為，城市要求我們去探詢它的空間究竟是如何以永恒性問題成為難題的方式而發生變化的，它如何能夠保持自身的真實?城市需要我們反思貫穿其表麵變化過程的持久力，它的完整性怎樣才可以說是持續性的。我們認為，城市的夢想——完整性和持久性——是與人們對城市的迷失、即“隻不過是一個符號”的恐懼所預想的噩夢並存。這就是，為什麽可以說失眠是夾在夢想的**與虛無主義觀點的**之間的城市居民的清醒生活的緣故。城市被迷失了，主體所擁有和渴望的是什麽以及不再是什麽,城市已經死亡，隨著這種死亡部分主體也死了。城市——在失眠的主體中——引起了恐慌，人們擔心屬於整體的部分現在不再是，將來也永遠不會再是了。因此，在任何時候，都會為它的主題提出一個有關其中一部分死亡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可以說失眠是城市內在生活中一種永恒**的原因所在。
芝加哥學派
正是由於芝加哥學派，特別是羅伯特·帕克和他的同事們，我們才把對城市的最激進的解釋當作一個運動的過程，在這個過237程中，由於個人和群體都渴望“在都市生活的巨大複雜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再生才被不斷地表現為空間的複興(Park,1926,4-18)。生態學不僅把城市看作個人和集體的問題一解決的一種語境或背景，而且看作為自身的生死存亡所困擾的一個集體行為者，這是一個在自身各部分都反複出現的諸多影響中形成的問題。
被人們設想為一個集體行為者的城市，並不是簡單地被描繪成一種聚集或有機體，而是以一種超越確定性的方式被描繪為自我肯定。這幅城市圖景中的張力源自被隱藏在自然秩序中的形象，就像自然秩序的“植物一樣”(Park,1926,3)經曆了一係列不可阻擋的階段，在成為滿足自身欲望和記憶的資源的同時，也限製了它隻能在這樣一種秩序的範圍內回憶和期待，就好像它的過去和未來一樣，僅限於記錄它的選擇和決定。從這個意義上說，城市作為一種集體命運生存下來，而它隻能順從這種命運，這一命運似乎標誌著每一個城市在重新配置與這種普遍狀況有關的地位的方式上都是獨特的。城市的稟賦使它本身表現為“人口的選擇和分離都已經走得最遠的地方”(Park,1926),這為區分“大城市”和其他城市提供了一種方式。盡管芝加哥學派堅持不懈地關注城市的生死存亡運動，但是芝加哥學派的生態學沒有任何辦法，提出比他們能夠想象的更為複雜的各種自我理解方式，思考城市的生活究竟如何與其曆史和記憶聯係在一起。
自然選擇和分離並存——城市及其力量的不可阻擋的周期性秩序——都在致力於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上得到了體現。這種“工作”表現在群體和個人的無休止的運動之中，他們通過占有空間、交替著賦予和撤回空間的意義，更新邊界和機會而不斷地對空間產生作用，所有這些都對中心和邊緣以及群體與空間之間的關係進行重新定義。城市——被描述為一種不斷流動的狀態——空間的破壞(衰退、衰敗)與再生生命之間的更替。在那裏，空間通過“人口流動”而被重新創造出來，無論是個人和群體的流動，還是邊緣階層和流動人口(為社會所棄的人、移民、藝術家)的漂流。城市中生與死的波動節奏反映在具有“一種不明確的生活”的命題中，體現在城市內部的空間生成與死亡所隱含的必然結果中，就像居住在城市中的個人和群體一樣。
既然城市總是在變化，那在任何一個時刻它都不是曾經所是的樣子，也不是它將來要成為的樣子。在任何時候，在所有條件下，如空間的土地價值、建築物的高度、住房的狀況、擁堵的波動、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城市居民的空間構成，都標誌著任何一個空間從本質上說都是不同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同於原來的東西，也不同於將來的東西，同時提出——含蓄地——麵對這種他者性，它如何能夠保持同一性的問題。
芝加哥學派所描繪的城市之生與死表現在邊界的脆弱性上，總是遵從選擇和分離的規則，總是能夠認識到自己在本質上處於轉變之中，處在過去曾經是和未來將是的他者性和同一性之中。如果說，芝加哥學派似乎要盡量減少這種流動和運動的城市邊界的連續性，那麽就必須始終堅持這樣一種傳承的社會和政治後果。這是因為，在任何當下形成的始終存在的選擇和分離的前景，就是記憶和渴望，就是決定和限製任何個人和任何群體行動的過去遺存。在任何邊界中，同一性和他者性的混合體都是以消解標記的方式得到確認的，這意味著這種遺跡的蹤跡以不同的形態保持和侵蝕事物，在每一種蹤跡中都對遺跡進行重塑。
在芝加哥學派的這個公式中，城市充滿了意義，規模和密度就是擁擠動態的標誌，在那裏，空間的更新是一個標誌重新塑造中心與邊緣關係的主體化過程，無論是在長期被看作邊緣地區對中心性(中產階級化)的模擬中，還是在現在被視為邊緣(去工業化)空間的對中心性的廢除中。空間、個人和群體以及依附即將發生和消亡的事物的這種本質的主體間性，總是把空間確立為一種社會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相互之間的定位在空間的根本模糊性中都具體表現為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我們自己的(絕對的)空間包含著他者對這個空間的看法，而他者本人的(絕對的)空間也包含著我們對這個空間的理解。這種空間繼續證實圈占地的滲透性，更根本的是繼續證實任何一個邊界的滲透性，因此，任何一種內部東西都總是向外部的東西開放。
無盡的增殖
芝加哥學派通過運動和異質性指標製訂更新方案。如果整體分成部分，而部分本身構成與其他部分有關的整體，那麽群體和空間之間的這種明顯的異質性本身就體現在其各部分的異質性之中。整體與部分、部分與整體關係的連續流動和無差別性反映在每個整體和每個部分之中，從而使空間的統一和群體的統一成為問題，因為任何空間都居住著不同的群體，任何群體都由分布在不同空間中的人組成。碎片性以一種不斷提出這個問題的方式表現為城市的規律，即“中心在哪裏”,實際上是“中心是什麽”。
假如區域被賦予了群體的主觀意義，那麽每一個區域都是既統一又分離的；假如把人和群體與其空間的主觀意義聯係起來，那麽,每個群體都是既統一又分離的。在任何空間中，居民可以是親近的，也可以是疏遠的，而在任何看起來親近的空間之間，也可以有距離，而在那些看起來很遠的空間之間，也可以有接近。就像資產階級分割了整體的地區一樣，生活方式的相似性聚集了明顯的多樣性和差異化的區域。在這幅處於運動中的城市圖景中，固定不變的一致性程式是在運動被束縛的極端空間裏想象出來的，非常富有的人的孤立飛地的社會墓地和非常窮困的人的同質性貧民窟，一再證明生死邊界的相互作用方式標誌著城市的社會景觀，並在最明顯的不可救藥的邊界中形成。
芝加哥學派允許我們對城市的稟賦進行推測，就像在城市的運動和異質性中所揭示的那樣，因為以我們總是想要列舉的方式，期待城市的獨特性會使自己在空間(群體、功能、活動、公共生活)內部和之間的異質性中得到體現，同時也會在空間(群體和事物、身份和資源的衰落和更新)內部和之間的運動中得到體現。城市的不可阻擋的流動總是誘使我們認為，可以通過測量和量化“模式”把握這些變化。
如果這種評估和掌握的魅力誘使我們在表麵上把城市的稟賦等同於方案所建議的選擇和分離，並且在更深的層次上等同於它所隱含的運動和異質性，那麽我們就會冒著用掩蓋獨特性的方式把大城市等同於它的動**不安和多樣性。在芝加哥學派看來，城市的精神專注於(生與死)更新的動力，這種動力是使其原則保持不變的一種外部條件。如果所有城市都能闡明這樣一種動力，那麽我們應該如何處理芝加哥、巴塞羅那或科隆所特有的東西呢?此外，城市是一個為了爭取得到認可而努力的場所，這種認可表現為個人和群體都渴望在這個空間秩序內得到承認和實現價值，表現為城市本身為了爭取認可而努力的一部分。芝加哥學派把240“交流”描述為在這樣一個城市內部協商身份的協調方式，可以在有序(選擇和分離)或顛覆(邊緣性)中形成。這項工作導致的結果是社會位置的分布，即在諸如權力和聲望等資源方麵參照包容和排斥標準確定具有社會意義的空間分布。因此，在這樣一個空間秩序及其法律條件下，對城市來說似乎總是顯得很特別的是如何運作它的“身份市場”。
建設與重建
建築是城市在麵對生態波動時努力更新自身空間的手段。在某種程度上，建築的力量在於對未來的籌劃，對當下的定義仿佛是永恒麵對的一個條件。暴君的幻想把城市吹噓成一個更新的場所，因為它處於國家中心的位置從而把更新與城市的中心地位聯係在一起。我們暗示城市作為一個場所的支配地位，並不是因為它的生態優先性，而是因為它需要把自身當作未來必須麵對的問題來振興。假如生態說一線城市支配著空間，那麽建築則聲稱永恒的城市主宰著時間。但問題是，城市終將成為一片廢墟(Sim-
mel,1959)。建築提出了更新與毀滅之間的張力問題，即一個城市生活的集體問題—解決怎樣才能處理這個難題的張力問題。
阿爾多·羅西對建築工程進行了描述：“建築體現了城市傳記的有形標誌”,使城市的人工製品變得清晰易懂，使我們能夠審視城市風格所體現的設計與持久基本要素之間的關係。按照羅西的說法，這些基本要素涉及城市的某些部分，如區域、住房、街道、紀念碑，以及體現在商店、公共服務機構、醫院中的各種固定活動和服務。羅西假設了基於某種想象的城市視覺恒久性或形式，即最初的規劃和布局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存在於被改變的剩餘物之中，而這些剩餘物通過各種曆史蹤跡仍然保持著連續性。
羅西假設城市的視覺恒久性或者形態基於這樣一種願景，即城市的最初規劃和布局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修改後的遺跡中仍然能夠通過各種不同的曆史蹤跡保持連續性。這種城市形態的持續和改變之間的關係以它自己的方式成為了每一代人都會遇到的一個集體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城市的形態正經受著不斷演變的曆史的動態生活的壓力，特別是體現在每一代人對傳承下來的東西的需要中。希爾斯曾經把過去的現象說成是傳統作用的恒定標記(Shils,1981)。
一種人工製品的複製通過在每一個新建的具體化中重新體現那些引導前輩們生產和使用過的形象，把過去帶入現在。在每一代人中，人工製品的每一個特殊實例都會把客體意象的化身發揚光大——無論是一個衣櫃，一座房子，還是一杆槍——都是引導其複製的形象。(Shils,1981,80)
雖然希爾斯錯過了把這種觀察與齊美爾關於生命與形式的關係討論聯係起來的機會，而這種關係困擾著人工製品的怪異辯證法，但是它突出了建設和重建必須強調的固有的不安。這種不安所指的不僅是建設和重建，而且也指人工製品本身。
城市中包含著越來越精細的物體分層，其中體現了對曆史過往的一種具有深度性和複雜性的觀念。它們是不斷增加的有形的、物理性的人工製品的儲存庫。幾十年來廢棄的書籍、唱片和衣物充斥著舊貨商店和跳蚤市場……在當代城市中傳遞著豐富的文化物品的巨大意義。(Straw,1999)
在任何一個城市，當藝術品的耗損或退化，藝術、知識體係和實踐的創新模式、空間和領域的幹預措施產生變化，成為其生活和自我定義富有爭議的問題時，我們都能夠確定各種經過選擇的理由。這些理由的危險表現在諸如媒體、地方政治和政策爭議中所進行的辯論和解釋上，表現在通過集體行動所產生初期的或成熟的抵抗之中。各種爭議圍繞著所有主要城市的重建活動展開，這些活動使我們能夠探討建築決策、政策和競爭，反映了城市文化的連續性、過去的輝煌以及未來的夢想。
當建設、建造、重建和空間設計麵臨挑戰，激活與城市作為一種形態的連續性有關的關切和問題，以及對允許修改這樣一種形態進行限製的時候，城市生活中就存在各種各樣的時刻(Ashi-hara,1983;LeGates and Stout,1996;Tschumi,1994)。有關城市形態問題的話語，總是預設了城市恒定性的某些形象、合法的轉型範圍以及對形式退化的各種關切。在城市中湧現出來的所有新的建築舉措的規劃和工程都激活了這樣一種話語，並在關於242好城市、具體化方式和手段，以及在目前條件下是否能夠實現的爭論中活躍起來(Glazer and Lilla,1987;Rowe,1997;Jacobs,1961;Scruton,1987)。表麵上看，通過建設和重建舉措審視解釋的衝突，似乎證實了齊美爾對於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新與舊之間對比的普遍影響所做的評論：“舊的，同時又是新的，難得的東西，享有特別的尊重”(Simmel,1950,29)。
在不同情況下，要求新事物成為絕對的和前所未有的東西，受到希望背離的過去的限製(Shils,1980;Arendt,1971),正如要求過去的東西成為永恒不變的東西一樣，受到許多不同形態和表象的持久性的限製(Shils,1981,164-167)。對新舊價值的解釋衝突就是同一性與差異性(Heidegger,1951)、持久性與修正(Rossi,1983)以及困擾每一個行動的同一性與他者性(Rosen,
1980)之間張力的一種明顯形式。
也許柏林是當代城市中圍繞這個問題發生衝突的典型案例，即公民身份的持久性是否和(或)如何能夠並且應該在建設和重建活動中得到具體化。在這個語境中，保護、商業主義的力量與建築作為一種職業的審美需求之間的碰撞，繼續被當作關於這個問題的一種話語表現出來。這些問題是新城市的方向、與其過去的關係，以及對在這種解釋衝突的語境中如何定位任何一項特定建設舉措的關切。由於柏林的建設舉措與這個城市作為德國新首都的重建相對應，因此，在柏林重建已經被破壞的東西就是建設一個新的國家中心。
這些考慮使我們能夠把這個城市的重建理解為一項決定性的象征性事業。新國會大廈和政府中心的建設，波茨坦廣場作為這個城市預期的新公共空間核心的更新，以及猶太博物館的開發，都引發了政治、商業和自由派建築界之間辯論的所有立場(Kram-er,1999)。在這場辯論中，如果說，政治(如城市規劃的官僚機構)已經努力以德國身份概念及其保護的名義控製擬議的改變，那麽,戴姆勒-奔馳汽車和索尼等公司已經在更有限的經濟考慮方麵對重新界定這些變化進行了幹預，在這些極端情況之間，建築以在當下重新發明城市身份的名義為工作創造空間而進行鬥爭。從諾曼·福斯特的新國會大廈，到大衛·利貝斯金德對作為一個243“空位”體現在博物館外部立麵和內部結構的德國-猶太關係的解釋，產生了一係列解決方案。在任何一個城市裏，籠罩在辯論之上的就是對所表達的相互衝突的主張和解釋的心照不宣、不言而喻的一種共同體形象，這個共同體也許隱含地成為對所有行動都具有法律效力的道德審計師(Grenzer,2002)。
盡管這種爭論並沒有像在都柏林這樣的城市裏那樣富有戲劇性，但是建設和重建仍然伴隨著不斷擴張的經濟，伴隨著有關如何在這種變化中保持城市可讀性問題的持續政治衝突，按照時間的步伐進行著。在這方麵，坦普爾酒吧項目對市中心部分地區的改造表現為一項有爭議和被爭論的部分主張，它們要求把發展目標與當地對藝術、社區舉措和準入的支持結合起來(Corcoran,1998)。如果說，關於建築的呼聲在都柏林沒有像在柏林那樣有名和醒目，但是衝突的殘餘依然存在。因此，在都柏林，關於“遺產重建”(Brett,1996)的辯論占據了一種(結構性的)地位，類似於柏林關於公民身份的辯論(Kramer,1999;Grenzer,2002)。
城市是一個處於不斷更新中的場所，不是從頭開始，而是根據場合的需要被零碎地更新。這種“需要”的場合並不是通過自然規律揭示的，有時根據明顯的利益，有時因為偶然的情況。如果城市就是一種人工製品的景觀，那麽在任何時刻，其中的一切都在消亡，在任何時候，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稱讚為一種幹預。修複、恢複和翻新的可能性無處不在，因為死亡作為其不言而喻和無所不在的餘韻持續存在於城市之中。城市作為一種人工製品景觀，其真正的本質意味著，在任何時候都共存於不同的衰落階段，因此，僅因為這些理由，就可以證明這種幹預具有合理性。然而，城市的“合法性危機”表明，如果對改造、轉換和拆除的呼聲總是能夠因為惡化而被證明是合理的，那麽惡化就是一種無法解釋任何幹預的普遍現象。奇怪的是，建設的加速與對重建前景的強調密切相關，因為被建造的東西一定會惡化。在這個方麵，建築的創新本質的無根性便產生了無常性的根本暴力的預兆。
可以公平地說，暴力困擾著城市，因為人工製品的死亡使幹預變得無處不在和非理性。除了人工製品的惡化之外，幹預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合理的依據，而且假如這適用於任何一種人工製品，那麽正當的理由就總是掩蓋著一種外部利益。暴力與城市之間的聯係，在這裏比在“犯罪”中表現得更為生動，體現在對建築幹預中所反映出來的無常性的恒久體驗之中。城市是一幅人工製244品的景觀，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人工製品(Rossi,1983),城市的命運要遭受惡化和幹預，即以複興的名義遭受暴力的生活。這意味著，麵對重新定義的幹預需要，城市必須堅持自己的決斷，這是一種發揮持續**力作用的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城市的傳承在於致力於成為一個自由的避難所，並因此成為自由的受虐主體，而這種場所持續不斷地向無常性的暴力開放。
自由可能意味著放鬆管製和缺乏對私人舉措與積累的限製。這是一把自由的雙刃劍，既是城市吸引新來者尋求從限製性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方式，同時也是刺激發展的雄心和項目的方式。自由的模糊性說明了其在意誌神話中的地位，不僅是以創造性的名義逃離鄉村的渴望，而且是更新城市生活的雄心，“路易斯·霍洛威茨在這個城市裏建造了大量的建築物。在回憶錄中，他誇口說決心把紐約市的天際線變成現實”(Goldberger,1998a,176)。因此，假如說自由的一部分涉及暴力幹預的權利，那麽,我們希望城市能夠通過對理性和非法暴力之間的差異性的承諾程度體現特征，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對(暴力)發展的意願進行深思熟慮的抵製。
新與舊的衝突
齊美爾所說的舊與新之間的模糊性應該在城市中得到強調，因為人工製品和城市本身碰撞的生命周期標誌著每一次擬議中的幹預，就像這種張力通過它展開的戲劇一樣。城市體現了不可阻擋的消耗與創造性幹預的一種需要和願望之間的辯證法景象。幹預由於奠定了各種可能性的環境耗損而變得具有可能性。在這方麵，我們可以設想幹預行動所建議的一係列關係。在它的限製情況下，不作為隻是承認耗損的力量，因為一個空間或人造物會惡化，而不是被直接置換，因此通常會留下廢物(Lynch,1990)。有時，這是作為拆除的結果而發生的，這個時候，現場就是一個“眼中釘”,令人討厭，任意破壞，並且沒有到位的更新融資或政策。然而，耗損也適用於遺跡的情況，並且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導致針對保護、尊重和/或經濟機會主義的集體行動。因為耗損在幻想、懶惰、好逸惡勞和無所作為方麵可以采取種種不可思議的形式，就像機會主義所采取的那樣，它的根本模糊性標誌著城市是一片神聖的荒地。最引人注目的耗損例子是貧民窟、皇家住宅、鬼屋、破舊區，還有典型的例子是遺址開發之前柏林牆周圍的空間。類似於鬼城，耗損是城市表現為一種幽靈般的空間景觀——地區和人造物——總是等待著開發。幽靈般的空間類似於寵物商店櫥窗裏的動物或孤兒院的孩子，懇求過路人帶走，並且納入他們的生活和項目之中。既然城市的幽靈般的空間——半死不活——由於**裸的利益、機會主義和運氣而與更新分割開來，那麽它們似乎總是受非理性力量的擺布，在某種程度上，使發展和重生前景成為困擾城市的一種不可思議的預兆。
幽靈般的空間作為衰敗和死亡的跡象，以及通過它們激發的經濟機會主義、發展和開發的幻想而產生的希望和更新的場所，困擾著城市。以這種方式站立在生命與死亡之間的建設工地上——衰敗中的城市和處於發展中的邊緣城市——在企業家形象中把死亡和生命形象結合在一起，掠奪者在幽靈般的空間中尋找機會和生命跡象。隻有城市才能為貪婪的人提供救贖的可能性，為他們的終生工作提供機會，為他們重建死寂的空間。隻有城市才能誘使貪婪的人加入生活的事業中，隻有通過奉承和玩弄自己的私利，才能喚起他看到垂死之地的生命。在城市和掠奪者之間的這種關係中沒有任何保證，這一點在曼哈頓引誘福裏克、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大亨建造博物館的能力中，也在抵製唐納德·特朗普以他本人的形象重建這座城市的過度行為的失敗中，得到了證實。在這種情況下，城市中一部分不可思議的自由氛圍與麵對富人和強人統治時的無能為力聯係在一起，把每一刻都當作無法控製的反複無常力量的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