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文天祥《正氣歌》中將在安史之亂中壯烈殉國的張巡、顏杲卿作為唐代的表率加以抉出，放入詩歌織就的曆代忠臣烈士譜係之中。但若我們仔細觀察安史亂中唐廷臣僚的表現，則不難注意到如張巡、顏杲卿這樣守節不撓的人物隻是浮現在“為賊所汙者半天下”這一龐大的“貳臣”群體之上幾顆閃亮的星星。“彼邦畿之尹守，藩牧之垣翰，莫不光膺俊選，踐履清貫。榮利溢乎姻族，繁華恣其侈玩。或拘囚就戮，或胥附從亂。曾莫愧其愚懦，又奚聞於殉難”[169]，正如蕭穎士所描述的那樣，在亂中與世浮沉、自保家門者占據了大多數，“世難無死節之帥”，士大夫階層的自利與苟且導致了天下瓦解的局麵。更值得玩味的是朝野輿論對此曖昧的態度：
《太平廣記》此則出自《譚賓錄》，《譚賓錄》多取材於國史[171]，《舊唐書·崔器傳》亦錄此事，唯文字稍簡，知兩者同本自國史。[172]因此，此事雖涉及因果報應，在現代人看來似有不經，但絕非一般小說家捏造的神異故事，國史載錄此事蓋存誡鑒之意，指責崔器嚴酷好殺，故招致現世之報。[173]崔器卒於上元元年（760）七月，時史思明氣焰正熾，而唐廷處置陷偽臣僚的政策則已轉向，這一傳說的流行大約與此背景有關。時議或將安史的複起歸咎於崔器等主張嚴厲處分陷偽舊臣的官員。
乾元收複之際，兩都衣冠多係於三司詔獄。禦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為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霜電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係公之力也……今太常議荊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齪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扶瑕掩德，非中適之言也。[179]
另一反映當時輿論風向的記載見諸《舊唐書·刑法誌》：
這一段議論總括唐高宗至玄宗曆朝刑名之寬嚴，特別將崔器等置於武後以來的酷吏傳統中加以批判。由於行文尚避中宗李顯諱，考慮其論述的時間斷限，推測這一段文字或出自韋述國史。[182]而崔器卒於肅宗朝，關於他因達奚珣冤魂作祟而亡的記載很可能出自《肅宗實錄》，那麽這兩條記載形成的時間都在安史之亂結束之後不久，透露出朝野上下對於之前嚴厲處分“貳臣”舉措的不滿，足以見當時輿論之一斑。另一方麵，之前被肅宗所表彰的忠臣楷模甄濟的事跡最初卻沒有被國史存錄，其子甄逢“每冤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冤詣京師告訴於司史氏”[183]，直到元和九年（814）經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的奏請，方才得以青史留名。[184]兩相比較，意味深長。
另一方麵，我們也可以注意到正史傳記對官員陷偽的經曆多有諱飾或淡化。即使上文所雲因稱病不受偽職，被擢升為考功郎中、知製誥的蘇源明，亦未如史傳所表現的那樣忠貞不貳，安史亂中葬於洛陽的蘇顓墓誌曾提及“工部侍郎預之□兄”[188]，蘇源明初名預，知其亦曾仕偽。又如中唐名相苗晉卿，本傳雲“及朝廷失守，衣冠流離道路，多為逆黨所脅，自陳希烈、張均已下數十人盡赴洛陽，潛遁山穀，南投金州”[189]，成功地自拔於亂中。但《通鑒考異》引《天寶亂離記》記載苗晉卿曾陷偽，隻是此說未被司馬光所取。[190]不過李華所撰苗晉卿墓誌中早已隱晦地承認了這段經曆，“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廓”[191]，本傳諱言其事罷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傳記基本上直接或間接本自國史、實錄，或因此稍可窺見同出自士大夫階層史官之傾向。
這種同情不但充溢於廟堂之上，士大夫私人往來唱和應酬的文字中亦不鮮見。如王維遭貶後，杜甫有《奉贈王中允維》雲，“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192]，極力為其辯誣，認為王維非如陳琳反複於袁紹、曹操間，陽喑以全臣節。如果說王維確曾聞有“服藥取痢，偽稱喑病”之舉[193]，不得已才受偽官，如陳希烈這樣以唐舊相的身份在安史政權中表現活躍者，亦未在輿論上受到太多的非難。如王維《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之作》：“已相殷王國，空餘尚父溪。釣磯開月殿，築道出雲梯。積水浮香象，深山鳴白雞。虛空陳妓樂，衣服製虹霓。墨點三千界，丹飛六一泥。桃源勿遽返，再訪恐君迷。”[194]天長寺係陳希烈舍宅所建，詩大約作於乾元元年，時陳希烈已被賜死，詩中以“空餘尚父溪”感慨景物依然、人事變遷，有淡淡懷人憶舊的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