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二載十月，唐軍收複兩京之後，如何處置俘獲的“貳臣”，便被提上議事日程：
初，汾陽收東都後，差人送偽朝士陳希烈等三百五十餘人赴京，兼奏表請從寬恕以招來者三表。上皇以朝官不扈從，其恨頗深，遂下敕雲：“初陷寇逆，忽被脅從，受任數年，得非同惡，戴天履地，為爾之羞，宜付三司詳理處分。”後三司讞刑奏曰：“達奚珣、珣子摯、薛兢、韋恒、韓澄、井大通、丹大華、劉子英罪當大辟。陳希烈、張均、門用之、郭納、許彥蒿並賜自盡。許房、宇文班、盧自勵、達於□、蕭克濟、陳□、柳芳、李彥光、何昌裔、郝處俊、崔肅等流於徼外，勿齒。”帝曰：“珣、摯父子同刑，人所不忍。”降摯一等，囚於所司。太師房琯曰：“張均欲往賊所，望五陵涕泣而不忍去也。”遂減死一等，流於崖州。[106]
在光複之初，對陷偽官員處分的輕重，便已激起朝野爭論。作為率軍收複兩京的前線統帥，郭子儀從一開始就力主懷柔，“初聞廣平王奉宣恩命，釋放陳希烈已下”[107]，所謂廣平王恩命，無疑是由軍隊實際的統帥郭子儀承製下達的，同時郭子儀也上表請求從寬處分陷偽之臣，但他的主張並未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支持。幾乎與之同時，“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雖賴監察禦史李勉的進諫，得以獲免[108]，無疑透露出肅宗本人的態度。
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113]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謂六等定罪中，前三等實際上都處以死刑。其中達奚珣、韋恒遭腰斬更溢出了《唐律》規定的範圍，依據《唐律》，死刑僅有絞、斬兩種[114]，而“重杖一百”表麵上是代替極刑，存君主恩赦之意，但執刑的結果則是“達奚摯、張岯、李有孚、劉子英、冉大華二十一人，於京兆府門決重杖死”[115]。除陳希烈等七人賜於大理寺自盡外[116]，達奚珣等十八人斬於獨柳樹下，“集百僚觀焉”[117]，達奚摯等二十一人杖斃於京兆府門，皆屬在公眾場合行刑[118]。而且在此之前，已令這些貳臣“免冠徒跣，撫膺號泣，以金吾府縣人吏圍之，於朝謝罪”[119]，當眾的羞辱及公開而嚴厲的懲罰，無疑皆為了收取“與眾共棄”效果。除了懲處貳臣本人之外，更帶有以儆效尤的目的。
較之於對“貳臣”的嚴厲追究，唐廷對於安史政權降將的態度則稱得上寬宏大量，優遇有加：
張萬頃、獨孤問俗、張休，並複舊官。祿山令問俗壞太廟，問俗遷延，終以獲全。令萬頃捕殺皇支，萬頃多所脫免。休數麵諫祿山。此二三人者，本祿山賓佐。[120]
這三人都是安史叛軍中的要角，獨孤問俗出自安祿山幕府，偽授禦史中丞[121]；張萬頃本為博陵太守，投降安祿山後，偽授河南尹[122]；張休為安祿山範陽節度使判官[123]。三人中僅張萬頃為唐舊臣，因有“全活宗枝”之功而獲寬宥[124]，授濮陽太守，後轉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125]其他兩人皆係安祿山元從，獨孤問俗歸唐後授鄂嶽沔等州團練使[126]，張休反正後曆仕豪、舒、潤三州刺史，衛尉卿、洪州都督，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127]，皆獲得重用。張萬頃、獨孤問俗、張休等多少有立功唐室的表現，或至少自述曾有反正之謀，李史魚墓誌自雲“公與張休、獨孤問俗密結壯俠，誌圖博浪之舉，間遣表章，請固河潼之守”[128]，允予革新。如果說這些人獲重用尚有一定的理由，那麽厚遇兵敗來降的安祿山謀主嚴莊則顯得相當突兀了。
嚴莊本為安祿山謀主，後又夥同安慶緒謀殺安祿山。安慶緒繼位後，以其為禦史大夫、馮翊郡王，“兄事嚴莊，每事必谘之”[129]，權傾一時，是偽燕政權中的核心人物。嚴莊與張通儒率領的叛軍主力在新店被郭子儀擊敗後，安慶緒出奔相州，在逃離洛陽之前，仍命嚴莊盡誅囚於客省的被俘唐臣哥舒翰、程千裏、許遠等。[130]嚴莊奔至河內，又慮及本與孫孝哲不合[131]，在走投無路之下，才被迫投唐。
後（安）慶緒奔相州，軍事蹙，遂令妻薛氏假稱永王第十一女，詣懷鎮。時遏將李建，將請歸順，及見元帥代宗及汾陽告之，遂雲：“是嚴莊妻薛氏，恐在道留滯不達，故假稱永王女。今嚴莊已背慶緒，見在獲嘉，若許歸投，請給鐵券在軍前，如可招者，填名以付之。”與汾陽議曰：“若嚴莊招到，則餘黨可招，特許奏聞，必大用。”便將鐵券兼賜衣，差官領妻薛氏招莊，仍差衙前魏羽奉狀奏聞，便令莊及妻乘傳詣闕，到京之明日除司農卿。[132]
這樣一個元凶首惡之徒在窮途末路之際，唐廷僅欲因其進一步招徠安史餘黨，便輕易赦免其罪，賜予鐵券，授以高官[133]，唐廷對於“貳臣”與“元從”的寬嚴有別，於此可見一斑。因此，之後史思明、高秀岩等相次歸降，各獲致高官厚祿以為酬庸便不足為奇了。
可知唐廷收複兩京之後，對曾仕宦於安史政權偽臣的處置，雖斟酌其陷偽期間是否有立功唐室的表現，但先前是否為唐舊臣，沾霖國恩，則成為考慮處分輕重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唐廷對在安史政權中與嚴莊地位相若的張通儒，態度便有相當不同。張通儒祖父張仁願是武後時名臣，世受唐恩，因此收複長安後，“發韓公張仁亶之墓，戮其屍，以張通儒故也”[134]。在此背景下，從上至下，大量陷偽官員陷入了惶惶不可終日的局麵，詩人王維或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
祿山陷長安，（王）維在賊中，佯狂失音久之。賊重其名，追赴洛陽，偽授給事中。至德二年冬，收東京。三司類例，陷賊官六等定罪。時弟縉為刑部侍郎，抗表請以官爵贖兄之罪。上元元年，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後為尚書右丞。[135]
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鄭）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裏。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136]
鄭虔、王維等皆屬陷偽安史的中層官員，以文學、藝術名世，雖然本傳對他們在安史政權中的活躍程度多少有所諱飾[137]，但總體而言，此類文臣在戰亂中不過與世浮沉，起不了多少作用。唐廷對於這一數量龐大的人群進行了嚴格甄別，分別予以不同的處分。[138]王維所受處分較鄭虔為輕，蓋是緣於他有心懷唐室的《凝碧詩》行於世，為肅宗所知，更關鍵的是其弟王縉“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方得以僅責授太子中允[139]，未遭遠貶。
事實上，唐廷清查範圍要廣泛得多，不僅包括曾任偽職的官員，至德二載十一月壬申詔中對此有巨細靡遺的羅列：
其諸色行人因陣沒，並坊市百姓及諸色蕃胡召募，並元惡凶黨昨因破敗，所在潛藏，並仰於府縣及禦史台陳首，一切原其罪。如有被人言告捉獲者，並從軍令。其京城內外文武官，有受賊補署，罄其心腹，自祖及父皆承國恩，就逆背順，頓忘臣節。或有守舊官者，請俸料為賊判官；或判官之際，中間得替，並有攝賊偽官，兼知職掌。其中有京官及私白身，皆受擢用；其中有隱跡不出，固辭疾病，色類既廣，人數又多。宜令禦史台、憲部、大理三司據狀勘責，條件聞奏。其外官充使，及先有職掌，並事故及隔絕未赴任在京者，亦委三司勘責奏聞。又賊中台府坊市所由人等，比與逆賊追捕，造事之端，損害忠良，仍奪財物，為蠹尤甚，情不可容。宜令崔光遠禁身，切加推勘，一一狀奏，勿令漏網。其內侍省及左右龍武羽林軍，並閑廄飛龍諸武官，應先合從駕人等，其中臨行潛避，遂受賊驅使，並各委本司使括責，量情狀輕重奏聞。其隱盜倉庫及偷劫逆賊家錢物，或受賊寄附，並與賊請料祿等，因此隱沒者，並限敕到十日內，各於所由陳首，其物便準數送納，本色並還，不須科罪。慮已有破用，征納艱辛，仍十分放三，以示弘貸。其近日逆人及隔絕人莊宅，宜即括責，一切官收。又聞人家子女，多被侵逼，且非本情，宜一切不須尋問。或與逆賊居住鄰近，及作義故往來，情非切害，一時之事，有殊逆黨，亦宜釋放。其有受賊偽度人，宜令所司括責，並勒還俗。其僧及道士各收本色，所在寺觀，勿許居止。[140]
詔書秉持對安史逆臣較為寬容的態度，“並元惡凶黨昨因破敗，所在潛藏，並仰於府縣及禦史台陳首，一切原其罪”，而集矢於曾有陷偽經曆的舊臣。依據他們在亂中的不同表現，逐一分類清查，並委三司勘驗奏聞。除內外官外，禁軍、內侍未及從駕人中，凡與燕政權有所糾葛者，亦各委本司括責。而在亂中與安史合作、參與劫掠的普通民眾，則命京兆尹崔光遠拘禁推勘。其他因各種緣故與安史政權有所幹係者，亦在詔書中一一說明處分或赦免的條件，甚至燕政權所度的僧尼，亦被勒令還俗，可謂法網嚴密，懲治苛酷。正是在這一肅殺的氛圍中，連被俘後殉國者，亦遭另眼相看，如上文提及在安慶緒逃離洛陽前被倉促殺害的程千裏，便因“終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141]而與張巡共守睢陽而聞名天下的許遠之所以橫遭非議，或也與當時對被俘者猜忌的風氣有關。[142]
甚至可以說這一係列煩瑣的甄別程序運作得相當有效，結果也堪稱細致準確，這從李收、李昂伯侄的不同遭際中便可窺見一斑。李昂墓誌雲：“屬邊將構逆，兵入洛陽，乃與族父收攜手逃難，竄伏山穀。尋逢賊騎，竟陷虜庭。皇運中興，貶虔州南康尉。”[143]誌文諱言李昂在安史政權中的具體經曆，僅述及他與伯父李收同陷偽，後循例遭貶。不過比對李收墓誌的敘述，便不難推知伯侄倆在亂中的表現頗有差異：
其後燕將於誅，周京弛固。少師府君淪鋪於寇，盛憂以薨。劇賊熾威，劫公從政，乃折臂自勉，奉身獲歸。朝廷褒之，特降優詔，拜右補闕，曆秘書郎。避齊兗佐戎之請，退居洛下。屬北胡嗣凶，東夏仍覆，公默明毀色，伏莽匿端。逆徒大搜，禍機潛及。偽書累至，假病自辭。輿至賊庭，脅臨兵刃。合瞑於一簣之內，誓死於萬戟之中。神實保持，虜亦寬縱。國朝重嘉大節，超拜司勳郎中。[144]
誌文中的“少師府君”指的是李收之父李彭年，李彭年本黨於李林甫，後因貪腐而遭貶，天寶末複起為吏部侍郎，聲名並不佳。安祿山起兵後，李彭年曾出任馮翊防禦使，長安失陷後，未及從駕而被脅授偽官，但不久即憂憤而卒。因此，克複兩京後，唐廷仍追贈其為禮部尚書。[145]根據李收、李昂的墓誌，我們可以推知長安陷落時，李彭年家族曾有多人陷偽，其中以李收的經曆最為傳奇，先後兩次被俘。但他守節不撓，不惜折臂自殘，成功地脫離安史政權。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陽，李收再陷敵手，亦堅貞不仕，因此兩次獲得唐廷褒獎，“往屬時難，保茲艱貞。事君之節，足以存勸”[146]，大約可以算是“為賊所汙者半天下”黯淡時局下的稍許亮色。[147]而李彭年家族中的三代人，雖曾一度同陷偽庭，最終或獲追贈、或被拔擢、或遭貶謫，他們的不同命運無疑是唐廷仔細檢覆各人在亂中不同表現後的結果。
除了對陷偽臣僚在亂中的作為詳加甄別外，唐廷同時大力表彰守節不撓的官員。除李彭年、李收父子外，如原安祿山掌書記甄濟在脅迫之下，仍堅拒偽官，收複東都後，“表送上都。肅宗館於三司，使臣於賊者瞻望以愧其心”，授秘書郎。[148]國子司業蘇源明也因稱病不受偽職，被擢升為考功郎中、知製誥。[149]即使一度被迫仕偽者，如韋斌因被俘偽授黃門侍郎，後憂憤而卒，因獎其大節無虧，亦獲贈秘書監。[150]
這種將“貳臣”“元從”區別對待的措施，體現出唐廷在戰亂之後，強調以“忠義”為標準來檢覆群臣在動亂中的政治表現，進而整頓官僚隊伍，重塑帝國正統的努力。這在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庚午製中表述得很清楚：
人臣之節，有死無二；為國之體，叛而必誅。況乎委質賊廷，宴安逆命，耽受寵祿，淹延歲時，不顧恩義，助其效用，此其可宥，法將何施？達奚珣等或受任台輔，位極人臣；或累葉寵榮，姻聯戚裏；或曆踐台閣，或職通中外。夫以犬馬微賤之畜，猶知戀主；龜蛇蠢動之類，皆能報恩。豈曰人臣，曾無感激？自逆胡作亂，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怨憤，殺身殉國者，不可勝數。此等黔首，猶不背國恩。受任於梟獍之間，谘謀於豺虺之輩，靜言此情，何可放宥。[151]
此製強調君臣間的“恩報關係”及人臣所需承負的道德義務，孰料這一舉措當時在現實與意識形態層麵都招致了強烈的反彈。從現實層麵考慮，陷偽官員數量龐大，時人雲：“屬逆賊安祿山屠陷洛陽，竊據宮闕。天降鞠凶，人罔不從，東周之人，誰非王臣。”[152]若要做大範圍的清查甄別，施以處分，不但工作量巨大，更會導致人人自危的局麵，進而搖動人心，所謂“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153]。主張從寬處分陷偽舊臣的官員，大體皆以此執論，其中以李峴所言最具代表性：
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概處死，恐非陛下含弘之義，又失國家惟新之典。且羯胡亂常，無不淩據，二京全陷，萬乘南巡，各顧其生，衣冠**覆。或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皆置極法，恐乖仁恕之旨。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況河北殘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黨，誰人更圖效順？困獸猶鬥，況數萬人乎。[154]
這些物議最終促成肅宗在乾元元年六月下詔，“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貶、降者續處分”[155]，停止了進一步的清算行動。
事情進一步的轉折出現在乾元元年十月九節度會攻相州之役時，先前與王伷一起為安祿山巡撫河北的蕭華時任偽魏州刺史，他先與唐廷暗通消息，意圖反正，事覺被囚，所幸崔光遠不久之後便攻下魏州，救出蕭華。蕭華短暫留任魏州刺史後入朝[156]，功罪相抵，降授試秘書少監。[157]史載蕭華歸闕後，所述安史陣營中的情況對肅宗頗有觸動：
後蕭華自相州賊中仕賊官歸闕，奏雲：“賊中仕官等重為安慶緒所驅，脅至相州，初聞廣平王奉宣恩命，釋放陳希烈已下，皆相顧曰：‘我等國家見待如此，悔恨何及。’及聞崔器議刑太重，眾心複搖。”肅宗曰：“朕幾為崔器所誤。”[158]
當然更具決定性的因素是戰爭形勢的陡變，史思明在兼並安慶緒後，再次攻取洛陽，叛軍氣焰轉熾，重新占據了主動。在此背景下，這一徹底清算“貳臣”的政策已無繼續推行的可能，到了必須改弦更張的時候。[159]
在此之後，唐廷對於無論是“貳臣”還是安史“元從”都采取懷柔綏服的政策，以期盡快結束戰爭，重致太平。寶應元年十月，唐軍再次收複洛陽，史朝義奔亡河北，代宗立即於十一月辛巳下製：“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160]次年七月，因重致太平，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改元廣德，大赦天下[161]，赦文中對此做了進一步重申：“應授偽官等並已昭洗矜才宥過、宜有甄收。委所由勘會本官名銜資曆聞奏。量才處分。”[162]不但不予處分，還要量才擢用。前後對比，恍若隔世，不免讓人有寬嚴皆誤之譏。[163]
而如王伷這樣輾轉於安祿山、史思明、唐廷之間的反複之臣，無疑正是受益於這一策略的改變，得以在戰亂平定後，毫發無損地繼續其在唐廷的仕宦生涯。累曆駕部、考功、吏部三郎中，晚年因卷入黨爭，左遷左讚善大夫，於大曆十四年五月去世。和他同在安史政權中的兩位同僚，歸唐後仕途更加暢達，蕭華在上元二年二月入相，肅宗去世前，因與李輔國不睦，而遭罷相，代宗繼位後遭貶，卒於貶所。[164]邵說降於軍前，郭子儀愛其才，留置幕下。[165]累授長安令、秘書少監，遷吏部侍郎，一度甚至有入相之望，因嚴郢得罪而遭貶。[166]宦海沉浮，得失無常，但無論是騰達還是貶謫，陷偽的經曆都沒有成為他們仕途上的妨礙。
另外值得進一步申論的是傳統觀點認為安史之亂後，河朔藩鎮割據局麵形成的直接原因在於仆固懷恩在平叛時懷有貳心，將薛嵩、田承嗣、張忠誌、李懷仙等安史舊將複置為節度使，最終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麵。[167]現代學者對此已多有辨析駁正，認同者漸少。[168]若我們從更寬闊的視野來觀察唐廷在整個安史之亂中處置“貳臣”政策的變化，便不難進一步確認，仆固懷恩所為不過因循唐廷的既定方針，以期盡快結束戰事。薛嵩等人獲得寬宥並非個案，之前仆固懷恩在洛陽釋放許叔冀、王伷，稍後仍以張獻誠為汴州節度使，前後作為一脈相承，大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為這一聚訟不已的問題定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