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不少與安史之亂有關碑誌的刊布，學者對於安史集團的構造及叛亂所造成的社會動**有了更加清晰的認知。另一方麵，在安祿山攻占兩京前後，有大批唐廷重臣投附安史，而在安史之亂平定前夕，同樣也有大量安史將領歸降唐廷，這批依違於兩方之間“貳臣”的向背不但對於叛亂的擴大或平息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21]，同時對安史降將的安置失當也被視為中晚唐藩鎮問題形成的濫觴。相對而言，此前我們對於降臣翻覆雙方之間的具體過程及其政治影響所知不多。新出的王伷墓誌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本章以此為中心[22]，探究這一群體在安史之亂的作用。王伷墓誌長、寬各56厘米，31行，滿行30字，為便於討論，先據拓本校錄誌文如下：
誌蓋：大唐故王府君墓誌銘
唐故太子讚善大夫賜緋魚袋琅邪王公墓誌銘並序
河陽主簿劉複撰 恒王府參軍張文哲書」
維大曆十四年，太子左讚善大夫王公終於東都私第，春秋六十有六。嗣子河」南府參軍素以建中元年二月廿五日葬於洛陽三川鄉之南原，夫人河東」氏祔焉。[23]公諱伷，字敬祖，琅邪臨沂人也。族茂山東，世多才賢。曾祖迪，有隋驃騎」大將軍。祖弘，皇朝散大夫、洪州司馬。考崇古，中大夫、深州長史。公虔奉先德，炳」其元貞，高陵深源，瑰寶以生。天寶初，進士登科，署宋州襄邑縣尉。天朝以此官」為士之初祑。采訪使李公彥允，奏充支使。以優選授左領軍衛胄曹參軍。後使」郭納表請如前職，其奉事以廣平稱。十四年，祿山叛於幽都，兵及二京。胡臣衣」冠，辱戮寇庭。公逃居陸渾南山，凶徒大搜山澤，不從逆命者誅無遺類。公慷慨」激憤，陷於迫脅，勒充蕭華判官、河北道宣慰。後元凶殪於都城。其明年，大司徒、」汾陽王奉肅宗皇帝，龔行天罰，克清關中，暨於東夏。祿山子慶緒走保相州，」又為所脅受職，乃與友人邵說間行詣史思明於幽州。時史思明以所部歸降，而」公得以投焉。朝庭嘉其忠節，詔拜東宮文學。後思明潛謀大逆，引兵趣鄴城」殺慶緒。遂驚王師，濟河而南。公蒼黃於戎馬之間，不得走去，卒為所執。胡人以」專殺為威，而公以死無所益，不若受職而圖之。外雖纓縻，內守忠鯁，奮行陰謀，」潛表國朝。其欲有所攻取，無不沮議。寶應初，大軍臨東都。思明子朝義將保河」陽，決謀於公。公慮其憑險守固，矯陳利害，賊竟奔走，而官軍整行。上聞，召至」闕下，拜襄王友。又除侍禦史。汾陽王表授尚書司門郎兼河東縣令，遷金部郎」中，領河東少尹。蒞官多能，詔居中朝，累升駕部、考功、吏部三郎中。佐於天官，肅」其權衡。公鑒孔明，九流以平。及大臣權政，以公亮直多悟，移左讚善大夫。無何」為風疾所中。有詔賜歸，竟以疾終。烏虖！守忠不諒，才不極用，骨鯁無所告，以」至於沒齒。哀哉！夫人故安州刺史煒之長女，以淑德歸於我，顯修內職，葉於國」風。性至孝，太夫人源氏居陸渾，以春秋高，每歲歸寧，視寢膳不如常，其憂見於」色，竟以勤勞遘疾。十四年五月五日終於太夫人之內寢，享年五十有三。權厝」於伊闕縣南界之西山，及今而返葬焉。嚐受微言於釋氏之師，及終，如師旨。公」亦學於弘正大師。故道蘊於內，才顯於外。既沒，如夫人，然莫知其極焉。公一子」八女，四適人，四在室。閔凶號天，閭裏感傷。子素多病，苫居杖行，與從父弟兄奉」營窀穸，遷神而歸焉。命同師之友，誌於貞石。銘曰：
於穆琅邪，淑靈英姿。」遭世明夷，或潔或淄。運開中興，五登省闈。清芬葳蕤，命服有暉。宜秉台衡，移替」宮司。降齡不永，殂於清。[24]僚友殄瘁，邦人涕洟。彼洛之湄，與室同歸。
王伷其人在史籍中僅留下寥寥數筆，但借助新出墓誌所提供的詳盡生平，足以還原這一人物在亂中四易其主的詭譎人生，同時也涉及安史之亂雙方實力消長的多處關節，值得做進一步分梳。王伷雲出自琅邪王氏，“族茂山東”，妻出身河東裴氏，係定州刺史裴煒之女。[25]王伷之女複嫁入裴家，可知其與河東裴氏有世婚的關係[26]，從婚對情況而言大體可以確認出自山東舊門。王伷天寶初進士及第，曆任宋州襄邑縣尉、左領軍衛胄曹參軍，先後受到兩任河南道采訪使李彥允、郭納的賞識[27]，得領支使。究其經曆而言，屬於玄宗以來在政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的吏幹型的官員[28]，但擢升的速度並不算快。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起兵範陽，變起突然，河北郡縣未及防備，望風而降。十二月，安史叛軍自靈昌渡河，兵鋒進抵河南。此時玄宗已從最初的慌亂中冷靜下來，著手調整人事安排，試圖組織有效的抵抗，選派出身隴右的張介然為河南道采訪節度使[29]，負責陳留防禦[30]。由於此前封常清已“斫斷河陽橋，於東京為固守之備”[31]，迫使安祿山隻能從滑州方向渡河，迂回至洛陽[32]，陳留之役便成為整個河南得失的關鍵。張介然到任之前，見任的河南采訪使便是郭納，正是由於兩人倉促交接，導致了陳留的陷落。
張介然至陳留才數日，（安）祿山至，授兵登城，眾忷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33]
正如上文所論郭納的出降是導致陳留迅速失陷的關鍵。關於此時郭納的官職，史籍所載不一。《考異》雲：“《實錄》以介然為汴州刺史；《舊紀》以介然為陳留太守。按是時無刺史，郭納見為太守，介然直為節度使耳。”[34]《考異》試圖折中各說，恐有未的，目前所見《冊府元龜》卷一二二與《考異》所引《實錄》同，亦雲張介然兼任“汴州刺史”[35]，《冊府元龜》所記本自《實錄》。《舊唐書·玄宗紀》已注意汴州刺史的不詞，改寫為陳留太守，《新唐書·玄宗紀》仍之。[36]按《玄宗實錄》係代宗時編定，時屬大亂之後，“名臣傳記十無三四，後人以漏落處多，不稱良史”[37]，或用當時之官名追敘前事，以致疏失。[38]郭納恐未有自河南采訪使轉為陳留太守之命，隻是在交接後滯留前線而已。
郭納為高宗時宰相郭待舉之孫，開元二十六年（738）舉文詞雅麗科[39]，本係文官，將略非其所長，“（蕭）穎士往見河南采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感慨他“以兒戲禦劇賊”。[40]這本是玄宗調整人事布局的原因所在，孰料反起到了負麵作用。郭納的投降或許有失職後抑鬱不得誌的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郭納投敵之後，不少故吏隨之投向安史，包括上文提及的趙驊。
累至大理評事，充河南采訪使郭納判官。尹子奇圍汴州，陷賊，拘（李）承送洛陽。承在賊庭，密疏奸謀，多獲聞達。兩京克複，例貶撫州臨川尉。[41]
陳留采訪使郭納複奏（趙）曄為支使。及安祿山陷陳留，因沒於賊。[42]
因此，盡管誌文自述王伷在洛陽淪陷後，“逃居陸渾南山，凶徒大搜山澤，不從逆命者誅無遺類”[43]，在威逼下方才被迫出仕安史，但考慮到郭納及其舊僚的動向和誌文慣常的掩飾之詞，未必足以憑信。
安祿山攻克陳留後，洛陽成為叛軍的下一個目標，洛陽發生的故事如同是陳留的翻版，隻是主角換成了河南尹達奚珣：
玄宗遣安西節度封常清兼禦史大夫為將，召募於東京以禦之。（李）憕與留台禦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綏輯將士，完繕城郭，遏其侵逼。[44]
玄宗同樣派遣久曆疆場的封常清負責編練新軍，組織洛陽防禦。在此非常時期，封常清的地位無疑淩駕於原來留守東都的官員之上，或因此在不經意間引發了雙方的矛盾。大敵當前之際，封常清與達奚珣發生了激烈衝突，“常清欲殺珣，恐應賊，憕、奕諫止之”[45]。關於兩人不和的起因，史籍中並未記載，新出達奚珣墓誌揭示了其中的原委：
安祿山叛逆，或稱河尹之拜，出自祿山……陳狀於禦史大夫封常清，請詣闕待罪。常清不然其言，遂以所陳狀奏聞。不逾信宿，俄有製稱達奚珣此拜，簡在朕心。如聞東京官僚妄雲祿山薦用，是何道理，宜即依舊知事。[46]
盡管誌文中對封常清與達奚珣關係的描述恰好與正史記載相反，但達奚珣因與安祿山有舊誼而遭猜忌一事當屬無疑。事實上，達奚珣不久前才沮破安祿山以獻馬為名奇襲長安的圖謀[47]，很難說他最初就與安祿山暗中款曲。事實上，玄宗這種疊床架屋的人事安排導致了文武、主客臣僚間的矛盾激化[48]，不但惡化了河南戰場的局勢，多少也最終驅使如達奚珣之輩徹底投向安祿山一方。
洛陽陷落後，王伷出仕偽職，表現相當活躍，“勒充蕭華判官、河北道宣慰”。蕭華係玄宗開元時宰相蕭嵩之子，蕭嵩父子深受玄宗眷顧，蕭嵩另一子蕭衡尚新昌公主。蕭華為給事中，天寶末為兵部侍郎，長安陷落，從駕不及，受安史偽職。關於蕭華陷偽的情況，本傳僅敘其在魏州刺史任上，欲反正一事，未及其他[49]，塑造他心懷唐室的形象，甚至在大中二年（848），蕭華還獲得了圖形淩煙閣的榮譽。[50]不過據誌文可獲知蕭華形象的另一麵，他在仕偽之初表現積極。天寶十五載六月，長安陷落，十月，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盡援絕，棄城渡河，於是河北郡縣盡陷於賊。[51]蕭華河北宣慰之行當在此前後，安祿山或借其新附唐廷貴胄的身份來安撫頑強抵抗了近一年的河北諸郡[52]，其後偽授魏州刺史，任職河北，或與此行有關。
至德二載正月，安史政權發生內訌，安慶緒夥同嚴莊謀殺安祿山自立，唐軍借機漸漸奪取了戰場上的優勢。九月，迭經苦戰後克複長安，十月，大敗嚴莊、張通儒於陝，進而收複洛陽。安慶緒倉皇出奔相州[53]，“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但安慶緒設奇計擊敗屯駐滏陽的李光弼，收輯餘部，稍獲喘息，“眾至六萬，軍聲複振”。[54]誌文雲王伷“又為所脅受職”，由於其之前受命在河北宣慰，推測時正在相州，或因此再次被卷入安史政權。關於安慶緒在相州穩定局麵後，征召士人，重整政權的舉措，邵說《讓吏部侍郎表》中有較為詳細的描述：
適會老母棄背，服喪河洛。及祿山之至，禮製當終，臣愚不脫縗麻，更逾再歲。而賊中言議，往往紛然，臣懼凶黨不容，寓遊洛魏。值慶緒奔遁，保於相城，大搜詞人，脅為己用。以凶威責臣，不至，以驛騎逼臣，遂行。與潘炎始陷凶逆。[55]
邵說為相州安陽人[56]，居喪退避鄉裏，反而陰差陽錯地被安慶緒挾製。王伷的遭際或與之相仿，而他與邵說在相州的相遇也成為其在安史政權後期活動的一大轉機。不久之後，擁兵範陽的史思明宣布歸順唐廷[57]，內外交困的安慶緒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在此背景下，邵說、王伷等唐舊臣竟與張獻誠這樣的叛軍骨幹暗中聯絡，結成同盟，密謀擺脫安慶緒的控製。據張獻誠墓誌記載：
頃者祿山亂常，慶緒有毒。公所悲侯印猶在虜庭，乃於鄴中與王伷、邵說、崔漵等相約而言曰：潛歸聖代，賢人之節；恥飲盜泉，高士之誌。今請逃於寇難，誓比骨肉。[58]
張獻誠乃故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之子，而張守珪是安祿山得以飛黃騰達的恩主。天寶中，安祿山奏授張獻誠為檀州刺史，後張獻誠追隨安祿山一路南下[59]，無疑屬於安史集團中的核心人物。在安慶緒政權危如累卵時，背景迥異的“貳臣”與“元從”竟然聯合起來，暗自謀劃如何自保。
“遽聞思明款附，燕趙服從，欲取黃沙嶺路，因此得歸闕下。”[60]史思明以所部十三郡八萬人歸唐後，受封歸義王[61]，但仍保持獨立地位，同時積極擴展實際控製的地盤，招徠首鼠兩端的安史舊將[62]，進一步擠壓安慶緒的勢力範圍：
先是，（安）慶緒以張忠誌為常山太守，（史）思明召忠誌還範陽，以其將薛萼攝恒州刺史，開井陘路，開太原兵自井陘出常山之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63]
因此，當邵說、王伷、張獻誠等人北上至趙州時，便進入了史思明的勢力範圍。但這批脫離安慶緒的文武臣僚北上的目的到底是投奔史思明，還是借道歸闕，中路遭史思明攔截，各種文獻所述不一：
乃與友人邵說，間行詣史思明於幽州。時史思明以所部歸降，而公得以投焉。朝庭嘉其忠節，詔拜東宮文學。
屬思明數萬之眾南鎮趙州，送臣於範陽。抗疏以聞奏，肅宗特降中旨，授臣左金吾衛騎曹將軍。宣恩命雲：聞卿遠來，可且於思明處憩息。[64]
及隨肩之時，為追騎所困，遂縶於思明之眾也。然肅宗清華夏之歲，思明蓄橫猾之謀，有詔遙授公衛尉少卿，旌其善也。[65]
除王伷墓誌直承此行目的本就是投奔史思明外，邵說《讓吏部侍郎表》、張獻誠墓誌皆將未能歸闕的原因，歸咎於史思明從中作梗。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正如下文將詳細討論的那樣，唐肅宗在收複長安之後，對於陷偽官員處分嚴厲，“於是河北將吏，人人益堅，大兵不解”[66]。在此背景下，這些自知為唐廷所不容的“貳臣”與“元從”恐怕絕無自投羅網的可能[67]，而歸唐後保持了獨立地位且正在積極招兵買馬的史思明，則成為他們最好也是唯一的庇護人。[68]這幾位新附者之後在史思明陣營中頗為活躍，如邵說“為史思明判官”[69]，至於所謂唐廷許其革新，授予官爵雲雲，不過遙授朝官以寄祿，實際則是留在史思明幕下任職。
因此當史思明再次起兵叛唐時，這批“貳臣”與“元從”皆再次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後思明潛謀大逆，引兵趣鄴城殺慶緒。遂驚王師，濟河而南。公蒼黃於戎馬之間，不得走去，卒為所執。胡人以專殺為威，而公以死無所益，不若受職而圖之。外雖纓縻，內守忠鯁，奮行陰謀，潛表國朝。其欲有所攻取，無不沮議。
留滯未幾，忽遇烏承恩事彰。由是井陘路絕，再陷凶盜。而思明、朝義負恩之際，臣亦累達款誠。伏蒙肅宗皇帝賜臣敕書雲：卿誌士苦心，王臣勵節。藝成爼豆，跡陷豺狼。頃年鄴中，策馬歸命，出於萬死，臣節尤彰，忠誠若茲，不負於國。[70]
乾元二年，思明攻孟津，盜鼎邑，公陷身增歎，無翼高飛，而朝義繼逆，疑公攜貳，遂汙公為兵部侍郎、汴州節度使。[71]
李光弼為徹底消除史思明複起的隱患，暗自誘使史思明親信烏承恩圖之。乾元元年（758）六月，烏承恩之謀敗露，成為史思明再次反叛的導火索。十月，唐廷命九節度使會攻相州，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意欲一舉消滅安慶緒。此時，再次起兵的史思明率軍南下，以為應援。史思明先攻取魏州，自稱大聖燕王，乾元二年（759）三月，又在安陽河北大破缺乏統一指揮的唐軍，戰場形勢再度惡化。[72]史思明進入相州後，誅殺安慶緒，兼並其部。由於史思明仍以範陽為根本之地，因此率軍北返，留其子史朝義守相州。邵說、王伷、張獻誠皆參與了史思明南下，但由於記載的諱飾，對於三人具體的職任尚不十分清楚，不過仍可據一些草灰蛇線略作鉤稽。
相州之敗後，唐廷借機免去郭子儀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之任，改以李光弼代之。九月，史思明再次南下，兵鋒直指汴州：
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73]
負責汴州防務的是新任命的滑汴節度使許叔冀。許叔冀屬於在安史亂中漸漸坐大的河南地方實力派人物，常擁兵自重，之前正是由於他與賀蘭進明不和，互相推諉，無人援救張巡，導致睢陽失守。[74]前任河南節度使張鎬對其頗懷戒心，曾密奏“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75]，唐廷自然談不上對他指揮裕如，恐怕也不見得有太多的信任。但略有蹊蹺的是相州敗後，許叔冀的地位反而獲得了擢升。許叔冀在相州之役中為滑濮節度使，此時又增領汴州[76]，而在增領汴州同時，許叔冀也被授權統一指揮南下的平盧軍餘部。[77]這樣一個常持兩端的人物之所以被委以重任，蓋為時事所迫，唐廷倚重他在河南當地的勢力，希望借此延滯史思明南下的步伐，為扭轉戰局爭取時間，因此才有李光弼與其堅守十五日之約。[78]但誌在保存實力的許叔冀本非純臣，他的輕易出降[79]，不但大大加強了史思明一方的力量，“節度使許叔冀合於思明，思明益振”[80]，同時也使史思明完全掌握了河南戰場的主動權，李光弼被迫主動棄守洛陽。[81]
或為了安撫新附的許叔冀，史思明除了授予中書令的高位外，仍命他駐守汴州，並未觸動其勢力。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於邙山擊敗李光弼，進逼陝。正在形勢大好之際，叛軍內部再次發生內訌，其子史朝義謀殺史思明，自立為帝。參與史朝義密謀的便有許叔冀之子許季常，“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而此時許叔冀與周摯“將後軍在福昌”[82]。周摯是史思明最倚重的將領，他南下自稱燕王時，便以周摯為行軍司馬，稱帝後，複以其為相。[83]故史朝義政變成功後，“恐摯貳於己”，將他一並誅殺[84]，許叔冀父子的地位則在政變後有進一步的上升。
正如之前學者已有所注意的，盡管史思明承安祿山之餘緒而起，史籍中也慣以安史並稱，但先後兩個叛軍集團的構造已有所不同。史思明稱帝後，急於舉行郊天大典，有一係列整備禮製的計劃，崇重佛教，軍隊中也不再以蕃將占據主導，顯示出了較強的漢化傾向。[85]這一變化除了史思明本人的意圖外，也與蕃將蕃兵在戰爭中的大量消耗[86]，以及史思明在兼並安慶緒過程中的大肆屠戮有關：
當時，（史）思明將士或謀殺思明而附（安）慶緒，蓋懷祿山舊恩。事臨發，慶緒降，眾人皆恨之。慶緒官健六千餘人，大半餓不能行立，並令安太清等養育之，數內三千三百人是隨從慶緒者，亦殺之，食後方移入城。自是祿山之種類殲矣。[87]
此外，盡管史思明本人在亂前便仕至平盧兵馬使，但與安祿山部下胡族將領多領有部落的情況不同，其出身孤寒，“思明少賤，鄉裏易之”，因娶鄉裏大豪辛氏之女而得以發跡[88]，辛氏可能出身於漢人或胡化漢人，史思明本人也更具胡漢雜糅的背景。[89]因此與安祿山以胡族部落兵為中堅不同[90]，史思明集團的構造更為分散與多元。[91]
由於安、史更替期叛軍內部構造的變化[92]，如許叔冀這樣的降將得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史思明、周摯被殺之後不久，史朝義命張通儒等殺其弟史朝清等人，引起了留守範陽將領之間的火並，大量蕃人在內亂中被殺，“於是羯、胡俱殪，小兒皆擲於空中，以戈承之，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眾”[93]。薊門之亂中的屠戮，蕃漢矛盾的激化，大大削弱了史朝義統治的基礎，“時洛陽四麵數百裏，州、縣皆為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94]。在此背景下，許叔冀的地位反而得到了凸顯。
許叔冀最後一次出現在史籍中是與王伷一起，寶應元年（762）十月，唐與回紇連兵，會攻洛陽，於昭覺寺大破史朝義：
（仆固）懷恩乃進收東京及河陽城，封其府庫，偽中書令許叔冀、王伷等，承製釋之，悉皆安堵。[95]
唐中書令例置兩員[96]，燕之置官當與之相仿，則王伷與許叔冀同為中書令，地位等夷，無疑是安史政權後期的重要角色。
在唐軍進逼洛陽時，阿史那承慶曾建議史朝義退守河陽以避鋒芒，但遭史朝義拒絕。[97]阿史那承慶之謀蓋仿李光弼在許叔冀以汴州降敵後，主動棄守洛陽，據守河陽與史思明周旋之故伎，欲使唐軍在占據洛陽一座空城後，無法取得穩定的立足，同時避免輕率地與唐軍決戰。史籍中將此謀不行歸功於王伷、邵說兩人的勸阻：
寶應初，大軍臨東都。思明子朝義將保河陽，訣謀於公。公慮其憑險守固，矯陳利害，賊竟奔走，而官軍整行。
比朝義將敗，謀守河陽。臣知回紇利於野戰，沮破其計。及朝義奔走，臣得西歸，伏死於闕庭，獻狀於先聖。[98]
值得注意的是王伷、邵說能阻撓此議，足以說明漢臣已能在史朝義政權的決策中起到關鍵作用。邵說本傳更雲“曆事思明、朝義，常掌兵事”，“且說與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掌兵柄，亡軀犯順，前後百戰，於賊庭掠名家子女以為婢仆者數十人，剽盜寶貨，不知紀極”[99]。其替史思明父子衝鋒陷陣，扮演的不隻是謀臣的角色。而如阿史那承慶這樣的蕃將也將避免與回紇野戰視為首要之務，亦證明了安史後期軍隊構成的改變。[100]這與安祿山時代“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101]相較，恰好折射出安史政權前後期的變化。
另一方麵，關於王伷、邵說在史朝義敗亡前已暗自輸忠唐廷的記載，當有所憑依。唐廷在兩人投降後，對其所進之狀進行了詳細勘驗甄別：
中使特宣進旨雲：卿之狀跡多肅宗時事，三數日內即授卿官當。蒙除臣延王府功曹參軍。宣進旨雲：卿所進狀，見今在院及翰林檢勘。至其年六月十九日，與王伷同時召見。先聖謂臣及王伷曰：卿所進狀，朕一一已令檢，卿之誠節，可謂著明。尋除王伷侍禦史，除臣殿中侍禦史。[102]
誌文雲王伷“拜襄王友，又除侍禦史”，所授官職與邵說相當，證明唐廷認可兩人勸阻史朝義退守河陽有功，因此不但赦免兩人附逆之罪，而且授予官爵。從《讓吏部侍郎表》透露的情況來看，這一套甄別陷偽之臣的流程在當時應有普遍推行。
在史朝義一方，代替許叔冀駐守汴州的則是張獻誠，“而朝義繼逆，疑公攜貳，遂汙公為兵部侍郎、汴州節度使”。史朝義兵敗洛陽後，奔逃汴州，張獻誠閉門不納，以汴州降唐，被授予“汴州刺史、充汴州節度使”[103]。
及天兵收洛邑，朝義走浚郊，公使堅壁者善守，銜枚者出戰，皆願挺劍翦翼，揮戈舂喉。是以巨寇奔北而受斃，官軍自東而勢，公之力也。上嘉其忠亮，授特進、試太常卿、兼汴州刺史、防禦等使。[104]
與王伷、邵說一樣，張獻誠在反正之前便已與唐廷密有聯絡，“是時寶應之初也。公每與從事田僎等仰天望日，裂帛題表，募間道入秦之使，申潛謀破虜之策”[105]。這批在安史叛軍中位居高位文武臣僚的臨陣倒戈，無疑加速了史朝義的覆亡，但是否若文獻所雲，他們早就“身在曹營心在漢”，恐怕則未必，大約更多地基於對雙方實力消長的判斷，意圖左右逢源而已。真正值得關注的是何種因素推動大量叛軍高層與朝廷暗自疏通，預留退步，最終倒向唐廷。可以說，這與唐廷在平叛過程中及時調整了處置“貳臣”的策略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