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體由安史之亂爆發前後至唐末一係列個案研究構成，其中涉及的不少問題，如安史集團的構造，分別被視為河朔驕藩和防遏型藩鎮典型的魏博、昭義兩鎮的演變，其實之前學者已積累了相當多的討論。筆者在保留傳統唐廷與藩鎮的研究框架之外，嚐試引入內部觀察的視角，討論燕政權及藩鎮的結構，展現更為立體的曆史圖景。或許對石刻資料的運用也可以被視為本書的重要特色，但筆者的本意不僅在於借助新出碑誌提供更豐富的曆史細節，而試圖在描摹政治過程複雜性的同時，進一步展現中晚唐長安與河北之間互動的實質及藩鎮內部的多元結構，並在此基礎上勾勒出稍具整體性的線索。
如本書第二章所論，《舊唐書》將河朔三鎮的形成歸咎於仆固懷恩的縱敵，導致尾大不掉的局麵。這一類從政治鬥爭、人事關係出發的解說，無疑是傳統史學中常見的敘事格套，多為現代學者所不取，但需要警醒的是後來研究者從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麵對河北社會的探討，盡管在論述上更加科學而成係統，但仍不脫曆史輝格解釋的色彩，即試圖將一個已存在的曆史現象加以合理化。事實上，河朔三鎮的形成並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史）朝義走投汴州，汴州偽將張獻誠拒之，乃渡河北投幽州。二年正月，賊偽範陽節度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款來降，梟首至闕下。又以偽官以城降者恒州刺史、成德軍節度張忠誌為禮部尚書，餘如故；趙州刺史盧淑、定州程元勝、徐州劉如伶、相州節度薛嵩、幽州李懷仙、鄭州田承嗣並加封爵，領舊職。[131]
仆固懷恩收複洛陽後，秉承唐廷的懷柔政策，對投降的安史將領皆不做觸動，委以舊任，這一領有舊職的範圍要大於河朔三鎮。如第二章中所述，汴州節度使張獻誠從出身履曆而言，與李懷仙、李寶臣等別無二致，但汴州最終成為順地，張獻誠累遷山南東道、劍南東川等鎮。原本僅為莫州刺史的田承嗣[132]，後得領魏州刺史、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係奉朝廷之命。魏博的成形，蓋源於唐廷主動的政區調整，而非對既成事實的承認。更遑論河北原置四鎮，大曆八年薛嵩去世後，相衛內部生變，遭魏博與唐廷的分割而瓦解，一部被魏博鯨吞，剩餘三州與澤潞合並後演變為防遏河北的重鎮昭義。因此所謂河朔三鎮的成立，幽州本為玄宗朝的舊鎮，成德承自安史，魏博係亂後唐廷新置，相衛則遭分割，並非燕政權的遺產，而是亂平後十餘年中一係列政治博弈及各種偶然因素疊加的產物。[133]既往學者多關注河朔藩鎮作為安史繼承者的一麵，強調兩者的延續性，忽略了河朔三鎮形成的複雜過程。
若將追求節帥世襲作為河朔藩鎮的重要特征，那麽在安史之亂平定後，有類似訴求的藩鎮並不局限於河北，山南東道梁崇義、淄青李正己及稍後淮西李希烈皆屬其列。其中梁崇義係安史之亂中崛起的地方實力派，李正己、李希烈則出自因忠於唐廷而從安史陣營中分出的原平盧軍係統。[134]可以說雙方在亂中是各為其主的敵手，但亂後卻因同樣的目標而結成同盟，《舊唐書·李寶臣傳》雲其“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等連結姻婭，互為表裏，意在以土地傳付子孫，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135]。這一現象與河北地區的種族、文化等特征關係不大，而是戰爭中地方勢力膨脹的結果，除了以上幾個方鎮之外，西川韋皋、徐州張建封等，乃至中興功臣李光弼晚年多少都有跋扈之舉。[136]幾乎與此同時，藩鎮中的驕兵也開始浮出水麵，出於自利的目的擁立或廢逐主帥。代宗、德宗時期，藩鎮坐大、驕兵跋扈及引發的與唐廷或隱或顯的衝突，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也成為後世熟悉的藩鎮時代的標準像。但這並不完全是安史的遺產，而是長年戰爭與動亂的後遺症。同樣，節度使本人的態度對於藩鎮傳統的塑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同為安史降將的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臨終前“誡子以忠孝守節，又舉能自代”，盡管去世後也出現了“滑三軍逼奪情禮”，試圖擁立其子令狐建襲位的情況，但令狐建恪守父誌，抵死不從，舉家歸闕。[137]
在安史之亂平定初年，藩鎮體製仍分合未定，此時河朔藩鎮同樣尚待定型，無論是其內部的結構及與唐廷的關係，尚未發展出獨特的地域性。[138]正如陸贄所言：“往歲為天下所患，鹹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鹹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嶽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嶽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139]亂平之後，各藩鎮往往依據形勢的變化選擇不同的行為模式，時而“合縱”對抗唐廷，時而與唐廷“連橫”，參與平叛。這種基於自利取向的結盟與反複，造成了這一時期藩鎮叛順無常的混沌麵目，也是唐廷與藩鎮之間不斷相互試探、尚未形成穩定政治關係的表現。
經曆了亂後懷柔與低烈度衝突交替的相對平靜，戰爭中坐大的地方勢力欲傳位子孫的野心與意欲重致一統的唐廷，因各自追求不同的政治目標，無可避免地走向進一步的對立，進而爆發了多場激烈的戰爭，以“四王二帝”連兵，德宗倉皇出奔奉天為標誌，唐廷與藩鎮間矛盾達到了頂點。也正是長期的戰爭使雙方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各自的力量邊界，最終導向了利用一係列不成文的政治慣例與默契來重新界定唐廷與藩鎮間的關係，形成了所謂“河朔故事”。[140]這一政治默契的有效運作，使得唐廷與河朔藩鎮之間產生了良性的互動。例如李德裕會昌伐叛期間，以禁軍不出山東為條件，換取魏博、成德兩鎮出兵攻取邢、洺、磁三州，河朔藩鎮攻拔三州後，如期將三州交還唐廷。若將此與代宗時田承嗣趁相衛內亂，攻取四州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別，反映出了“故事”的效力。隨著河朔故事的形成，一方麵唐廷默許河朔三鎮半獨立的地位，僅以官爵等羈縻之[141]，構成了一種禮儀性的君臣關係；另一方麵則促使唐廷與河朔藩鎮的關係從對抗轉向共生，間接導致了河朔藩鎮前後期的變化，對中晚唐曆史的走向影響深遠。
中晚唐史料數量並不算少，但由於記載欠係統，而且在具體的政治運作中，“慣例”取代“製度”發揮著更加重要卻又隱而不彰的作用，使我們對當時政治結構及運行的觀察尚缺乏整體性。從大量的具體政治行為與文本中發現潛藏著的“默契”，勾勒“默契”形成中的博弈及定型後對唐廷與藩鎮雙方行動的製約，是本書試圖達成的重要目標。
既往的研究大體仍將中晚唐置於一個偉大王朝的餘暉下來呈現其緩慢而又無可挽回的衰落過程，藩鎮坐大這一觸目的現實似乎也映照出唐廷權力下降這一無可置辯的事實，但需要分梳的是“朝廷”與“皇權”是否能完全等量齊觀。之前學者的研究已揭示了中晚唐皇權運作中某些鮮明的特征，如以翰林學士與內廷宦官為代表的皇帝側近群體政治地位的崛起，並日漸演化成製度性的權力。[142]較之於唐前期三省六部的整齊劃一，中晚唐名目繁多的使職出現實際上增加了皇帝運轉權力的自由度[143]，葉煒近年來對製度實際運作過程的一係列研究，也支持了這樣的判斷。[144]正是由於中晚唐朝廷麵臨著更多的內外挑戰、更繁劇的各類事務，產生了更有效率地獲取信息、運轉皇權的需求，因此在前期製度化、程式化的政務運作形式遭破壞的同時，皇帝與大臣小範圍或個別的溝通變得普遍。某種意義上而言，應對中央權力衰落的各項舉措反而刺激了皇帝個人權力的強化。
而對於“皇權”這一概念，我們或可嚐試進一步將其分解為“權力”與“權威”兩個不同的層麵。[145]傳統製度史研究，無論是對具體職官起源、功能、作用的靜態解剖，還是對製度實際運作過程的複原，所關注者多集中在“權力”這一維度，即分析權力的製度化及如何有效運作。因此，既往對唐廷與藩鎮關係的論述，大體上仍基於對雙方實力消長的分析，而對政治權威在其中的作用著墨無幾。
本書第四章以德政碑的頒授為例，探討了唐廷與藩鎮如何借助政治景觀的建造來界定、調整雙方的關係。作為政治景觀的石碑、禮製建築等，無論其物質形態如何，都是作為政治權威的承載物而發揮作用。事實上，除了視覺可見的象征物，抽象的政治符號也能發揮類似的功用。我們暫且將視線從熟悉的那些藩鎮中移開，觀察一下與唐廷純粹隻有羈縻關係的敦煌歸義軍，可以留意到唐廷授予的檢校官職也是歸義軍曆任節帥汲汲以求的對象，因此敦煌文書中提及的“檢校尚書”“檢校司空”“檢校司徒”這類頭銜便成為千餘年後學者為之編年的重要線索。[146]而閱讀河朔藩帥的碑誌，這類之前認為不過是虛銜檢校官的授予，也是誌文中著意鋪陳的一麵，巨細靡遺。何弘敬去世前甚至以“吾不為生太尉也必矣”為憾事[147]，可見其並非徒具緣飾，而有實際的政治功能。[148]由此我們再來重讀表麵看起來意思相反的兩段記載：
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麵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149]
五年正月，幽州軍亂，逐其帥李載義。文宗以載義輸忠於國，遽聞失帥，駭然，急召宰臣謂之曰：“範陽之變奈何？”（牛）僧孺對曰：“此不足煩聖慮。且範陽得失，不係國家休戚，自安、史已來，翻覆如此。前時劉總以土地歸國，朝廷耗費百萬，終不得範陽尺帛鬥粟入於天府，尋複為梗。至今誌誠亦由前載義也，但因而撫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賴也。假以節旄，必自陳力，不足以逆順治之。”[150]
一般認為對藩鎮的不同態度，是牛李兩黨的重要分野，引文中李德裕、牛僧孺的立場雖截然相反，一主控馭，一主姑息，但政見對立的兩人都意識到了朝廷官爵對河朔藩鎮的重要性。[151]牛僧孺“假以節旄，必自陳力”的實質是李德裕“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的翻版，至於李德裕提及“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節帥通過賄賂中使求取的便是檢校官之類的頭銜。另一個更有意思的案例則與牛僧孺執政時逐李載義而據幽州的楊誌誠有關：
七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迪詣中書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體位，隻知自尚書改仆射為遷，何知工部轉吏部為美？且軍士盛飾以待新恩，一旦複為尚書，軍中必慚。今中使往彼，其勢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傔奔還，奏曰：“楊誌誠怒不得仆射，三軍亦有怨言。春衣使魏寶義、兼他使焦奉鸞尹士恭，並為誌誠縶留矣。”誌誠遣將王文穎謝恩，並讓官，複賜官告批答，文穎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仆射。[152]
較之於李載義的恭順，楊誌誠則以跋扈聞名，據說曾“造袞龍衣二副及被服鞍韀，皆繡飾鸞鳳日月之形，或為王字”[153]。即使這樣一位驕橫的節帥，仍需借唐廷的檢校官銜強化其統治的合法性，隻是手段從乞請變成強索。所謂“軍中不識朝廷體位，隻知自尚書改仆射為遷，何知工部轉吏部為美”，可知官爵雖授於節帥，但作為“名號”，真正的作用在於讓普通軍士聞知，並理解其象征意義，因此“工部轉吏部”便不及“尚書改仆射”來得顯豁明了。而“盛飾以待新恩”雲雲，則暗示每一次中使到來，宣敕新加檢校官的場合，都會成為節帥借機宣示其政治權威的舞台。
這一類現象的出現不但反映出政治權威如何落實到王朝日常統治的層麵，也提示我們再次思考唐廷與河朔藩鎮“羈縻”關係的實質及變化，以下以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為例略作剖析。
初，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傔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傔，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複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表請發兵為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154]
張仲武得位遵循了藩鎮內部自行推舉節帥並報朝廷認可的“河朔故事”，也與本書第五、六章所論相符，暫以親王遙領作為過渡，“乃授兵馬留後，詔撫王紘遙領節度”[155]。值得注意的是在恪守河朔故事的大前提下，唐廷借助對節鉞授予時間的選擇，成功地強化了在幽州的政治權威。陳行泰、張絳先後自立為留後期間，皆循成例，通過監軍上奏，請求唐廷認可。李德裕則一反常態，主張以拖待變，觀察形勢，並且拒絕派遣中使前往幽州宣慰。[156]比對第六章中論及王協所雲“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的寶曆年樣，可知作為皇帝側近群體的宦官提供的信息是藩鎮節帥更迭過程中朝廷決策的重要依據。[157]未派遣中使前往範陽，雖使中央無法獲得藩鎮內部的情報，不過唐廷流露的曖昧態度足以使陳行泰很快被新的政變推翻。此時覬覦節帥之位的雄武軍使張仲武派遣吳仲舒前往長安，報告幽州內部的形勢，使武宗君臣得悉“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張絳初處置陳行泰之時，已曾喚仲武，欲讓與留務，隻是衙門內一二百人未肯”等重要訊息[158]，而張仲武在取得朝廷的支持後，起兵討伐張絳成功，成為新的幽州節度使。
李德裕會昌伐叛之初強調“先是河朔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159]，主張迅速用兵，不給劉稹以喘息之機，而稍前在處置幽州軍亂時，又主張持重待變。手法表麵看起來一快一慢，實際上都反映出李德裕對既往唐廷處理類似問題所形成慣例的反思，一方麵打破常規，不再讓宦官壟斷情報來源，上下其手，以外朝主導其事[160]，同時也讓藩鎮總結的“寶曆年樣”無用武之地。其實，李德裕的政敵牛僧孺也注意到了朝廷官爵對於藩鎮的價值，不同的是李德裕大膽地抓住了這一政治機遇，通過一係列的折衝尊俎，成功地使禮儀性的政治權威在某種程度上轉化成實際的政治權力，“遂於首亂之邦，先有納忠之帥”[161]，強化了唐廷對幽州的控製。在見識了李德裕的手腕之後，張仲武終其一生皆以恭謹聞名，並在抵禦回鶻一事上與唐廷通力合作。
古人就已注意到在晚唐，既往跋扈的河朔藩鎮轉而對朝廷恭順有加，“自張仲武、王元逵、何敬弘歸命以來，皆有效順之成勞，無抗衡之異誌”[162]，甚至在黃巢亂後猶存遺意，“及廣明之後，關東無複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163]。這一變化當然不能簡單地歸因於節帥個人的取向，而是折射出唐廷政治權威發揮的作用。或許可以說李德裕在會昌年間的成功，關鍵在於他敏銳地覺察並把握了中央賦予的政治權威對藩鎮節帥正變得愈加重要的曆史趨向，這一變化的出現則與本書第六章討論“驕兵化”所造成藩鎮形態的改變有關。正如上文所述，驕兵挾持甚至變易主帥的現象在安史亂後便已出現[164]，學者也已指出軍隊的地方化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地方軍人集團的形成是驕兵產生及難以根除的原因。[165]但需要進一步申論的是，在藩鎮的權力結構中，驕兵為何最終能淩駕於節帥及軍將群體之上，不受約束，興風作浪。至少直到元和末，軍將階層仍被視為河朔藩鎮的主導力量。
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升獎，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羨爵祿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範陽，宰臣崔植、杜元穎又不為久大經略，但欲重（張）弘靖所授，而未能省其使局，惟瀛、漠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縣悉命弘靖統之。時（劉）總所薦將校，又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如朱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除弘靖，又命悉還本軍。克融輩雖得複歸，皆深懷觖望，其後果為叛亂。[166]
劉總歸朝前，先將幽州悍將朱克融等送入長安，以絕後患。可見在諳於河北形勢的劉總心中，軍將階層才是動亂的源頭，一旦去其根本，則太平可致。而成德王承元歸闕前，同樣先召集諸將曉諭禍福，“牙將李寂等十數人固留承元，斬寂等，軍中始定”[167]，亦可證明軍將群體在藩鎮中舉足輕重的地位。結合本書第五、六章對田氏魏博、劉氏昭義權力構造的分析可知，河朔三鎮乃至藩鎮整體在前期都具有相當的同構性，由節帥及軍將階層主導。但到了唐後期，藩鎮的麵貌發生了明顯的轉變，經曆普遍的“驕兵化”之後，前期藩鎮節帥與軍將階層密切結合，積極進取乃至挑戰唐廷權威的局麵已不複存在，節帥轉而受藩鎮內部驕兵的掣肘，節帥漸漸變為維護驕兵利益、填充欲壑的代理人，舉動稍不稱其意，便遭逐殺，於是如本書第七章所論，唐廷的政治權威對於維係節帥統治的意義反而被放大。驕兵作為在中晚唐曆史上被反複提及但麵貌模糊的群體，其行動邏輯為何，以下以唐末西川突將變亂事件為例再略作分梳：
夏，四月，突將作亂，大噪突入府廷；（高）駢走匿於廁間，突將索之，不獲。天平都將張傑帥所部數百人被甲入府擊突將，突將撤牙前儀注兵仗，無者奮梃揮拳，乘怒氣力鬥，天平軍不能敵，走歸營。突將追之，營門閉，不得入。監軍使人招諭，許以複職名稟給，久之，乃肯還營。天平軍複開門出，為追逐之勢；至城北，時方修毬場，役者數百人，天平軍悉取其首，還，詣府，雲“已誅亂者”。駢出見之，厚以金帛賞之。明日，牓謝突將，悉還其職名、衣糧。自是日令諸道將士從己來者更直府中，嚴兵自衛……辛未，高駢陰籍突將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圍其家，挑牆壞戶而入，老幼孕病，悉驅去殺之，嬰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流血成渠，號哭震天，死者數千人，夜，以車載屍投之於江。[168]
這一事件本身不過是中晚唐林林總總驕兵驅逐主帥鬧劇中的普通一出，並無特殊之處。但值得關注的是，在高駢與突將的衝突中，代表皇帝權威的監軍使調和其中，成為動亂平息的關鍵人物。同樣我們也可以留意到，突將盡管頗具戰鬥力，擊潰了高駢從鄆州帶來的親隨，幾近政變成功，但作為一個缺乏明確政治目標的自利群體，以保守自己的既得利益為目的，其行動完全是逐利性的，無序而短視。加之士兵們出身低微，政變時必須要在軍將階層中找到合作者作為代言人，無法真正站到政治前台，因此一旦“許以複職名稟給”，便偃旗息鼓，最終被高駢反噬，慘遭屠戮。
如果我們將政治人物假定為“理性人”，則可注意到驕兵作為群氓，其行動邏輯受理性製約較少，往往受短期利益或好惡驅使，小小的不快甚至流言都能成為引**亂的導火索。事實上，被史籍記載的大都已是升級為動亂的重要事件，可以想見未造成嚴重後果的**發生的頻次更高，進而形成驕兵頻繁而無序地製造騷亂，一旦滿足其訴求，又迅速綏服直至下一次爆發的循環。中晚唐由驕兵越來越頻繁製造的“經濟性騷亂”作為附生藩鎮身上的結構性存在，不但規訓了節帥們的行為[169]，也如同一個個旋渦，驅迫藩鎮轉向內在，使之不再具有向外擴張的動力與能力。如本書第七章所論，河朔藩鎮盡管仍維持了表麵上的強大，但至五代亂世則完全失去爭雄天下的能力，隻是這一曆史變化的線索之前被大量藩鎮**的瑣碎記載所掩蓋，未為史家注意。
唐廷與藩鎮作為中晚唐曆史上的主角，雙方間的博弈與製衡構成了一個穩定存在的結構。如果說唐廷在緩慢地走向衰落，中央權力最終因黃巢起兵而土崩瓦解，那麽作為對手的藩鎮事實上也經曆了同樣甚至更快的衰落過程。受困於鎮內驕兵的河朔藩鎮根本無力外顧，主導五代曆史的是朱溫、李克用這樣的新軍閥，這些在黃巢亂後廢墟上建立的藩鎮，成為後來五代十國各政權乃至北宋立國的基礎。觀察這些新藩鎮的構造，大體通過主帥與軍將階層之間的密切結合[170]，運轉高效，驅策麾下士兵作戰，不再受到驕兵的困擾，可以放手爭雄天下。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是安史之亂後田承嗣、李希烈這些梟雄故事的重演[171]，開啟了新的藩鎮生命周期。在中央失馭的同時，以河朔三鎮為代表的舊藩鎮也已夕陽西下，趁勢而起的新藩鎮填補了其中的空隙，而當唐廷的政治權威瓦解後[172]，一個真正的群雄逐鹿的時代浮出了水麵。
唐宋變革論作為一種統攝性的解釋框架，映照出了唐與宋之間巨大變化的同時，又如黑洞一般，誘使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將紛繁複雜的曆史過程抽繹成直線發展的線索，納入其中。[173]對於這樣的宏大敘事，我們在承認其價值的同時，亦需保持警惕，至少嚐試觀察曆史演進中的不同節奏。[174]以本書所討論的課題而言，五德終始說影響的衰落與“忠”的觀念的變遷，大約能較好地契入唐宋變革論的框架之中，但變化的消息仍不是一律的。包括河朔三鎮在內的舊藩鎮則與唐王朝一起走完自己的“生命周期”。唐末動亂所引發新藩鎮的崛起，並不是對之前藩鎮體製的簡單繼承或再編[175]，兩者之間存在著斷裂，一個新的時代揭開了帷幕。
[1] 內藤湖南：《概括性的唐宋時代觀》，見《東洋文化史研究》，林曉光譯，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03～112頁。這一理論框架自1922年由內藤湖南提出後，雖已近百年，仍影響不衰，先後在日本、歐美乃至中國激**出巨大的學術回響。關於內藤假說的學術背景及傳播，參見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見《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7～133頁。當然這一學說流行的過程中，對唐宋變革這一概念界定不清或過度擴展等問題亦不鮮見，相關的批評見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見《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2頁。
[2] 對這一係列變化通論性的描述可參讀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第三篇“論唐代的變化”中的各章（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45～483頁）；另參邱添生：《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3] 這一研究視角的轉變，從1971年、1999年兩版岩波講座世界曆史相關章節的安排中便可窺見一斑。關於中晚唐的部分在1971版中收入古代部分第6冊，東亞世界的形成Ⅲ，包括由栗原益男執筆《安史の亂と藩鎮體製の展開》、鬆井秀一執筆《兩稅法の成立とその展開》、《唐末の民眾叛亂と五代の形勢》等三章，而在東亞世界的框架下，中國曆史無疑居於中心的位置（《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6冊，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161～278頁）。1999年版雖然將《中華の分裂と再生 3—13世紀》單獨列為一冊，不過妹尾達彥執筆《中華の分裂と再生》一章強調了空間、氣候、遊牧民移動等因素對於中國曆史的影響，之後的各章節如梅村坦《草原とオアシスの世界》、桃木至朗《南の海域世界 中國における南海交易と南海情報》等，皆透露出編纂者嚐試從更廣闊的視野下理解東部亞洲曆史的意圖（《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9冊，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第3～130頁）。
[4] 這種看法在晚近的幾種通史類讀物中表達得較為明確，如杉山正明《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 西夏 金 元》第一章以“巨大變革的前奏”為題論述了安史之亂的影響，並引出之後遼金元的曆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5～63頁）；森安孝夫《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將安史之亂視為中國曆史的分水嶺，認為燕是登場過早的征服王朝，並強調回鶻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的作用及亂後的巨大影響（台北，八旗文化，2018年，第309～346頁）。在這一脈絡下，不僅是安史政權，之後五代沙陀係王朝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視。
[5] 安史之亂本身隻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事件，但學者往往賦予其更寬泛的象征意義，如本書第二章所論，研究思想史的學者，往往也將其作為唐代思想史的轉折點，這種引申有時不免忽略了曆史變化的不同節奏。
[6] 蒲立本早年的名著《安祿山叛亂的背景》主要討論的其實是玄宗末年唐代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的變化，並未涉及叛亂本身。直到近年出版的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一書，分別對河南、關中、河北、江淮四個區域在戰爭中的政治、軍事結構及戰後藩鎮體製的重組與定型等問題做了細密的研究，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
[7]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34～47頁。
[8] 穀霽光：《安史亂前的河北道》，見《史林漫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9～239頁。
[9] 蒲立本：《安祿山叛亂的背景》第六、七章，第133～179頁。
[10] 彼得森：《中唐和晚唐的宮廷與地方》，見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第479～482頁。
[11] 堀敏一：《唐末諸叛亂の性格——中國における貴族政治の沒落について》，《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第269～284頁。堀敏一將楊貴妃收養安祿山為養子，與安祿山以張忠誌、王守忠等為義子、豢養八千曳落河等並提，視為一種新的人際結合方式。
[12] 如栗原益男把安祿山等胡人將領的活躍視為唐王朝具有世界帝國性格的表現，將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與府兵製瓦解、節度使權力膨脹等相聯係（《安史の亂と藩鎮體製の展開》，《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6冊，第161～163頁）。
[13] 其中以粟特聚落及人群被討論最多，綜合性的論考可參讀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內部形態》，見《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第37～168頁；《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補考》，見《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第22～41頁。
[14] 代表性的研究可參讀榮新江：《安祿山的種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亂基礎》，見《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第266～291頁；鍾焓：《安祿山等雜胡的內亞文化背景——兼論粟特人的“內亞化”問題》，載《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7～84頁。
[15] 此即陳寅恪自己所言“故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於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25頁）。
[16] 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第261～271頁。
[17] 李鴻賓：《安史之亂反映的蕃族問題》，見《唐朝中央集權與民族關係——以北方區域為線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20～140頁；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78～87頁。
[18] 毛漢光：《論安史亂後河北地區之社會與文化——舉在籍大士族為例》，見《晚唐的社會與文化》，第99～111頁。
[19] 廖幼華：《中古時期河北地區胡漢民族線之演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
[20] 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123～181頁。
[21] 《太平廣記》卷四五〇引《廣異記》，第3678頁。
[22] 《舊唐書》卷三九《地理誌》，第1527頁。
[23] 方積六在《唐代河朔三鎮“胡化”說辨析》一文中已經注意到部落兵離散的重要性（《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第438～439頁）。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一書對安祿山軍隊中蕃部構成及離散過程有詳細的討論（第261～296頁）。而作為平叛主力的西北藩鎮，初期也轄有大量的蕃部，如哥舒翰守潼關時，“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剌、頡、跌、朱耶、契苾、渾、蹛林、奚結、沙陁、蓬子、處蜜、吐穀渾、恩結等一十三部落”（《安祿山事跡》卷中，第97頁）；關於朔方軍的構成可參見王永興《論唐朔方軍》，（《陳門問學叢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2～421頁。而近年利用石刻資料的個案研究皆證實了在亂中蕃部漸被打散的情況，可參讀榮新江對河西鐵勒的研究（《唐代河西地區鐵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見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281～304頁）；沈琛對吐蕃論氏的討論（《入唐吐蕃論氏家族新探——以〈論惟貞墓誌〉為中心》，載《文史》2017年第3輯，第81～101頁）；仇鹿鳴對吐穀渾慕容氏的分析（《讀吐穀渾、吐蕃入唐家族碑誌叢劄》，見《紀念西安碑林930周年華誕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第208～217頁）。陳寅恪早就指出“蕃將之所以被視為重要者，在其部落之組織及騎射之技術”（《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金明館叢稿初編》，第301頁）。而在部落形態瓦解後，如何來認識蕃將的作用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24] 少數個案如趙振華據曹太聰墓誌，認為誌主之父曹法真所任舍府刺史是保持了部落形態的羈縻府（《唐代易州一個漢化的突厥化粟特裔部落——〈高陽軍馬軍十將曹太聰墓誌〉研究》，見榮新江、羅豐主編：《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685～697頁）。按趙文仍存兩個疑問，誌文中所謂舍利府中的“利”字乃作者所補，無其他憑據，此外曹太聰本人僅為高陽軍馬軍十將，未襲羈縻府刺史之職。
[25] 如榮新江曾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對唐前期六胡州的部落形態及所需的農牧環境有所討論（《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的畜牧生活形態——2007年西北農牧交錯地帶城址與環境考察紀略》，見《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第64～78頁）。
[26] 例如據論博言及妻劉氏墓誌可知，論博言作為論惟貞之孫，安史亂後，隨著原有部落形式的離散，晚唐移居幽州，仕至檀州刺史、威武軍使，並與當地軍將家族通婚（《全唐文補遺》第7輯，第141～142頁。）另參見沈琛：《入唐吐蕃論氏家族新探——以〈論惟貞墓誌〉為中心》，載《文史》2017年第3輯，第98～100頁。
[27] 張國剛《唐代的蕃部與蕃兵》一文指出盡管也有直接征發蕃兵的情況，但大多數情況下，唐廷征調的是緣邊軍州管押的蕃部（《唐代政治製度研究論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93～112頁）。因此在安史亂中，對雙方軍隊構成的描述習用“蕃漢”一詞，如“範陽節度使安祿山率蕃、漢之兵十餘萬，自幽州南向詣闕”，“朔方節度郭子儀以朔方蕃、漢二萬人自土門而至常山”等，可知當時蕃軍出自附塞部落，故仍獨立編組成軍，而安史亂後的河朔三鎮中反而看不到這樣的現象，“蕃漢”一詞出現的頻率也大為降低。少量的案例也出自邊州，如奉天定難，鹽州刺史戴休顏以所部蕃漢三千人號泣赴難。
[28] 蘇航：《唐後期河東北部的鐵勒勢力——從雞田州的變遷說起》，見《唐研究》第16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61～278頁；山下將司：《唐の“元和中興”におけるテュルク軍團》，《東洋史研究》72卷4號，第553～557頁；西村陽子：《唐後半華北諸藩鎭の鐵勒集團：沙陀係王朝成立の背景》，《東洋史研究》74卷4號，第678～715頁。
[29] 唐代前期曾多次嚐試遷胡族於內地，如張說平定康願子之亂後，開元十年九月“詔移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裏之地”（《舊唐書》卷八《玄宗紀》，第184頁）。但不久之後，這些不樂居於南方的六州胡便陸續逃歸，顯示出部落化的胡人無法適應農業地帶的生活，進而提示我們定居南部的胡人無論是居住形態還是生活習慣恐怕是更為漢化的。另這一事件留給當地的最重要的曆史記憶或是關於安祿山出生在鄧州的傳說（參見範攄撰、唐雯校箋：《雲溪友議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2～5頁）。除此之外，學者已指出粟特人因商業或信仰的緣故在城市中也會維持部落或半部落的形態，並不完全依賴遊牧這一外部環境，但即使在敦煌這樣的邊州，城市內部落化的胡人從長遠來看，依舊會逐漸漢化（參見池田溫：《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見《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3～67頁）。
[30] 《資治通鑒》卷二三一：“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第7431頁）。
[31] 相對而言更南邊的魏博，則以步兵見長，如田承嗣曾語李寶臣曰，“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反映出不同的構造（《資治通鑒》卷二二五，第7231頁）。
[32] 《舊唐書》卷一四二《李寶臣傳》，第3866頁。
[33] 《舊五代史》卷五六《周德威傳》，第870頁。按成德軍事特點前後期的轉變，參見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第298～313頁。
[34] 早期的成德節度使，如出身契丹的王武俊則對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明確的自覺，如自雲“仆虜將，尚知存撫百姓”，“虜性直，不欲曲在己”（《舊唐書》卷一四二《王武俊傳》，第3874頁）。而當時人亦目之為夷狄，賈林曾遊說王武俊：“公異邦豪英，不應謀中夏。”（《新唐書》卷二一一《王武俊傳》，第5953～5954頁）按“異邦”，《舊唐書》作“冀邦”。
[35] 《舊五代史》卷五四《王鎔傳》，第843頁。
[36] 《太平廣記》卷二〇〇引《羅昭威傳》，第1507～1508頁。按“昭”疑係“紹”之訛，從文字來看，《太平廣記》所引當是羅紹威的實錄本傳。
[37] 權德輿：《唐故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並序》，見《權德輿詩文集》，第319頁。
[38] 《唐代墓誌匯編續集》鹹通032，第1060頁。
[39] 《舊五代史》卷六〇《王緘傳》：“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第934頁）
[40] 關於這一研究方法的弊端，可參讀鍾焓對森部豐的批評（《重釋內亞史：以研究方法論的檢視為中心》，“從森部豐看日本粟特研究的新動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365～368頁）。
[41] 較具綜合性的評述可參讀安東尼·D.史密斯：《民族認同》，王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年，第89～151頁。
[42]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前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頁。
[43] 唐長孺：《跋唐天寶七載封北嶽恒山安天王銘》，見《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95～297頁。
[44] 榮新江：《安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見《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第88～100頁。
[45] 趙振華：《唐代少府監鄭岩及其粟特人祖先》，載《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5期，第69～76頁。
[46] 事實上，由於現代學者掌握了較為充分的史料，並不斷運用各種手段排比考證，某種程度上可能比古人自己更了解其先世及族屬。如唐人李守素精通譜牒之學，時有“肉譜”之譽（《新唐書》卷一〇二《李守素傳》，第3978頁）。而現代學者援據傳世文獻及大量出土墓誌，對各士族譜係的掌握恐怕並不遜於李守素之輩，因此可以輕易地發現古人撰寫墓誌中世係排列的錯誤。
[48] 《舊五代史》卷二九《唐莊宗紀》，第461頁。
[49] 《五代會要》卷二，第29～30頁。
[50] 《五代會要》卷二，第30頁。
[51] 關於此點，筆者將另撰文討論，以下僅舉一細節。後唐立國後曾纂修功臣列傳，此書便是《通鑒考異》引述過多次的《唐莊宗功臣列傳》，功臣傳原列92人，入傳的標準便是是否曾參與中興之業。長興四年正月史館奏：“其間亦有不是中興以來功臣，但據姓名，便且分配修撰。將求允當，須在品量。其間若實是功臣，中興社稷者，須校其功勳大小，德業輕重，次第纂修，排列先後。今請應不是中興以來功臣，泛將行狀送館者，若其間事有與正史實錄列傳內事相連絡者，則請令附在紀傳內。”（《五代會要》卷十八，第303頁）則後唐將一般臣僚傳記編存實錄，而特別將預中興之業者另編次功臣傳加以表彰，透露出其塑造“中興”形象的政治目的。
[52] 類似的例子能找到不少，如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庚子，幸白司馬陂，祭突厥神，從北俗之禮也”，十一月，“帝祭蕃神於郊外”，舉行的頻率可能也不低（《舊五代史》卷三八《唐明宗紀》，第599、604頁）。
[53] 《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周太祖紀》，第1750頁。按點校修訂本已據《永樂大典》恢複了《舊五代史》原貌。
[54] 《五代會要》卷三，第49頁。
[55] 《魏書》卷一〇八《禮誌》，第2749頁。另參張勃：《唐代以前寒食節的傳播與變遷——主要基於移民角度的思考》，見《唐代節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357～373頁。
[56] 關於“征服王朝”與“滲透王朝”的不同特征，魏特夫在《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總論中有係統論述（見王承禮編：《遼金契丹女真史譯文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44頁）。
[57] 關於沙陀早期在河東地區的活動，新近較具綜合性的討論可參見李丹婕：《沙陀部族特性與後唐的建立》，載《文史》2005年第4輯，第229～244頁；西村陽子：《唐末五代代北地區沙陀集團內部構造再探討——以〈契苾通墓誌銘〉為中心》，載《文史》2005年第4期，第211～228頁。
[59] 劉浦江：《正統論下的五代史觀》，見《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第55～60頁。
[60] 由於清人輯錄《舊五代史》時對涉及民族問題的地方做了相當多的諱改，因此目前所見文本並非《舊五代史》原貌，但從《永樂大典》殘卷、《冊府元龜》等書保存的文字來看，五代政權以華夏自居，斥契丹為夷狄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參見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陳垣學術論文集》第2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48～203頁。
[61] 出自安史係統的田承嗣、李寶臣等同樣擅長利用讖言製造輿論，如《舊唐書》卷一四二《李寶臣傳》：“又知範陽寶臣故裏，生長其間，心常欲得之，乃勒石為讖，密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雲：‘此中有王氣。’寶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寶臣、正己也。”（第3867頁）反映出安史集團對這一政治文化傳統的熟稔。
[62] 《舊五代史》卷二九《唐莊宗紀》，第459～460頁。
[63] 陳學霖：《大宋“國號”與“德運”論辯述義》，見《宋史論集》，第31～40頁；陳學霖：《“大金”國號之起源及釋義》，見《金宋史論叢》，第1～32頁；劉浦江：《德運之爭與遼金王朝的正統性問題》，見《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第88～115頁。值得注意是，後趙石勒作為一個浸染漢文化較深的君主，便較早意識到運用天象來宣傳天命，參見胡鴻：《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政治體視角下的華夏與華夏化》，“星空中的華夷秩序：兩漢至南北朝時期有關華夷的星占言說”，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88～114頁。而十六國在魏特夫的分類中亦屬於“滲透王朝”。
[64] 沈睿文《安祿山服散考》第11章“陵墓”中指出豐台史思明墓明顯有仿照唐帝陵石室墓規製的一麵，包括隨葬的玉冊、銅龍、銅牛等。反而是作者認為表現出祆教信仰的一些葬俗，推測成分相對較多，第294～308頁。
[65] 例如從保留下的石刻材料來看，燕政權的官僚體係包括軍事組織在內基本承襲唐之舊製，並無草原特征，這與被視為滲透王朝的北魏前期相比亦有很大的區別，類似如文成帝南巡碑碑陰出現的大量胡族官名從未出現在行用安史年號的石刻中。
[66] 因此陳寅恪所謂“其言論愈有條理統係，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一語仍不無警醒的意味（《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見《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