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作為中晚唐曆史研究中的核心問題，曆來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104]既往研究總體上將藩鎮割據視為導致唐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近年來學者則在實證的基礎上對這一曆史圖景提出了較多的修正，認為唐帝國實際上相當成功地應對了安史之亂引發的危機，特別是穆宗以後，朝廷與藩鎮之間建立了一套較為有效的政治運作模式，維持了長期的穩定。[105]除此之外，大量藩鎮個案研究的積累，雖有“千鎮一麵”之虞，但也使我們幾乎對每個藩鎮的建立、分合、衰落過程及內部構造都有了較為明晰的認知。在此基礎上，我們或可嚐試重新審視藩鎮在中晚唐曆史上的位置。
將藩鎮視為決定中晚唐曆史走向的關鍵因素，這一看法並不完全是現代學術的產物，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人。歐陽修纂修《新唐書》時將原本散布在《舊唐書》各卷的驕藩節帥傳記重新排列，編次為《藩鎮傳》五卷，置於外戚、宦者傳之後，突厥、吐蕃等四裔傳之前，並在傳前撰寫了批判性的序論。中國傳統史學具有兩種重要的現實功用，一是塑造本朝合法性的“正統論”，二則是發揮以史為鑒的“鑒戒論”作用。這一傳統將秉筆直書與微言大義交織在一起，使曆史記載充溢著後見之明，往往輕忽了過程的複雜與多歧。若取新舊《唐書》藩鎮的相關傳記比讀，或可留意到《新唐書》“事增而文省”的背後，埋藏著簡明而更具目的論色彩的敘事脈絡。[106]《新唐書·藩鎮傳》的成立，不僅是傳統史學“鑒戒論”的產物，也成為後世在“統一與分裂”的框架下理解藩鎮問題的濫觴，影響延續至今。例如，作為中文世界最具分量的藩鎮研究著作之一，1969年初版的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便以中央與藩鎮的關係為主線貫穿全書。[107]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坐大作為中國曆史上反複出現的一對矛盾，使得後世學者對藩鎮的評論往往帶有“借古諷今”的色彩。如顧炎武《日知錄》雲：“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中葉以降，其不遂並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顧炎武擯斥陳說，對藩鎮的作用有所肯定。但需要指出的是其持論的背景是基於對明朝覆亡原因的反思，因此才在“國朝大患，大略與宋同”的脈絡下，對宋、明兩代“強幹弱枝”、加強中央集權的舉措提出批評，最終指向的是“陸士衡所謂‘一夫縱橫，而城池自夷’，豈非崇禎末年之事乎”的當代教訓。[108]因此，古人的史論文字固然有不少值得現代學者汲取的洞見，但嚴格而言不能算是一種“學術化”的思考[109]，我們引述其觀點時尤需解明成說的時代背景與現實關懷。[110]
而在現代學術研究中，唐宋變革論作為理解這一時期種種變化的統攝性框架長期以來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不過在這一框架中藩鎮並不處於顯要的位置[111]，因此如何把藩鎮與這一時期的其他變化相聯係，進而確認其在中晚唐曆史中的作用及影響成為學者思考的重要方向。日野開三郎1942年出版的通論性著作《中國中世的軍閥》將藩鎮分成玄宗及安史亂中藩鎮體係的形成、代宗德宗時藩鎮的跋扈及憲宗的抑製、晚唐藩鎮的複振三個階段來加以論述，並強調兩稅三分等改革對中央與藩鎮間實力消長的影響[112]，奠定了之後理解唐代藩鎮曆史的經典體係，至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岩波講座世界曆史》《劍橋中國隋唐史》仍大體襲之。[113]日野開三郎對唐代藩鎮曆史的概述大體以政治史為線索，盡管重視兩稅法等經濟、製度因素的作用，著眼點仍在於比較中央與藩鎮實力的消長，因此也旁及神策軍的發展、藩鎮內部的構造及對所屬州縣控製的強化、均田製瓦解後流民的增加對藩鎮尤其唐末動亂的影響等議題，總體而言時代分期論的色彩並不強烈。栗原益男在《岩波講座世界曆史》中對唐代藩鎮麵貌的總括，除了沿襲這些議題之外，所增加者大約包括三個方麵，藩鎮中“義父子”等擬製血緣關係的發展，貴族出身藩鎮節度使幕府的構成與朝廷黨爭，唐末藩鎮與地方土豪階層的關係。這些成果反映出日本學者在戰後二十餘年的研究中嚐試將藩鎮構造與人身支配關係的演變、貴族製瓦解及地方土豪層的興起等論題相連接[114]，定位藩鎮在唐宋變革中的作用，從而將這一議題打上戰後時代分期論爭的烙印。[115]同時代的中國學者雖然沒有這麽明確的時代分期關懷，但因時代風氣熏染，亦習慣於探究藩鎮割據局麵形成背後的經濟社會基礎，多認為藩鎮割據與大土地所有製的發展有關[116]，或將之與新興商人階層的崛起相聯係[117]；亦有學者從封建社會結構變遷的視角討論唐末五代豢養義子的風氣，指出其保留了奴隸製與村社製的殘餘[118]，或認為這是作為私人募傭兵製的伴生物而存在。[119]
日本學者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對籠罩在唐宋變革論框架下的藩鎮研究模式有所反思，大澤正昭係統評述了堀敏一關於晚唐五代藩鎮一係列論文後，提出要從地域差別入手開拓藩鎮研究的新方向。[120]此後，日本學者陸續發表一係列不同時段、不同地域藩鎮個案研究論文，將研究範圍擴展到了“順地”及南方藩鎮，對河朔三鎮的不同也有更明確的區分，研究時段上則從中唐延及唐末及五代。[121]雖然所述及一些論題，如唐末南方藩鎮與在地豪強的關係及向十國、宋代轉變的曆史過程，仍有受唐宋變革框架影響的一麵[122]，但總體而言，與時代分期論爭漸次脫節。進入80年代後，中國學者同樣逐漸展開對藩鎮分期、分類型的細化研究，並對之前藩鎮研究中大而化之的經濟基礎等命題有所反思。[123]其中張國剛根據唐代藩鎮的不同功能，將其分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邊疆禦邊型、東南財源型等四類[124]，進而將藩鎮視為中晚唐曆史中的一種結構性存在來分析其作用，擺脫了既往研究中“藩鎮割據”這一平麵化的描述，頗具影響。此後隨著理論的退潮，學者已不再熱衷於探討藩鎮割據的社會基礎這類宏大的命題，精細化的個案研究成為主流。
個案研究的浪潮及對墓誌資料的運用雖然在某些方麵推動了藩鎮研究的深入，但同時也造成了議題的碎片化[125]，而近年來中日學者研究的分途亦日趨明顯。中國大陸學者更關注對中央與藩鎮關係的動態把握及運用新出墓誌展現藩鎮內部的構造。[126]中國台灣學者則日漸強調擺脫原有“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視角，主張從地方史的角度來觀察藩鎮，這一提法本身並無問題，但也與台灣本土意識的勃興有關[127]，落實在具體研究中不免有“以偏糾偏”之嫌。[128]日本學者則站在歐亞史的立場上，強調遊牧帝國對中原王朝的影響，試圖借此突破既往以中國為中心唐宋變革論的框架，構築新的曆史敘事，在這一潮流中北方藩鎮內的突厥、粟特、鐵勒、沙陀等胡人群體被凸顯。[129]
作為一個有著深厚積累的學術議題，藩鎮研究已走過近百年的曆程，龐大的先行研究與主幹史料的相對有限，加之前輩學者對一些類似現象不同甚至相反的解讀，使得更年青一代的學者進入這一領域時，不免有無所適從之感，或因此轉而更多的仰賴新出石刻展開細部的討論，回避了對藩鎮問題整體性的把握。如果我們將既往的研究劃分為三個層次，即對具體史料的解讀，利用互有聯係的史料群對某一較為複雜曆史現象的描述與複原，解釋某一曆史現象的作用、意義及影響，或不難發現爭議主要集中在第三個層麵，即如何來為某一曆史現象“賦義”，建立起關聯性或因果性的解釋，進而將其納入某一統攝性的框架或擬構出連續的曆史線索。在此情況下，我們或當先將藩鎮研究與或新或舊的理論框架脫嵌，盡可能回到史實本身，完成對前兩個層次問題的清理，嚐試描摹藩鎮自身的“生命周期”。[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