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另一重要論斷則是抉出中晚唐河北地區與兩京之間文化風尚的不同，他援據杜牧《唐故範陽盧秀才墓誌》、韓愈《送董邵南遊河北序》等材料指出河朔“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72]。這種“異質感”在出土墓誌中亦有體現，典型者如鄭潨及妻崔氏墓誌所雲：“鎮冀之間，自為一秦，頗禁衣冠，不出境界。”[73]但隨著材料的增益，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複雜性可以有更深入的認識，以陳寅恪所舉幾個例子而言，目前皆可借助新材料做進一步的申說。
杜牧《唐故範陽盧秀才墓誌》雲盧霈“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直到鎮州儒者黃建告其“先王儒學之道”，鼓勵他離開河朔進學。由於杜牧並未提及黃建的身份，僅雲“鎮人敬之，呼為先生”[74]，容易讓讀者以為這位儒者黃建大約隻是一位生活在河朔武夫世界中的隱者，而出土的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墓誌署“故吏節度掌書記承議郎監察禦史裏行賞紫金魚袋黃建撰”[75]，即其人。由此可知黃建是成德軍中文膽，與王氏家族關係密切，本人就是河朔藩鎮體製中的重要一員，這不免讓人懷疑杜牧所述有誇大的成分。[76]另一方麵，我們也可以注意到，河朔藩鎮掌書記一職曆來注重辟用有名的文士，至後期尤甚，並沒有與長安進士文化隔絕。如本書第七章討論羅讓碑的撰者公乘億雖是魏州人，早歲垂三十舉不第，與妻子闊別十餘年，以至於鄉人謠傳他已病故於長安，其妻聞訊，自河北趕來迎喪，夫妻方獲重逢。[77]可知公乘億曾長年客居長安以求一第，與家人不通音訊，可以說是中唐以降崇重進士氛圍下的極端個案。直至鹹通十一年高湜主選時，公乘億方獲及第，曾入易定節度使之幕，任萬年縣尉[78]，樂彥禎喜儒術，引公乘億、李山甫在幕府。可知公乘億雖係河北當地人，但深受進士文化的影響，及第後遷官入幕的經曆也與一般進士無異。而羅紹威傾慕錢鏐幕中羅隱之才，“特遣使幣交聘，申南阮之敬”的故事更為人所熟知。[79]唐人自己也對河朔藩鎮有“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的現實需求早有注意。[80]
中唐之後，入幕成為士人在守選期間獲得收入乃至獲得更快擢升的重要途徑。[81]陳寅恪所舉韓愈《送董邵南遊河北序》及李益佐於幽州劉濟幕府兩事皆可在此背景下獲得理解。董邵南累舉進士不第，“連不得誌於有司”，不得已才去河北節度幕府謀求出路，除求官之外，維持生計恐怕也是重要的考慮之一。[82]李益的情況則較為複雜，涉及士人在進士及第後，如何通過入幕選擇獲得更好的仕途機遇問題。由於近年李益墓誌的出土[83]，我們對李益遠赴幽州的背景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李益渭南尉任滿守選期間，獲幽州使府之辟，“弓旌累招，首為盧龍軍觀察支使，假霜棱，錫朱紱，以地非樂土，辭不就命”。正是由於河朔藩鎮與唐廷關係疏遠，遠赴幽州幕下對仍力圖在長安官場上進一步尋找機會的李益而言自然並非佳選，因而婉拒辟命。改應山南東道、鄜坊、邠寧等府之請：“山南東道洎鄜畤、邠郊皆以管記之任請焉，由監察、殿中曆侍禦史，自書記參謀為節度判官。”至貞元中，李益再次獲幽州之辟，才終於決定北走河朔[84]，“複為幽州營田副使、檢校吏部員外郎，遷檢校考功郎中，加禦史中丞，以金印紫綬副焉”。陳寅恪認為李益因宦途失意，才選擇北上幽州。考李益一生行跡，他於大曆四年，年始弱冠，便進士及第，之後又連中書判拔萃、製舉，所曆河南府參軍、鄭縣主簿、渭南尉等職皆是美授，可謂少年得誌。但李益的宦途約在德宗初遭遇挫折，渭南尉考滿後，輾轉多個幕府，未再獲授實職。在此期間李益曾兩次獲幽州辟命，他一拒一受，主要還是從自己的宦途得失考量。最後應幽州之征，固有失意於長安的成分，也與德宗晚年藩鎮與中央關係改善的大趨勢有關：“始以幽燕氣雄，蛇豕作固，雖大君有命，尚守正不行。後密旨敦諭，往踐乃職，卒使逆流再順，寒穀生和。”[85]另一方麵，劉氏家族統治下的幽州一直以延攬到李益這樣的知名文士而沾沾自喜，劉濟墓誌中還特意將此事表出，“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介薦延至郎吏二千石，為近臣良守。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犖犖之為也”[86]，並無自外於長安士大夫文化之意。而士大夫之所以視北走河朔為畏途，恐怕根本原因在於河北藩鎮與長安的疏離，任職幕府的經曆及經營的人際網絡並無助於自己日後的升遷，因此才將其作為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同樣，我們也可以注意士人對遠走河朔認識前後期的變化。安史亂平後，即有部分“貳臣”並未歸唐，而是選擇輾轉仕於河朔藩鎮。如竇全交出身外戚竇氏家族，玄宗生母昭成皇後係其諸姑，偽燕署尚食奉禦、恒州別駕，“蹉跎十載，沉滯河朔”。之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奏其為定州別駕，竇全交未及赴任便卒於恒州，至永泰二年方歸窆洛陽。[87]韓愈所撰畢坰墓誌則記載了兄弟兩人不同的出處選擇：
家破時，（畢）坰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為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禦史中丞。垌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曆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88]
畢坰之父畢炕曾任廣平太守，在安史亂中殉國，諸子離散，畢坰幸為宗人畢宏贖出，長於長安。弟畢增雖與安祿山有覆族之恨，仍仕於河北藩鎮，可知當時士人並未將河北視為化外，恐也未直接把河朔三鎮等同於安史餘孽。同時代的相衛節度使薛嵩不但高選士人蕭放為僚佐，更因愛惜其才而將女兒相嫁。[89]除了文士之外，亦不乏做出類似選擇的武人。周璵之祖周知遠曾任朔方兵馬副使，“殉節於京洛之間”，父周道榮曾受嶺南東道節度使趙昌之辟，任廣州司馬，其家族與河朔並無淵源。周璵元和中接受劉總辟命，來到幽州，此後便定居於此，直至大中十年（856）去世，仕至平州刺史。[90]
鄭潨及妻崔氏墓誌則透露了河朔藩鎮前後期變化的時間節點。鄭潨出身滎陽鄭氏[91]，“大曆初，偶因薄遊，滯留河北”，受王武俊賞識，奏授冀州信都縣尉等職。誌文雲“當時國家化流八表，仁人之誼，先浸於河朔，求名學宦之士，如不失疆理矣”，可知安史亂後，士人仍繼續遊於河北，尋找仕宦機會，其中不乏進士及第者。如鄭雲逵大曆初中進士後，客遊兩河，為朱泚重用，“乃表為節度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仍以弟滔女妻之”[92]。直至德宗繼位後[93]，隨著唐廷與河朔藩鎮間矛盾的激化，戰爭爆發，形勢丕變，才出現了鄭潨及妻崔氏墓誌所雲隔絕局麵：“從建中初，鎮冀之間，自為一秦，頗禁衣冠，不出境界，謂其棄我而欲歸還。府君與夫人男女，戢在匪人之土矣。暫謂隔王化於三千裏之外，離我戚於五十年間，府君至於身歿，不遂卻返。”鄭雲逵亦被迫“遂棄妻子馳歸長安”。而我們讀到河朔藩鎮墓誌中語涉悖逆的一些文字大都也出現在這一時期，如建中四年（783）劉如泉墓誌雲：“伊唐季複興，大君雍王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94]除此之外，張遵墓誌雲其元和中先以“妻子男女悉留鎮州”為人質，獲允護送母親靈輦歸葬東都，“葬畢，猶隱居故裏。無幾，詔追起複，授寧遠將軍、守左武衛將軍、檢校大理卿、兼侍禦史”，借機逃離成德歸闕，但其家屬則遭扣留，直至“鎮帥祥齋大增先福，以公一家維縶，盡放南歸”。[95]所記恰可與鄭潨及妻崔氏墓誌相發明：“帥殞而子承元以順逆自諭，舉軍來王。司馬扶板輿出乎虎口，持小輩附於驥尾，其餘血屬姊弟，數年之內，稍稍而至。”[96]可知這一局麵直到王承元歸闕後才得到緩和。而至長慶之後，隨著河朔故事的定型，唐與藩鎮之間的關係趨於穩定，“鎮冀之間，自為一秦”的阻隔便不複存在[97]，河朔與長安之間也恢複了人員的流動。如張建章大和四年（830）因“博陵歉”而北遊幽州，為節度使李載義所辟，仕至幽州節度副使、攝薊州刺史。[98]
如果我們從更長的時間維度上觀察長安與河北之間的關係，不難注意到河北相對而言長期處於帝國政治版圖的邊緣，這種文化上的“異質感”並非緣於河朔三鎮的成立，而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亂前。[99]本書第一章通過對嚴莊、高尚等安祿山心腹謀士家世的考察，勾畫了河北普通士人麵貌，若進而將之與唐末五代以馮道為代表的河北士人群體並觀[100]，或可勾畫出一條與“崇重進士”為表征的長安士大夫文化並行但隱而不彰的“潛流”。相形而言，中晚唐的河北雖然也受到兩京精致的清流文化熏習[101]，但由於河北士人大都身處這一政治文化的邊緣，加之多仕於藩鎮幕府，有明習吏事的現實需求，故而保留了允文允武的特征。這批具有錢糧刀筆之才的河北地方士人更能適應唐末天下大亂的格局[102]，因此才能借機浮出水麵，成為五代各朝文職官僚的主流。[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