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羅讓碑的敘事中又重建了魏博關於修築羅城的曆史記憶，通過對於事件因果關係的重新編排將其塑造為羅弘信得位的符讖。“前政樂王一旦大興板築，約河門舊堤，計百萬人功，周八十餘裏。才經月餘，修葺□備，怨嗟之苦，遍於六州。謂之羅城，應我羅氏，豈其天意符我人事者哉。”羅城的修築是樂彥禎時代魏博庶民生活中的大事，由於這一工程規模浩大，程限緊促，因此大量征發民力[114]，導致民怨沸騰，成為樂彥禎喪失魏博人心的重要誘因。羅弘信巧妙地將羅城與“羅”的諧音聯係起來，將其刻畫成自己掌握政權的符讖，利用了魏博庶民當時的集體記憶，誘導他們回憶起樂彥禎統治時代的殘暴苛酷。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往往建立在對於前一個政權否定與控訴的基礎上，羅弘信借助對魏博人關於修築羅城記憶的重新塑造，既控訴樂彥禎濫用民力，又加強了自己通過政變推翻樂彥禎行動的合法性。

但我們注意到，關於羅城為羅弘信執政符應的說法，僅僅在碑文中被提到，《舊唐書》《資治通鑒》等傳世文獻中雖然都有關於修築羅城的記載[115]，但隻是批判樂彥禎濫用民力，沒有將其視為羅弘信執政的符讖，反而將另一件神異之事附會在羅弘信身上：

至於為何白須翁授命的故事最終又取代羅城的符讖，成為後世關於羅弘信最廣泛流傳的傳奇，筆者以為這一符瑞知識更替的關鍵點可能發生在天祐二年（905）：

天祐初，州城地無故自陷，俄而小校李公佺謀變，（羅）紹威愈懼，乃定計圖牙軍，遣使告太祖求為外援。[117]

州城的無故自陷為何會成為軍人謀變的號召，這本是史文留給讀者的一個難解之謎，但如果我們聯想到羅城的修築在當時被認為是羅弘信執掌魏博的先兆，而這一符應隨著羅讓碑的豎立，在之後的十餘年中被有意識地大肆宣揚，成為羅弘信執政的重要合法性來源，那麽羅城的塌陷，無論是出於自然原因還是有意的人為破壞，很容易被密謀的軍人視為羅氏家族即將滅亡的符應，借機鼓動舉事。[118]此時羅城這一符讖在魏博鎮內被廣泛接受，反而成為羅氏家族的政敵反對他們的武器。隨著羅氏家族在魏博的統治漸趨穩固，羅讓碑中所極力塑造的忠於朝廷、為眾所推的形象對他們而言已不再那麽重要，當羅城的符讖反遭對手利用，成為政治負擔時，那麽轉而進一步修飾白須翁授命的故事，取代羅城這一舊說，便顯得順理成章了。

唐中後期半獨立的地方政權，往往喜好仿效天子，通過符瑞、讖緯的製作來鞏固自身的權力，收聚人心。如王處直墓誌“長吏屢陳飛走之祥，迭聞稼穡之異”[119]的記載。而在敦煌文書中，也有不少反映歸義軍時期製作各種瑞應圖讖，宣揚天命，強化地方政治認同的案例。[120]而與羅弘信有關的兩個符讖一顯一隱、交替更新的曆史則提示我們，符讖作為古代政權合法性構築過程中所慣常使用的道具，其知識的生產與傳布過程，具有很強的時效性與不確定性。作為一種危險的知識，符讖在傳布的過程中往往會被對立的政治雙方各自利用，分別做出對自己有利的詮釋。因此隨著政治局麵的演變，符讖作為一種知識話語也隨之被不停地更替、改寫與重新詮釋。例如自西漢末年以來流行的讖言“當塗高”，曾先後被公孫述、袁術、曹魏、司馬氏等視為稱帝的符命[121]，而最終被史籍記錄的那種解釋往往隻是依附曆史勝利者的書寫才得以流傳、定型，這在相當程度上遮蔽了不同政治力量爭奪符瑞解釋權的複雜曆史過程。[122]

羅弘信取代樂彥禎的牙軍變亂從表麵上看起來像是魏博曆史上治亂循環固定劇本的再次上演，正如一粒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麵，掀起一陣漣漪，但又很快恢複了平靜。唐廷如故，魏博如故，牙軍如故，唯有魏博的主人從樂彥禎換成了羅弘信而已。但這一事件恰好發生在了唐末曆史轉折的關鍵時刻，百餘年來牙軍的勇武支撐起了魏博半獨立的政治地位，使之在唐廷與節度使間左右逢源，攫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正是對這一利益鏈條的路徑依賴，使得魏博本身養成了保守的地域性格，無力跨出河朔，爭雄天下。正是在這場政變中，外來的朱溫第一次成為左右魏博曆史走向的關鍵人物，預示著一個巨大變動時代的來臨。

本章通過對羅讓碑的文本細讀，試圖跳出中央與地方、胡化與漢化這兩個傳統的分析框架，借助投入石子所攪動的漣漪，基於對事件的深描，探看隱藏在湖麵之下魏博內部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心態。羅讓碑的建造隻是百餘年來河朔製作巨碑風氣的延續，高聳的巨碑無疑是一種醒目的景觀，無聲地訴說著河北強藩的跋扈，但形製上的僭越與文字上的恭謹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政治文化在“表達”與“實踐”層麵的分裂所形成的內在張力對於河朔地域的民眾有何影響，承載著這些重複上演的政治演劇的社會機製到底是什麽，誰是這些碑文的讀者，作者通過巨碑的物質形態與文本流傳又想要向讀者傳遞何種政治訊息。本書第五、七兩章借助對魏博興起與衰落時期的個案研究，嚐試對此做出初步的解答。而百餘年來河北地域多民族遷徙交融所構築的複雜文化麵貌，並非是用“胡化”與“漢化”這樣簡單的標簽所能涵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抽繹出胡化或漢化這樣單一的概念來描述唐中後期的河北社會，反而遮蔽了很多複雜的文化變遷與互動。陸續進入河北的突厥、契丹、靺鞨、高麗、粟特等胡族本來就出自不同乃至迥異的文化傳統，至於在漢人社會內部，也存在著複雜的階層分野。“胡”和“漢”本身就從來不是一個穩定而清晰的概念，而多種文化因子的融匯，複雜的胡胡、胡漢、漢漢多角關係，共同構築了唐中後期河北社會多元、獨特甚至有些模糊不清的文化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