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主要精力由對外進取投向魏博內部的樂彥禎，把解決牙軍之患作為鞏固他在魏博統治的首要任務。自田弘正之後，曆任魏博節帥史憲誠、何進滔、韓君雄、樂彥禎皆為牙軍所擁立，最終也因不能滿足牙軍的欲壑而遭逐殺，魏博牙軍逐漸淩駕於節度使之上，成為左右魏博政治走向的主導力量。目睹韓簡敗亡的樂彥禎雖是自牙軍而得魏博，無疑也深知牙軍反複無常的性格，深自畏戒，暗地布置削弱牙軍，鞏固其在魏博的統治。
羅弘信家族世代為魏博軍校，羅讓碑記其先世甚詳：“公曾王父諱郍，皇平州刺史、工部尚書，王父諱秀，魏博節度押衙、左山河都知兵馬使、兼禦史大夫，烈考諱珍，魏博節度押衙、親事廂虞候。”羅讓曾祖父羅郍為平州刺史，平州本隸盧龍，以時代推論，頗疑羅郍本隸安祿山麾下，隨安史叛軍南下，亂平後隨田承嗣降唐，定居魏博。田承嗣本“平州人，世事盧龍軍為裨校”[38]，其割據魏博之初，當有不少同出盧龍者追隨左右，羅郍或即其中之一。無論如何，自羅讓祖父羅珍起，羅氏世代為魏博軍校。據碑文首題，羅讓本人的職銜為“唐故魏博節度押衙後軍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下闕）”。
至於羅氏家族的種族源流，碑文雖自言其出自長沙羅氏，羅弘信後受封為長沙郡王，其子羅紹威亦襲長沙郡王爵[39]，可知其家族發跡後確實以長沙為郡望。但新舊《唐書》、《舊五代史》皆雲羅弘信為魏州貴鄉人，而未言其郡望，羅讓碑亦雲葬於貴鄉縣迎濟鄉蔡村，可知其家族早已著籍魏州，所謂長沙羅氏之說恐是羅弘信顯貴之後的附會。《元和姓纂》雲羅姓為“祝融之後，妘姓國，初封宣城，徙岷江，周末居長沙”[40]。按長沙為羅姓源流之一，《世說新語》注引《羅府君別傳》敘羅姓源流：“蓋楚熊姓之後，啟土羅國，遂氏族焉。”[41]《資治通鑒》胡注引《姓譜》則雲：“羅本顓頊末胤，受封於羅國。”[42]可知羅讓碑所謂“其先顓頊之後，受封於羅，因為著姓”，以及羅周敬墓誌“其先顓頊之後胤也，封於羅，以國為氏，地連長沙，因家焉”之說[43]，蓋本以上諸說雜糅而成。又《新五代史》本傳雲：“羅紹威字端己，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44]據羅讓碑可知所記有誤，羅氏定居魏州的時間遠在羅讓之前。頗疑羅氏北遷傳說乃是在長沙郡望說出現之後，為彌縫魏州與長沙兩個地望之間的矛盾而造作出來的。唐代河北本係胡漢雜糅之地，加之羅弘信家族很可能是從臨近邊塞的平州遷來，其族屬來源頗為可疑。魏博曆任節度使中出身胡族而冒領漢式郡望者並不希見，如何進滔一族本為粟特人，但何弘敬墓誌中自稱為出自魏晉名族廬江何氏。[45]羅姓是唐代常見蕃姓[46]，姚薇元考西域羅氏本西突厥可汗斛瑟羅之後[47]，安史亂軍中西域胡人頗多，羅氏或出自於此[48]，至少其家族早先是出身於邊塞的胡化漢人。而羅讓妻自雲出自廣平宋氏[49]，似乎為中古名族，但由於唐人素有妄舉姓望的習慣，其可靠性亦存疑問。[50]《朝野僉載》便有一條言及胡人冒廣平宋氏之事：“廣平宋察娶同郡遊昌女，察先代胡人也，歸漢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51]胡人三世居於漢地便可自稱名門，唐人風習可見一斑，至於普通漢人自雲名門之事更是不勝枚舉。
羅讓二女分別嫁給節度別奏王知言、經略副使趙襲，節度別奏、經略副使二職皆是唐代藩鎮文職僚佐[52]，節度別奏為供節度使驅使之職，地位較低，經略副使則較為重要。由此可知，當時羅氏家族的通婚關係集中於魏博鎮內，這與其家族地位及當時的社會風氣相符。藩鎮內通過通婚、結拜、假子等手段形成血緣或擬製血緣關係，從而加強藩鎮內部的自我認同與凝聚力，本是唐後期習見之事，羅氏世居魏博，亦未能免俗。待羅弘信執掌魏博後，羅氏家族的通婚網絡才逐漸跨出魏博，其與朱溫的多次聯姻，固然是出於政治目的，但也反映出家族地位上升後跨地域通婚才變得普遍與可能，這亦是中古家族成長史上常見的現象。
至於羅弘信本人兵變前的地位，史料記載略有分歧，羅讓碑雲：“無何蔡賊南下，鄆寇東侵，中外驚擾，計無所出。我仆射先領六雄兵士，南自新鄉接戰；後擁衙□步射，東至莘縣交鋒。”則其曾參與韓簡時代魏博與鄰鎮的戰爭，而且地位頗為顯要，至少是兵馬使一類的統兵將領，不過碑文未能提供任何羅弘信在政變之前的具體曆官，可見所言誇飾成分甚多，似不足憑信。《舊唐書》本傳未記羅弘信政變前的身份，隻言其少從戎役，《新唐書》本傳雲其為裨將，主馬牧，《舊五代史》本傳言其為馬牧監，《舊唐書》《舊五代史》本紀皆記其為小校，《資治通鑒》雲其為牙將。以《北夢瑣言》所記最詳，言其“初為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綜合各種記載可以判定羅弘信政變前隻是負責牧圉的小校，所謂“雖聲名未振，眾已服之”的掩飾之詞[53]，恰恰反映了羅弘信在軍中本默默無聞的真實狀況，而他能在此危急關頭被擁立為主帥，實是異事。
行文至此，我們注意到羅讓碑敘述的一個怪異之處，自羅弘信率軍在二月二十二日擊敗樂從訓，將他驅逐到內黃後，至三月廿六日進攻洹水縣、殺樂從訓之間，羅讓碑的記事出現了一個多月的空白。在雙方生死相搏的緊要關頭，僅用“舉明將帥，選練驍奇”等輕輕帶過，其間的隱衷需與其他文獻比讀後方能發掘。
四月戊辰，魏博樂彥禎失律，其子從訓出奔相州，使來乞師。帝遣朱珍領大軍濟河，連收黎陽、臨河二邑。既而魏軍推小校羅弘信為帥。弘信既立，遣使送款於汴，帝優而納之，遂命班師。[58]
可知在樂從訓與羅弘信的魏博帥位之爭中，朱溫曾作為重要的外部勢力介入其中，成為左右勝敗的關鍵因素。唯朱溫介入魏博事務的時間尚存疑問，《舊五代史·梁太祖紀》係於四月，《舊唐書·僖宗紀》係於二月，《資治通鑒》《新五代史·梁本紀》係其事於三月。據羅讓碑可知羅弘信於三月廿六日大舉進攻洹水，擊敗並斬殺樂從訓，則朱溫介入魏博事務當在之前。據《資治通鑒》所述，樂從訓在二月初戰失利之後，以朱溫行人雷鄴被魏博亂軍所殺為借口，向朱溫求援，較為可信。另《舊五代史·王檀傳》記其文德元年三月，從討羅弘信，“敗魏人於內黃，檀獲其將周儒、邵神劍以歸，補衝山都虞候”[59]，可證朱溫與羅弘信的激戰當發生在三月，而《舊五代史·梁太祖紀》所記四月戊辰，當是朱溫班師的日期，而非介入魏博之爭的時間。如此便能解釋為何在羅弘信與樂從訓生死廝殺之際，羅讓碑的記事出現了一個多月的空白。據《舊五代史》所記，在朱溫介入魏博之爭後，樂從訓曾一度扭轉了局勢：
文德元年，魏博軍亂，樂從訓來告急，（葛從周）從太祖渡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黃，破魏軍萬餘眾，獲其將周儒等十人。[60]
魏軍迭遭失敗，其精銳豹子軍二千人，“戮之無噍類”[61]。盡管《舊五代史》所述本自《梁太祖實錄》等朱溫一方的記載，戰績是否果真如此輝煌尚存疑問。但朱溫加入戰局後，連下黎陽、臨河、李固，解內黃之圍[62]，使樂從訓一方起死回生這一事實則毋庸置疑。羅弘信戰敗之後，被迫“遣使送款於汴”，以扈從朱溫為代價，換取梁軍撤出魏博，進而重新掌握了對樂從訓作戰的主動權。因此，朱溫介入魏博之後，魏軍遭遇的一係列失敗以及羅弘信求和的過程，自然不便在碑文中直陳其事，隻能留下一段隱晦的空白加以掩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