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本書第五章所論，魏博是安史亂後唐廷為招撫安史降將所置的河朔三鎮之一。之後經代宗、德宗、憲宗等朝，雖屢經叛順，不過自穆宗以後，魏博與唐廷之間基本形成了以共同承認“河朔故事”為基礎的穩定關係。這一中唐以來形成的奉唐天子為正朔，各個藩鎮依據朝廷控製力強弱擁有不同地位的政治格局[13]，經過黃巢起兵的衝擊後，已趨於瓦解。隨著唐王朝政治權威的削弱，地方權力日益擴張，藩鎮獨立化的傾向再次抬頭，如何來重新定義唐廷與藩鎮的關係，則成為唐末政治演變的一個關鍵環節。
韓簡試圖憑借魏博武力爭衡天下的舉動，違背了唐廷與河北強藩共同遵守河朔故事的政治默契，所謂河朔故事的實質包含兩個方麵，以往學者較為注意的是其不入版籍、不輸貢賦、自委官吏等脫離唐廷控製獨立性的一麵，但對於河朔藩鎮通過擁立唐天子來獲得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的一麵尚關注不夠。李德裕曾指出“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名以安軍情”[15]，專製鎮冀長達一個世紀的王廷湊家族更將“下禮藩鄰，上奉朝旨”[16]，作為維持家業不墜的秘籍。即使在唐廷威望已**然無存的昭宗晚期，劉仁恭所謂“旄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安本色耳”之語[17]，亦可窺見唐廷的正式承認是節帥統治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以此而論，河北藩鎮對於唐廷亦存在著深刻的依附性，因此韓簡挑釁鄰藩，擅殺朝廷節帥，甚至取唐天子而代之的野心，實質上是在改變河朔藩鎮自長慶以來形成的與朝廷和睦共處的政治傳統。若從軍事上而論，南取河陽可以威脅洛陽，進而爭衡天下，而昭義所屬的邢、洺二州不但是唐廷楔入太行山脈東麓的戰略支點，更是威脅魏博乃至河朔三鎮半獨立地位的心腹之患[18]，韓簡的策略並無問題。戰爭之初，魏軍亦節節勝利，不過魏博軍力雖強，其節帥的政治合法性仍源於唐廷的授予，從目前可以讀到的河北節帥、軍將的墓誌、神道碑中我們不難發現忠義意識依然在河北地區得到相當廣泛的傳播。[19]韓簡公然挑戰百餘年來形成的以唐天子為共主的政治秩序的舉動，即使在魏博鎮內恐怕也很難得到軍士的支持。
其次，魏博軍隊的地域依附性使之缺乏出境作戰的動力，前輩學者的研究都已注意到魏博牙軍是一支具有極強自利色彩的職業雇傭軍。[20]所謂“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浸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強買豪奪，逾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如史憲誠、何進滔、韓君雄、樂彥禎，皆為其所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害”[21]。魏博牙軍的基本特征是一支以依靠豐厚給賜作為生活來源的雇傭兵，以在戰爭中獲得經濟利益為主要追求，成員大都係魏博本地人，父子相襲，世代為兵，內部非常團結，具有很強的地域依附性。因此魏博牙軍的政治取向是自利性與地域性的，不惜通過改易主帥來獲取經濟利益，他們在保衛魏博本土時，由於與鄉裏社會有密切的聯係，往往表現出極強的戰鬥力。但長時間出境作戰，則為魏博牙軍所深惡痛絕。所謂“況我六州，曆代藩府，軍門父子，姻族相連，未嚐遠出河門，離親去族，一旦遷於外郡，生不如死”[22]，便是這一心態的生動寫照。[23]
因此，節帥本人的擴張目標與牙軍保守的地域性格之間的矛盾，往往成為藩鎮內部發生動亂、改易節帥的導火線。如德宗時，田悅“阻兵四年，身雖驍猛，而性愎無謀，以故頻致破敗，士眾死者十七八。魏人苦於兵革，願息肩焉”[24]。田悅雖能抗衡朝廷的連年討伐，但長期戰爭損害了魏博軍隊的利益，終為部下所殺。韓簡則重蹈了田悅的覆轍，他自中和元年出師，至中和三年敗亡，曆經三年。長期作戰帶來的軍費開支壓力攤薄了牙軍從戰爭中獲得的收益，而出境作戰使得鄉土觀念極重的牙軍被迫遠離故土，加之戰爭中的傷亡，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激化了節帥與牙軍之間的矛盾。在“三軍屢諫不從”的情況下，韓簡依然一意孤行，魏博牙軍臨陣退卻，轉而擁立樂彥禎為主帥，尋找一位更能保障牙軍利益的代理人便不足為奇了。
韓簡希望借亂世爭雄天下的想法，在當時的強藩中頗為普遍，如盧龍李匡威“恃燕、薊勁兵處，軒然有雄天下意”[25]，但其擴張性的道路卻與魏博軍隊保守的地域性格相衝突，最終招致了失敗。這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麵解釋自唐中期以來便以武力著稱的河朔雄藩為何未能在唐末的亂世中取得主導地位，反而被朱溫這樣初期實力平平的藩鎮取得了天下。河朔藩鎮內部的保守性與地域依附性，使之滿足於半獨立的政治地位及既得的經濟利益，缺乏進一步爭競天下的動力，這也是中唐以後包括河朔三鎮在內，各藩鎮內“經濟性騷亂”頻發的根本原因。
取韓簡而代之的樂彥禎自然要汲取前任敗亡的教訓，一改韓簡積極擴張的戰略，回到遵從河朔故事的政治傳統上來，這從樂彥禎如何處理與唐廷、鄰藩的關係中便可窺見一斑。光啟二年（886），關中再亂，僖宗奔興元。朱玫擁襄王煴僭帝位，“諸藩節將多受其偽署”。在此亂局中，樂彥禎派遣李山甫出使鎮州王鎔，“欲合幽、邢、滄諸鎮同盟拒賊，鎔厚謝，卒不克”[26]。樂彥禎聯盟河朔三鎮共同行動的初衷雖未實現，但比之於韓簡利用僖宗幸蜀之際，“自有圖王之誌”的野心，樂彥禎在同樣麵對僖宗出奔的政治機遇時，采取了“下禮藩鄰，上奉朝旨”的穩健態度。
樂彥禎時代尚有另兩個為史家所注目的舉動，一是擴建魏州城：“彥禎誌滿驕大，動多不法。一旦征六州之眾，板築羅城，約河門舊堤，周八十裏，月餘而畢，人用怨谘。”[27]樂彥禎大築羅城，濫用民力，激化了魏博鎮內矛盾，為其最終的覆亡埋下伏筆。但在唐季亂世，藩鎮普遍修築城池，高溝深壘，以求自保，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如割據荊南的高季興，先以“荊南舊無外壘”，始城之，後又“增築西麵羅城，備禦敵之具”[28]，湖南馬殷也曾增築嶽州[29]。而出土的碑誌中，亦可以找到相關記載，如王審知墓誌雲：“創築重城，繞廓四十餘裏，露屋雲橫，敵樓高峙，保軍民之樂業，鎮閩越之江山。”[30]劉敬瑭墓誌中提到，他曾奉命“重修城壘，固護軍州。板築左廂，數旬功就”[31]。樂彥禎修築羅城，本是出於增加魏州防禦力量的考慮，並非過分之舉。值得注意的倒是樂彥禎修築羅城以自保與韓簡積極擴展地盤的行動相比，更體現了其保守、防禦性的政治策略。二是中和四年（884），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經過魏州赴任時，被樂從訓襲殺。此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王鐸為唐末名臣，有破黃巢之大功，本與樂彥禎無嫌，據《北夢瑣言》記載，樂彥禎招待王鐸本甚為殷勤，後因其子樂從訓貪其資裝侍妾，幕僚李山甫報不第之恨而襲殺之[32]，並非基於政治原因。[33]襲殺朝廷重臣，無疑是挑戰天子權威的舉動，但此事隻能被視為亂世中強藩跋扈的極端個案，對於王鐸隨身攜帶巨額財富的覬覦，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殺之，正是河朔藩鎮跋扈、自利性格的體現。王鐸死後，樂彥禎上奏以盜殺為掩飾[34]，知其並無公開對抗朝廷的打算。從以上三事可知，樂彥禎治下的魏博已經放棄韓簡時代爭雄亂世的擴張戰略，轉而回歸割據一方的河朔政治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