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羅讓碑的發現與調查

魏博作為河北強藩的典型，對中晚唐曆史的走向具有重要影響[1]，曆來不乏學者關注，積累的成果相當豐富。但總括而言，過去的研究主要圍繞著中央與魏博的關係、魏博內部的權力結構這兩大主題展開[2]，在研究時段的選擇上則側重於中央與藩鎮之間相互對立的時期，而對兩者關係的穩定期一筆帶過。本章以羅讓碑這一新史料為切入點，結合相關文獻記載，立足於地方史的觀察維度，圍繞以下兩個主題展開討論。第一部分沿襲傳統政治史的分析架構，根據碑文的記載重建羅弘信政變的史實，進而分析唐末魏博內部的政治權力結構及其變遷，試圖通過對魏博的個案研究，探討在安史亂後一直以兵雄天下著稱的河朔三鎮為何未能在唐末五代的曆史巨變中繼續扮演主要角色。第二部分則引入新文化史的視角，探討河朔藩鎮建立巨碑風習背後的社會文化機製，詮釋立碑這一行動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借助對碑文中富有政治宣傳意味表述的分析，探究碑文的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藩鎮自我認同的形塑。通過對羅讓碑建立前後魏博曆史的微觀研究，對學界尚關注不多的唐末河朔藩鎮內部的變化、河北地方認同的構建這兩個問題進行考察。[3]

羅讓碑全稱《唐故禦史大夫贈工部尚書長沙郡羅公神道之碑》[4]，龍紀元年（889）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因其父羅讓被追贈為工部尚書而立。碑文詳細記載了唐僖宗文德年間魏博牙軍變亂，擁立羅弘信取代樂彥禎這一曆史事件的全過程，並對羅氏家族的世係源流、婚宦情況，魏博內部的政治結構，其與唐廷、鄰藩的關係及羅弘信執政之初的讖緯等皆有所記述，內容十分豐富，為我們研究唐末魏博政治、社會諸方麵的情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由於《全唐文》僅錄羅讓碑二百餘字，無法卒讀[5]，其價值一直未被學界所注意。直至陳尚君編纂《全唐文補編》時，據影印天一閣藏明正德《大名府誌》重新輯錄，存三千餘字，基本保存了碑文全貌，該碑才得以進入學者視野。[6]筆者在此基礎上對羅讓碑曆代著錄情況做了進一步的調查，並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編纂《大名縣誌》中找到羅讓碑的另一種錄文，文字與正德《大名府誌》所載頗有出入。經比對，兩種錄文各有優長之處，該碑前半部分錄文，民國本訛字較少，後半部分則以正德本文字較為優長。總體而言，民國本後半部分所存字數略少於正德本，最後銘文部分多處注有“闕”、“闕下四語”等文字，文避清乾隆諱，或援據清代某種錄文抄入縣誌。[7]

之後筆者又獲悉原碑尚存於世，現為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然遍檢各種石刻專書及地方文獻，未見有相關拓本及錄文發表。[8]魏大帥同學利用假期省親的機會，協助勘查了羅讓碑保存的現狀，並拍攝了一些照片（圖七），使筆者對原碑保存的情況有了初步了解。該碑目前位於河北大名縣康堤口村南[9]，或出於保護文物的需要，石碑下半部分被埋入土中，露出地麵部分的左部已泐，保存狀況不甚理想，僅能利用殘存文字對錄文做有限的校訂。後蒙史睿先生見示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羅讓碑未刊拓本（圖八），這一拓本原係著名金石學家柯昌泗舊藏[10]，除碑額失拓外，大體完整，拓本中部、邊角部分文字有殘泐，但基本可讀。直到近年《邯鄲運河碑刻》一書才正式公布了羅讓碑的拓本與錄文[11]，由於選印的是近期新拓，文字漫漶的情況甚於國圖藏舊拓，稍後任乃宏據之做了進一步的校訂。[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