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誌文記載的“四星聚尾”“金土相代”之說[8]，這關涉安史政權如何利用傳統的五德終始學說建構政權合法性這一重要問題。四星聚尾這一異常天象發生在唐玄宗天寶九載（750）九月[9]：

初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皇家土德，合承漢行。自魏晉至隋，皆非正統，是閏位。書奏，詔公卿議，是非相半。時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與意愜。宰相（李）林甫亦以昌言為是，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疏奏曰：“昨夜雲開，四星聚於尾宿。又都堂會議之際，陰霧四塞，集議之後，晴空萬裏，此蓋天意明國家承漢之象也。”上以為然，遂行之。[10]

這是玄宗朝關於王朝正統的一次大爭論，唐承隋為土德，所謂“國家承隋氏火運，故為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11]，所承續的是北朝係統，以北魏、北周、隋為正統。由於之前南北朝的分立，這一次序並非毫無爭議。隋唐之際的王通便曾提出過遠紹周、漢之說[12]，其孫王勃承其所論[13]，著《大唐千歲曆》，“言唐德靈長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14]，主張直承漢之火運為土德，把魏晉南北朝各政權都黜為閏位。雖然封演譏王勃此說迂闊，未為當時所許。[15]事實上，這種黜隋承漢的正統觀在初唐頗受時人重視，並對唐前期實際的政治運作發生過影響。[16]

武周革命前夕，改立二王三恪，“以周、漢之後為二王後，封舜、禹、湯之裔為三恪，周、隋同列國”[17]，武後改製從李嗣真之議，具體的思想淵源尚不清楚。[18]唐代的二王三恪，例取杜預之說，以二王兼三恪[19]，武後改製則從鄭玄之義，分立二王、三恪，顯示出除舊布新、與唐之舊軌決裂的氣象，可以視為周唐革命之際一係列具有政治象征意義改製舉措的一環。[20]直至中宗神龍元年（705）五月複唐之初，方才“製依舊以周、隋為二王後”[21]，改歸舊轍。[22]以此言之，承漢或是承隋雖然表麵上看起來僅是一個禮製上的爭論，事實上有著標識周、唐兩個政權分野的象征意味。

盡管在初唐，一直存在著遠紹周、漢的思想潛流，並在武周期間有過具體的製度實踐，但眾所周知，玄宗時代的真正開啟乃是通過先天政變消滅太平公主等淵源自武周的政治勢力，他本人對武周政權的態度恐怕相當複雜。[23]至天寶年間，雖承平日久，號為盛世，也曾有關於德運承續的討論。[24]但時距武周甚近，故老猶在，而崔昌以區區處士身份上書，請求玄宗改承周、漢正統，並能在集議中舌戰群臣，“負獨見之明”，重新挑起這一敏感的話題，恐怕並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背後可能蘊含著複雜的政治背景。因此，雖然“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25]，卻難以形成共識，最終援以天象之變，才得以定讞。

就目前史料所知，此次關於王朝德運所承的爭論，至少有雙重背景。首先是玄宗本人確實有製禮作樂、改易製度名號的偏好，“希古慕道”並非浮泛之言。早在開元十六年（728）八月頒行僧一行所纂《大衍曆》時[26]，張說所上《開元正曆握乾符頌》中便將改定曆法與承受天命相聯係，雲：“自堯典命，羲和修重黎之舊，理顓頊之曆，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曆序，暨開元十二年甲子，凡三千四十歲，遇聖上而《大衍》之曆興。是時也，土德入生數之元，天命當出符之會，信矣。”雖仍主唐為土德，但所雲“其間距王而興，不能複大禹九州之跡，及勝殘百年之命者，皆五神之餘氣也”[27]，意在否定南北朝各政權的正統地位，將唐之德運遠祧漢朝的火德[28]，此外“皇唐複興，土精應王，厚德載物，生數五百，成數千年”，“得皇家天命，成數千年，古今祥兆，若合符契”雲雲更與王勃持論相近[29]，可知這一思想潛流一直生發著影響。同時開元十二年（724）甲子，被玄宗賦予了特別的政治意義，玄宗封禪泰山的計劃便議定於是年，經過一係列準備後，於次年十一月告成[30]，而此時距高宗麟德元年（664）七月下詔於次年封禪，正好間隔一甲子，“孰若致美我高宗，勒岱甲子正六十”[31]。

其次，大約與玄宗朝的政爭，特別是李林甫與楊國忠之間的矛盾有關。天寶七載（748）之後恰好是李楊矛盾激化，楊國忠勢力上升的時期。[32]李林甫作為朝廷重臣中改承周、漢一說的主要支持者，崔昌上書或由他在背後策動，有投玄宗所好，借機邀寵固位之意。此議通過後，支持此說的崔昌、衛包等人也隨之加官受賞。[33]

需要指出的是德運次序的改定，涉及正朔、服色諸方麵的變化，牽扯甚廣，因此曆來都是議論紛紜而付諸實踐者寡。特別是玄宗天寶七載方才下詔訪求後魏子孫，以填補三恪之數，至次年七月立孝文帝十世孫元伯明為三恪，襲封韓國公。[34]僅過了一年，便欲改弦易轍，顯得相當突兀。另一方麵，天寶九載的改製同樣是曇花一現。三年之後，李林甫去世，楊國忠取而代之，隨即羅織李林甫案，追奪封贈，興起大獄，貶斥李林甫之黨。此時，所謂改承周、漢正統一事便成為楊國忠攻訐李林甫的一條罪狀：

及是楊國忠根本（李）林甫之短，乃奏雲：“周漢遠，不當為二王後。衛包助邪，獨與林甫計議，大紊彝倫。”上疑之，下包獄案鞫。遂貶為夜郎郡夜郎尉，崔昌為玉山郡烏雷尉，並員外置。[35]

楊國忠主張複用魏、周、隋後為三恪，或許是與其自承隋宗室之後的身份有關，但更值得關注的是玄宗本人的態度反複。最初，“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與意愜”，似乎改承周、漢正統一事頗合玄宗本人的心意，李林甫等人不過希旨逢迎而已。僅僅三年之後，經楊國忠的一番挑撥，玄宗大改初衷，反疑衛包等黨於李林甫，其間或有隱曲，玄宗態度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頗耐人尋味。

玄宗改承漢統之後采取的一係列舉措，皆與改製相呼應，在當時掀起了不小的波瀾。是年十一月己醜製：“承前宗廟，皆稱告享。自今已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改為朝獻，有司行事為薦獻。親告享宗廟改為朝享，有司行事為薦享”[44]，在製度上明確了皇帝親祀與有司攝事之間的區別。天寶十載（751）正月，“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合祭天地”[45]，親自完成太清宮、太廟、南郊祭祀三大禮。三大禮的成立標誌著玄宗時代禮製改革最終完備定型，並在唐後期一直得到遵行。[46]

眾所周知，詩聖杜甫因獻三大禮賦為玄宗所賞識，授京兆府兵曹參軍。[47]杜甫在賦中透露舉行三大禮的目的便是將改定德運次序的舉措鄭重地呈告祖宗天地：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莫儔……上穆然，注道為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複戰國於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為仲達所愚。鑿齒其俗，窫窳其孤。赤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呴喻。曆紀大破，創痍未蘇。尚攫拏於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群雄之發憤，誰一統於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比聰廆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唯累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叔寶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睹家給。竊以為數子自誣，敢貞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晤，或喜至於泣。[48]

上方采厖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裏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複生意，遭鯨鯢之**汩。荒歲月而沸渭，袞服紛紛，朝廷多閏者，仍亙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載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異。惟神斷係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49]

改易正統所承是杜甫《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敘事的中心，強調由於魏晉以降各政權都未能混一宇內，完成統一，於是皆被置於閏位，因此，自漢亡以來，正統暫絕，直至唐再受天命，闡釋了唐承漢統的理論依據。另一方麵，將“煬帝終暴”與“叔寶初襲”對舉，進而強調“先帝取之以義”，否定之前根據五行相生的原則，唐因受隋禪，繼隋為土德的舊有德運次序，進而將隋唐易代的性質視為“革命”而非“禪讓”，取消了隋的正統地位。“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遊以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抉隋之後，與夫更始者哉”[50]，新的德運成了萬象更新的象征。

杜甫《有事於南郊賦》中雖未再用大篇幅鋪陳此事，但亦有“端策拂龜於周漢之餘，緩步闊視於魏晉之首”等語述及改製。事實上，玄宗《天寶十載南郊赦》中對改製的意義已有明確的表述：“然則上稽曆象，傍采輿議，爰以土位，承漢火行，是憑大《易》之辭，用紹前王之烈，禎祥累應，正閏攸分，不改舊章，惟新景運。”[51]值得注意的是《有事於南郊賦》又強調了早先頒行《大衍曆》對塑造正統的意義：“宜其課密於空積忽微，刊定於興廢繼絕。而後睹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維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滅。”[52]正如上文已述及的那樣，《大衍曆》自上元甲子之歲，至開元十二年甲子，合三千四十歲，同樣具有除舊布新、接續周漢的意義。[53]

事實上，杜甫此前舉進士不第，其獻三大禮賦時的身份與崔昌相若[54]，這種野人獻曝式的上書，之所以能為玄宗賞識，關鍵不在於文辭的雅正，而在於能貼合現實政治的需求。杜甫在三篇賦中皆熱情謳歌改定德運次序的意義，已足窺見當時的政治氛圍。除舉行三大禮外，玄宗於是月己亥下詔，“改傳國寶為承天大寶”[55]，這一更名無疑也與再受命的意圖有關。

新的德運作為盛世的象征符號，很快也被納入科舉考試的題目，要求士人為之鼓吹。“後是歲，禮部試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賦》，則其事也”[56]。是年取士以“土德惟新”為題，無疑是用“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意，也契合《天寶十載南郊赦》中“不改舊章，惟新景運”的蘊意，強調玄宗再承天命的正當性。同樣，在天寶十載五月，玄宗又下詔改諸衛旗幡隊仗，之前用緋色，現在改用赤黃，以符土德[57]，進一步強調了土德的正統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