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離開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高湜在昭義任上的前三年也算是過得風平浪靜，直至乾符四年二月不意發生了劉廣之亂，高湜遭亂兵驅逐，劉廣自立為留後。對於此事的前後經過，李裔墓誌有較詳盡的記錄，稍可彌補傳世文獻的不足，尤可貴者是保存了劉廣的出身及起兵的號召：
始劉廣不知何人也，來自薊門，客於山北，常寓食將卒之家，有無良怙亂之徒，昌言於軍伍中，雲是劉稹之族。
誌文提示我們劉廣是以劉稹之後的身份進行政治動員，煽動起事，進而成功驅逐高湜。會昌三年（844），武宗與李德裕君臣同心，力排眾議，斷然拒絕劉稹襲位的請求，協調各懷顧望的藩鎮軍隊，經過一年多的苦戰，平定昭義，改變劉悟、劉從諫、劉稹三代據有澤潞的局麵，成功遏製了昭義軍“河朔化”的傾向。[60]此役一般被視為憲宗中興之後，唐廷對藩鎮所取得的最重要勝利。乾符四年的劉廣之亂，上距會昌伐叛已有三十餘年，按照古人三十年為一世的算法，已整整過去了一代人的時間，甚至也超過了劉悟祖孫三代統治昭義時間的總和，但直至此時劉稹依然是昭義軍中一個具有號召力的政治符號，這與之前慣常的對昭義軍“忠義”的印象不符，提示我們需要重新檢討唐廷平定昭義之後善後舉措的得失，同時也為進一步認識晚唐昭義軍內部的構造提供了一個窗口。
會昌伐叛成功之後，在李德裕的主持下，圍繞著如何杜絕劉氏割據昭義局麵的重現，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不但“稹族屬昆仲九人，皆誅”[61]，對於劉稹餘黨，懲治苛嚴，株連廣泛。如劉稹的謀主郭誼雖殺劉稹，舉潞州歸降，朝廷非但未如他所期待的那樣授予旌節，反而盡誅其黨[62]：“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眾。”[63]李德裕對於劉稹餘部的嚴厲處置，雖或有黨爭的背景[64]，但總體上仍是為了徹底鏟除昭義割據的基礎。
唐廷在攻打昭義之初，便已注意到劉氏昭義內部存在著“主客之分”，試圖有針對性地加以分化：
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65]
製書將劉氏主政下的昭義軍隊分為昭義舊有將士與劉氏父子自鄆州任上攜來及新募親軍兩類[66]，後一類無疑是劉稹腹心所寄。因此對於這兩類人，唐廷的招撫策略並不一致，對昭義舊軍將士或希望他們“以州郡兵眾歸降”，或誘之以利，“擒送劉稹者，別授土地”。對後一類人，一方麵肯定其與劉氏家族有類於田橫及其義附的關係，但強調“豈嚐違拒漢使，留止田橫；唯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勸誘他們“如能感喻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可知這些親軍與劉氏家族聯係緊密，具有相當強的依附性，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是基於“義”的結合。其中“鄆州舊將校子孫”本是劉悟攜來昭義的親軍，世代效忠劉氏。典型的如《酉陽雜俎續集》所記郭誼“因兄亡，遂於鄆州舉其先，同塋葬於磁州滏陽縣之西崗”，知其家本出自鄆州，後隨劉悟至昭義定居，遂遷祖塋於斯。[67]這些部眾構成了劉氏割據的權力基礎，因此也是唐廷平定昭義後亟須鏟除的。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注意到會昌伐叛後，唐廷更多地介入昭義屬州刺史的任命。如邢州作為昭義楔入河朔的戰略支點，地位重要。清人顧祖禹雲：“唐以昭義一鎮控禦河北，而邢州尤為山東要地，雖強梗如鎮、魏，猶終始羈縻者，以邢州介其間，西麵兵力足以展施也。”[68]平定劉稹之後，唐廷先後命張遵、王縱出任邢州刺史。張遵原係鎮州王承宗部將，元和初，因奏事留宿衛，得以參與會昌伐叛及其善後。“時澤潞用兵，詔選文武中外無阻者授之，優詔授邢州刺史，廉使奏加禦史中丞，改洺州刺史”[69]，唐廷起用他，大約看中他出身河朔，熟悉當地情況的特點。繼張遵之後出任邢州刺史的是王縱，王縱作為石雄部下大將參與了會昌初防禦回鶻之役，之後留任河東，曆仕晉州司馬、沁州刺史，後參與平定太原楊弁之亂，諳於北邊形勢，“擢邢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山東叛命積年，人為難理。公揣情設教，俗乃驟移。禮讓既行，閭裏相勉”[70]。而張遵、王縱皆自外鎮遷轉，非昭義舊人。同時，“鎮縣兵馬，並準江淮諸道例，割屬本州收管”[71]，改由刺史領兵，分散節度使的兵權[72]，這些都反映出會昌伐叛後中央控製的強化。[73]
唐廷誅殺了郭誼、王協等一批劉氏昭義的核心人物，並通過一係列人事安排與製度設計強化了中央的控製，有力削弱了昭義割據自立的基礎。同時又在《平潞州德音》中宣布：“用兵已來，劉稹所招收團練、官健，放歸營生。”[74]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遣散範圍僅限於戰爭中劉稹新征募的兵士，並未徹底改變昭義的軍事結構。這批劉氏親軍之後的命運在傳世典籍中幾無所載，但借助於新刊布的墓誌，已可窺見一斑，典型者可舉出李文益、高元郾兩人。李文益終官昭義軍洺州防城使，其為上黨長子縣人，曾祖、祖、父三代皆未仕。
元和末年，從事戎津，職司禁禦凡三年。幹略自能，搢紳有則。至大和初，彭城相國擢以精核，轉遷節度逐要，領故關、西□兩傳舍共八載。匪懈恪勤，又改知屯留漕碾。再移寒暑，英聲廣著。又改補鹽鐵，淬貳轉輸，不闕課利。[75]
李文益雖是昭義本地人，元和末曾任職長安，大和初，為劉從諫所招募，曆任鎮內中下級官吏，頗具吏幹。因此當劉稹覆滅後，李文益不但未受處分，反而被擢升，“以時會昌末年，範陽司空署洺州防城十將兼賊曹掾”，範陽司空即指唐廷所命負責昭義善後的節度使盧鈞。大中五年（851）進一步遷為洺州防城使，至大中六年（852）卒於任。
如果說，李文益之前所任不過是傳舍、漕碾、鹽鐵等吏職，非劉氏昭義中的要角，為唐廷所留用並不足為奇，那麽高元郾的身份則顯赫得多。高元郾出身將門，其曾伯祖便是元和初平定西川劉辟之亂的禁軍名將高崇文，伯祖高霞寓、堂伯祖高承簡、堂叔祖高承恭、親叔祖高霞寔，“一家兄弟叔侄子父五人，皆領雄藩”[76]，是中唐著名的武將家族。高元郾“以累代節製之後，不墜弓裘，自弱冠即習武略，故昭義節度使、檢校太師、平章事沛國劉公好奇，聞侍禦有韜鈐武略，遂命使賚金帛車馬就滑台邀之”。據此高元郾本仕於滑州義成軍[77]，為劉從諫重金禮聘而至[78]，深受信用，“遂署衙門之將，總帳下之兵”。高元郾移居昭義後，迅速融入了昭義鎮內的軍將網絡，其女高氏嫁給故昭義軍左廂都押衙徐克中之子徐唐夫。如高元郾這樣的流寓之士通過婚姻等手段完成在地化，並進入劉氏昭義的統治核心，並非孤例。如會昌之役中投降唐廷的牙將李丕，“頃歲寓遊上黨，與主公素未相知”，借助劉從諫親信郭誼的黨援，得以仕於昭義，並與郭家結成秦晉之好，“十三叔翦拂提攜，遂叨右職，尋蒙見哀羈旅，申以婚姻”[79]。事實上，中晚唐各藩鎮中的外來者通過婚姻等手段迅速融入地方社會是極為普遍的現象，如果將其與同時發生的士大夫遷居兩京的潮流相比照，則可注意到，士族盡管定居於兩京，漸次脫離鄉裏，但依然大體保持了原有的通婚圈。可以說前者通過融入本土來構築認同，後者則借助存異以維係門第不墜，看似相反的行動背後反映的是不同社會階層間的文化差異。而直至墓誌撰文的大中八年，高元郾仍任昭義軍親騎兵馬使兼押衙，並未遭到清算，繼續在昭義軍中占據要津。[80]
由此可見李德裕在會昌伐叛成功後，雖然較之以往采取了更為淩厲的手段清洗劉稹餘黨。在此之後，晚唐曆任昭義節帥皆由朝廷派遣的文臣出任，消除了節帥跋扈自立的隱患，但從李文益、徐唐夫妻高氏墓誌透露的情況來看[81]，李德裕的善後舉措也未能真正改變昭義軍隊的構造。因此，我們可以注意晚唐昭義軍雖未再出現如劉氏父子那樣割據自立的現象，但朝廷選任的文臣節帥往往難以彈壓鎮內的驕兵悍將，因此出現了藩鎮內部頻繁發生兵變的新特征。
這一特征在會昌伐叛後首任昭義節度使盧鈞任上便已顯現，盧鈞素有能名，在嶺南、山南東道節度使任上清正廉潔、治績突出，故朝廷在決意討伐劉稹後，提前發表其為新任昭義節度使，“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82]。唐廷早早選定善於撫綏的盧鈞出鎮昭義，蓋是“以昭義乘僣侈之餘，非廉簡無以革弊；當掊克之後，非惠和無以安人”[83]，希望借此穩定亂後人心，實現平穩的權力過渡。劉稹授首後，唐廷立刻下詔“昭義五州給複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84]，安撫民心。肩負重任的盧鈞入潞之後，處置不可謂不謹慎，特別是李德裕計劃進一步株連劉氏黨羽時，“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85]，雖未獲從，但表達出新任節帥寬厚的政治姿態，以安反側。孰料未滿一年，當朝廷計劃征發昭義步騎二千戍振武時，“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噪，鈞奔潞城以避之”[86]，揭開了之後昭義兵亂頻繁發生的序幕，盧鈞被寄予厚望的昭義節度使生涯剛剛開始便宣告結束，召還朝廷，“拜戶部侍郎、判度支”[87]，而高湜的被逐不過是這一係列反複上演戲碼中的一幕。
墓誌雲“劉廣不知何人也，來自薊門，客於山北”，指出劉廣並非昭義本地人，來自幽州，從時間上推測，當在劉稹覆亡後才輾轉進入昭義軍，漸次獲得擢升。[88]這與之前高元郾的例子一樣，皆可證明藩鎮軍隊的來源並不是地域性、封閉式的，在唐廷與藩鎮、藩鎮與藩鎮之間往往存在著人員流動。[89]昭義鎮特別是劉氏家族主政時期，估計有積極從北方招募出身胡族將士的傳統，如會昌伐叛後被殺的安全慶、平定劉廣之亂的安文祐，下文述及的康良佺及何弘敬墓誌中提到的昭義將領安玉[90]，大約皆是粟特後裔。[91]又如“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引鐵騎黃頭郎救之”[92]，皆顯示出昭義軍隊多元的構成。盡管劉稹覆滅後，出掌昭義的文官節度使不會再刻意羅致，但傳統並不會驟然中斷，北方失意的軍人循著慣性南下昭義尋求出路[93]，劉廣或許便是其中之一。當然外來的軍將要融入昭義軍已有的網絡，則要如高元郾一樣經過“在地化”的過程，劉廣“常寓食將卒之家”，可知其與昭義軍中的將士往來頻繁，關係密切，這為他以劉稹之族的名義煽動叛亂創造了條件。
那麽如何來理解在劉氏昭義覆亡三十餘年後，劉廣依舊能以劉稹族裔的名義煽動起事。事實上，劉稹的親族在會昌伐叛過程中經過郭誼、李德裕的兩次屠戮，幾無孑遺，而上文所論“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這一支持劉氏昭義的核心力量，雖未能被李德裕徹底清洗，但經曆了時間的淘洗，至此時恐怕大都已漸次凋零。因此，劉廣之亂並不能被視為昭義軍中劉稹餘部或親劉稹勢力的一次起事，參與其事者大都與劉廣本人一樣，與劉稹並無直接瓜葛。這證明了劉稹這一政治符號在劉氏昭義覆亡三十餘年後仍頗具煽動性，足以引起將士的共鳴，激發變亂。這無疑暗示了在會昌伐叛取得勝利之後，唐廷對昭義的統治遠稱不上成功。
劉悟本係李師道部將，因殺李師道投唐而被授予義成軍節度使，得據昭義本出偶然，是穆宗繼位後倉促調整一係列藩鎮節帥的結果。因此其鎮澤潞，所仰仗者僅是從鄆州帶來的軍隊，“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為親兵”[94]，直到劉從諫欲承襲昭義時，“惟鄆兵二千同謀”[95]，統治基礎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劉氏家族對於昭義而言，亦屬於外來的統治者。
劉氏家族在昭義統治的鞏固，大約要歸功於劉從諫的經營：“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96]盡管劉悟時已出現了“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的局麵[97]，但至劉從諫時，一方麵改弦易轍，以寬厚的姿態團結昭義內部，另一方麵則繼續招降納叛，“從諫誌在猖狂，招致亡命，逆人親黨，遊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98]。李商隱《為濮陽公與劉稹書》對此有更詳盡的描述：“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傅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梁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為牆藩，托以為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況太傅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99]劉從諫統治的近二十年間，清洗昭義舊部中桀驁難製者的同時[100]，又積極擴充自身的實力[101]，改變了昭義軍的構成，鎮內將領多受其恩惠，整合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完成了劉氏政權的在地化。
（劉）從諫妻裴氏。初，（劉）稹拒命，裴氏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為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為托，故悲不能已也。”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誌益堅。[102]
裴氏所言正反映劉氏父子與軍將之間膠固相結的關係。因此至會昌伐叛時，“劉從諫近招致將士”已足以和“鄆州舊將校子孫”並提，共同構成了劉氏昭義的支柱。
會昌伐叛後唐廷的善後處置成功清除了劉氏家族及其親信，與此同時，也斬斷了劉氏昭義時期節帥與軍將間親黨膠固的關係，在此之後確實再未出現昭義節度使擁兵自重的局麵，從這一層麵而言，李德裕的善後舉措已達成目標，扭轉了昭義“河朔化”的傾向。但正如上文所論，唐廷的清洗並無力真正改變昭義的軍隊構成，昭義鎮內的兵士失去了強悍有力的節帥約束後，反倒成為新的不穩定因素。當然這些驕兵悍將實際上並無如劉氏那樣割據自立的野心，頻頻起事，驅逐節帥，所欲滿足者不過是自身經濟利益等方麵的要求。這種在中晚唐各藩鎮內部爆發頻度越來越高的低烈度動亂，不妨命名為“經濟性騷亂”[103]，這與中唐時代，河朔藩鎮圍繞著自立地位這一明確政治目標與朝廷發生的連年戰爭有著本質的不同，後者或許可稱為“政治性反叛”[104]。劉廣之亂雖以劉稹之族為號召，但與劉氏昭義仿效河朔割據、試圖子孫相襲不同，本質上仍是一場“經濟性騷亂”。“是時，潞土阻饑，賦入逋負者太半。高公雖無闕政，而士卒月儲、歲衣往往不足，以是乘其時而動。”昭義為何從劉稹時“畜兵十萬，粟支十年”“府中財貨尚山積”[105]，轉而陷入“士卒月儲、歲衣往往不足”的困窘，這與誌在割據的節帥往往采取聚斂境內以給賜軍士，進而獲取擁戴的贖買策略有關：
（劉從諫）性奢侈，飾居室輿馬。無遠略，善貿易之算。徙長子道入潞，歲榷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收緡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遝貪，責子貸錢，吏不應命，即訴於從諫。[106]
上文所引李文益墓誌雲其“改補鹽鐵，淬貳轉輸，不闕課利”，承擔的便是相關職任。[107]劉從諫盤剝商人、聚斂財富所得[108]，除了滿足自己享樂所需外，主體當用於犒賞兵士，維係軍將對其統治的向心力。比較一下劉廣逐出高湜後，立刻“橫斂以給軍士”，邀買人心，所為與劉從諫別無二致。除此之外，昭義順地化後，無疑要輸送更多的財賦給中央，如平定劉稹後，時任河中、潞州兩道節度並行營攻討監軍使似先義逸，立刻“以其軍實億萬上獻”[109]。而當時朝廷委任的文官節度使，“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朝廷亦因而甄獎”。所謂“羨餘”則來自克扣部下，“停廢將士，減削衣糧”[110]，這股風氣或許也刮到了會昌平叛後的昭義軍中。
由此可見，劉稹之族的身份之所以在昭義軍中仍具有號召力，恐非基於某種政治或道義上的權威，而是懷念劉氏昭義時期享用豐厚給賜的滋潤生活。[111]自劉氏割據時代舉全鎮之力供奉軍隊後，昭義軍逐漸“驕兵化”，轉變為依賴豐厚給賜維係忠誠的自利群體[112]，與李抱玉、李抱真時代盡忠朝廷、抗衡河朔的麵貌已迥然不同。因此，會昌伐叛後的一係列善後舉措，雖然遏製了節帥自立的傾向，但並無法改變昭義“驕兵化”的既成事實。[113]上文所論盧鈞接任之後，軍士拒絕北戍振武，迫大將李文矩為帥，其實也是一個驕兵自利的典型案例。此後，朝廷所命文官出身的節度使，不過將昭義視為曆官遷轉中的一站，與在地化的昭義軍將氣類不同，頗有文化隔閡。如在鹹通四年（863）昭義軍亂中被殺的沈詢，素以風姿為時人稱許：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製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遊仙詩》雲：“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114]
這位被目為“玉筍班”的翩翩佳公子雖據聞“為政簡易，性本恬和”，但恐怕不會如劉氏統治時期那樣注重保障軍士利益，刻意籠絡。時人胡曾《謝賜錢啟》中對文官節度使的描述，大約頗符合沈詢的作為：“山東藩鎮，江表節廉，悉用豎儒，皆除迂吏。胸襟齷齪，情誌荒唐。入則粉黛繞身，出則歌鍾盈耳。”[115]沈詢的死因有些特殊：其奴歸秦因與侍婢私通，懼事暴露，陰結牙將作亂[116]。不過如歸秦這樣的微賤小人便能說動牙軍，沈詢與部下的關係恐怕本來便有嫌隙。除了節帥與將士之間的隔膜，劉氏昭義時期，文武僚佐皆劉悟、劉從諫父子一手羅致，親黨膠固，之後在朝廷派遣文臣節帥的治下，文職僚佐如李裔之輩皆為節帥選辟，或出身世家，幕職之任不過是他們應付守選的回旋之地[117]，而軍將則多是昭義本地人，世代從軍，文武之間氣類迥異，分途之勢已成。[118]在此背景下，劉稹便成了將士們懷念“美好過去”的象征，進而成為劉廣起事的機緣，但昭義軍將所懷念的不過是既往以滿足驕兵欲壑為中心的統治方式，非有效仿河朔故事的野心。
在驅逐高湜，控製昭義之後，劉廣最初的期待是朝廷能接受這一既成事實，授予節鉞，而非割據自立。此時，唐廷采取了常用的拖延任命、靜觀其變的策略。在此背景下，出身當朝顯宦家族的李裔便成了亂兵眼中合適的溝通朝廷與昭義的中間人：“莫若縻一二從事，以覬朝廷信恕，遂自擁眾請君，且以露刃脅之。”雖然墓誌中稱李裔的所作所為皆是受亂軍脅迫，並一直伺機反正，但無疑他在劉廣盤踞昭義期間扮演了相當活躍的角色：“君常密畫覆廣之計，未有以發。會此強逼，既不可規免，且思用其寵而諧其誌，乃若喜於邀辟，欣然從命。始以墜馬傷足為辭，後乃乘輿趨府臨事，勤畏如初。”因此在亂平後，李裔亦受到牽連，被貶為隨州司馬。其父李福時領山南東道，隨州恰在其治下，可謂不幸中的大幸。孰料半年多後，王仙芝攻破隨州，李裔死於任上[119]，兩年多後才得以最終歸葬長安。
作為高級官僚的子弟，李裔對長安朝廷的政治運作規則自然頗為諳熟，如果墓誌所言不虛，那麽正是由於李裔的勸諫，使得劉廣放棄了出兵澤州，主動挑起戰爭的計劃，從而將驅逐高湜的行動限定在“經濟性騷亂”範圍之內。
天井關位於澤州南四十五裏太行山頂，“寇堞星聯，建瓴之勢，萬夫莫仰”，當從山西進出河南平原的要衝，同時也是昭義南部的門戶。[120]會昌伐叛時，唐廷與昭義雙方曾圍繞此地進行了激烈的爭奪。起初劉稹占據上風，“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屯兵天井下，連戰不捷，疾悸求解”，薛茂卿科鬥寨之捷後，洛陽震動[121]，“天井下臨覃懷，勢逼河洛。衣冠士庶，莫不惶駭。奸謀訛言，亟生恟動”。而唐軍一旦攻克天井關，澤州便失去了屏障，“天井下臨高平郡，俯視如蟻，走塵炊煙，無所逃隱，賊眾遊騎，投礫可及。自是狡穴妖巢，不複自守”[122]。正是在平定劉稹後，唐廷將澤州轉隸河陽節度：“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複憂矣。”[123]李德裕此舉無疑是為了削弱昭義的實力，使其無法再次對洛陽構成威脅。[124]而澤州作為昭義舊屬，兩地仍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傳遞舊卒所獻之計在軍事上或頗具可行性[125]，但此計違背了藩鎮與唐廷間的政治默契，一旦付諸實施，將使劉廣之亂升級為真正意義上的叛亂。這一政治默契的實質便是確定“經濟性騷亂”與“政治性反叛”的界限，此處可以與劉稹之亂作一比較：
（劉稹）居喪求襲，阻命專權，數遣亂軍，侵軼鄰境。比者河陽、晉絳，未有重兵，侵犯顏行，屢焚廬舍。又疆場之吏，收得彼管簿書，皆呼官軍為賊，來即痛殺，可謂悖言肆口，逆節滔天。[126]
劉稹主動進攻鄰鎮，公開與官軍為敵，是他後來被目為叛臣的重要依據[127]，其實這本非劉稹本意。按照王協的謀劃，“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128]。所謂寶曆年樣，即指效仿劉從諫襲位的故事，比照唐廷既往與河朔藩鎮達成的政治默契，求取唐廷諒解：
時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為請，敬宗乃以晉王為節度大使，詔（劉）從諫主留事，起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晉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相望，未幾，拜節度使。[129]
寶曆元年八月，劉悟暴疾而亡後，劉從諫通過賄賂朝臣宦官，求取旌節。唐廷經過猶豫之後，於是年十二月以親王遙領作為過渡，命劉從諫為留後，至二年四月正授節鉞。[130]劉稹最初便欲仿這一先例，“潞府請以親王遙領，令稹權知兵馬事”[131]。但在李德裕的堅持下[132]，唐廷堅拒其請。
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即使同名為親王遙領，在具體運作的過程中，順地與強藩的表現似仍有相當的不同。以昭義前後期的不同形態而論，上文所引高湜撰崔縝墓誌所署結銜為“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潞磁邢洺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可知高湜盡管已出鎮兩年多，但節度使仍由親王遙領，亦符合《新唐書·百官誌》所雲“有持節為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者，正節度也”的製度[133]。而強藩的形態大都先以軍中所推舉的留後身份權知軍政事務[134]，稍作過渡，數月後唐廷便正授節鉞。進而我們可以注意到在謀求節鉞過程中，藩鎮與唐廷間的一係列隱藏在禮儀性往來背後的博弈：“先是河朔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135]同時在這一往複的過程中，原駐鎮內的監軍與朝廷派遣的中使如何向皇帝稟報鎮內的動向[136]，則成為唐廷決定是否接受既成事實的關鍵，以下以會昌伐叛過程中發生的太原楊弁之亂為例略作分梳。
楊弁借河東鎮內對北戍榆社的不滿，煽動起事，驅逐河東節度使李石。由於當時唐廷仍在全力會攻昭義，河東的後院起火，引起了朝野**。河東監軍呂義忠遣使入奏，盡管呂義忠具體所言史文缺載，不過從聽取匯報後，朝臣“或言兩地皆應罷兵”來看，呂義忠大約主張息事寧人。於是“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強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馬元實接受楊弁賄賂後，為之美言，誇大亂兵的實力，力勸武宗授予旌節。幸賴李德裕嚴詞駁斥，朝廷才下決心討伐。聽聞這一消息之後，駐守榆社的河東軍“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自行平定了動亂。[137]從這一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王協所謂“嚴奉監軍，厚遺敕使”的奧秘所在，而劉稹起初也是通過昭義監軍崔士康自請節鉞的。[138]
是否出兵襲擾鄰鎮作為區隔“經濟性騷亂”與“政治性反叛”的界限，則成為事態是否會進一步激化的關鍵。正因如此，會昌伐叛之初，昭義將領薛茂卿雖然大敗河陽方麵的唐軍，“破科鬥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兵臨懷州城下，卻因“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甚至大捷之後，薛茂卿不但未獲封賞，反而因“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的讒言招致劉稹猜忌，最終欲投降唐軍不果而被殺。[139]此事典型地反映了劉稹舉兵時首鼠兩端的心態。而楊弁在太原起事後，曾試圖與劉稹聯合，亦遭昭義軍中反對，雲“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甚至進而“使康良佺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140]，主動攻擊河東叛軍，示好朝廷。可知即使到最後，劉稹亦不敢與唐廷徹底決裂。
元和中興之後，在唐廷與藩鎮公認的政治默契中，除允許河朔藩鎮自相承襲外，其他藩鎮再欲效仿河朔故事，追求自立而發動“政治性反叛”已不再有獲得赦宥的機會，這也是李德裕在會昌之役中獲得河朔藩鎮出兵協助平叛的依據所在。[141]由此可見，劉廣一旦出兵河陽，其性質就從“經濟性騷亂”轉變為“政治性反叛”，前者尚能為唐廷所含容，後者則被視為叛逆。因此李裔所主張的“恭順以俟朝旨”，雖然使劉廣放棄在軍事上獲取主動的機會，但更符合當時普遍公認的政治邏輯。
最終，唐廷的拖延戰術起到了效果[142]，在李係率軍兵臨城下的外部壓力下[143]，昭義內部發生變亂：“安文祐時任軍候，紀綱心膂，鹹總統之。是夕，遂梟廣首擲城外。”牙將安文祐誅殺劉廣，歸順唐廷。但值得注意的是，唐廷雖犒賞安文祐之功，加官晉爵，“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144]，實際上將其調離了昭義軍。誌文中所謂“護軍中貴人與軍吏鹹請君知留事，始入治所，遽命擒前傳遞卒，仗煞之”，則是在劉廣被殺後的權力真空期，監軍崔士康與昭義鎮內或曾有策動李裔為留後的謀劃，但最終未獲唐廷允準。唐廷“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為昭義節度使”[145]，維持了以朝官出外為昭義節度使的舊例，隻是大約懲於高湜以文臣失馭的前車之鑒，改委禁軍將領曹翔出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