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見史料中對鹹通中期以降昭義軍節度使人選的記載舛誤猶多，盡管吳廷燮《唐方鎮年表》據《資治通鑒》記鹹通五年（864）正月以李玭取代被刺的沈詢為昭義軍節度使條後，先後羅列了盧匡、高湜、張彥遠、高湜四任節帥[28]，其中高湜兩鎮昭義，但可靠的記載不過以下數條，且缺乏明確的係年：
（高湜）鹹通末，為禮部侍郎。時士多由權要幹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於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為昭義節度使，為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29]
（高）湜出鎮澤潞，奏為節度副使。入為殿中侍禦史。李蔚鎮襄陽，辟為掌書記。湜再鎮澤潞，複為副使。[30]
至於盧匡、張彥遠兩人，並無確實依據，皆據《尚書故實》推定：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尚書匡寶惜有年。公致書借之不得，雲：“隻可就看，未嚐借人也。”公除潞州，旌節在途，才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書。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雲：“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公，韓太衝外孫也。[38]
山北係昭義代稱，此為盧匡嚐曆澤潞的依據。由於《尚書故實》一書係李綽記賓護尚書河東張公談話而成，故四庫館臣認為公乃張尚書自稱，《提要》雲：“觀其言賓護移知廣陵，又言公除潞州旌節，則必嚐為揚州刺史、昭義節度使者。”[39]吳廷燮當受此說影響，以為張彥遠也曾曆澤潞。事實上，書中的賓護尚書河東張公究竟係何人，學界並無定論，餘嘉錫以“賓護”為尚書河東張公之字，考其為張彥遠諸兄弟[40]，近年陶敏指出“賓護”代指太子賓客，係官名，複考其為張彥遠[41]，但兩說都缺乏充分的書證。
另一方麵，引文中的“公”是否確指河東張公其實也存在相當疑問，《尚書故實》中此則，通行文本即有三種，除了前引之外，《太平廣記》卷二〇九引錄《尚書故實》雲：
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雲：“隻可就看，未嚐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才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雲：“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公，韓太仲外孫也。[42]
前引《尚書故實》中三處“公”字，《太平廣記》引文第一處作“盧公”、後兩處作“盧”[43]，若此則故事由兩位盧姓主人公演繹，並無張公出場。[44]今本《劉賓客嘉話錄》真偽摻雜，竄入多條《尚書故實》文字，而其中亦有此則：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盧公尚書寶惜有年矣。張賓獲致書借之不得，雲：“隻可就看，未嚐借人也。”盧公除潞州，旌節在途，才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雲：“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45]
竄入《劉賓客嘉話錄》這一則文字雖誤“護”為“獲”，但來源甚早，宋人編錄《紺珠集》《類說》時皆已引錄，《說郛》本亦出於此。辨析這三種文本，以《劉賓客嘉話錄》所引文意完足，雖自宋代便竄入《劉賓客嘉話錄》，但仍保存了較為原始的文本麵貌。[46]據此嚐出鎮昭義者僅盧匡，與張賓護無幹。
盧匡見於郎官石柱題名“司封郎中”“吏部郎中”條下[47]，《舊唐書·懿宗紀》鹹通八年（867）有吏部侍郎盧匡[48]，《桂林風土記》“拜表亭”下雲“前政山北盧尚書匡添建置”，則其鎮昭義前嚐曆桂管[49]，《寶刻類編》卷六著錄會昌五年（845）盧匡書《修文宣王廟碑》《修文宣王廟記》[50]，知其本人亦善書法，其外祖父即著名的畫家韓滉。考其經曆，活躍於武宗、宣宗、懿宗各朝，不過《尚書故實》並未記載盧匡出鎮昭義的具體時間，吳廷燮係於鹹通中後期乃屬以己意推測，新見昭義軍將李文益墓誌雲“大中五年，範陽尚書遷洺州防城使”[51]，疑誌文中的範陽尚書即指盧匡，則盧匡出鎮昭義在宣宗朝。因此，鹹通五年至乾符初，昭義軍確切可考的節帥實際上僅高湜一人。
幸而借助出土墓誌，我們已可以確定高湜出鎮昭義的具體時間。上文所引高彬墓誌明確記載：“鹹通十五年春，尚書公出鎮潞州。”[52]至於高湜因劉廣之亂被貶離開昭義的時間，傳世文獻中有兩說，《資治通鑒》係其事於乾符二年十月，《新唐書》係於乾符四年（877）閏二月[53]，學者以信從《資治通鑒》者居多。[54]但現據墓誌資料，可知當以《新唐書》為正，高湜兄高瀚妻崔縝葬於乾符三年（876）二月二十四日，誌文由高湜親撰，署“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潞磁邢洺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禦史大夫上柱國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高湜纂”[55]，可知高湜乾符三年初仍在潞州任上。其子高彬卒於乾符四年七月，時高湜已遭貶為□崖郡司馬，其妻陳氏正是受此刺激病情加重，“殆至委頓”。高彬因服侍湯藥，操勞過度而染疾去世，則事當在此前不久。
李裔墓誌雲“到職半歲，值劉廣亂”，則其至昭義赴任的時間約在乾符三年下半年。至於高湜為何會選辟李裔為支使，而李裔在未赴杜慆義成軍僚佐之任後，為何最終接受高湜的征辟，前往潞州，目前我們尚無直接的史料可以證實兩家之間的政治聯係。但若仔細觀察，我們可以注意到兩家在文化取向上有一些相近之處，高湜、李裔兩家都是因進士科第得以在中晚唐政治中嶄露頭角，但有意思的是當這兩家因科舉而躋身於清流之列後，其第二、三代成員卻與科舉保持了微妙的距離。上文已提及李裔“以仲兄屈於名場，年甫壯歲，方舍誌業筮仕”，選擇以門蔭入仕。而高彬墓誌則雲，“自長兄柷舉進士，府君以時風寢薄，□仲有同趨詞壤，求一第，或致縉紳間異論，遂堅請於尚書公，願以門蔭筮仕，俸錢為婚娶之資，選授蘇州華亭縣尉”[56]，同樣選擇了門蔭入仕。如果說高湜兄高瀚“二十從鄉賦，凡六就春官試，屬時宰有薄進士者，尤恚公卿子弟用是進，亟言於武宗皇帝，主司惴不敢第”[57]，因李德裕厭惡進士浮華而久不售，被迫另謀出路，那麽至高彬、李裔時，政治氣候早已發生變化，他們的選擇有更多的主動色彩。此外，高湜主持鹹通十二年科考時，所取四十人中盡管有十五人係路岩請托，但榜內孤貧有才名者有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三人，如公乘億已垂三十舉不第[58]，一時轟動海內。中晚唐進士取士過程中“子弟”與“孤寒”之爭，與當時政治中的黨派分野、人事安排有著密切的關聯[59]，高湜、李裔兩家對於進士詞科似乎有著接近的立場。